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哲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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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生態危機;欲望;科技理性;和諧生態觀

在人類發展史上，隨著“人類中心主義“的出現，人類將自身設定為主體的同時自然界的存在成為“他者”，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分立使得作為主體的人對作為客體的自然界的過度盤剝和壓榨，導致了生態危機的產生。從根源上探究，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是這一問題的邏輯起點。因此，探究生態危機的根源，需要將人類的財富欲望納入歷史通道進行反思。財富欲望的張力隨著世俗社會商業精神的發育而開啟，在利潤最大化的指引下，欲望聚焦于可以帶來財富的自然界。發達的科技是對自然界進行深度開發的關鍵力量，技術在人類財富欲望的驅使下，“促逼”著自然界，使其被過度開發而遭到破壞，深層次里破壞著“人—自然命運共同體”。

一、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

現代社會是以資本為軸心的經濟社會。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的存在在于價值增值，“既然它生出剩余價值的運動就是它自身的運動，它的增值也就是自行增值。它所以獲得創造價值的奇能，是因為它是價值。它會產仔，或者說，它至少會生金蛋。”［1］因此資本家的目的不是獲得使用價值，“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潤，而只是謀取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這種絕對的致富欲，這種價值追逐狂，是資本家和貨幣儲藏者所共有的。”［2］這種財富欲望具有一種擴張自身的內在張力。“就欲望概念自身的意義定位，它乃是指社會的人基于一定的需要而產生對一定的物質或精神事物的渴求。是人的有意識的并指向清晰的目的的行動傾向，也可以說是趨向于一定的目的的意向。”［3］人類欲望的閘門被打開以后，欲望的張力使得人類對貨幣、資本的追求日益強烈。貨幣是天生的平等派，但是當貨幣越來越集中于少數人的手中，這導致了貨幣持有者與無產者之間的極大的不平等。貨幣持有者極力將貨幣繼續投入再生產過程中，以生產出更多的剩余價值。無產者則對貨幣持有者掌握的生產資料日益依賴，越來越多的勞動力轉化為生產剩余價值的工具。貨幣持有者日益成為勞動者、生產資料的主宰者，貨幣力量由此轉化為能夠在生產過程中帶來增殖的資本力量。資本的擴張邏輯不斷生產出剩余價值并將其投入擴大再生產。“資本擴張過程是資本向自然界的擴張，向自然資源的擴張。資本自誕生以來進行的數百年的擴張過程，就是將從地表到地下，從表層到深層的自然資源不斷貨幣化、資本化，吸收到不斷運轉的資本機器內部的過程，也即吞噬自然資源的過程。”［4］因此，資本的擴張必然以消耗自然界，對自然界無休止的掠奪為前提。“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資本”［5］的原初形式是自然資源，“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的資本”［6］需要支配和使用自然資源，才能表現為資本的現實存在。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并不是貨幣，砂糖并不是砂糖的價格一樣。”