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科型”與“學校型”校長之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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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雜志》2015年第四期

大學校長的立場是指大學校長在觀察事物、認識事物、處理問題、協調關系、進行決策時基于其所處地位而秉承的態度與價值傾向。從狹義上講，大學校長的立場是指大學校長在處理校務、進行決策時秉承的態度與傾向；從廣義上講，大學校長的立場還包括諸如大學校長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科學等方面的態度與價值傾向。大學校長的立場不僅對一所大學的發展影響巨大，有時對社會的發展也會產生影響。故此，研究大學校長的立場問題就具有了重要意義。一般講來，大學校長在行使權力、處理校務、配置資源時應秉持公正的立場，從大學基本職能的履行與大學根本任務的實現出發來進行決策。但是，現實中卻有不少大學校長在行使管理權限、進行決策時，常常基于自身從事的學科專業或研究方向的立場來思考學校問題、謀定學校發展。這種主要或首先從自身學科專業發展、研究方向與團隊建設出發進行管理決策的校長，可以稱之為“學科型”校長；與此相應，那些著眼于學校整體利益和全面發展、善于統籌兼顧的校長則可稱之為“學校型”校長。在此，主要從狹義的角度關注這兩類大學校長在處理校務時秉承的態度與價值傾向，進而分析其立場對大學發展乃至對大學校長自身發展的影響，對當今的大學究竟需要什么類型的校長進行反思與探討。

一、“學科”與“學校”：大學校長辦學的不同境界

大學校長是一個集合概念，既包括一把手正職校長，也包括副校長。在高校中，包含一位正職若干副職在內的大學校長領導集體，其學科專業背景多有不同，他們在管理決策時往往很容易被自身所學和所在的學科專業牽制與左右，或者說校長群體中的個體往往代表著一定范圍和領域的學科專業派系與利益。“學科型”校長，在決定學校事務、分配學校資源時，有意無意中更多地偏向于或者是單純考慮自己所從事的學科專業利益，較少甚至是不顧及其他學科專業利益。而“學校型”校長，在辦學治校過程中，具有全局意識和整體觀念，能充分尊重各個方面的利益，自覺照顧各個主體間的訴求，凝神聚力推動學校全面發展。具體講，“學校型”校長與“學科型”校長辦學境界的區別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學校型”校長是為學校的；“學科型”校長往往是為自己的學科專業的。近年來一些大學開始以公開競聘的方式選拔校長，當被問及為何競聘時，競聘者毫不掩飾自己的動機是為了自己學科專業的發展。如此的校長，怎能把學校整體利益放在首位呢？怎能保障學校資源配置的公平公正呢？難怪在中國高校中有這樣一種說法：如果想把學校的某一學科搞上去，就在這個學科中選一位校長吧。二是“學校型”校長是為了全體教職工和全體學生利益的；“學科型”校長往往是為了部分教職工和部分學生利益的。“學科型”校長不僅在辦學治校的管理決策中為自己的學科專業謀利益，而且因其與學科專業的感情關系，往往在干部安排上優先任命自己學科專業的教師，在教師選留上優先增加自己學科專業的編制，在財力物力資源上額外進行配置。如是，在許多高校，辦公條件、實驗條件、教學條件乃至待遇最好的往往是校長所在的學科專業。三是“學校型”校長是基于整體決策、統籌兼顧的；“學科型”校長往往是基于局部決策，顧此失彼的。

