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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學刊雜志》2015年第四期
如果翻譯的歷史是一部譯者隱身的歷史，那么近五十年的譯學研究就是在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理論旗號下譯者登場的歷史，是譯者從幕后走向前臺，參與消解源文本的中心地位、批判文化霸權和顛覆父權話語的歷史。如果翻譯是一種有意識的社會實踐活動或社會話語干預活動，那么問題焦點就回到譯者的“目的”，正是“目的”本身推動并最終促成譯者的話語干預。人以自由的方式存在，其面臨的選擇多樣、復雜且難以簡單抉擇，因而現實生活中個體的立場和觀點并非以單一、純粹的方式顯現，也可能以矛盾張力的方式存在。從而使譯者的語言干預活動呈現出內在的矛盾性，如秋瑾翻譯的《看護學教程》。
1理想主義社會觀與功利主義翻譯目的
秋瑾的翻譯實踐極少，《看護學教程》是其唯一的一部譯作。這可能與其對翻譯一貫持懷疑和消極的態度有關。在《中國女報發刊詞》中，她說，“夫今日女界之現象。固于四千年來黑暗世界中稍稍放一線光矣。然而茫茫長路，行將何之。吾聞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距。茍不確定方針，則毫厘之差，謬以千里，殷鑒不遠。觀十年來我中國學生界之現狀可以知矣。當學堂不作，科舉盛行時代，其有毅然舍高頭講章，稍稍習外國語言文字者，詎不曰新少年，新少年?然而大道不明，真理未出，求學者類皆無宗旨，無意識，其效果乃以多數聰穎子弟，養成翻譯買辦之材料，不亦大可痛哉!”(王紹箕1937:20)。顯然，翻譯并非大道，而是附屬于大道的。因而，其重要與否完全取決于大道。秋瑾認為，翻譯應該以正確的理想和目標為前提，否則將“謬以千里”，結果浪費“聰穎弟子”的才華。在她看來，明大道和出真理才是革命新少年的第一要務，否則“無宗旨，無意識”的翻譯實踐也只能使譯者自甘墮落為外商企業的人和工具。秋瑾追求的理想是:“使我女子生機活潑，精神奮飛，絕塵而奔，以速進于大光明世界，為醒獅之前驅……使我中國女界放一光明燦爛之異彩，使全球人種驚心奪目，拍手而歌呼”(王紹箕1937:21)。因此，翻譯應該服務于民族的解放事業和女性的解放事業。這是秋瑾在《創辦中國女報之草章及意旨廣告》中所謂“編譯各種有益女界之書文、小說印行”(秋瑾1960:10)的真正內涵所在。理想社會和兩性平等關系的建立必須且唯有通過現實行動才能實現，這使得實現理想的行動策略和方案都具有濃郁的功利主義色彩。對于清末女性主義運動的先驅而言，興辦女學、開啟女智是實現兩性平等和國家富強的必要途徑。然而，秋瑾對于女性教育有更為務實的考量。在《敬告姊妹們》一文中，秋瑾鼓勵女性:“但凡一個人，只怕自己沒有志氣;如有志氣，何嘗不可求一個自立的基礎、自活的藝業呢?如今女學堂多了，女工藝也興了，但學得科學工藝，做教習，開工廠，何嘗不可自己養活自己嗎?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一來呢，可使家業興隆;二來呢，可使男子敬重，洗了無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王紹箕1937:14－15)。秋瑾認為，女性的自由和兩性的平等是以女性經濟的獨立為條件，而經濟的獨立只能通過職業技能的掌握來實現。她指出，“欲脫男子之范圍，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學藝不可，非合群不可。東洋女學之興，日見其盛，人人皆執一藝以謀身，上可以扶助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無坐食之人，其國焉能不強也”(秋瑾1960:33)。在秋瑾看來，女性所接受的教育應是職業技能的訓練，它必須能夠幫助女性謀得經濟上的獨立。正是這種女性的職業教育觀使得秋瑾的翻譯實踐渲染上功利主義色彩。“她翻譯的目的，除了發展中國的醫療護理事業外，還有為婦女創造就業渠道之意。”(田傳茂2008:47)這種功利主義目的決定秋瑾把翻譯的重點放在護理工作的操作實踐和女性護理職業技能培訓上。
