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保政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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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1農村空巢老人面臨的問題
1.1.1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為家庭養老帶來了挑戰。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如今大部分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并沒有選擇留在家鄉務農，而是去城市打工賺取生活來源。老人與子女在生活上的分離不僅使老人的生活缺乏照顧，也造成了情感的疏遠。
1.1.2觀念的改變對農村家庭養老方式產生了影響。隨著改革開放后社會結構的迅速變遷，養老的觀念也在變化。農村后代對于父母的依賴減少，傳統的倫理孝道觀念也有淡化的跡象。觀念的改變也影響著農村家庭養老方式。
1.2新農保政策的推行
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國務院根據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全會決議從2009年起對廣大農村居民開展的一項社會政策，具有“保基本、廣覆蓋、有彈性、可持續”的基本原則。其“新”在于：一是籌資結構的“新”。與老農保自我儲蓄的模式相比，籌資渠道更豐富。采取個人繳費、集體補助和政府補貼相結合的方式。二是支付結構的“新”。支付結構的設計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基礎養老金，這部分由國家財政保證支付，即農民60歲以后都能享受到的國家普惠式的養老金；另一部分是個人賬戶的養老金,月計發標準為個人賬戶全部儲存額除以139。兩部分相結合的待遇支付模式。
2新農保制度下空巢老人養老需求現狀
2.1農村空巢老人的缺失養老需求
首先，生活保障需求不足。目前新農保水平還太低，中央確定的基礎養老金標準為每人每月55元，各地政府可依據實際情況調整。55元對于農村空巢老人來說要滿足基本生活是較難實現的。其次，日常照料服務斷層。社會信息化、工業化的發展改變了農村家庭原有照顧結構，子女大多外出打工使得空巢老人的日常照料成為空缺。第三，精神慰藉空缺。在物質養老都不一定能滿足的農村環境中，養老更側重于填補物質空缺。但這不能否定農村空巢老人存在精神方面的訴求，甚至精神養老的欠缺給老人帶來的影響遠遠大于物質的匱乏。
2.2農村空巢老人需求缺失的成因
首先，養老金水平低。我國農村人口偏多，但收入低，多選擇最低的繳費檔次。而地方政府對于新農保的補貼有限，因此新農保制度的替代率并不高，較低替代率導致參保老人實際到手養老金很有限，農村老年人生活水平的保障是低層次的。其次，社會化養老機構在農村推行困難。由于花費較高及主觀排斥，集中供養的社會化養老方式不能成為解決我國農村空巢老人養老問題的主要路徑。第三，精神養老的忽視。農村空巢老人子女少有時間陪伴老人，對養老更多集中在物質層面的吃飽穿暖。就農村空巢老人而言，家庭的精神贍養功能已經弱化甚至喪失。
3新農保視角下對于農村空巢老人養老方式的建議
3.1大力完善新農保制度完善方法
主要可以分為兩部分：首先，擴大覆蓋范圍，使廣大農村空巢老人普受惠。取消“捆綁參保”的限制，60歲以上老人均能享受。其次，提高養老金水平。加大財政投入，并開發如基金、債券等籌資渠道，增加養老保險收益率，將這部分資金來源轉移到老人的基礎賬戶中去。
3.2積極發展農村社區養老農村社區
養老在村落中依托政府、社區和家庭，為農村老年人提供各方面支持。優勢在于合理配置現有資源，更重要的是，社區養老模式更靈活，更能適應老人的需求。老人在熟悉的環境里享受這些服務，一些低齡身體狀況良好的老人還能在村社區從事力所能及的勞動，實現老有所為。
3.3加強新農保政策與其他政策聯結
加強新農保政策與當地就業、社會救助政策的聯結，為農村家庭爭取更多資源。因地制宜地提供就業機會，為有能力照顧老人的家庭提供便宜條件。不可否認，在社會化養老日益成為發展潮流的當下，家庭保障仍然在我國傳統養老方式中占據了重要地位。將新農保險政策與其他相關政策聯結能為家庭養老提供更好的支持。
3.4社工的支持
第2篇
