早期文學敘事發展的價值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早期文學敘事發展的價值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六期

［摘要］

滯后于史學敘事和哲學敘事，作為殿軍的文學敘事孕育于戰國晚期，并且呈現出不同于前二者的文化意識和主體思維。現存宋玉賦作通過文學虛構、主客問答以及敘事諸元素的有意處理，成為展現早期文學敘事的核心文本，其真偽爭議則印證了文學敘事產生的時代復雜性。宋玉賦作一方面開啟了以辭賦表現文學敘事的先河，另一方面直接影響著兩漢以來的文學敘事形態，由此彰顯出對早期文學敘事發展的獨特價值，展示出了非凡的文學史意義。

［關鍵詞］

宋玉；辭賦；文學敘事

一、文學敘事的界域及其時代性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其根源可追溯至先秦時代。據《易經•賁卦》彖辭：“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穎達如此闡釋：“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此賁卦之象”“‘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①自有文字以來，先秦文化就似乎以一種文、史、哲融匯與共的姿態表現于元典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先秦文、史、哲雖不分家，但其表達精神和內涵的方式卻各不相同，并且展示出不盡一致的人文主旨。對此，戰國士人已察其端倪。《莊子•天下》即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②即便是面對同一知識領域乃至同根同源的學術，思想家亦試圖有意加以區分和研判。《韓非子•顯學》云：“孔、墨之后，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后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③盡管這樣，讓先秦元典各自歸屬于比較清晰的學科門類，還有待于漢代以來學者們的積極努力。劉歆《七略》始將天下經籍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等六種。荀勗《新簿》則以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④以目錄學著作為依據，文、史、哲三足鼎立的學術體系及其各自較為明顯的界域最終得以形成。

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從混沌抑或兼容到一分為三，事實上證明了古人對于天下文獻及其所謂道術的認識日漸清晰。而履霜之漸，絕非一朝一夕。回顧上述過程，其中難以回避一個易被世人忽視的命題：文、史、哲三者最初是同時孕生，抑或是有先有后？根據邏輯常識和前賢論證，我們不得不拋棄前一種觀點。與此相關，倘若我們肯定后一種觀點，那么文、史、哲究竟孰先孰后？程水金先生研究得出：“先秦散文在思維模式上也有一條明顯的發展線索。從既無因果聯系，又非相似聯系的原始思維，到以時間為參照系的時間———因果思維，再到以時空結構作為參照系的時空———相似思維，遵循著人類思維從混沌到有序的發展規律。”①檢讀元典，程氏所言不無道理。畢竟，先秦散文可大致視為神話傳說、歷史散文以及哲理散文的前后邏輯序列。而《漢書•藝文志》指出：“春秋之后，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②由此筆者以為：先秦時代可前后大致劃分為史學、哲學、文學等三種文化本位，在大多數情況下，后一種文化本位往往涵括并且利用前一種文化本位，由此呈現出一種繼往開來的發展態勢。考察先秦文化的時代嬗變，最先記載人類文明的書面材料，當是史學本位時代的記事，其文化意識在于如實地陳述社會歷史，并且藉此彰顯出懲惡揚善的價值功能。史學本位時代稍后，正是以諸子百家為社會主體的哲學本位時代，期間造就了為數眾多的說理性著作，其文化意識在于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闡釋哲學思想，其中不乏運用寓言來偽托記事。文學即人學。史學本位時代的歷史記事，哲學本位時代的諸子說理，均不是由個體意識主導所致的純文學產品，直至戰國末期，以屈宋辭賦作為開山之作，文學本位時代才終于到來。③在主體思維逐步走向復雜和成熟的過程中，無論是處于史學、哲學還是文學本位階段，不同元典都需要多種表達方式來彰顯其人文價值。這里，敘述、議論、抒情、描寫等一切后世常用的表達方式，都曾在元典中發揮過積極作用。上古漢語及其修辭手法的普遍應用，從側面印證了先秦典籍的語言張力。

