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學術權力訴求及實現路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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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之后，報告再次在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領域，強調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顯然，從“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是我國提升治理水平的必經過程。作為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生教育也面臨著從管理向治理轉變的重任，尤其是研究生收費制度的全面實施，使研究生這一相關利益群體的主體意識不斷增強，參與高校治理的訴求有所增加。多元利益相關者通過不同的治理方式復合共治高校將成為高校治理的一種新的治理格局，在此背景下，探析研究生參與治理過程中學術權力的訴求及實現路徑，有助于完善高校復合共治模式，進一步優化現代大學的治理結構。

一、復合共治視域下研究生學術權力的闡釋

復合共治是由共同治理理念衍生而來，可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大學內部以共同治理理念作為權力分配的理念與原則。隨著社會需求的不斷變化，共同治理的參與形式更加多樣化，尤其是政府部門、高校管理者、捐贈者、校友、師生等高校利益相關者采用不同的方式共同參與高校的治理，形成復合共治。

（一）復合共治：研究生學術權力的理論基石

復合共治理論是研究生群體參與大學治理的理論依據，它是以共同治理為前提，是不同利益相關者基于共同的利益訴求，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相互合作、相互補充，協同治理高校的一種互動機制。復合共治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一是復合共治主體的多元化，其主體是由多個利益相關者共同組成，高校作為一個整體，其復合共治的主體由校外的相關主管部門、社會、校友等，內部的教師群體、行政群體以及學生群體（本科生和研究生）等組成；二是復合共治目標的共同化，即參與復合共治的不同利益相關者有著共同的利益訴求；三是治理方式的多樣化，不同的利益相關者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這些治理方式之間具有合作性、互補性；四是復合共治強調的是一種協商合作的關系，要使復合共治的效果得到持續發揮，就必須提高不同利益相關者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保證他們之間持續的民主對話和互動，及時化解復合共治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和風險。研[1]究生無論是作為學生群體，還是高校的科研人員，都是高校的主要利益相關者，是復合共治的主體之一，讓研究生參與到高校復合共治中，不僅能夠為學校解決不同的學術問題提供新的角度，而且能夠豐富高校的治理方式，促使高校內部治理的民主化和多元化。

（二）研究生學術權力的內涵

研究生學術權力來源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其內容的上位概念，即學術權力，它是理解研究生學術權力的基礎和前提。目前，學術界關于學術權力的界定主要從學術權力的主體和客體兩方面來界定，從客體方面來看，以權力實施對象為標準，泛指對高等學校內部學術活動和學術資源管理的一切權力，其主體既可是高等學校內部人員,也可以是高等學校外部人員,只要管理的對象為學術活動,都可以稱之為學術權力。從學術權力[2]的主體來看，主要是指教授、學術權威或學術組織擁有的權力,是建立在學科基礎上的權力。綜[3]上所述，可以將學術權力理解為學術權力主體對于學術權力客體實現的一種權力，具有強制性、支配性、影響性等特點。其中，學術主體可以是高校內研究高深學問的教師，也可以是追求高深學問的學生群體，而學術客體主要是學術事務、學術活動等。研究生學術權力的另一方面來源是其主體的上位概念，即學生權力，是指學生或學生組織基于自身資源，依據法規來保障實現自身及相關權利的能力。權力主體是學生個人或學生組織，權力客體是教師、員工、學生、學校或院系等權力發生作用的所有對象。因此，依據研究生學術權力的兩方面來源，可將研究生學術權力界定為：研究生個人或研究生組織作為學術權力主體對于學校、院系等學術活動或學術事務所具有的一種支配力量和影響力，其中支配力量是指研究生對自身參與教學、科研、學術交流以及其他學術事務或活動的一種主導作用，而影響力是指研究生通過參與學術活動及相關學術事務管理中對其他參與者（如管理者、教師等）所產生的作用。同時，研究生具有消費者、受教育者、公民等多重身份，擁有參與權、選擇權、監督權、建議權、評價權等多樣化的權利。因此，研究生學術權力包括：參與科研、學術交流、課程設置、教學管理的權力；選擇導師、課程學習、課題研究的權力；學術建議的權力；監督學術事務的權力以及學術評價的權力等。