2大眾化的語言觀與文言的翻譯語體
盡管秋瑾在翻譯時已具有明確的讀者群體預期，該書是翻譯給女性同胞看的，但由于譯文使用文言語體，這種功利主義的目的能否實現，讓人懷疑。秋瑾曾創辦報刊，目的是為了普及知識和教育，喚起女性的覺醒，幫助女子走上解放之路。在其創辦的《白話》第一期中，秋瑾提出，“論演說的好處”在于“人人都聽得懂，雖是不識字的婦女、小孩子，都可聽的”(秋瑾1960:4)。在第二期的“敬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一文中，秋瑾完全是以“我手寫我口”的方式鼓勵女性同胞起來反抗男權社會的壓迫:“諸位，你要知道天下事靠人是不行的，總要求己為是。當初那些腐儒說甚么‘男尊女卑’、‘女子無才便是德’、‘夫為妻綱’這些胡說，我們女子要是有志氣的，就應當號召同志與他反對”(秋瑾1960:5)。可見，對于文章語體與閱讀效果之間的內在關聯，秋瑾有著明確的認知，她把俚俗語與知識的普及直接聯系在一起。由于目標讀者群體為女性，考慮到當時的女性大多文化水平低，秋瑾主張用淺顯易懂的文字表述。白話有助于實現秋瑾辦報的目的，“使不甚通文理者，亦得瀏覽”(秋瑾1960:10)。然而，刊發于同一期雜志上的譯文《看護學教程》卻沒有用俚俗、直白卻又生動活潑的白話，而是使用一種淺近、凝練而又冷靜肅穆的文言。以譯文中描述病房中床位的安放為例:“位置須中央，若以狹隘之故，則頭邊可向壁，惟不可接近暖爐，且須建爐屏，以防蔽火熱。臥床之制，不拘木鐵，惟選適宜簡單者。臥褥須用布，但須易于浣濯者，其內則實以藁或馬毛等”(王紹箕1937:34)。顯然，這段譯文雖為淺近的文言，但畢竟不夠曉暢易懂，根本無法按她所說的“同著白話念念”。今天來看，源文本是以明治時期的日語寫就，與今天的現代日語差異較大，淺近的文言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源文本正處在急劇的語言變化過程中，再現源文本的語言風格。但是，無論如何，譯者的語體選擇都可能給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讀者帶來閱讀障礙。郭延禮解釋道，“女性翻譯家的譯入文體，主要還是文言或淺近的文言，這是因為她們自幼年讀書開始比較熟悉的語言符碼就是文言，再加上當時社會上重文言輕白話的偏見，也影響她們對譯入語的抉擇”(郭延禮2010:48)。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秋瑾在翻譯《看護學教程》時選擇的語體不利于其知識和技能普及性的教育目的。因此，秋瑾期望的，當革命戰斗打響時女性能夠參與到推翻清政府的事業中去，從事傷員的護理工作，也難以實現。
3女性主義社會批判與父權主義翻譯話語
作為中國女性主義運動的先驅，秋瑾揭露和批判當時父權社會制度對女性的歧視和迫害，也敏感地注意到話語表述方式對女性可能造成的傷害。她對父權制度的批判和對話語社會語用功能的認知具體呈現在她的干預性翻譯策略中。源文本在序言部分批判對護理工作的錯誤認識，“然ルニ本邦古來ノ風俗ヲ惟ルニ病者看護ノ如キハ一般ニ之ヲ蔑如シ不學無識ノ卑婆賎婦ニ一任シテ敢テ顧ル者ナカリシハ誤見ノ甚シキ者ト謂ハサル可ラス”(笠原光雄1896:1)。對此，秋瑾翻譯道，“惟習俗所錮，往往有視看護為賤業者，此則謬之甚者也(按日本初時亦有此弊)”(王紹箕1937:26)。譯者把原文中歧視婦女的用詞“不學無識ノ卑婆賎婦”刪除，以職業歧視用語“賤業”取代性別歧視用語，把語義的焦點從兩性關系轉向職業關系或階級關系。秋瑾對源文本進行劫持和改寫，有意識地改變表述方式，避免歧視性詞語對女性讀者的傷害。此外，譯者還對部分涉及女性形象定位的描述進行刪節。“謙退辭譲靜粛寡言”的婦德正是傳統父權制倫理對女性的強制性定位，是對女性自由權利的束縛。