由于“學科型”校長的立場問題，他們在決策時往往缺乏整體觀念，常常受制于具體問題、局部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是他們處理學校事務的突出特征。四是“學校型”校長是基于長遠發展的；“學科型”校長往往是看重眼前得失的。由于“學科型”校長重視自身利益，其決策行為也就不可避免地受眼前得失左右，他們在校長崗位上發展了自己的學科專業、維護和保障了自身的利益，卻犧牲了學校的長遠利益。譬如隨著其校長任期的結束，“學科型”校長在任上為自己學科或研究方向建立的中心和研究院（所）等常常會成為繼任者的“雞肋”。五是“學校型”校長注重發揮綜合學科優勢、強調交叉融合、全面育人，培養通才；“學科型”校長往往只強調某門優勢學科、優勢專業的價值，注重培養專才。由于“學科型”校長習慣基于自己的學科專業思考和決定問題，在辦學治校過程中，他們往往強調專業價值，重視培養專才。“學科型”校長往往看不到培養人需要發揮多學科交叉復合作用，看不到科研創新需要多學科交叉協同的作用。其實，一所有利于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的大學，一定是有良好學科生態的大學，一定是基礎學科、應用學科乃至工程技術學科都發揮作用的大學，一定是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融合育人的大學。總之，“學科型”校長與“學校型”校長，其顯著差別在于決策立場的不同，一種是為了學科利益，一種是為了學校利益，一字之差，性質迥異。“學科型”校長所信奉的是一種利己狹隘的管理思想，所秉持的是一種封閉短視的管理方式。“學校型”校長表現出的是總攬全局的辦學視野，體現出的是開放包容的治校精神。

二、“科治”與“校治”：兩種不同類型大學校長治校的利弊

“學科型”校長的存在有其歷史的必然性。選拔學術權威執掌高校似乎已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的慣例。這是因為我國的大學校長屬于黨政領導干部序列，按照《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條例》的有關規定，應當具備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專業知識。特別是在人才集聚和知識創新高地的高校擔任校級領導職務，更應該達到相應的學歷學位標準和專業技術職務要求。所以，大學校長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學科專業背景，擁有高級職稱，甚至是某一領域的權威專家或著名學者。自上世紀90年代始，我國大學校長選拔模式逐漸定型。有院士的大學，院士出任校長天經地義；沒有院士的大學，至少也得選個博士生導師或者教授來當校長。在一些國家重點建設高校，院士已成為選任校長的優先甚至必備條件。據統計，2012年，在31所副部級大學中，由院士擔任校長的達到15所（中國科學院院士9人，中國工程院院士6人），占近50％。僅這一年中國工程院新增的54位新院士中，就有16人為現任或曾任校長、副校長，占29．6％。此外，在75所教育部直屬高校中，校長們擁有名目繁多的頭銜，或為教授博導，或為各級各類特殊人才。在人們的心目中，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殿堂，自然應該是專家學者當家，也就是說應該是學術造詣最深的人來擔任校長，才能彰顯學校的實力和水平。“學科型”人才擔任大學校長具有一定的優勢。因為“學科型”校長都接受過高深專門知識的系統訓練，已經是某一方面的領軍人物和骨干人才，對某一學科領域很熟悉、很精通，能夠準確了解學科發展動態、把握學科發展趨勢，及時調整學科專業結構、強化學科優勢與特色，因而有利于促進該學科的優化升級和內涵建設。這是積極的因素和有利的一面。這類校長對于大學的意義更多地是象征型的，即這類校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大學的學術水平，標志著學術發展的高度深度，其理想目標是成為學術大師。

