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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藝術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基于考古發現、田野調查的研究為一大主流

80年代以來，戲曲文物學研究范圍、基本理論以及田野作業方法基本確立且快速發展。學界更加重視田野調查與考古發掘，新發現的戲曲文物，無論從數量上還是種類上都是可觀的，與此相關的學術研究也層出不窮。為了編纂《中國戲曲志》中“演出場所”、“文物古跡”兩項內容，由此開始了全國范圍內的戲曲文物普查，規模空前，至1999年三十卷本出齊，為戲曲文物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1984年山西師范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的成立，預示著專門性的基于戲曲文物田野調查與考古發掘的研究工作走上正軌。1986年劉念茲在《戲曲文物叢考》中正式宣告“戲曲文物學”問世②。之后，眾多學者與山西師范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師生同仁積極主動地投入戲曲文物的調查研究，新的戲曲文物不斷發現并報道，相關課題的調查報告、論文、著作迅速增多，研究水平也有了較大提高，有力地夯實了戲曲文物學的學科基礎。由該所與中國戲曲學會聯合主辦的《中華戲曲》成為戲曲文物研究成果的重要陣地，每輯都有對新發現的戲曲文物的公布與研究。這一時期主要成果有，以黃竹三先生為首的山西師院戲劇文物研究組撰寫的《元初戲劇演出的重要史證———山西新絳元墓戲雕考述》（《山西師院學報》1981年2期）運用田野調查所獲戲曲人物磚雕結合金代侯馬戲傭和洪洞元中葉雜劇演出壁畫進行考證，揭示其在戲曲發展史上的重要意義，引起學界關注，并被1983年《中國戲劇年鑒》全文轉載。另外，自1985年以來在山西陸續發現了多種明清賽社禮儀抄本③，相關學術成果公布于《中華戲曲》、《戲曲研究》、臺灣《民俗曲藝》等刊物，被視為20世紀戲曲研究界重大發現之一。

新世紀以來，學者們對戲曲文物田野調查考古發掘更加重視，專業性更強，研究更為深入。主要成果有：馮俊杰先生《中國現存最早的神廟戲臺》（《戲曲研究》第58輯）、延保全《山西高平市發現一座有紀年之金代舞庭》（臺灣《民俗曲藝》104期）向學界公布了山西省高平市王報村二郎廟戲臺是我國目前發現的現存最早的戲臺，這一座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修建的戲臺，即使是《中國戲曲卷•山西卷》也未見載錄，這為學界研究金代戲臺實例提供了確切的實物資料，之后，《人民日報》（海外版）、《光明日報》、《山西日報》等作了相關報道，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2009年4月，陜西省韓城市宋墓戲曲壁畫的發現引起眾多學者關注，焦海民、姚小鷗、康保成、延保全分別撰文考述。車文明先生《北宋“舞樓”碑刻的新發現》（《文學遺產》2011年5期）向學界公布了位于山西長子縣南鮑村湯王廟內的北宋舞樓碑———《大宋故湯王之廟碑》，并對其進行了縝密的考證，為研究北宋“舞樓”提供了又一重要依據。戲曲文物的新發現，大大補充了戲曲史料的不足，正如馮俊杰先生言：“它是一種客觀存在，不以人的意愿和期待而改變，出乎意料的發現總能昭示出戲曲史研究的某些空白或缺憾，具有補證與開拓新領域的無可替代的價值。”④隨著田野調查與考古發現工作的不斷拓展與深入，運用新發現的戲曲文物重新論述戲曲文化史上存在的一些問題，成為當前戲曲文物學科研究的普遍趨勢。

