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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藝術學院學報》2014年第二期
一、秦代和漢代馬雕塑的主要表現語言
在秦代和漢代的馬雕塑中,線條和色彩的運用是兩個歷史時期的共同的語言形式,具有共性特征。線的運用可以說是中國古代雕塑的基本的語言形式,這一點在秦代和漢代動物雕塑中體現得都很突出。漢代雕塑匠師憑借對曲線特有的悟性和稟賦,創造出大量的用線造像的動物雕塑精品。漢馬輕盈飛動的體態(圖2),通過線條的曲直勾勒,絲毫沒有笨重之感。在漢代動物浮雕的表現中,線在表現物象中的重要性、普遍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發揮與展示。這傳遞給我們的是在荊楚文化熏陶下,雕刻家并沒有被淹沒的藝術秉性。同樣是以線造像的秦代動物雕塑卻缺少幾分漢代動物雕塑的張揚外顯。秦代馬雕塑中線是中規中矩的服務于藝術家的創造,從陶馬俑到動物紋飾更多的是求真求實,是對自然物態高度的模擬,生機卻遠不如漢代馬的雕塑藝術。雖然秦代馬雕塑在體量上、數量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馬的動卻并不明顯。當然,這有秦人和漢人對線造型認識上的差異,對曲線所具有的特征在理解上的不同。中國人的審美理念造就了塑繪結合的雕塑藝術表現語言。彩繪與塑造技術的統一是秦代動物雕塑的主要表現方式,究其原因既有實用性的審美要求,也包含秦人的文化訴求。“秦代統治者以陶馬傭取代活馬的方式是社會發展的進步,但傭作為殉葬的替代品,首先要求的是逼真,戰馬俑看上去如同真馬。”[1]所以在馬俑身上繪上顏色,并帶上真的馬鞍和配飾,采用塑與繪的結合,來實現這個愿望。可見,秦馬雕塑中的色彩具有有滿足實用需求的目的。而秦代統治者堅信用不同的顏色能夠代表構成世界的五德,既水、木、火、土、金每一德由不同的顏色所象征。秦代雕塑中對色彩的運用拓展了傳統雕塑藝術的表現空間。在漢代動物雕塑中,色彩也是廣泛的被應用,其對色彩的依賴度絲毫不亞于秦代。以武威木雕馬為例,其動物造型簡潔概括,大刀闊斧,雖然生動活潑,卻略顯粗糙。漢代藝匠利用色彩來豐富畫面,通過顏色對人的視覺沖擊,來完善作品。不同的色彩或亮或暗,或強或弱的色度均對物象的表現產生不同的視覺效果,這種塑與繪的高度結合充分的反映了色彩在漢代造型中的重要性。這種語言形式一直延續到唐宋,乃至現今的民間工藝中,可看到其應用的影子。
秦代陶馬俑的制作風格屬于寫實主義。秦陶馬雕塑尺度接近真馬,馬車及車飾也都采用實物,并敷以彩繪力求逼真寫實。這是出于模仿真實物象的客觀需要,是為滿足給墓主提供生前所用之物的實用功利意圖的結果,但卻表現出了軍陣宏大的氣勢,這與秦代審美求大求美正相互吻合,當然秦代的陶馬俑的寫實風格是秦代審美及出于實用性雙重作用的結果。漢代馬雕塑的寫實并非局限于對事物自然形態的簡單再現,而是將雕造者的創造愿望加以物化展現而又不脫離現實的一種藝術創作形式,是確立在藝術表現的基礎上的。西漢早期陶俑馬的尺寸明顯要小于秦代。在陜西咸陽楊家灣周亞夫墓出土的馬俑高不過68厘米,小者還不足半米,但兩漢時期更加強調馬的運動感和對馬神情的刻畫。漢代陶馬雕塑在造型上輪廓清晰、體積感強、頭部方平,多呈現奔騰狀或嘶鳴狀。