［7］因而“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8］世界上越來越多的自然資源被納入經濟系統中，納入資本擴張的邏輯體系中，由此進一步刺激著人類追求資本擴張的欲望。人類不斷開拓著尚未被資本化的資源，資本追求擴張的本性具有使這些資源進入擴張體系中的魔力。尚未被資本化的資源在人類欲望的驅動下與貨幣相結合，進入生產領域中，便被賦予了人的主觀意志，被資本化后便獲得了不可遏制的擴張本能。我們亟需對人類瘋狂行為背后的原因進行深層次追問。人類企圖將一切資源都資本化，納入資本擴張的邏輯體系，刺激著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欲望，有各種痛苦甚至死亡本身作為它的武器，支配了勞動，鼓起了勇氣，激發了遠見，使人類的一切能力日益發達。每一種欲望獲得滿足時的享受或愉快，對于那些克服了障礙和完成了自然的計劃的人，是一種無窮盡的報酬的源泉。”［9］追求財富的欲望是資本擴張的推動力。人類把勞動價值注入到自然資源中時，資源被資本化了，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這種心理因素就通過物質得以顯現出來。這種獲得物質資源的力量承載著人類追求資本擴張的意志，使得人類進入了瘋狂追求物質力量———資源。當人類對尚未資本化的資源進行開發，要投入大量的資本預付金，因此必須獲得利潤，否則就將血本無歸，因此人類陷入資本邏輯體系的深度座架中。欲望推動著人類的行為動機，人類的行為由于這一欲望的滿足而終止。這一欲望的滿足又激發了新的欲望的產生，一種物欲造波著另一種物欲，由此導致欲望動力機的馬達強勁，不斷刺激著人類追求資本擴張的觸角。亞當•斯密指出:“每一個人對于事物的欲望都要受人胃的有限容量的限制，但對于住宅、衣服、車馬、家具等舒適品和裝飾品方面的欲望似乎是沒有限制和確定界限的。”［10］滿足這類沒有限制的欲望的資本擴張也就處于無止境狀態。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一書中也深刻指出了，這種資本擴張的欲望邏輯，“物品都徹底地與某種明確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聯系。確切地說這是因為它們對應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可以是社會邏輯，也可以是欲望邏輯———那些邏輯把它們當成了既無意識且變幻莫測的含義范疇。”［11］這是深度資本擴張的欲望帶來的消費社會的圖景。尚未開發的資源被資本化后獲得了一種價值通約的社會性，這種經濟性符號通兌著對象化世界的一切存在。價值通約有著一種將五彩斑斕的生活世界量化的神奇魔力，通過貨幣把異質性的社會變成一種可量度、可計算、可兌換的存在，使得人類的生活世界被貨幣和資本的增殖體系宰制。人類在這個體系下追求資本的不斷擴張，并在資本力量的驅動下研發出越來越多的高尖端的先進科技，進一步武裝著人類進行資本擴張的欲望。人類的資本擴張欲望在吞噬著自然資源的可再生能力。當愈來愈多的自然資源消耗在資本體系中時，資源的可再生能力也在不斷衰減，最終導致資源枯竭、環境破壞。“資本主義經濟把追求利潤增長作為首要目的，所以不惜任何代價追求經濟增長，包括剝削和犧牲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這種迅猛增長通常意味著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時向環境傾倒越來越多廢物，導致環境急劇惡化。”［12］人類破壞著與自己的身體發膚密切相關的自然機體而不自知。資本擴張欲望無資源可尋而無法得到滿足時，或許人類真的會將觸角伸向到地球之外的“潘朵拉星球”，將世代詩意的棲居破壞，人類被瘋狂追求資本擴張的魔咒附身。