（一）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印花稅政策從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印花稅來看，印花稅以保險公司全部保險合同中保費收入的總和為稅基，按照0.1%的稅率計算征收。目前我國對種植業、養殖業保險合同免征印花稅。
（二）政策性農業保險經營企業所得稅政策經營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的商業保險公司的企業所得稅在征納時除了可以稅前扣除的項目（我國當前的財稅制度規定，保險企業的企業所得稅收入來源包括按照合同征收的全部保費、被減免或者返還的流轉稅、國家對保險企業財政性補貼或其他補貼收入、保險企業在二級市場買賣國庫券的所得，其中購買的國債到期獲取的利息收入免征企業所得稅）之外，其經營中央、地方財政進行保費補貼的種植業險種業務，提取不超過保費收入25%的農業巨災賠償準備金，也可稅前列支。同時，財稅[2010]4號文件規定，從2009年1月1日起，到2013年12月31日止，對商業保險公司提供種植業、養殖業保險業務而獲取的保費收入，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按該保費收入的90%計征。在一定程度上，這些稅收優惠政策減輕了商業保險公司的經營壓力，也增強了其自身應對巨災風險賠償的能力。
二、外政策性農業保險稅收政策簡述與經驗借鑒
為了保證農業保險計劃的順利實施，各國(地區)都對政策性農業保險經營主體給予稅收優惠（如表2所示），這些稅收優惠措施對我國農業保險稅收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從表2的內容可以看到，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對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稅收優惠幅度均較大。首先是免稅范圍廣，如美國、菲律賓等國家對農業保險免征一切稅收；其次是稅收優惠幅度大，如日本對農業保險開征的營業稅和所得稅低于其他行業，俄羅斯對農業保險獲得的利潤免稅等;再次是激勵作用強,各國(地區)通過農業保險的稅收優惠政策，擴大了農業保險的覆蓋面，保障了農民收入與農業經濟的發展。我國應該借鑒境外農業保險的稅收政策，推動農業保險的快速發展，借助政府扶持，將農業保險辦成惠民事業。
三、進一步加大對政策性農業保險稅收優惠的對策建議
（一）擴大涉農保險的稅收優惠范圍對農業保險經營免除營業稅政策應當按照近期實施的《農業保險條例》精神，適用于農林牧漁業保險，覆蓋種植業、林業、養殖業，進一步擴大《營業稅暫行條例》第8條規定的農牧保險范圍。條件成熟之后，還可以進一步擴展到有關農民人身健康、財產安全、農田水利設施等。政府應該結合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制訂相應的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政策。
（二）擴大農業保險經營組織的稅收優惠范圍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稅收優惠政策范圍要從經營政策性業務的商業保險公司擴展到經營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的各類保險組織。我國《農業保險條例》第2條規定，經營農業保險的保險機構“是指保險公司以及依法設立的農業互助保險等保險組織”。《條例》從我國實際出發，確定商業性保險公司和其他合作互助保險組織都有參與經營政策性農業保險直保業務的權利。因此，對于互助保險公司等非盈利組織的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應進行稅收減免，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緩解國家財政對政策性農業保險的資金扶持的壓力。
（三）配合營改增的實施，改進政策性農業保險稅基計算方式當前國內普遍是以保險經營主體通過經營保險業務而向投保人收取的全部款項作為其營業稅的征繳稅基，存在不合理性。由于保險機構總保費收入中相當一部分的最終所有權并不歸其所有，可能會作為賠款方式支出，因此，把保險經營主體收取的全部保費收入作為其繳納營業稅的計算依據需要改進。當前可以結合國家營業稅改增值稅的政策，積極探討金融保險業營改增的措施，并結合政策性農業保險經營的特殊性，制定相應的農業保險稅收政策。