換句話說，“敘述”不過是元典的某些表達方式之一，某種文本寫作特別是記敘文本創作的基本手法。從現實性講，各類文本和文體都可以程度不同、輕重不等地使用“敘述”手法，即便是說理性文本，同樣離不開它來交代背景、組合材料以及闡明內容等。而作為某種行為活動的“記敘”，意謂用書面文字把事情的前后經過記錄下來，其基本特點表現為陳述“過程”，亦即人物活動的過程，事物發生、發展、變化的過程，也就是前因后果、來龍去脈等等，構成了“敘述”應該包括的內容。以具體人物及其事件而不是某種抽象的客觀實在為內容，“敘事”遂成為“敘述”表達方式和“記敘”行為活動的綜合體，故事性文本應運而生，文、史、哲及其文化意識無不用之，盡管其使用程度不同、輕重不等。④誠然，史學文本往往使用“敘事”最多，故事性比較突出，文學、哲學文本次之。而如前所述，因為史學從時代本位上早于哲學和文學，那么史學敘事亦當早于哲學敘事，文學敘事則更晚之。所謂文學敘事，其實是在個體意識主導之下，在純文學創作時代來臨之際，以語言文字為工具來形象地反映社會現實、表現作家情感和心靈世界的藝術性敘事。與史學追求的“真”和哲學追求的“善”不盡相同，文學敘事應該追求無功利性的“美”，社會性、形象性和情感性不失為展示其藝術價值的重要尺度。文學敘事不可與敘事文學等同，盡管敘事文學作品中蘊含著豐富的文學敘事。因為從時代上看，文學敘事必然早于敘事文學的誕生。從表現上說，文學敘事往往是在文學本位時代來臨之后，作為一種敘事內容呈展于文學作品之中，敘事文學則除了具備上述特征，還在文體方面展示出鮮明的敘事模式和藝術特征。通觀周秦之際的文化生態，歷史散文和諸子散文分別演繹著史學敘事與哲學敘事，辭賦則不失為文學敘事的最初形態，屈原作品可謂其嚆矢。日本學者清水茂即認為，賦體文學的人事、景物都帶有些虛構部分，“在中國戲劇、小說還沒發達之前，虛構文學是由辭賦擔任的”⑤。這里所謂“虛構文學”，其內涵可與“文學敘事”相互參證，其遠祖可追溯至屈宋辭賦。據筆者考察，滯后于史學敘事和哲學敘事，作為殿軍的文學敘事孕育于戰國晚期，并且呈現出不同于前二者的文化意識和主題思維，宋玉賦作正是現存早期文學敘事的重要載體。

二、宋玉賦作及其文學敘事特質

有關宋玉著述的真偽之辨，學界可謂異說紛紜。作為現存最古、最完整的史志目錄，《漢書•藝文志》曾著錄“宋玉賦十六篇”①。《隋書•經籍志》則著錄“宋玉子一卷、錄一卷，楚大夫宋玉撰”②。而考察歷代典籍，漢王逸注《楚辭章句》、南朝蕭統編《文選》、唐人編《古文苑》、宋陳仁子編《文選補遺》、明人輯《宋玉集》、清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均收錄署名為宋玉之作數量不等，足見其傳世作品不止一種。盡管如此，許多學者只承認《九辯》為宋玉所作。經吳廣平先生詳細考證，現存宋玉作品應該有：“《楚辭章句》所收的《九辯》、《招魂》兩篇，《文選》所收的《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對楚王問》五篇，《古文苑》所收的《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五篇，《文選補遺》所收的《微詠賦》，加上銀雀山出土的《御賦》，共十四篇。”③宋玉賦作的真偽爭議，從側面印證了文學敘事產生的時代復雜性。