“學科型”人才出任大學校長也存在相應的弱勢。這類大學校長的弱勢在于，由于只是某個方面的專家，看問題難免受到學科專業局限性的影響，產生具有明顯排他性的“學科型”治校方略和行為。這勢必會影響到學校教育資源的合理分配和公平配置，從而限制和阻礙學校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此外，由“學科型”人才擔任大學校長，無形中還存在著潛在風險，容易滋生弊病。一方面，現代大學承擔著教學、科研、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創新的多元職能，社會環境的多變性、管理工作的復雜性及個人精力的有限性都給大學校長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大學校長工作本身很繁忙，既要處理學校行政事務，服務全校教職員工，還要處理好與社會各界的關系，爭取各個方面的支持。一旦做了大學校長，日理萬機，分身乏術，很難再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進行科研和教學。對于他們來講，“雙肩挑”甚至一身挑無疑是一種很重的負擔。由于非常專注于自身的學術，在管理方面就會有所疏忽，不可避免地顧此失彼。另一方面，學者擔任大學校長后，如果繼續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可能會帶來嚴重的行政化問題。高校中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縱橫交織，行政資源往往成為獲取學術資源的條件。頂著校長頭銜，可以獲得更多科研經費，在各種榮譽的投票中也可能占盡“人和”之利。比如，有的校長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爭取各種課題，從而破壞了學術的平等競爭；有的校長本沒有從事多少教學工作，卻經過包裝去申報教學名師，與一線教師爭奪教學榮譽。據了解，2011年科技部公布的“973計劃”項目，由大學承擔的占63項。其中，項目首席科學家為現任大學校長、副校長、校長助理等校級行政職務的共計16項。②這些現象表明，校長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更像是用行政權為自己謀求學術福利和教育福利。相反，“學校型”校長最突出的表現，是其所具有的行政管理才干和綜合協調能力。他們具有實踐智慧和戰略眼光，各個方面的素質比較均衡，因此能夠適應各方面的要求和應對各方面提出的挑戰。他們善于協調各方面的矛盾，善于了解各方面的需求并及時將之轉化成行動方案，能夠調動大家的積極性來實現學校的整體發展和全面進步。這是由他們素質中的綜合性特點所決定的，他們可以站在學校發展的全局上考慮問題，為大家指出一個合理而有效的目標和路徑，從而贏得全體師生的信賴和尊重。正處于改革發展中的大學所面臨的困難是多元和復雜的，正需要這種具有戰略思維、長遠眼光、全局視野和前沿意識，善于進行規劃定位和頂層設計，能夠統籌協調、綜合推進的“學校型”大學校長。因為他們能夠貢獻出比較完備的管理規制，率先垂范而不自私自利，知人善任而不任人唯親，指揮有度而不指揮無方，激勵和帶領著大家團結奮斗，其理想目標是成為教育家。

在我國，之所以提起大學校長總會首先想到學術成就斐然的任職者，是因為一些人并不十分明白大學校長的崗位職責究竟是什么。其實，學術專家不等于管理專家。理想中的大學應該是：教育家治校，教授治學，學生自治，學校自主。大學校長應該是負責吸納人才、聚攏錢財的，而并非必須是學科專家。“校長不過是率領職工給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①，這話出自前清華大學校長、大教育家梅貽琦之口。早年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等都不能算作是出色的科學家，卻都把大學治理得很好。因為他們明白，作為一校之長，其主要職責就是負責學校的戰略管理和發展規劃，吸引優秀師資和生源，提供足夠的資源，創造良好的學習、工作和生活環境。履行這樣的職責，與校長有無突出的學術能力并沒有天然的關系，倒與其是否懂教育、是否有突出的教育管理能力和社會活動能力息息相關。在國外，就算是科研人員，一旦當上校長，也不再做科研了，偶有堅持學術研究者也是業余為之。因為大學校長只有退出學術圈，才能避免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關系失衡。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大學的校長在談到如何處理校長職位和自己的業務問題，他們都笑了，實際上他們做校長后都犧牲了自己的業務。牛津大學校長盧卡斯研究領域是18世紀法國史，但是他接任校長后必須停止教學、科研和招收研究生，否則就不能被任命為校長。②近來國內幾位新任大學校長均公開承諾遠離學術科研，無論是“兩不”（不申報新科研課題，不新帶研究生）、“三不”（不再做自己的專業學術研究，不再申請自己原有學科專業的研究課題，不再謀求與教學有關的個人榮譽）還是“四不”（不申報新科研課題，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報任何教學科研獎，個人不申報院士），其基本意思都是不再做自己的專業學術研究，不再謀求與學科有關的個人榮譽，顯示出中國高校校長的定位，正由學者兼職的“雙棲”向“專職”校長邁進。