作為傳統女性身份和形象叛逆者的秋瑾對源文本進行駕馭和操控，使其適用于預期讀者，不但凸顯女性譯者的主體性，而且展示出其女性主義立場。秋瑾的女性主義革命自家庭開始，但卻并不僅限于家庭。她批判婚姻制度中的父權主義，爭取男女平權，把謀求全體女性同胞的自由和獨立為己任，批判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在詩作“勉女權歌”中，秋瑾呼吁女性同胞承擔起社會進步的責任，她寫道，“吾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權天賦就，豈甘居牛后?愿奮然自拔，一洗從前羞恥垢。若安作同鑄，恢復江山勞素手。舊習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馬偶。曙光新放文明，獨立占頭籌。愿奴隸根除，智識學問歷練就。責任上肩頭，國民女杰期無負”(秋瑾1960:117)。換言之，男女平權與社會責任間存在互為因果的關系。女性只有通過承擔國家女杰的社會責任，才能真正實現男女平等;而女性只有真正獲得自由地位，才有可能承擔起國家女杰的社會責任。秋瑾所謂的國家女杰形象，完全顛覆傳統的女性形象，是以男性為摹仿對象。因此，她在公開場合身著男性服飾，表達內心對“身不得男兒列”不甘和“心卻比男兒烈”(秋瑾1960:101)的追求。“秋瑾的異裝表現為言說方式、服裝的男性化，也包涵她在思想上對男性角色的認同，她不僅在行事方式上仿效男性，更承襲男性社會精英的家國理想。”(王煒2006:117－118)《看護學教程》的翻譯就是這種家國理想具體表現。在譯文序言開頭，秋瑾寫道，“慈善者，吾人對于社會義務之一端也。吾國群理不明，對于社會之義務，闕陷良久，獨慈善事業尚稍微發達”(王紹箕1937:23－24)。慈善是全體國民的社會事業，也是全體國民的社會責任和義務。秋瑾反復強調，女性應該組織起來，共同承擔起這種社會義務，參與社會事務和政治事務，從而實現自身價值。對于女性應組織起來從事看護工作的理由，秋瑾在譯著序言部分說道，“而男子性質常粗率疏忽，遠不若女子之綿密周縝，此所以看護之職，常以女子為多。歐美各洲亦本此意，自昔以婦女充看護者既久。夫看護為社會之要素，婦人之天職，固無俟吾輩喋喋”(王紹箕1937:25)。這句話并不是原著中的句子，而是譯者添加，因而傳達出秋瑾的立場和觀點。盡管秋瑾否定父權社會制度下的“婦德”，顛覆傳統女性的形象，她同樣以貼標簽的方式，以社會責任為借口，把看護之職強加于女性，否定女性的生活方式自決權。秋瑾的翻譯實際上吹響革命的號角，號召女性學習護理技能，奔赴前線救護傷員，參與并融入到宏大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事業中去，使婦女解放服從于整個國家和民族的解放事業，這實際上是把男性的社會價值強加于女性群體上。為了女性的利益，秋瑾將社會意志強加在女性身上，從而限制女性自由的行為和意志。因此，女性追求的兩性平等關系實際上為男性的社會價值追求所取代，從而展示其女性主義思想和行為內在的深刻矛盾。
4科學主義翻譯態度與實用主義翻譯策略
日本赤十字會出版的《看護學教程》“內容涉及救助護理人員必須的專門知識外，還包含美化戰爭，鼓吹軍國主義的內容”(舟越五百子2006:91)。在源文本的首頁，出版機構在解釋教材出版原因時說道，“本社ハ報國恤兵ノ主旨ニ據リ戦時軍人ノ傷病者ヲ救護スルヲ以テ事業トナス故ニ其看護婦タルモノハ平生學術ノ研究ト共ニ軍紀禮式等ノ大要ヲモ講習セサルヲ得ス……事変に応スルノ準備ヲナシ以テ聖慮ニ答ヘ奉ルニ在リ”。可見，護理人員的培養是以戰備為目的，這與秋瑾翻譯該教材的目的一致。秋瑾在翻譯前言中說，“他日者，東大陸有事，扶創恤瘡，吾知我一般之姊妹，不能辭其責矣。茲編之譯，即本斯旨”(王紹箕1937:24)。可見，秋瑾翻譯《看護學教程》的一個急迫目標是在短時間內培養一批護理人員，以滿足革命戰爭對醫療護理人才的需要。然而，她面對的現狀是，國內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甚至相當一部分女性是文盲，而合格護理人員需要掌握全面的醫學知識。