二、研究生學術權力訴求的合理性探析

（一）歷史比較：研究生學術權力是學生權力不斷發展的體現

研究生學術權力在目前高校的權力結構中處于學術權力和學生權力的交叉范疇，是研究生作為學術性質群體最基本的學生權力。所以，從學生權力角度而言，作為學生群體的研究生訴求相應的學術權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實際上，研究生學術權力的源頭可追溯至中世紀大學時期學生型大學中的學生權力。以博洛尼亞大學為代表，學校的一切權力都掌握在學生手中，學校的一切事務全部由學生或學生自治組織決定。主要權力包括：邀請學者，自主制訂教學內容和授課，頒發教學證書，不受外來干涉，自主管理大學教學、行政等其他一切事務等自治權。這種學生[4]型大學模式在14世紀和15世紀由意大利擴展到法國各地方性的大學中，16世紀擴展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后來被輸入到拉丁美洲。20世紀，拉丁美洲高校的學生們還常常參與最高管理委員會。[5]聯合國《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展望行動世界宣言》指出，國家和高等院校的決策者應將學生視為高等教育改革主要的和負責的參與者。這應包括學生參與有關高等教育問題的討論,參與評估,參與課程和教學方法的改革,并在現行體制范圍內,參與制定政策和院校的管理工作。這說明學生（研究生）應成為高校內部管理的必要成員，以及學生權力（研究生學術權力）應成為高校權力系統的必要組成部分，已成為一種國際共識。其實在此之前，一些國家已經通過法律或規章制度等形式，保障研究生行使學術權力。如法國1984年修訂頒布的《高等教育方向法》規定，大學實行有全體工作人員、學生和校外人士參與的民主管理。其中，科研委員會（ConseilsScientifiques）負責就學校的科研計劃、科研合同、學位課程、博士生培養等事宜向校委員會提出建議。法律規定科研委員會人數為20-40人，本校在職員工占60%-80%，其中一半席位分配給教授、副教授或其他具有指導科研資格的人員，1/6的席位分配給不屬于上述人員的博士學位持有者，至少1/12為學校其他工作人員代表（且其中一半至少為大學的工程師和技術員）；研究生代表占7.5%~12.5%；其他代表則為校外人員（可以[6]是其他高等教育或研究機構人員）”。英國則規定一定數量的研究生參加各種具有學術決策權的委員會來保障其學術權力，如劍橋大學，最主要的學術權力機構是評議院、學部總委員會、院務委員會和系委員會。其中，學部總委員會主要統管大學的學術和教學工作，協調大學教育政策，向校務委員會負責，成員共15名，副校長、8名由院務委員會任命的評議院成員，4名校務委員會任命的評議院成員，2名學生代[7]表，1名研究生，1名本科生。