文學敘事產生于何時？不少學者認為應該晚于兩漢，或者可能是六朝，甚至是以傳奇為文言小說之成熟標志的唐代。如此種種，其共同點在于把文學敘事等同于以文言小說為主要形態的敘事文學。而事實上，當文言小說的萌芽、孕育乃至發生、發展尚未與中國史學敘事傳統得以完全厘清之際，文學敘事本身最容易成為一筆糊涂賬。現存宋玉賦作之所以難以得到某些學者的認同，其中一個隱性的因素，恐怕是這些作品給人以不合時宜的錯覺。換句話說，他們認為上述大部分賦作，不應與屈原處于同一時代，而是應該更晚。這種不合時宜的閱讀錯覺一旦產生，思維便會引導著人們去尋找相關的證據以辨其偽。事實是，以宋玉賦作為典型案例，文學敘事一方面基于史學敘事和哲學敘事的文化意識及其經驗積累，另一方面不失為個體文學創作大背景下的時代產物。這就是說：其一，作為“敘述”表達方式和“記敘”行為活動的綜合，敘事亦即講故事尤其得益于早期史學敘事傳統譬如《左傳》等，文學敘事從中汲取了天然營養。其二，同樣是作為“敘述”表達方式和“記敘”行為活動的綜合，敘事還得益于先秦諸子寓言傳統譬如《莊子》等，文學敘事從中吸收了理性思辨及其偽托手法。其三，文學敘事既不是對史學實錄及其懲惡揚善精神的摹寫，亦不同于哲學闡釋以及為此而虛構故事，而是以生動的感性的個人為主體，以社會和人生為觀照對象，淵源于復雜的前賦文化卻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之，終成以言志和抒情為宗旨的故事性文本。緣此，晚于史學敘事和哲學敘事，文學敘事應產生于屈原以及個體文學時代的宏觀效應。作為屈賦的繼承者，宋玉多篇賦作以一種特殊的文學敘事群文本呈現于世，彰顯出了不同于史學敘事和哲學敘事的時代魅力。