二、科技理性與生態危機的勾連

發達的科學技術對生態危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給人類帶來快捷、便利、現代化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資源破壞與生態危機。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的主體地位得到確證的同時，人類對科技的依賴性愈加強烈，對科技的盲目樂觀的態度實際上帶來的是人的主體地位的缺失，人類的深度異化并日益成為機器的奴仆。因此，可以說“科學進展是一種悲喜交加的福音。”［13］科技理性是導致生態危機的技術力量。在古希臘和中國的先秦時期，將對德性的追求視為“至善”，柏拉圖、老子等哲學家都提出技術是“奇技巧”會敗壞人的心智，反對技術的應用。近代以來，隨著“科技樂觀主義鼻祖”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科學知識獲得了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并迅速發展為人類戰勝自然的武器。笛卡爾通過“我思故我在”進一步確立了人的存在，自然在這種反思哲學中成為人的“思中之物”，因此“征服自然意味著，自然是敵人，是一種被規約到秩序上去的混沌;一切好的東西都被歸為人的勞動而非自然的饋贈，自然只不過是提供了毫無價值的物質材料。”［14］人的主體地位的確證使得自然越來越被淪為人類征服的對象。科技理性由探究真理的本體論變成一種實證的技術手段，這種技術手段追求對自然的深度開發，以達到人類自身的財富欲望，將自然定義為為人的利益而服務的存在。在挖掘自然的內在價值的利益驅使下，使科技理性日益排除了人類的價值判斷，如對真、善、美的價值追求等。科技的發展使科學的理念成為現實，帶來便捷與舒適的同時，也越來越拋棄了對人文意義的追求。科技的發展不斷助推著人類財富欲望的擴張，也使人類面臨越來越多的生存困境與自然困境。比如，農藥、化肥、催熟劑等化學藥劑的超標使用，在提高產量的同時卻破壞了土壤，同時產出的作物含有未完全降解的藥物殘留，直接危害人類自身。人類開始意識到科技理性所導致的人的發展悖論。人類開始將科技理性作為批判與討伐的對象加以審視。首先對科技理性提出批判的是盧梭，他認為科學每往前推進一步，人就隨之往后墮落一尺，因此他將科學定義為人類的禍患和敵人。在《論科學與藝術》中，他指出:“科學的創造神是一個與人類安寧為敵的神。”［15］胡塞爾也強調“科學觀念被實證地簡化為純粹事實的科學。科學的‘危機’表現為科學喪失生活意義。”［16］科學家在實驗室里喪失了主觀性，拼命追求物的邏輯而缺失了對人自身的思考，只追求動力因，不斷求解著X而忽視了科技對人類應用領域的后果。實證科學導致了現代人漫不經心地丟掉了那些對真正的人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的思考，使人類陷于不幸的困境。貝爾納在《科學的社會功能》中指出:“把科學應用于實際所創造出來的武器使戰爭變得更為迫近而可怕，使個人的安全幾乎降低到毫無保障的程度……不可否認，假如不是由于科學，這些禍害不至于象現在這個樣子。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科學對文明的價值一直受到了懷疑，至今仍然如此。”［17］因此，科學必須接受審查。海德格爾認為技術作為人類征服世界的工具，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促逼”著自然界，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與此同時，人類自身也成為被“促逼”的對象。對自然和對人類自身的“促逼”達到了“座架”，“座架占統治地位之處，便有最高意義上的危險。”［18］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和阿爾多諾認為，工具的價值在于它被主體運用在實現主體目的時的作用，工具理性遵循一種效用邏輯。科學技術在工具理性的效用邏輯下發展起來并成為對人類而言行之有效的工具。馬爾庫塞延續了對科學技術批判的思路，認為科學技術在發展的過程中缺失了對事物的人文意義的考量，只追求技術手段的實用性而缺乏目的性的考察，科學發展成為一種奴役人類的異化形態，社會發展成為一種人性扭曲的病態社會，導致全面的奴役和人的尊嚴的喪失。以科學技術為載體的高度發達的工具理性剪斷了人與自然的臍帶關系，同時工具理性的體制化運轉也侵占著人類的生活世界，導致人與人之間被各自分離的意見的機械組合的量化計算所代替。工具理性企圖以對世界的操縱為目標，在影片的情節推進中體現的非常明顯。工具理性實質上是科技發展進程中產生的異化現象，工具的發展正從帶給人類的裨益走向反面，越來越缺失對人類自身的存在論境域的思考，成為危害自然生態環境和人自身發展的“罪惡之源”。科學技術強大的工具性和功能給人類帶來的便捷與舒適是不容質疑的，但是科學的發展和運用離不開人類的導控。人類之所與陷于工具理性的崇拜中不能自拔，源于人類自身價值理性的畸形、正確價值觀的缺失。科學技術從屬于資本的邏輯體系時，逐利的秉性操控著科技，瘋狂的資本擴張欲望帶來科技的飛速發展，這種科技的發展當然是一種人類僅僅為滿足自身利益的異化的發展狀態。這種異化狀態可以深層次追溯到主體性哲學的痼疾，人類從原始的自然神教的神秘、蒙昧中走出來，發現了自身的主體性力量，“人是萬物的尺度”“我思故我在”“人的理性為自然立法”，人的主體性得到了無與倫比的彰顯。然而人類在將自身設定為主體的同時也就意味著其他的存在對人類來說都是“他者”(Theothers)，這就導致了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分立。人類在自然科學與工業革命的迅猛發展中感到歡欣鼓舞，主體性力量達到了一種近乎瘋狂的盲目自信，科技與工業在主體性力量下發展日益迅速，提高了生產效率，帶來了物質生活的日益豐盈。但是人類卻沉迷于機器與技術的世界中，技術越來越高端、機器越來越精密，人類對工具理性越來越著迷，將人之外的一切存在都視為客體和“他者”，工具在缺乏對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的考量之下畸形發展，由此破壞著與人類發展休戚相關的自然界機體。