（二）現實需要：研究生學術權力訴求是多方力量推動的結果

研究生訴求學術權力既有其自身的內在需要，也有外在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需要，更有國家政策層面的推動和支持，是多方力量共同推動的結果。具體表現在：1.研究生群體的專業需要與大學生群體不同，研究生具有一定專業背景和學術水平，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研究生既是學生群體，又是高校科學研究的一線人員和未來科研、社會服務、文化傳承的主力軍，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對學校學術科研的貢獻率逐步提升，個別高校博士研究生科研貢獻率已超過60%。因此，作為高校科研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生應該訴求合理的學術權力，參與相關的學術治理。另一方面，與其他學生群體相比，研究生群體具有更強烈的學術自主和學術自由的要求，更具學術決策的素質和能力，這也要求高校應給予研究生必要的和應有的學術權力。2.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需要大學自治是學術自由的重要保障，學術自由是大學自治目標追求，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現代大學制度的核心理念。在內部治理結構上，現代大學制度的實質是建構能夠應對“多元利益和沖突”需要的決策結構，將大學的決策控制權合理地分布給不同治理主體。即將大學的決策控[8]制權合理地分配給教師、行政人員和學生，也同時賦予了他們參與學術事務的權力，包括知情權、決策權與監督權等基本學術權力。事實上，研究生屬于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的重要成員，對于大學學術組織建設起到基礎性作用，而且研究生的作用正逐步擴大，比如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研究生發表學術論文的數量質量都在逐年提升。因此，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加強研究生參與學術事務的權力，這在客觀上推動研究生群體對于學術權力的訴求。3.國家政策層面的推動我國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的《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規程》第四條規定：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應當公平、公正、公開地履行職責，保障教師、科研人員和學生在教學、科研和學術事務管理中充分發揮主體作用，促進學校科學發展。這在國家政策層面保障了研究生享有一定的學術權力，為研究生學術權力的訴求提供了政策依據。也即研究生作為高校復合共治的主要利益相關者，具有良好知識儲備和智力資源，應該具有一定的學術權力，有權參與學術活動、學術事務的管理，進而促進研究生培養的民主管理和科學管理。

三、研究生學術權力訴求的問題剖析

在大學學術治理過程中，學術權力主體不僅包括教師層面的主體，也包括學生層面的主體。研究生作為對高深學問有著追求的群體，雖然他們不具有對學術事務和學術活動的決策力，不具有專業和學科的控制力，但是對于學術活動、學術事務等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就目前而言，研究生群體已經擁有一定的學術權力，大多數高校研究生已經實現自由選擇導師和課程學習的權力；參與學術榮譽評價的權力，如研究生學術獎學金的評定，大部分高校已經在獎學金的評獎條例中將研究生代表納入條例里面；專業內的自由科研和學術交流的權力也基本實現。但隨著研究生群體的多元化、復雜化，以及主體意識的增強，研究生的學術權力觀和行使學術權力的形式也在不斷發生變化，研究生學術權力的訴求仍存在一些問題。

（一）研究生學術權力訴求內容模糊

一般而言，權利強調法律保障主體獲得一定利益的資格，強調的是一定利益；而權力則指一種支配力、強制力和影響力，強調的是一種力量。權力是權利得以存在和實現的前提和保障，如果沒有權力作為前提和保障，人們就無法享有和維護自己的權利。“大學起初就是為了學術研究和教學而建立起來的，學術就是大學的宗旨、核心和基礎。大學的邏輯起點是學術，終點還是學術”。大學與其他組織的最大區別就是其學[9]術性。因此，在大學，為了保障和協調學術權利而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權力—學術權力，通過學—術權力來實現學術權利。但在現實中，學術權力與學術權利常常被混淆，模糊了二者之間的邊界，影響研究生對學術權力內容的訴求，使研究生在參與治理時，易受到學術權利內容的影響，進而出現學術權力異化的現象。

（二）研究生群體參與學術事務匱乏

研究生群體雖然已經具備參與學術事務的意識，但從參與的行動來看，研究生群體參與學術事務仍舊匱乏，尤其表現為參與課程設置的積極性缺乏。究其原因，一是客觀因素制約研究生參與課程設置的積極性，即我國研究生的課程設置都是預先設計好，多以必修課為主，選修課較少，缺乏可供研究生參與課程設計的機會；二是教師自身因素來看，我國研究生的專業課程設置，大都是教師根據自己的研究興趣和方向開設相關課程，學生由于缺少相關專業知識，無法真正參與到教師的專業課程設置；三是研究生自身而言，外部缺少提供參與課程設置的機會，內部自身專業知識的匱乏，以及自身自主性、積極性的不足，影響了其學術事務的參與性。