概言之，大學校長不僅是一所大學行政、學術與形象的代表，更是大學理念與精神的執行者和守護人，對大學、社會的貢獻遠比其個人的學術貢獻重要得多。具有一定的學科專業背景是擔任大學校長的必要條件，有利于學校教學、科研工作的順利開展。但它不能成為阻礙大學發展的羈絆和障礙，更不能成為個人謀求私利的條件和手段。任用管理與研究并舉，集行政、學術權力于一身的大學校長，很多時候可能會導致雙輸局面，學校管理搞不好，學術研究也難有長進。

三、“專家”與“教育家”：從“學科型”校長走向“學校型”校長

從“學科型”大學校長走向“學校型”大學校長，是回歸高校管理本質的必然選擇。首先，這是由大學的結構特征決定的。大學是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場所，是龐大而復雜的學術性組織。我國高等教育的主體是綜合性、多科性大學。即便是少數單科性院校，如財經類、政法類、農林類、醫藥類、藝術類、體育類、語言類高校，也不是只存在著某一類學科或某一種專業。那種偏執一隅的“學科型”校長，既是不現實的更是不可取的。其次，這是教育培養人的根本要求。教育是追求公平的社會事業，必須以促進公平為根本出發點和最終落腳點。在教育投入上，對待所有教師和學生都應該一視同仁，所有學科專業的教師和學生都應處于相同的環境，享受同等的待遇。在教育資源配置上，對待教師的勞動必須同工同酬，不同學科專業的教師完成相同的工作任務，都應該給與同樣的報酬。所以，作為大學校長，應該權衡整體利益，全面考量，系統思維，在工作中避免片面化、極端化現象，否則就會制造內部矛盾。最后，這是大學校長自身發展的需要。大學校長最該做的，是守住自己的本分，做一名教育家，成為名副其實的“學校型”校長。學者、專家甚至是科學家不一定是教育家；科研做得好，不一定教育就辦得好。在很大程度上，由專家或科學家而成長為校長，就意味著要有很大的包容精神，必須對學術生涯有所犧牲。個人的學術研究與辦好集體的大學，是局部與全局的關系。為了全局利益必須放棄局部利益，所謂魚和熊掌不可兼得。

這樣的約定不僅是基于一個基本的理念———每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更是為了維護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的專業性，保障大學的高效運轉。管好一所大學，就不能過多考慮校長的個人利益，要“位子”又不肯放業務，就很難處理好一些關系。所以，校長應該老老實實做好自己的分內工作，辦好教育，為大學的師生服務，助力教師科研發展，提升學科建設水平，改善教育教學環境。那種包攬一堆課題，囊括一堆獎項，獨享一堆成果的想法和做法，必須摒棄。從“學科型”大學校長走向“學校型”大學校長，應遵循一定的發展路徑。首先，要改革大學校長選拔任用條件，不斷強化高等教育管理職能。要優化遴選標準，建立資格制度，規定國家對大學校長的基本要求和獲得大學校長工作崗位的法定前提條件。除《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規定的基本條件外，大學校長還必須熟悉高等教育規律和高校辦學特點，擁有豐富的高校教學、科研工作經歷和有效的學校管理經驗。通過逐步淡化大學校長的學科色彩，不斷強化大學校長的學校治理實踐，減少純粹的專家學者出任大學校長的情況，突出大學校長的辦學治校職能。其實，早在2011年底，我國首次面向海內外公開選拔東北師范大學和西南財經大學校長時，教育部就已提出了明確的“熟悉高等教育規律，有較豐富的辦學治校經驗”①的必備條件。2012年2月，陳吉寧接任顧秉林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再次引發大學校長到底應不應該是“學術權威”的討論。很多人驚詫于陳吉寧非“院士”的身份，因為人們似乎已經習慣了我國知名學府的領路人一定是學術大家或學術領軍人物。但中組部給予陳吉寧的評價，已顯示出我國大學校長選材風向標的改變：“頭腦清醒，思維敏捷，治校辦學理念清晰，創新意識較強，有國際化辦學視野”②。