三、基于對象性關系的和諧生態觀

人類的財富欲望在科學技術的助推下不斷擴張，最終帶來了生產危機。那么能否像一些學者所提出的那樣，消滅資本也就消滅了人類的財富欲望，生態危機就能迎刃而解了呢?馬克思指出，“留戀那種原始的豐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須停留在那種完全的空虛化中，也是可笑的”［19］，人類社會的發展需要資本，只有通過資本才能創造出資產階級這一最發達和最多樣的生產組織。資本作為人類剩余勞動的結晶，本無善惡是非可言，其性質主要取決于它運用于何種生產關系之下以及人類運用資本的目的。因此，可以說對資本擴張的考察也就是對人自身的反省。人類在世界資本化的浪潮中，可以尋找到一個與自然之間的合理距離。馬克思指出，“人們需要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合適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交換。”［20］人類生活于自然界中，自然界是人類無機的身體，人與自然不是簡單的主體與客體的關系。生態倫理學基于舊唯物主義的理論，將人與自然主客二分，從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念出發，強調人類自身的主置和中心地位，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將只對人類有意義的倫理觀、價值觀賦予自然，自然就淪為了人類利用征服和掠奪的對象。人類的主體地位導致人類為了自身利益始終將與自身生存休戚相關的自然視作“他者”，自然成為滿足人類利益的奴隸。人類無限膨脹的欲望導致對自然的無限制開發掠奪，產生了一系列生態災難。生態倫理學把自然當作在人之外的孤立存在客觀事物而不是與人產生內在聯系的人類學自然界。自然界的存在對人類的意義在于給人類提供資源，將自己視為主體的人類竭盡所能去掠奪自然，以滿足自身的需求與欲望。埃里希•弗羅姆指出“我們奴役自然，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來改造自然，結果是自然界越來越多地遭到破壞。想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和我們對它的敵視態度使我們人類變得盲目起來，我們看不到這樣一個事實，即自然界的財富是有限的，終有枯竭的一天，人對自然界的這種掠奪欲望將會受到自然界的懲罰。”［21］人類錯誤的生態觀導致無節制地從自然界獲取資源而忘記了自然與人的生命休戚相關的對象性關系。人類在資本的驅動下瘋狂破壞自然界的可再生能力的同時也是在破壞著人類自身的生存環境，即人類在進行著自我毀滅。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是單純以人的利益為中心的生態倫理學，同樣也不能簡單地回溯到“生態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認為“自然物的多樣性具有它自身的內在價值”［22］，所有自然物因為自身固有的內在價值應當得到保護，而不是為了人類的利益而受到保護。福斯特深刻地指出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僅僅是對諸如人類征服自然和自然崇拜之間的對立這樣古老的二元論的重新闡述。”［23］“這里永遠存在的二元論觀念往往妨礙了知識和有意義的實踐的真正發展。實際上，這種觀念中所體現出來的二分法往往使‘人類與自然相對立’的觀念長期存在。”［24］福斯特指出了根植于人與自然二分法的生態學理論導致的生態學困境。人類錯誤地將自然視為外在于人的獨立存在物，這種自然被誤以為是外在的，其存在的全部意義只在于給人類提供資源;也正是錯誤地將人與自然分割，以自然界自身的價值為中心，導致“唯自然至上”的“生態中心主義”。幸運的是，人類已經意識到上述兩種基于人與自然主客二分的不正確的生態觀的問題所在，并已經開始采取行動，為建構和諧生態觀而努力，和諧的生態有賴于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馬克思將自然劃分為第一自然即“自在自然”與第二自然即“人化自然”，馬克思認為，自在自然“被抽象地理解的、自為的、被確定為與人分隔開來的自然界，對人來說也是無。”［26］“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7］，即不存在脫離自然界這一對象的孤立的人也不存在不以人為對象的孤立的自然界，“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種非現實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來的存在物，是抽象的東西。”［28］事實上，現實的、有意義的自然是對象性存在的人化自然，不存在獨立于自然界的孤立的人同樣也不存在不以人為對象的自然界。對象性關系意味著“別人就是我的‘你’……就是我的另一個‘我’，就成為我的對象的人，就是我的坦白的內隱，就是自己看到自己的那個眼睛。只有在別人身上，我才具有對類的意識。”［29］“也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來說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它的存在。”［30］這就意味著人與自然是作為對象性關系而存在的并通過對象性活動而相互內在聯系。這種對象性活動即人的實踐活動。人類通過實踐活動創造對象世界，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31］通過實踐活動建構“人—自然命運共同體”的和諧生態觀，人在與自然的內在聯系隨著實踐活動而不斷深化，自然成為人的“無機身體”。通過實踐活動人類建構起與自然的生理性、理智性、情感性以及道德性的內在聯系，使自然并不是外在于人的自我存在物，人亦是如此，因此要立足于對象性關系以及實踐活動來研究人與自然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這種“命運共同體”不能屈從于資本力量和人類的財富欲望，不能被科技理性所左右，不能“唯自然至上”，也不能以犧牲自然為代價換取人類生產力的發展，相反人的財富欲望應該服從“人—自然命運共同體”的和諧生態觀，科學技術的進步應立足于“人—自然命運共同體”的和諧生態觀。這才是滿足人與自然可持續發展的正確的生態觀。

作者:鄭柏茹 單位:上海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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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4］福斯特: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1．