檢讀現存宋玉賦作，其《風賦》記敘宋玉與景差共侍楚襄王游于蘭臺之宮，繼而圍繞著楚襄王與宋玉的四次問答來陳述風的發生過程和各種態勢，通過對比王公貴族與黎民百姓的生活反差，諷諫楚王務戒驕奢，其“命意造語，皆入神境”④，“古來繪風手，莫如宋玉雌雄之論”⑤。其《高唐賦》、《神女賦》都是以神話傳說為題材的寫景言情之作，文本分別通過記敘楚懷王、楚襄王游獵云夢而夢遇巫山高唐神女的故事，前者“始敘云氣之婀娜，以至山水之嵌巖激薄，猛獸、麟蟲、林木、詭怪；以至觀側之厎平，芳草、飛禽、神仙、禱祠、謳歌、田獵，匪不畢陳；而終之以規諫。形容迫似，宛肖丹青”⑥，后者亦“深婉而溜亮，說情態入微，真是神來之文，非雕飾者所能至”⑦，展示出不同于《九歌》氣質的人神之戀。其《登徒子好色賦》記敘登徒子侍于楚王而短宋玉好色，繼而宋玉針對這種無端誣陷進行巧妙辯解和有力反擊，所謂“假以為辭，諷于淫”⑧，全賦不僅“情致滑稽，語言幽默，諷刺辛辣，諧趣橫生”，而且“成功地塑造了東家之子和登徒子兩個人物形象”⑨，洋溢著文學的質感。其《對楚王問》記敘楚襄王責問宋玉“遺行”以及“不譽”之因，宋玉為此進行解說，通過對比描寫和隱喻手法，“意思峻絕，詞法高簡”，作者孤高之意與憤懣之情溢于言表，實謂“古文之尤妙者”①。其《大言賦》、《小言賦》雖為游戲制作，但前者記敘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比說大話，后者則記敘楚襄王命令景差、唐勒、宋玉比說小言，“大出無垠，小入無間，從橫是非，淆亂真贗，極巨極微，如戲如幻”②，充滿著娛樂文學的特質。其《諷賦》記敘宋玉“休歸”、唐勒向楚襄王進讒言、宋玉以“嘗出行”之事解釋，通過一系列故事環節，表面上為自己的好色而辯駁，實則勸諫楚襄王不要好色，呈現出諷諫文學的獨特魅力。其《釣賦》記敘宋玉與登徒子同釣于玄淵，并見于楚襄王，又通過登徒子、宋玉與楚王的對話交流，“以釣魚之術喻治國之道，構思奇妙，跌宕有致”，作品“寓意深刻，主題鮮明，委縱收斂，精妙曲微”③，堪稱佳構。此外，其《笛賦》一方面記敘作者游歷衡山經歷，另一方面設想師曠命嚴春、叔子吹笛，其中對吹笛人動作神態和笛聲的描繪尤其動人；其《御賦》記敘唐勒和宋玉在襄王面前談論駕馭馬車，藉此闡明治國之理。不難看出，現存宋玉的絕大部分作品，往往以記敘某事來引入全文，以偽托故事為背景和開端，以人物對話和交流為轉折，由此構建起文本的主體框架，以某種寄寓和諷喻為宗旨，以語言、形象以及意志、情感等為藝術尺度，實與文學敘事不可須臾相離。這主要表現為三個層面：首先，宋玉賦作的文學虛構和浪漫主義色彩非常明顯。明人胡應麟指出：“夫莊、列者詭誕之宗，而屈、宋者玄虛之首也。”④清人陳維崧認為：“子虛、無是，詎常真有其人；暮雨朝云，要亦絕無之事。然而宋玉以寄其形容，相如以成其比興，固知情難蹠實，事比鏤塵，托隱謎以言愁，借嘲詼以寫志。凡茲抹月披風之作，悉類詛神罵鬼之章，達者喻之空花，愚夫求之楮葉。”⑤這里，人物之間毫無歷史根據的游戲之言及其詼諧和夸飾特色，最能證明相關故事乃作者有意為之。宋玉賦作的文學虛構，不是為了彰顯懲惡揚善的史學精神，反而與諸子寓言更為相似，其實質卻不是旨在闡明哲理，而是表現出對國家、社會、民眾以及自我的有情觀照，其諷諫、言志以及抒情等文學功能昭昭于世，不僅深具文學內涵，而且關涉到儒家文學的本質特征，由此在早期敘事文本中別具一格。

其次，宋玉賦作以主客問答為主體內容，其寄寓手法及其諷喻意圖非常明顯。主客問答根源于諸子寓言，通常呈現出較強的故事性。胡應麟視宋玉為類似諸子的戰國辨士：“大率戰國著書者亡非辯士，九流中具有其人，孟、荀，儒之辯者也；莊、列，道之辯者也；釐、翟，墨之辯者也；牟、施，名之辯者也；韓、鄧，法之辯者也；儀、秦，縱橫之辯者也；衍、奭，陰陽之辯者也；髡、孟，滑稽之辯者也；宋玉，詞賦之辯者也。”⑥郭紹虞則強調：“小說與詩歌之間本有賦這一種東西，一方面為古詩之流”，“另一方面其述客主以首引，又本于莊、列寓言，實為小說之濫觴。”⑦宋玉賦作習慣于偽托楚襄王、宋玉、登徒子、唐勒、景差等人物及其語言交流，藉此馳騁才情，實踐某種文學功能。這種主客問答更接近于諸子寓言，與屈原某些作品同源，同時彰顯出文學本質，其言辭幽默而意味深長，其故事體制異常分明，不僅直接影響著漢大賦，而且有利于文言小說的發展。再次，宋玉賦作敘事諸元素比較完整并且經撰者有意處理。一般來說，作為某種行為活動的記敘，一般包括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原因、結果、意義等諸種構成要素，并且與時間的關系最為密切。因為無論是陳述人物活動的過程，還是描述事物發生、發展、變化的過程，都應表現出一定的順序性與持續性，亦即讓這個“過程”在一定時間范圍內前后進行。考察宋玉賦作中的偽托故事，一方面表現出人物、事件、原因等諸要素，同時可見其事件過程和時間維度，結構上有條不紊，另一方面則故意淡化甚至忽略了具體的時間、地點以及結果、意義等，藉此超越了傳統的史學敘事，抑又試圖規避哲學詮釋，積極演繹個人情志以及文學技巧，最終讓某種虛構性故事文本最大限度地表現出了文學內涵和人文張力。這種做法從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屈原的創作經驗，特別值得漢人學習和仿效，因其恰到好處地凸顯了文學敘事的精神實質。隨著時間的推移，宋玉賦作彰顯早期文學敘事的創作經驗，特別是文學虛構、主客問答以及針對敘事諸元素的有意處理等，事實上得到了很大程度地繼承和發揚，以至迎來了賦體文學的黃金時代。宋玉賦作及其文學敘事特質，由此影響著他在早期文學敘事乃至戰國文學中的特殊位置。