二、區域性、專題性研究較為盛行

戲曲文物學經過了長期微觀的、個案式的研究積累，逐漸邁向了針對一定的戲曲文物類型，進行專題性、區域性的研究之路。就研究對象來看，戲臺、戲曲碑刻、戲曲壁畫、戲曲雕塑、舞臺題記、服飾道具等類型的戲曲文物受到學者們的持續關注。針對戲曲文物的區域性研究持續升溫，以山西省為最，北京、河南、浙江、江蘇、福建等次之，東北三省、新疆、內蒙古、西藏等地較為薄弱。區域性研究的優勢在于能夠充分掌握區域內戲曲文物資料，并充分結合地域民俗文化加以研究，從中看出各區域戲曲文化活動真實面貌，得出較為客觀的結論。如以山西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有劉念茲《從建國后發現的一些文物看金元雜劇在平陽地區的發展》①、廖奔《從平陽戲曲文物遺存看元代雜劇發展的時空序列》②、黃竹三《談山西的戲曲文物》③、薛林平、王季卿《山西傳統劇場建筑》④、馮俊杰《山西戲曲碑刻輯考》、《山西神廟劇場考》⑤、楊太康、曹占梅《三晉戲曲文物考》⑥、張林雨先生的《山西戲劇圖史》⑦、段建宏《戲臺與社會：明清山西戲臺研究》⑧、牛白琳《明清太原府劇場考論》、李文《金代河東南路戲劇研究》⑨、曹飛《山西清代神廟戲碑輯考》等⑩，這些論文與著作以山西省內子區域或山西整體區域的戲曲文物遺存為主要研究對象，對了解山西民間賽社演劇提供了重要依據。有類型性的專題研究，亦有綜合性的系統研究，實踐證明區域性的研究，輔以定性與定量式的研究方法是科學的，可行的。類似研究有廖奔、楊健民等對河南地區戲曲文物遺存的研究。其他省份地區的戲曲文物研究主要以古戲臺為研究對象，這是區域性研究與專題性研究的有機融合。需要說明的是，山西師范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是我國唯一以戲曲文物為專門研究對象的研究機構，有較為穩定的研究團隊，再加上山西又是戲曲文物大省，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利，故學界對山西戲曲文物研究相對來說是比較充分的，但就目前戲曲文物調查以及研究現狀來看，晉東南地區的戲曲文物遺存無論從數量上還是種類上都凸顯出明顯優勢，對此區域進行系統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應該是未來戲曲文物區域性研究熱點之一。關于專題性研究，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古戲臺的研究為一大主流。自衛聚賢先生開古戲臺研究先例以來，古戲臺研究一直是戲曲文物界學者關注的焦點，也是新世紀以來戲曲文物研究成果最為豐碩的領域。就專著而言，主要有周華斌《京都古戲樓》、與朱聯群合作《中國劇場史論》和《中國劇場史資料總目》、廖奔《中國古代劇場史》、車文明《中國神廟劇場》、《中國古戲臺調查研究》、馮俊杰《山西神廟劇場考》、羅德胤《中國古戲臺建筑》、吳開英主編《中國古戲臺研究與保護》、王季卿、薛林平《山西傳統戲場建筑》、羅麗容《中國神廟劇場史》、曹飛《敬畏與喧鬧：神廟劇場及其演劇研究》等，以古戲臺為研究對象，進行專題性研究，需要進行艱苦的實地考察和田野調查，這些著作從古戲臺的建筑形制、結構演變、演劇習俗、保護修繕以及與歷代戲曲藝術形態關系等方面進行了深入分析，極大豐富了我國戲曲史、劇場史的研究。隨著田野調查的進一步深入，還將有大量的戲臺及其相關研究予以公布。