第2篇

經濟危機中的投資哲學

一

中國人把知識當智慧，其實，知識是思維方法導致的結果，并非是智慧。人類真正的智慧是思維方法。也有人把思想當智慧，其實這種看法也不對，因為，思想也只是價值觀念的集成，而發現價值觀念的，還是思維方法。

二

中國的“易經”是一種思維方法，而且是一種高智慧的思維方法。我稱這種思維方法叫“多元并列發散式系統閉環思維法”，而且是正反兩個方向可以同步進行的思維方法。

三

阻礙人類進步的有兩大因素，一是自私，二是智慧的盲區。所謂智慧的盲區，是指那些人類思維抵達不到的地方。自私是蒙住人類智慧的眼睛的一葉。開發發智慧就是開發思維能力。由此可知，人類智慧的盲區小一點，人類的智慧也就擴展一點。而縮小智慧的盲區的唯一途徑，就是思維的擴展。

四

意識形態是什么？很多人做出了很多不著邊際的解釋。我個人認為，所謂意識形態就是一系列相互關聯、相互支持的價值標準體系。不同的價值標準，是為不同的政治集團服務的，或基于一國之利益，或基于一個政治集團之利益。如果一個國家被另一個國家的價值判斷標準所取代，這個國家就會為另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所努力。因此，一個國家保衛自己的價值判斷標準，和保衛國土一樣重要，因為，價值判斷體系的丟失，就意味著國土上的一切的丟失。

五

一個國家什么都可以挑戰，唯獨不允許挑戰的是主體價值標準。因為，如果一個國家的主體價值標準一旦被解構，就意味著這個國家失去了價值目標整合能力和社會的價值秩序的失序。所以，主體價值標準是任何國家都必須強制性執行的標準。但是，這個主體價值標準，首先是這個國家民眾認同并支持的，其強制性才具有國家意志的意義。

六

我在一些文章中一再說，投資是一種命運戰略的哲學，當然，這是在資本主義制度機制下的投資。而在社會主義制度機制下，投資則是一種動態均衡、動態制衡的機制哲學。命運戰略的哲學使少數人富有，動態均衡、動態制衡的機制哲學使大眾受惠。

七

中國主流精英反對經濟學中的動態均衡、動態制衡的機制哲學，崇尚自由經濟學說，有人說這是不同經濟學思想的斗爭。但是，思想的斗爭往往基于利益的爭奪。也就是說，自由經濟學捍衛者，是為了捍衛精英、官僚、資本階層永遠占居利益的高端，保持社會財富更多的占有率，而反對者，往往是從捍衛民眾利益出發，志在保持社會的動態和諧，良性發展。

八

動態均衡、動態制衡的機制哲學，是科學哲學，也就是說，通過量化動態均衡標準，形成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動力機制。但是，命運戰略哲學唯一目標為是更多的占有，而占有，只會導致占有率膨脹式涌堵，造成重大的社會災難和經濟災難。

九

經濟發展是個有限逐年遞增，循環往復系統閉環的積累過程，也就是說，有一定的模式性，沒有模式就沒有循環往復了。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有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社會主義有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其共同點就是都在循環往復的閉環系統中逐年遞增，其不同點是，前者在逐年遞增的過程中，少數人占有率在逐年比重增加的同時，多數人的分享率卻逐年遞減。后者則相反，保持相動態對均衡是其經濟發展的路徑，造福于大多數人是其目的。

十

中國的投資者可以掙政策的錢，因為，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共有兩條主線，一條是社會主義的，另一條是自由經濟的。在這兩條主線中，賺取命運戰略哲學的錢，但懂得的人不多，賺取政策的錢懂得的人就海了去了。但賺取政策的錢，有合法與不合法之分，合法的利潤空間雖然很大，比方說出租車公司收取份子錢，但比之不合法的利潤空間總是小了很多。利潤空間越大，越能逗起人的冒險精神。

十

金融創新的本質，就是在總量不多的前提下，想著法子從別人的占有率中獲取占有權，并從中悄悄的占取別人的占有率。因此，這是一套獲取占有權而后再獲取占有率的創新游戲。中國金融界知道占有的不少，但知道金融創新的本質就是獲取占有權的不多，所以，中國總是用占有權換取占有率，結果是奉送給人家的占有權越多，自己的占有率就越少。

十一

風水是物質場的動態制衡。但人類的意識也是物質場。如果一個投資者光知道自然界的物質場，不知道人類最大的物質場就是暗流涌動的人類意識，那種借助風水打拼事業的想法，無疑是過于天真的愚蠢選擇。