種種跡象表明，大學校長“職業化”的輪廓正日漸清晰，認為大學校長首先應該是“學術權威”的固有觀念似有淡化的趨勢。以往大學校長多從學術精英中選拔的方式正在逐漸改變，中國大學校長正在逐漸淡出學術群體，而具有豐富的教育管理經驗逐漸成為大學校長的重要條件。惟有“有所不為”，方能“有大作為”。大學校長不一定是學術權威，但一定要是懂管理、善管理的管理者，大學校長的行政權力要服務于學校之學術。大學校長畢竟是一個管理的崗位，是一個服務的職位。目前中國大學管理的難度和復雜程度前所未有，劃清學術行政界線，方能專心從事高校管理。大學校長要跳出“學術山頭”，從時間分配上看，學術研究自然會占用時間，如果自己掌握不好，過多滿足于個人興趣，勢必影響學校管理工作。大學校長必須心無旁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學校管理工作中去，要用“整個的心”去做“整個的校長”。③從專家到教育家，從高度學術性到漸漸職業化，其變化軌跡已清晰可見。事實上，這一變化也并非我國才有的新鮮事，而是與國外很多知名學府的治學理念不謀而合的。耶魯大學第22任校長理查德•雷文教授是美國常春藤盟校中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在他任職期間，耶魯在美國大學排行榜上始終位居前列，多次排名榜首。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在長達12年的校長生涯里，雷文沒有帶過一個研究生，也沒掛名領銜做過一個具體的科研項目，12年里他只出版了一本專著———《大學工作》。同樣，劍橋大學校長艾莉森•理查德教授在第二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也公開說：“我作為校長，很難兼顧科研與校長的工作……要使劍橋大學保持一流大學的位置，要使之走向更輝煌的目標，這是我需要明確的工作重點”④。哈佛大學前任校長德里克•博克擁有法學專家背景，在20年的校長任期內，全身心投入的是如何管理學校這部“法律”———《大學校長的功用》。在一些發達國家，大學理事會（董事會）負責的校長遴選委員會更關注其責任和勝任能力（包括是否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有很強的綜合協調能力），而不是首要考察其是否具有一流的學術能力。按照以上方式選拔、管理的大學校長，就不可能認為自己喜歡學術，是受組織安排“犧牲”業務才當校長的。不愿意放棄學術者，自然可以不去應聘、選拔委員會也不會選拔。而愿意應聘、接受聘任者，也就得按規定不得從事學術。這不再是“犧牲”的問題，而是個人的自主選擇問題。其次，要促進大學校長學術轉型，努力成為高等教育研究者。高等教育有其內在規律性，大學校長作為高等院校的主要治理者，必須開展高等教育科學研究特別是院校研究，學習怎么樣辦學治校，了解人才成長規律、教育教學規律與科學研究規律，才能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一方面，這是大學自身邏輯發展的要求。大學校長必須具備自己特有的教育理念，必須加強自身對大學的研究，不斷從理論和實踐中探索發展道路。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定位，使大學在激烈的競爭中辦出特色，爭創一流。另一方面，這是高等教育實踐創新的需要。目前高等教育領域出現的諸多新情況新問題，需要理論的解釋、支持和解決。但總體上，我國的高等教育理論研究滯后于高等教育改革的實踐，現有的理論對實踐的指導意義尚未完全凸顯和充分釋放。大學校長開展高等教育研究，不僅會豐富高等教育理論研究成果，而且也會使自己的辦學治校實踐更加科學，進而更好地履行大學的各項職能。根據美國教育理事會2002年的調查結果，美國大學校長中擁有教育學博士（Ed．D．）學位的占20．8％；獲得的最高學位中比例最高的領域為教育或高等教育，占43．8％。