（四）對政策性農業保險征收企業所得稅要適當首先，改進按會計年度對保險公司征繳所得稅的計算方法，實踐操作中可以以農業風險發生的周期為計量期間進行征稅。對于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利潤的企業所得稅計征可采用更加靈活的方式，加強對農業保險的政策支持。如果在一個計量周期內其利潤結余總額小于保費收入的一定比例，就對其予以免稅；如果利潤結余的總額超過保費收入的一定比例，就對超出部分計征企業所得稅。這樣做有利于增加經營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的準備金積累，降低保險費率，提高農民的保費支付能力。其次，我國現行稅收制度對經營中央、地方財政進行保費補貼的農作物險種業務的保險公司，還可提取巨災風險準備金，以不超過保費收入的25%為準，并在企業所得稅前列支，結余部分則全部作為保險公司當年利潤予以征納所得稅。因此，建議對農業保險征收企業所得稅要適當，對承擔賠償責任的大災風險準備金不征收所得稅。
第3篇
摘要：農業的弱質性決定了農業風險保障的重要性，農業保險經營主體參與的積極性是政策性農業保險能不能搞起來、能不能搞好的關鍵。調動農業保險經營主體開展農業保險業務的積極性需要政府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包括財政、稅收、法律等方面的扶持。但如何確保政策性農業保險順利實施，仍然是一個值得探究的現實課題。
關鍵詞：農業保險；政策性農業保險經營主體；財稅支持
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和農業的弱質性，決定了農業風險保障的重要性。而農業保險的“三高”(高風險性、高賠付率、高虧損率)特征決定了沒有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就難以實現可持續經營。2007年以來在全國6個省區試點推行、現全國有近九成省份開展的政策性農業保險是一種財政補貼型保險。其實質是政府通過在保費方面的補貼支出，并通過大面積的普及推廣，將可能出現的農業生產風險部分轉移到保險經營主體和未受災農戶，從而既達到保障農業生產的目的，又適當減輕政府巨額救災支出壓力。在這種保險模式下，能否調動農戶和政策性農業保險經營主體(商業保險公司、專業性農業保險公司、農業互助保險公司、地方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外資或合資保險公司等)的積極性是政策性農業保險能不能搞起來、能不能搞好的關鍵。各地試點表明，保證并盡量提高政府的保費補貼支出對調動農民參保的積極性起了重要作用，但如何提高政策性農業保險經營主體參與積極性，以確保政策性農業保險順利實施仍是值得探究的一個現實課題。
一、影響農業保險經營主體積極參與的障礙分析
盡管政策性農業保險試點中財政對農業保險的保費補貼減輕了農民付費的成本，提高了農民參保的積極性，緩解了以往農業保險“農民保不起，保險公司賠不起”的尷尬局面，但政策性農業保險中的一些客觀障礙仍存在，影響了農業保險經營主體參與的積極性。
1農業保險的高風險使農業保險經營主體的綜合賠付率居高不下。農業產業是受自然災害影響較為嚴重的產業，農業保險承保的風險不僅發生頻率大，而且損失集中、覆蓋面廣，其賠付率要遠遠高于一般的財產保險。以許多國家的經驗，農業保險經營組織的綜合賠付率(即賠償與收入保費之比)一般都很高。以美國為例，1982～2004年只有6年賠付率低于1。在有的發展中國家，其賠付率經常達到2以上，甚至更多，均高于保險界公認的70％的臨界點。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個國家農業保險的保費收入能夠完全覆蓋災害賠償和管理費用。另外農業風險由于其時間和空間的高度相關性，一旦發生，可能會在短時間內使大面積范圍內的保險對象同時發生災害事故，遭受巨災損失，導致保險公司難以承擔起賠付額以致虧損嚴重。
2農業保險經營高成本可能造成保險公司的虧損而挫傷其參與積極性。農業保險業務不僅風險高，而且經營工作開展難：一是定損理賠難。保險標的發生損失后難以準確估計其損失；被保險人四處分散，標的分布四面八方，一旦受損，現場勘查定損、賠付兌現的工作量很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對時間的要求緊迫，加之有些地方交通不便，更是增加了理賠工作的難度。二是保費厘定難。由于農業生產的危險主要是自然災害，發生極不規則，各地在受災頻率、程度及災害種類上各不相同，而且自然災害往往具有伴發性，還可能引起其他災害的發生，加之農村中有關災害情況的統計資料不全，加大了對危險發生頻率測定的難度，使得保險經營主體對種養業等具體項目的損失進行費率厘定需要有專業的評估。這些困難增加了農業保險經營主體的經營成本。目前國內財產保險公司的經營成本在20％～30％之間，農險業務的經營成本更高，但部分試點地區政府認可的經營成本都在15％以下，有的甚至低至8％。而且由于農險業務的社會公益性，大部分地區的政府都不允許承辦者有利潤，這樣很可能造成保險公司的虧損而挫傷其參與積極性，不利于農險工作的持續良性開展。