秋瑾對此非常清楚，“欲深明其學，施之實際，而能收良好之效果者，非于醫學之全部皆得其要領者不能”(王紹箕1937:24)。面對這一矛盾，譯者只能對源文本進行大幅度刪節，以適應讀者的文化水平。《看護學教程》共分10篇(45章)，內容包括紅十字會的組織架構、生理解剖、護理方法、治療護理、包扎方法、外科器械、急救護理、患者搬運和護理衛生等。秋瑾所譯內容僅為緒論和護理方法中的部分內容。譯者對此解釋說，“第原書卷帙頗多，若欲全譯，則殺青無日;故刪繁錄要，先成此篇，俟有暇日，再合訂成書，餉我博愛諸姊妹”(王紹箕1937:24)。“繁”和“要”的對比決定譯者譯什么和如何譯，但問題是何為秋瑾所謂的“繁”和“要”。面對即將到來的革命戰爭，秋瑾顯然沒有時間按部就班地培養護理人才。短平快的培訓目標決定秋瑾把與護理無關的紅十字會組織架構刪除，把醫學知識或與醫學相關密切的解剖學內容和治療護理等都刪除，只留下最基本、最簡略的護理操作技能和注意事項。秋瑾所謂的“要”是無任何醫學背景的讀者能接受和學習的護理方法，所謂的“繁”則是系統的相關醫學知識。可見，在源文本的“科學性”和“實用性”之間，秋瑾顯然是強調所譯內容的實用價值，即她心目中的讀者能否接受和學習這些護理技能。秋瑾的“刪繁錄要”并非去冗存精，而是使譯文有利于無基礎者。在談到病房空氣流通時，她說道，“燈火火爐等皆能耗空氣中之酸素而生毒氣，若以綠葉茂盛之草木置室中，可少除此弊，但戒用芬香之花卉耳”(王紹箕1937:39)。譯者沒有使用原文中的“酸化炭素”(一氧化碳)，而是將其譯為“毒氣”，以通俗易懂的語詞替換難以理解的化學術語，雖然能確保讀者能夠理解前面半句話的意思，但讀者面對后面的操作性指導卻無法知其所以然。這種刪繁就簡的翻譯策略與孫中山的做法完全不同。孫中山翻譯的《紅十字會救傷第一法》系統地講述人體解剖學知識，圖文并茂地介紹救傷之法。他在序言中說，“惻隱之心人人有之，而濟人之術則非人人知之。不知其術而切于救人，則誤者恐變惻隱而為殘忍矣，而疏者恐因救人而反害人矣。夫人當患難生死俄頃之際，施救之方，損益否當，間不容發，則其理不可不審求也”(孫中山1981:108)。因此，秋瑾譯介的最基本的護理技能失去醫學和解剖學知識的依托，其實用價值也大打折扣。秋瑾并非不知道護理工作建立在科學知識基礎上。為實現她在前言中所說的“只求達意耳”，譯者有時不得不增加一些背景知識，以幫助無任何醫學教育背景的女性讀者能夠理解譯文。在談到病房內空氣不潔的原因時，譯者寫道，“空氣不潔，非第酸素缺乏，且時帶種種毒氣為諸病之原因，而一種巴喀特略Bacteria(細菌)亦常有之也”(王紹箕1937:39)。在談到病人飲食注意事項時，她寫道，牛奶“但少留貯，常有酸敗之患，若防此弊，可于煮沸后加少許重碳酸曹達(Bicarbonateofsoda)”在這兩句話中，譯者都額外增加術語名稱，甚至以中英文對照的方式提供給讀者。化學和生物術語的使用無疑可使得譯文沾染上某種科學性色彩，使得所譯內容顯得更加專業性。但是，對沒有接受過相應教育的讀者來說，恐怕很難理解何為細菌，何為巴喀特略，何為重碳酸曹達?尤其是在秋瑾所處的時代，由于這些譯名尚未統一，這無疑給閱讀增加難度。譯者在基礎知識的普及性與專業性之間徘徊，在科學性與實用性間顧此失彼，因而該教著的可讀性和科學性都不盡如人意。
5結束語
無論對于翻譯的操控學派，還是翻譯的目的論來說，“目的”都是明晰可辨的，方向明確單一。但是，譯者的社會存在和心理存在復雜多樣，其觀點也不一定是單向度的。在翻譯《看護學教程》的過程中，秋瑾展示的功利主義翻譯目的以及她對語體的選擇，都與她的革命主義理想和大眾化語言觀不完全吻合;譯文表現出的宏大敘事與她的女性主義立場也是背道而馳;出于實用的教育目的，她大刀闊斧地對源文本進行簡化處理，然而又為了維護源文本的科學性，增加一些科技術語，使得譯著充滿矛盾張力。這種矛盾張力不但使譯本以張力的方式存在，而且也凸顯出譯者的介入。
作者：陳志杰 潘華凌 丁亮 單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