①由此可見，美國大學校長多數對教育學科知識和理論有相當學習和研究。而根據2012年對112所“211工程”高校大學校長學術背景的統計，工學和理學出身的大學校長有75人，占總數的65．22％；擁有工學、理學博士學位的大學校長有69人，占擁有博士學位大學校長總數的68．3％。39所“985工程”高校大學校長中，有31位是工學和理學出身②，出身于人文社會科學的大學校長很少，更沒有一所大學的校長是教育學一級學科出身。這從一個方面說明了中國大學校長在教育理論掌握上的先天不足，這也是我們難以產生有影響的教育家的原因之一。第三，要明確角色定位，加快大學校長的教育管理專業化進程。集教育者、領導者和管理者三種角色于一身的大學校長，是一種特定的職業類別，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職業。目前我國的大學校長基本上都具有學術和行政雙重角色，就是因為大學校長的職業定位不夠明確。從大學校長的崗位性質看，并不要求校長是一流的學者，而更要求校長人選具有懂教育、懂管理、會活動等方面的素養。在這個基礎上，如果是某個領域的一流學者，那是錦上添花。以此要求校長，才有可能使校長安心教育管理事務，以教育家的情懷辦大學。大學校長由“學科型”走向“學校型”，必須強化大學校長的教育管理專業化要求。這不僅是高等教育事業發展的要求，也是校長個體發展的需要。不管誰擔任大學校長，大學校長在職位上必須將教育管理視為自己的專業，進而堅定這種專業態度、學習這種專業知識、增強這種專業能力。這樣才能不斷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和學校辦學質量，不斷適應和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培養和科技創新的需求。第四，要對專家學者擔任大學校長后是否從事學科學術研究做出限制性規定。一些發達國家明確制訂法律限制學者擔任大學校長后繼續從事學術研究；有些國家雖沒有明文規定，但學者一旦擔任校長就將減少或不再從事學術研究，已成為校長們遵守的慣例。這也是現代大學制度對校長的基本要求，只有如此，校長才能全身心投入到學校的管理中，切實推進行政權和教育權、學術權的分離。在我國，有必要在大學章程中明確校長不再從事學術研究，這有助于校長集中精力從事學校管理工作。

最后，要培養教育家型大學校長，盡早實現教育家辦學。經濟社會發展對復合型、創新型、技能型人才的現實需要和高等教育內涵發展的迫切需求，對大學校長的綜合素質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嚴峻的發展形勢和來自各方面的機遇與挑戰，呼吁教育家型大學校長的出現。“學科型”大學校長，由于受過分追求學科利益、對教育資源管控的功利化，以及學科背景單一化的干擾和影響，往往缺乏開拓教育事業的精神。另外，“學科型”大學校長在任期內不愿放棄自己擅長的業務而堅持“雙肩挑”，反而變成了“一頭沉”，沉到學科專業上去了，其相當一部分精力沒有放在校長的本職工作上。“學科型”校長往往只想保住“專家”頭銜，沒有爭當“教育家”的打算。縱觀中外高等教育史，對大學發展影響最大并被歷史所認可的校長，是那些真正懂教育、擁有教育情懷、并將辦學治校作為專業進行研究與實踐的人。大學校長只有真正熱愛教育，把教育作為一項畢生的事業，而不是換取其他資本的臺階；只有真心愛師生，把促進本校學生的成長、滿足教職員工的訴求作為工作最大的目標，才能有效提高辦學治校能力，成為大學發展戰略的規劃者和設計者、大學內部改革的推動者和支持者、現代教育和管理理論的研究者和創新者，進而成為一位與大學發展歷史同在、與高等教育發展歷史同在的教育家型校長。

作者：程斯輝 李中偉 單位：武漢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 湖北大學 社會科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