十二

一個投資者能獲取別人獲取不到的財富，不是真本事，獲取了別人獲取不到的財富，并且守住了，這才是一個投資者最大的本事。故而，投資謂之創業，守業謂之風險管理。

十三

對于一個真正的投資者來說，危機是最大的機遇，因為，這是占有欲望，也就是投資者的陷阱紛紛撤離的時候，也是劣質產品被掃蕩一空，剩下優質資產，而優質資產也無力自救的時候。也就是說，一本萬利的投資時代，就是由危機制造出來的。

十四

對程序的規范，就是流程化管理。但流程化管理的靈魂，是化規范為員工的自覺。所以，規矩為行，自覺為行，是流程化管理的最高境界。

十五

風險是可知的，如果不可知，就失去了管理風險的一切辦法。正因為風險是可知的，管理未來對人類來說也就擁有了可能。但是，管理未來的關鍵，永遠是管理今天的機制。

十六

讀不懂中醫，最好別投資，學不會（玄空）風水，最好別玩管理，因為，風險在于一動一靜之間，虛實更替之中，一隱一顯，變化不窮，樞機在于守衡，動變始于加減，故而，兇中有無限風光，吉里有不盡風險。奇門臨事，甲干隱遁于六儀，三奇流轉于九宮，故而權變在于制衡，樞機常隱于無形。

十七

過去有人稱，不懂經濟，所以把中國搞糟了、搞亂了，搞得崩潰了，借此證明少數人占有大多數財富的發展模式正確。現在有人說張宏良不懂經濟，借此證明張宏良理論的錯誤，但問題是，一個無法否定的事實是，張宏良留美就學十余年，學習、研究的經濟，現在在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的也是經濟學。

十八

認真想想，經濟其實是一種思想，也就是說，思想在先，模式居后，因為，有什么樣的思想，就有什么樣的經濟模式。有人批評我左，任什么都與思想掛鉤，但是事實上，西方有了亞當。斯密斯的經濟學思想，才有了資本主義模式，馬克思經濟學思想出，也才有了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再后來，弗里德曼創造了專門解構馬克思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自由經濟與政治”，并推薦給我國，我國才有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十九

投資也是一種思想，一種哲學思想。

二十

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錢總是那么多，你多點，我就必然少點，這是資本制度機制下無法改變的定律。有人認為，我有文憑，比別人聰明，聰明人的效率高，所以我得比別人多拿，只有這樣才合情合理，反之就是不合理的。但聰明人真的就效率高么？聰明人會占有，但不會創造，會創造的人不會占有，但有真正的效率。現在的問題是，會占有的，被稱頌為創造，會創造的，被視為無能。如果有一天，中國的投資者學會在創造中占有，中國才算到了真正的資本時代。搞資本主義而不知道資本機制是什么樣子，也就只有以中國特色而名之了。

二十一

投資，是命運琴弦上的舞蹈。

二十二

投資也是一種文化。當普惠眾生的投資文化蔚然成風時，投資便進入了一個高度文明的理性時代。雖然那個時代遙不可及，但是，當人類最終發現，欲望是人類災難的陷阱時，或許會重新選擇各自的人生道路。

第3篇

(一)功利主義者反對政府供給公共物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政府的強制供給無法實現帕累托最優。功利主義者認為公共物品雖然是公眾所需要的，也不能在市場當中獲得，但是如果國家介入，那么這種“家長式”的公共物品供給，就會滿足社會中一部分群體的需要，而傷害到另一部分群體的幸福，不是帕累托最優解。第二，政府供給容易出現依附文化，鼓勵懶惰，大量勞動者“依附”國家福利而生存，降低社會幸福。第三，政府供給存在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居民可能利用信息不完全而違背道德享受福利，政府也可能利用公權力獲取私利，所以功利主義者反對政府供給公共物品，提倡“小政府，大市場”。

(二)工具理性主義的批判工具理性源于馬克思•韋伯的“合理性”(ra-tionality)，只注重功利，借助理性達到目標，重視效率而忽視人的情感和精神。“物質和金錢成為了人們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極端化，手段成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們身上的鐵的牢籠。”瑏瑠工具理性主義將“經濟人”假設運用到政治分析中瑏瑡，把政治行為視作政治市場，將公務人員假設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分析政治活動中的激勵問題、尋租問題和外部性問題，運用計量經濟學證明政府供給效率較低，而市場供給效率較高，否定政府供給，強調市場供給。認為政府只是傳遞個人偏好的管道，而不應該承擔收入再分配的作用。無論是自由主義者、功利主義者還是工具理性主義者在分析時都忽視了公共物品的社會效應。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不同，作為社會福利的代表，公共物品具有縮小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減少社會不平等，提升社會正義，維護公民基本人權的作用。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我國，其意義更為重大。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公共物品供給不足，特別是在廣大農村地區，公共物品極度匱乏，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較差，經濟發展受到極大拖累。所以盲目套用發達國家經驗對經濟發展不利。同時，傳統批判忽視了公務人員的利他性，忽視了人性的復雜性和道德倫理對人行為的規制，忽視公民、政府和社會的責任心和道德感，忽視公共倫理的感召，只強調人行為中的不合作和自利，與社會現實不符。所以，我國仍然要強調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給中的作用，構建以政府為主導的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給模式。