三、宋玉賦對早期文學敘事發展的價值

談及宋玉的文學地位，劉勰雖有“屈宋”并稱之說，實則尚未彰顯其獨立的文學史地位。清人程廷祚曾贊美宋玉諸賦：“觀其《高唐》、《神女》、《風賦》等作，可謂窮造化之精神，盡萬類之變態，瑰麗窈冥，無可端倪，其賦家之圣乎？后之視此，猶后夔之不能合六律而正五音，公輸之不能捐規矩而成方圓矣。”①這里所謂“賦家圣手”，雖不再依附于屈原而立論，卻依然重在評述其文學技巧。而事實上，宋玉賦作通過文學虛構、主客問答以及敘事諸元素的有意處理，表現出了種種與個體文學時代一致的敘事特色，并且成了早期文學敘事的重要載體。考察文學敘事的界域以及發展態勢，因為位處屈原賦和兩漢辭賦之間的關鍵環節，宋玉賦作充分表現出它對早期文學敘事發展的獨特價值，由此亦展示出其非凡的文學史意義。宋玉作品在戰國文學史中的地位，有必要厘清四點：其一，屈宋作品與《詩經》中作為表現手法的“賦”直接相關。所謂“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②，宋玉賦作亦客觀表現出了敷陳其事的文本特點，延續了《詩經》的創作經驗。其二，屈宋作品產生于《詩經》之后，上古的集體歌謠創作此時已過渡至個體文學時代。清人朱彝尊云：“周之詩，采諸國史，獨南風不著于錄，毋亦輶軒所未至與？迨王跡既熄，群雅不作，顧屈、宋、唐、景，騷人于焉代興，詩雖亡，而騷實繼之。”③時移世易，文學更新。宋玉賦作無不具備個體文學創作的基本特征。其三，屈宋作品產生于先秦古史和某些諸子文本之后。宋人李翱言：“六經之后，百家之言興，老聃、列御寇、莊周、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④這里，宋玉賦作既然被視為百家之言，亦必然受到諸子寓言的時代寢潤。其四，宋玉繼承屈原衣缽，在學術上與屈原、荀況同為辭賦之祖。《文心雕龍•詮賦》指出：“賦也者，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也。于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⑤綜上，我們必須承認，宋玉作品對前賦文化的綜合和承載，致使其蘊藏了豐富的文學內涵，成為彰顯其文學敘事以及文學地位的基礎。