3農業保險中委托方與受托方的信息不對稱使得農業保險經營主體的態度由過去的大力發展變為謹慎從事。由于保險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在農業保險的委托關系中，農業生產單位作為委托方處于信息優勢方，作為方的農業保險經營機構往往是處于信息劣勢的一方，導致農業保險中道德風險比較嚴重，受農業自身屬性、小農意識和文化素質的影響，特別是法律法規制度的缺乏，監督控制成本難以降低。據統計，道德風險給保險公司造成的損失占農作物保險賠償的20％。加上農業風險的地域差異性和個體差異性很大，管理難度大，有效監管成本高，農業保險的逆向選擇也很嚴重，使得農業保險經營者賠付率居高不下。
二、調動農業保險經營主體參與積極性的政策探討
農業保險經營管理上的特殊性決定了農業保險必須由政策扶持。當前我國政策性農業保險中政府保費補貼水平較低，在稅收上除了按照國家統一規定免征收營業稅外，并沒有推出新的優惠政策，而且對保險企業經營管理費用沒有進行適當的補貼，從而使政府引導保險經營者積極主動開展農業保險的引導作用大打折扣。調動農業保險經營主體開展農業保險業務的積極性需要政府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1給予稅收減免優惠。政策性農業保險經營主體所涉及的稅種主要包括企業所得稅、營業稅、印花稅等。農業保險業務高成本、高風險、信息不對稱等特點造成農業保險經營機構難以獲得一定收益水平，所以許多國家政府對農業保險經營機構所承擔的稅負給予一定的優惠，以吸引各方資本參與到農業保險的經營領域。對農業保險業務的稅收優惠力度最大的是美國，美國《聯邦農作物保險法》規定，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一切財產，包括分支機構、資本、準備金、結余、收入、財產權和免賠款，免征一切現有和將來可能開征的稅收，包括國家所征稅種、各級地方政府所征稅種；私營農作物保險公司保險合同和向公司提供再保險的保險公司均免征一切稅收。聯邦到地方各級政府對農業保險的稅收優惠政策使農業保險經營機構除了其業務成本外不再有其他方面的負擔。日本政府財政為農業保險提供了力度很大的稅收優惠，《法人稅法》中將農業共濟組合、農業共濟組合聯合會納入公益法人的范圍，只對由收益事業所產生的所得進行課稅，對其他所得不課稅。在日本《農業災害補償法》中除規定農業保險的所得稅率為22％，營業稅率為5％～6.5％之外，免除征收其他一切賦稅。
適當的優惠稅收政策也是我國大力倡導開展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必要措施。根據現行稅法，除免征種養兩業農業保險的營業稅，以營業稅為計征依據的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也因營業稅免征而免征，同時對農業保險合同免征印花稅外，并無其他財稅優惠政策。針對這種稅收優惠力度小、范圍窄的情況，為了更好地提高農業保險經營主體的經營積極性，應擴大對農業保險業務的稅收優惠力度：一是對種植業、養殖業保險以外的其他農業險產品也免征營業稅，特別是將營業稅的免征范圍擴大到農村家財險、人身險和健康險等其他涉農保險業務。二是對政策性農業保險經營主體，可在一定期間內免征或減征所得稅，增大保險費的返還比例，提高其對農民保險費的支付能力。三是允許農業保險經營主體從經營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資金作為保險準備金，并在稅前扣除；甚至可規定對經營政策性種養兩業保險的經營主體，可以將其全部盈余作為農業保險特殊風險準備金提留出來，用作其農業巨災風險補償的積累，以增強其抵御農業保險風險的能力。