（三）研究生學術權力保障體系缺失

研究生學術權力保障體系的缺失主要表現在外部和內部兩方面。一是外部保障體系的不完全缺失，即形式上的保障與實質性的缺失，通過部分規章制度或法律，從形式上明確規定研究生的一些學術權力，但其實際操作過程中，研究生學術權力卻沒得到真正實施。如我國《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規程》（2014年）從制度層面明確規定，要保障教師、科研人員和學生在教學、科研和學術事務管理中充分發揮主體作用，但關于學生如何發揮其主體作用，如何行使其學術權力，如何保障其學術權力的實現等缺少詳細的配套實施方案，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研究生學術權力實施的實際效果。二是高校內部保障體系的缺失。大學章程作為“基本法”，是學校實現內部復合共治的基本依據，理應從法律層面保障研究生的學術權力，但現實情況是，我國大部分高校的章程并沒有為研究生學術權力提供內部的保障，學生（研究生）基本上都是作為被管理的對象，而非參與學術治理或大學治理的主體，基本上沒有“權力”，更別說“學術權力”。[1]

四、復合共治模式：研究生學術權力訴求實現路徑

《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規程》提出要保障教師、科研人員和學生在教學、科研和學術事務管理中充分發揮主體作用，但從目前高校內部設立的各種委員會的實際情況來看，其成員中幾乎沒有學生代表，或是研究生代表比例過低，無法保障學生在學術活動和學術事務管理中發揮主體作用。我們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從以下幾方面來完善，確保研究生學術權力得以有效運行，實現各種治理方式的動態平衡，最終完善復合共治模式，優化高校治理結構。

（一）完善復合共治平臺，協同研究生治理

高校復合共治主體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多樣化，要求不同利益相關者積極提高自身的自覺性和主動性，持續保證彼此間的民主對話和互動，及時化解復合共治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和風險。完善復合共治的平臺，強調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協商合作關系，以協商為基礎，以共同利益為導向，在對話、協商平臺的基礎上，通過互補、互動，理性的進行公開討論，在融合不同治理方式的基礎上，相互妥協，形成決策，最終實現協同治理高校。對研究生一方而言，校內研究生組織是復合共治平臺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建立健全校內各級機構中的研究生組織，比如研究生會、學代會等組織，形成對學校學術事務完整的議事、監督和管理程序，為充分發揮研究生學術權力提供平臺保障。

（二）構建復合共治機制，保障研究生學術權力

構建復合共治的機制，進一步完善研究生參與學術事務管理和決策的機制，確保研究生學術權力的有效發揮。在西方發達國家，學生參與學術事務的主要方式有兩種：一是通過法律法規保護學生參與學術事務的權利，如法國；二是高校研究生通過參加具有決策權的委員會如學術評議會、學生事務委員會、研究生教育委員會等參與學術事務管理，如英國。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完善立法，將研究生參與學術治理上升到法律層面，進一步明確學生參與學術事務的權利。同時，在完善現代大學制度過程中，將研究生參與學術治理寫入大學章程，確保與研究生學術利益相關的各專門委員會中，有一定比例的研究生代表參與，使學校的重要決策中能夠聽到研究生的“聲音”和訴求。[10]

（三）培養復合共治意識，彰顯研究生主體性

一方面，意識的培養為學生參與復合共治行動發揮思想上的先導作用。研究生群體要提高自身的主體意識，意識到自身作為復合共治的利益相關者，有權參與高校學術活動、學術事務的管理，應該具有一定的學術權力。如果研究生沒有復合共治的意識，而僅僅停留在被管理者的角色，復合共治和協同治理無從著手。另一方面，意識的培養使高校內部各利益相關者更全面而深刻的認識到賦予研究生學術權力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從規章制度上保障研究生應有的學術權力以及明確研究生學術權力的范圍和邊界，喚起研究生參與復合共治的主體意識。總之，在復合共治視域下，研究生學術權力得以立足并發揮作用的基礎是喚起研究生群體的主體意識，彰顯研究生群體的主體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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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晶，杜燕鋒12 單位：1.廣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2.華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