與此相關，先秦文學處于與史學、哲學發展不平衡的時代地位。據《隋書•經籍志》總序，自有先圣“南面以君天下”以來，“咸有史官，以紀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君舉必書’，懲勸斯在”“下逮殷、周，史官尤備，紀言書事，靡有闕遺。”⑥當春秋時代的貴族和士人正在分享歷史文獻學的功能及價值，繼而表達出對社會建構的理性思考，文學依然缺乏個體意識。作為集體智慧的結晶，上古神話和《詩經》往往實踐著記錄過去社會事件抑或歷史故事的功能。下至戰國，“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作為“六經之支與流裔”⑦的諸子文獻藉此彬彬稱盛，個體文學群體仍處于孕育之中。不得不說，古代早期文學敘事亦往往滯后于史學敘事和哲學敘事，直至伴隨著個體文學時代的來臨而姍姍來遲。繼屈原之后，幸而有宋玉撰著《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等大量辭賦作品，從而讓早期文學敘事得以初見端倪。值得肯定的是，宋玉賦作完全脫離了史學宗旨及其傳統的書寫模式，也不是為了構想某種合理的社會體系而以解說和思辨，而是以諷諫、言志、緣情等為主要宗旨的個體文學作品。換句話說，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為了實踐個體文學的本質和功能，宋玉賦作以吸收前賦文化和敘事經驗為基礎，雖然在時間上滯后卻在文化意識和主題思維方面有意超越了史學敘事和哲學敘事。考察其敘事元素、敘事手法、敘事宗旨等，宋玉賦作堪稱早期文學敘事的重要載體，因其對早期文學敘事發展的獨特貢獻，宋玉賦作亦表現出了非同一般的文學史意義。

作為早期文學敘事的重要載體，宋玉賦作無疑開啟了以辭賦名篇來表現文學敘事的先河。賦體文學的肇基之功，自然離不開屈原。辭賦體裁與楚辭淵源頗深，而以賦名篇之創始，則歸功于宋玉和荀子。值得辨析的是，荀子《賦篇》雖曾構設“臣”與“王”問答來展開行文，其全文體例卻是“先斂藏起謎底，用隱語說出謎面，隨后指出謎底；與‘遁詞以隱意，譎譬以指事’的‘隱’或略同”①，其創作方法上形似謎語，其敘事元素嚴重缺乏，故而相比于宋玉賦作的敘事成就，不可同日而語。抑又，元人祝堯指出：“賦之問答體，其源自《卜居》《漁父》來，厥后宋玉輩述之，至漢此體遂盛。”②洪邁《容齋隨筆》亦言：“自屈原詞賦假為漁父、日者問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規仿。”③平心而論，屈原的某些作品必然啟發著宋玉賦作的文學敘事。從愛國情懷和批判精神角度看，宋玉亦不如屈原。但是，屈原并無以賦名篇之作，其敘事作品在數量上亦遠少于宋玉。在古代早期文學敘事成長之際，宋玉賦作一方面發揚了屈原某些作品的敘事手法和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其大多數作品因為文學虛構、主客問答以及敘事諸元素的有意處理，豐富、深化乃至拓展了辭賦文體的文學敘事功能，由此大大超越了屈賦常見的文學體制，這同樣具有創建之功。屈宋辭賦無疑燭照漢代以來的騷體。葉夢得即認為：“嘗怪兩漢間所作騷文，未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同耳。”④然而，從文學敘事這一角度看，與屈原相比，宋玉賦作無疑更大地影響著后代相關的辭賦敘事。《文心雕龍•詮賦》曾指明宋玉賦作在語言技巧方面對漢大賦的啟發之功，所謂“宋發巧談，實始淫麗”“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云《甘泉》，構深瑋之風”“并辭賦之英杰”⑤。而宋人王楙指出：“仆觀相如《美人賦》又出于宋玉《好色賦》。自宋玉《好色賦》，相如擬之為《美人賦》，蔡邕又擬之為《協和賦》，曹植為《靜思賦》，陳琳為《止欲賦》，王粲為《閑邪賦》，應瑒為《正情賦》，張華為《永懷賦》，江淹為《麗色賦》，沈約為《麗人賦》，轉轉規仿，以至于今。”⑥客觀地講，漢大賦對宋玉賦創作經驗的汲取，可謂直接繼承和發展了辭賦這種文體的文學敘事功能。除了“極聲貌以窮文”之外，“述客主以首引”成了漢代散體大賦最為重要的敘事模式，宋玉賦作亦可謂功不可沒。與宋玉賦作相比，漢大賦的文學虛構更為突出，其敘事元素同樣經過作者有意處理，其諷諫文學功能則轉為淡薄，由此引起后學的批評。但如論如何，在文言小說尚未成為中國敘事文學的主體之前，漢大賦因其繼宋玉辭賦之后成為早期文學敘事的主動承擔者，從而展示出了其一代之文學的人文價值。作為早期文學敘事的重要載體，宋玉賦作位處漢大賦之前，因其恰到好處地利用了時代給予的文學契機，遂與漢大賦緊密聯為一體，成為走向文言小說敘事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文言小說在六朝的興起和進一步發展，緣于多種因素所致的合力。不可否認，神話和諸子寓言促進了小說的醞釀，古史傳統及其敘事經驗對小說產生長遠影響，以人物及其事件為中心的正史創作再一次催生小說從雛形走向成熟。在文言小說作為一種敘事群體展現于文學舞臺之前，早期文學敘事的發展機制必然要充分發揮作用。