2提供經營業務費用補貼。國外政府對農業保險經營者的補貼主要用于補貼經營管理費用。如美國政府從1995年開始，為開辦農業保險的19個公司提供相當于其農業保險費31％的補貼；日本在這方面的補貼也高達50％～60％。針對我國農業保險業務經營成本高的特點，參考國際上許多國家的經驗，并考慮我國具體的財力狀況和實踐經驗，政府應為各種政策性農業保險經營主體提供一定比例的業務費用補貼，以提高其經營農業保險的積極性。2006年《國務院關于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中就特別提出要“對保險公司經營的政策性農業保險適當給予經營管理費補貼”。具體到操作中，應遵循分級負擔、區別對待的原則，即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及其分支機構的全部經營管理費用由中央政府承擔；地方性的農業保險公司全部或部分經營管理費用由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承擔；對商業保險公司則根據其年經營農業保險的業務量按保費收入的10％～20％左右向其提供經營費用補貼。對于比較偏遠、農戶保險意識薄弱、農業保險業務開展比較困難的地區，政府財政適當加大補貼，鼓勵保險公司積極拓展農村保險市場，發展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
3提供再保險支持和建立巨災風險基金。農業保險巨災風險比較多，大面積干早、洪水、臺風等風險事故往往會給直接保險人帶來超過責任準備金數十倍的損失，從而導致經營機構破產。為保證政策性農業保險經營主體的財務穩定，提高其經營農險的積極性，需要政府財政作為農業保險發展的后盾，通過再保險機制和風險基金來分散風險。由于商業性再保險機構在一般情況下不愿承接農業保險的再保險，可考慮由中央政府統一組建政策性的全國農業再保險公司，采取中央財政控股、省級政策性農業保險機構參股的模式組建，其注冊資本金可來源于中央財政注資、地方參股、農村救濟費分流、財政支農資金整合節流部分等。另外，中央和省級政府還應通過適當機制籌措資金建立巨災風險基金，例如從保戶繳納的保費中列支部分資金共同建立農業保險風險基金，用于彌補保險公司巨災之年的虧損，借以平衡農業保險的經營。根據實踐經驗數據，一般以保費收入的10％計提巨災風險基金比較合適。就全國而言，如果巨災風險基金只提供60％的財政支持，在70％參保情況下，則每年需要財政預算安排5～6億元。
4創新農業保險支持機制——以險養險。在提高保險公司積極性方面還有一點值得特別指出，那就是大多數地區在鼓勵商業性保險公司開展農險時都會提出“以險養險”這一措施，并把它當作解決政策性農業保險虧損問題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以險養險”是一種對開展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公司中部分商業保險險種提供相關政策支持，并通過這些險種的收益來彌補政策性農業保險虧損的方法。從上海等地的實踐經驗看，把以政府資源配置為主的保險與農險捆綁式結合，是彌補農險虧損的重要途徑。為保證這一做法的順利實施，在推行時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第一，要通過多少商業性財產和人身保險項目養得起農險。第二，保險公司的政策性和商業性兩類保險業務的盈虧如何核定。第三，在“以險養險”中如何維護商業保險市場的平衡性和公平性。只有上述三個問題得到有效解決，“以險養險”才能真正成為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強力助推器”。
三、政策支持農業保險經營主體參與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1對政策性農業保險經營主體的政策支持要與政府的財政能力相適應。農業保險過高的賠付率與過高的管理成本，需要政府的財稅政策支持。但近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在政府進一步加大對農業保險的支持和補貼力度的情況下，農業保險并沒有按照政府的意愿取得更快更好的發展，相反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發展使政府陷入沉重的財政負擔。如美國，1980～1999年政府舉辦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總成本是150億美元，僅1999年一年政府給農作物保險的財政補貼就達22.4億美元，其中保費補貼13.53億美元。以此為教訓，在我國的政策性農業保險試點中，對農民的保費補貼和對農業保險經營主體的經營費用補貼水平及稅收減免優惠的力度一定要考慮國家的財力，既要促進政策性農業保險的順利開展，又不能給財政帶來太大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