第二，隨著寺廟、墓葬中大量戲曲壁畫、磚雕的發現，戲曲的舞臺形象探討成為戲曲文物學研究的一大熱點。如宋元戲曲，此前只有劇本傳世，舞臺形象資料難以尋覓，戲曲壁畫、磚雕的發現與研究填補了此項空白，早在50年代，劉念茲、徐蘋芳、周貽白、趙景深等學者先后對新發現的戲曲壁畫、磚雕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探討，運用文物文獻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對宋雜劇、金院本、元雜劇的角色數量、服飾裝扮、舞臺場面等內容作了深入研究。之后，延保全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持續關注宋金元時期磚雕、石刻、壁畫中的戲曲形象以及演劇場景等方面的研究，不僅有針對某一墓葬戲曲磚雕的個案分析，而且有一系列關于宋元雜劇腳色行當的專門考證，陸續發32014表于《中華戲曲》等刊物①。元鵬飛對此方面用力較勤，在攻讀碩士、博士期間先后完成《河南省宋金戲曲文物考論》、《戲曲與演劇圖像及其他》兩篇學位論文，以戲曲磚雕圖像為切入點研究戲曲腳色以及演出場景②。另外，黃竹三、周華斌、馮俊杰、徐子方、廖奔、康保成、車文明等學者也陸續對戲曲磚雕壁畫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在過去影像技術欠發達的條件下，戲曲磚雕、壁畫等舞臺形象的遺存顯得異常珍貴，它是后人認識、研究舊時戲曲藝術穿戴扮像、身段功架、神情儀表、劇目演出場景等方面的重要的舞臺形象資料，對于認識不同時期戲曲演出形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第三，戲曲碑刻的整理研究也是戲曲文物學科的重點之一。20世紀30年代，張次溪《北京梨園金石文字錄》（后收入《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松筠閣書店1937版）首開戲曲碑刻整理先例。之后，江蘇省博物館編《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三聯書店1959版），1954年歐陽予倩發現了廣州外江梨園會館的戲曲碑刻，冼玉清對其進行了解析③。馮俊杰《戲劇與考古》、《山西戲曲碑刻輯考》，曹飛《山西清代神廟戲碑輯考》等都是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選取一部分戲曲碑刻進行專門考證，展現了山西民間神廟劇場賽社演戲習俗的種種跡象。另外，學者們在考證神廟劇場、戲曲磚雕壁畫、賽社禮節抄本、舞臺題記等過程中，碑刻資料的重要佐證功能顯得尤為重要，這些碑刻對于一座廟宇的創修、演劇習俗以及各區域內神廟劇場興衰更迭、賽社習俗的真實面貌都有相關的記錄，是研究民間戲曲活動的重要資料。第四，舞臺題記的整理研究是戲曲文物學科的新寵兒。其中以山西地區發現居多，栗守田、楊太康、曹占梅、暴海燕，以及山西師大戲曲文物研究所師生等關注較多④。其他省份，有楊榕對福建省舞臺題記的調查⑤，應志良對浙江新市劉王廟舞臺題記的考證⑥。舞臺題記是關于上演劇目、戲班、演出時間以及伶人心情的真實記錄，展現了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時間民間戲曲活動的真實面貌，彌補了傳世文獻對其載錄不詳或失載的缺失，為研究民間演劇史提供了重要資料，已成為戲曲文物研究的熱點之一。

三、多元化、系統性研究層出不窮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文學界興起的文化研究熱潮，拓寬了戲曲文物學的研究視野，研究方法與研究視角的變更以及學術觀念的轉變，促使了其治學思路的調整。劉念茲在為“戲曲文物學”命名時就指出其是“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之后，在《中州戲曲歷史文物考•序》中認為戲曲文物學的研究范圍是：“在戲曲史學與考古學結合的基礎上，還廣泛涉及歷史學、民俗學、文化藝術史、金石學、古器物學、古建筑學、服飾學、文獻學和美學等各門學科”⑦。戲曲文物學研究的廣泛性，為戲曲研究界開拓了一個非常廣闊的領域，隨著多種學科之間邊緣性、交叉性的不斷增強，戲曲文物學科也勢必需要拓寬視野，主動汲取相關學科領域的專門知識、基礎理論及研究方法，為進一步多層面、多角度地鑒定戲曲文物，研究戲曲文物所反映的特定時代的戲曲文化內涵開辟了新的廣闊領域。如山西師范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編《宋金元戲曲文物圖論》、楊建民《中州戲曲歷史文物考》、廖奔《宋元戲曲文物與民俗》等著作，選取舞臺、磚雕、壁畫、碑刻、道具等多種戲曲文物，將文物、文獻、民俗資料三者有機結合，運用“三重證據法”對相關戲曲形態進行了多元化系統分析的嘗試。新世紀以來，廖奔、劉彥君《中國戲曲發展史》在充分掌握戲曲文物史料的基礎上對中國戲曲形態的發展進行重新審視。車文明《二十世紀戲曲文物的發現與曲學研究》對戲曲文物學的研究對象、范圍、學科性質以及學術工具、研究方法等作了進一步闡發，廖奔先生為此書作序，認為其顯示出“戲曲文物學導論的構設”框架。此著首次從正面的、以整體學科為對象來審視戲曲文物，以附錄的35萬字戲曲文物資料為基礎，從劇場史、演出史、觀念史等各方面考證、審視戲曲文物所包含的戲曲文化價值內涵，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使戲曲文物學科的理論水平得到了進一步提高。

中國第一部系統研究戲曲文物的專著《中國戲曲文物通論》（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由黃竹三、延保全合作完成，對戲曲文物學的定義、類型以及研究意義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發明，系統性、綜合性、理論性得到了充分體現。戲曲文物學科的不斷發展，對廣大學者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戲曲史上還有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需要借助于大量的戲曲文物的發現與研究來解決，上述戲曲文物學研究的若干熱點問題，昭示了戲曲文物學的發展方向，豐富了戲曲文物學的學科理論基礎。

作者：王潞偉單位：山西師范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戲劇與影視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