宋玉賦作及其影響所致的漢大賦不僅是文學敘事的承擔者，而且憑借其文學內容、文學功能以及敘事成就，與歷久而彌新的史學敘事一道，共同作用于文言小說的體制、內涵以及藝術技巧等，最終導致這種文學形態蓬勃發展。誠然，因為自身局限所致，宋玉賦作及其影響所致的辭賦敘事，畢竟無法代替文言小說的敘事文學功能。董乃斌指出：“漢魏以來的賦作者們，在賦這一文體之內，已經努力嘗試過發展它的敘事功能，并取得了難能可貴的成績。然而實踐證明，賦體文章對于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敘事藝術，局限很大，前途不廣。它的優長還是在于像詩那樣言志抒情，宣泄懷抱。古代文人漸漸懂得，賦并不是充分發揮文學敘事性特征的合適文體，他們必須探索新路。這路無疑是存在的，那就是小說這種文學樣式。”①換句話說，與文言小說相比，辭賦文體演繹的文學敘事，其抒情性更為明顯，更加突出，受到這種有關文體本質特征的先天性因素的制約，文學敘事有必要在史傳文學的基礎上繼續尋求突破。但無論如何，宋玉賦對早期文學敘事的發展居功至偉。從古代早期文學敘事的經驗積累，到文言小說的復雜孕生，宋玉賦作表現出了不同于屈原作品的文學史意義。明人陸時雍曰：“倡楚者屈原，繼其楚者宋玉一人而已。”②作為屈原的后繼者，宋玉對早期文學敘事發展的貢獻功不可沒。人們往往關注屈宋對辭賦的宏觀影響，卻未能看到辭賦這種文體在承擔虛構文學功能的過程當中，宋玉賦作及其后繼作品對于早期文學敘事發展的時代意義。實言之，借助辭賦創作特別是文學敘事，宋玉開創了艷情文學、夢幻文學、山水文學，因其有意描繪美女和丑婦，宋玉同樣造就了文學經典。更為重要的是，位處屈原賦和兩漢辭賦之間的關鍵環節，宋玉賦作豐富了敘事元素、敘事手法、敘事宗旨等，不僅影響著爾后的漢大賦，而且為后來文言小說的產生和發展充分發揮作用，同時發揚了先秦文學的諷諫、言志、抒情等優良傳統。要之，宋玉賦作彰顯出對早期文學敘事發展的獨特價值。宋玉在戰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單表現為屈原的后繼者和接班人，而應該是他在辭賦創作及其彰顯早期文學敘事方面的積極作為堪稱無可替代。

作者：陽清 單位：云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