漢代藝匠將內心運動的感悟通過馬傭雕塑強烈的動感呈現到觀眾面前。可以說,漢代馬雕塑最外在的特征之一就是夸張的動感,如武威的馬踏飛燕所呈現的極其強烈的動勢。而秦馬俑更多呈現的是靜穆、深沉和端正。“秦代馬雕塑表現的是一種強大的內在力量,隱藏在莊嚴肅穆的外表下。藝術工匠通過他的藝術創作,將這種強勢的力量和自身的敬畏心態轉加到自己創造的作品中。靜穆的特點所體現出的寧靜、肅穆是藝術反映秦代現實生活,服務與皇權政治的一種直觀反映。”[2]從體量上來看,秦代的戰馬雕塑雖然高度接近于真馬,但其體量感和張力卻遜色于漢代雕塑馬的造型。無論是陶馬或銅馬,漢代馬雕塑四肢多細長,充滿張力和運動的爆發力(圖3)。馬在造型上的變化反映了不同歷史階段,人們對美的不同追求和取向。從秦代馬的寫實到漢代馬的寫實與寫意相結合,由靜到動,這種變化既是受兩代不同審美文化熏陶的影響,又是各時期藝術家體驗自然并表達對自然認識的差異造就了秦至漢動物雕塑風格的差。秦代和漢代動物雕塑中所體現的審美精神是導致兩代藝術風格變化的主因秦代出于實用功利主義的目的,其審美反映的是實踐理性精神,是在客觀上對所創造的物象賦予寫實逼真的特性。秦代審美強調作品整體的渾厚氣勢。用簡單的基本單位不斷重復構成龐大的群體格局,講究布局,既寓變化于嚴謹的對稱中,又在變化中保持整齊劃一的特征。如秦始皇陵兵馬俑的龐大陣容,具有一種撼人心魄的氣勢。秦代審美取向追求質樸,崇尚黑色;崇尚博大,追求大美氣象。這在秦陵兵馬俑列隊布局的氣勢和陶馬形體塑造尺寸追求等大或超過等大等方面,都有鮮明的體現。還有,秦人在審美上追求精細刻畫。從其陶馬俑雕塑上就可以看出這一特點,對馬眼睛的刻畫,也從商周時期刻陰線發展到突起,并在眼皮部刻上陰線,并運用旋轉的陽線處理馬的鼻孔,使其更加逼真,進一步增添了馬的生動性(圖4)。漢代的審美追求承繼了楚文化的衣缽。“處于江漢流域的楚藝術即不像周代藝術那樣凝重,肅穆和典雅,也不像殷代藝術那樣猙獰威嚴”。[3]它充滿奔放的想象,表現的形式多是強烈夸張的動態世界,體現出了盈動的地域特征。在楚藝術中的動物造型是藝術家自由抒發創造力的結果,表現的動物好似騰云駕霧一般。楚人的這種藝術表現形式對兩漢時期的馬雕塑造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從楚國動物圖像上找到與漢代的馬踏飛燕的許多相似之處。漢代藝術的審美取向為求大求全、浪漫和運動的藝術精神。求大求全,在雕塑造型藝術形式上表現為充實之美。浪漫是楚漢藝術的靈魂,是對原始的激情與想象的傳導,而運動表現在漢代動物雕塑中則是對生命力的弘揚和對瞬間動作的捕捉。從秦漢兩代馬雕塑表象層面來看,秦代雕塑藝術追求宏偉的氣勢,無論規模以及體量都力求博大靜穆之美。漢代藝術則追求動作奔放、節奏分明、色彩艷麗的藝術特征。兩代所具有的不同的審美價值取向是導致其雕塑藝術風格差異的主因。
三、結論
大環境來看,社會的進步不斷推動一種藝術風格樣式到另一種新樣式的轉化演變,中國的古代動物雕塑就是在一次次的更迭下不斷追新求變,充實完善起來的。這是秦代到漢代馬雕塑造型風格嬗變的外部條件。而審美文化作為不同時代的審美創作的直接驅動力,是兩代雕塑風格發展演變的內部因素。可見,對秦漢雕塑馬的造型風格演變的研究是學習中國雕塑史重要的學習過程。
作者:郭維陽單位:新疆藝術學院美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