二、政府供給公共物品的正效應

政府天生就是公共物品的最優供給者。霍布斯在《利維坦》中從社會契約論的角度，提出政府就是為公眾提供公共物品的組織。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認為: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務，包括國家安全、社會安全以及私人因為缺乏激勵而不愿意提供的公共事業和公共服務。斯圖亞特•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運用》中提出政府在于建造私人不愿建造的對公眾有利的物品。馬克思也提出“……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得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瑏瑢。

(一)人權與公共物品權利一詞最早出現在古羅馬的私法中，也是最難定義的概念。哲學家范伯格干脆直接定義權利為“簡單的、不可定義的、不可分析的原始概念”瑏瑣。按照資格說的看法，權利意味著是否擁有某種資格，或者對某個事物是否擁有某種資格才對其享有某種權利。形成權利有兩個要素:第一，別人不能否認你能夠享有某物的資格;第二，你享有某物時別人不能讓你處于不利的狀態或者讓你受到打擾。公共物品滿足這兩大特征是權利對象。人權是一權利束，包含了發展權、知情權、受教育權、平等權、參政權、安全權、社會保障權等一系列權利，而這一系列權利的實現基本上都依靠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費權利構成了人權的基本內容。鑒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每個人都不可能占有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費權實質上是享用權。社會公共物品的享用權是人的基本權利，但它和私權不同，這項權利不能排除其他人對公共物品的享用，所以首先針對的是社會而不是個人，針對的是政府而非他人，“在現代國家中，這種責任直接賦予了政府，并為它設定了一項嚴格的和特定的義務即政府本身不得破壞或忽視它有責任保障的權利。”瑏瑤對于政府來說，保障人權是其基本責任，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當中對政府的這一職責也有所論述。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基本職責之一，享用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公民的基本福利權利，作為政府，提供充足的、多樣的公共物品是保障人權的基本手段。

(二)平等與公共物品平等和自由一樣，是人類歷史中的強勢概念。其理論基礎來自于“天賦人權說”，認為人生而平等。斯多葛哲學學派反對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人類不平等學說，認為每個人都具有理性，都在自然法的統治之下生活，都擁有平等的權利。英國17世紀哲學家洛克認為“就作為一個人的地位與權限而言，人人都應該是平等的，這是毫無疑問的自明之理”瑏瑥。不平等作為平等的反面，體現了個體在權利上的差異。盧梭認為“不平等使人類失去自由，……，要讓人類獲得自由，必須先追求平等”瑏瑦。公共物品的享用權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就極易在社會中造成不平等感，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決定了不能排除其他人的使用，就很容易讓那些無法享受到公共物品的人感覺到不平等，撫慰和勸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這種不平等感，但是只有最終得到了享用權之后，不平等感才能消除。對于政府來說，消除社會不平等就是大量供給公共物品，讓最大多數人得到公共物品享用權。而市場供給公共物品時，收費、隔離等方法限制了未繳費主體對公共物品的享用權，擴大了社會不平等感，造成不和諧。

(三)公共治理中“公共性”和公共物品“公共性”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是主體的公共性，主體必須是國家、政府和社會公共組織，其在行為上具有公益性、平等性和法定性;第二是價值觀的公共性。私人管理關注私利性，而政府公共治理目標體現公共性，以維護社會公正、社會公平、社會民主和社會責任為目標;第三是手段的公共性。恩格斯認為國家是同群眾相分離的公權力，政府公共治理依靠的就是公權力;第四是對象及目標的公共性。公共治理的對象一定是國家事務、政府事務和社會事務;并且在本質上是以民主為基石，追求人民、社會平等、社會公正、社會公平和社會福利等多元目標，所以政府公共治理的終極目標是社會福利和公眾利益。公共物品與公眾福利和公眾利益緊密相關，第一，公共物品具有提高社會福利的效應。無論收入高低，公共物品的非可分性和非排他性使享用者能夠得到完全一致的服務，提升了社會福利;第二，公共物品具有再分配效應。政府通過稅收提供公共物品使低收入家庭免費地、完全均等地享受福利，有利于再次分配，可以縮小分配差距;最后，公共物品有利于提升社會公平和正義。公共物品能提供完全一致的消費，保證每個人都享有同等的機會和權利，特別在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等一些關乎最大多數人利益的問題上，由政府供給更能體現社會正義與公平。

(四)滿足農村及落后地區的需要農村及西部地區天然處于市場競爭的不利地位，公共物品供給不足嚴重制約了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公共物品品質差、供給結構不合理、總體數量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仍是制約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桎梏。落后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經濟總量低，市場活力不足，居民財富較少，寄希望于民眾的合作意識，建立市場組織提供公共物品幾乎沒有可能。而且市場供給中，每個參與者都希望減少支付，這是群體性的占優策略均衡，并且在參與者數量眾多的情況下，監督每個參與者如實表述需求的成本較高，在經濟上不可行，公共物品會供應不足。政府供給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

三、政府供給的公共物品的界定

薩繆爾森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1954)界定公共物品是“每個人對這種物品的消費都不會導致其他人對這種物品消費的減少”瑏瑧。人們習慣于把具備完全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商品界定為純公共物品，且認定純公共物品應當由政府提供。但嚴格意義上的純公共物品范圍極小，因為消費容量無限的物品幾乎沒有;嚴格的非排他性物品也幾乎沒有，因為隨著技術的發展，許多物品都有實現排他性的可能，如高速公路，這些變化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范圍越來越窄［6］。隨著工具理性思維的流行，政府供給缺乏效率的問題為人們所關注，在減小開支、縮小范圍的呼聲下，政府供給的種類越來越少，許多原本由政府供給的公共物品紛紛改革，完全或者部分由市場提供，企業逐漸成為公共物品供給主體。但是公共物品有較強的社會屬性，與公眾利益和公眾福利緊密相連，效仿發達國家縮小政府供給對我國并不合適，特別是農村和落后地區，政府退出供給帶來的福利損失大于成本節省，制約了經濟發展。政府供給的公共物品范圍應當根據經濟發展水平進行認定。在經濟發達地區，經濟總量大，市場經濟活力強，社會財富積累豐富，合作意識較強，應強調市場供給，政府只保障最低限度和最少種類的公共物品供給;在西部落后省份和農村，經濟總量小，市場經濟活力不足，合作意識不強，政府應放棄工具理性思維，更多的介入供給，提供更多數量和種類的公共物品，保證經濟發展和公眾福利。

四、結論

從工具理性的角度過分強調公共物品的供給效率認為政府應該退出公共物品供給，忽視公共物品的社會效應會降低整個社會的效用水平。在公共物品供給中應該強調公共治理精神與價值理性，以此合理判斷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給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社會效用函數水平。

(一)強化公共治理精神公共治理應以民主為基石，追求社會平等、社會公正、社會公平等多元目標，核心價值在于承擔公共責任并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這要求政府扭轉“注重效率，忽視公共”的問題，實現治理目標和行政價值的轉移，做到“公共第一，效率第二”，回歸公共性。同時在公共治理中提高公務人員素質，發揮利他精神，以最大化社會福利為目標，強化公共治理精神，讓公共性和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價值取向體現在每一個公務人員的工作作風、觀念及信仰中。

(二)強調價值理性工具理性觀念把手段作為目標，禁錮了公共政策最初的理想，忽視了公共物品的社會性;價值理性是“通過有意識地對一個特定的舉止的———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闡釋的———無條件的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瑏瑨價值理性強調行為本身的道德價值高于行為的效率。馬克思•韋伯定義價值理性為實質理性，他認為“實質理性是基于目的和后果的價值，是一種主觀合理性。……這些目的……往往以價值而非經濟利益為取向，……要求保障一個社會中每一個成員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即政府拋棄傳統觀念，更多注重價值理性，注重人文關懷，以滿足社會成員的基本需要為最終價值取向。當經濟學、管理學失去人文價值關懷時，也就成為了失去靈魂的軀殼。要求建立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給模式，在經濟發達地區政府減少直接供給，通過建立效率引導、結果引導的行政調控機制，間接控制公共物品供給，依靠市場提高供給效率，減小效率損失;而在經濟落后地區，適當擴大政府直接供給范圍和數量，滿足經濟發展需要，提升社會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