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貿易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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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Kletzer和Bardhan(1987)指出：“關于東亞成功經驗的研究性文獻經常強調動態比較優勢和資金獲取較便捷二者之間的聯系。關于貿易和產業政策的相關文獻認為，東南亞國家運用選擇性的信貸配給，以實現其貿易和產業調整目標，比一般地實行貿易保護和外匯管制更有效”。所以，政府如何通過金融發展來動員和利用資金，不但會影響經濟增長，同時也會影響到一國的國際貿易。Rhee(1989)也強調了金融對于貿易的重要性，因為出口商必須獲得必要的貿易融資才能完成出口訂單。所以，不論是出于拓展金融發展理論、貿易理論的需要，還是出于對東亞經濟成功經驗的分析，我們都有必要對金融發展與貿易的關系進行研究。

然而，在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往往不是直接從金融抑制一下子過渡到金融自由化，而是經過了一個中間環節——金融約束階段。在金融約束階段，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金融和某些需要優先發展的部門創造租金，并對信貸的使用加以干預。本文的目的是針對金融約束階段的戰略特征，來研究金融發展對于發展中國家國際貿易的影響。由于韓國是實行金融約束戰略的代表性國家，我們以韓國為例來進行這個問題的研究。

一、金融抑制、金融深化與金融約束

金融發展理論是由美國斯坦福大學兩位經濟學家麥金農和肖于1973年創立的。在那一年，他們分別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經濟發展中的貨幣和資本》和《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注：這兩本書的中文版由上海三聯書店于1988年出版。）從此，“經濟發展理論和貨幣金融理論兩股巨流終于交匯融合起來”。（注：肖：《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10月第一版譯者序。》）他們在書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論斷，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欠發達歸咎于金融抑制。他們指出，通過扭曲包括利率和匯率在內的金融資產的價格，再加上其他手段，這種戰略會縮小和壓低相對于非金融部門的金融體系的實際規模或實際增長率，從而出現了對儲蓄和外匯的過度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對儲蓄和外匯的使用必然采取硬性分配，這導致尋租盛行，有限的資源無法得到有效利用。總之，該戰略會中止或嚴重妨礙經濟發展的進程。相反，具有金融“深化”效應的新戰略——金融自由化戰略——則會不斷地促進經濟發展。

麥金農和肖認為，要發揮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就應放棄他們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實行“金融自由化”或“金融深化”。金融深化的核心內容是“促進實際貨幣需求的增長”。為此，就必須取消不恰當的利率限制，讓銀行等金融機構有權提高存貸款的名義利率，保證貨幣資產的實際收益為正數，以此來吸收儲蓄，優化投資結構。另一個重要步驟就是放松匯率限制。金融深化的進行還包括財政政策的協調，放松對金融業務過多的限制，允許金融機構之間開展競爭等方面。麥金農和肖指出，推進金融深化戰略將有利于本國經濟的發展，因為存在著金融深化的四個效應，即儲蓄效應、投資效應、就業效應和收入效應。

麥金農和肖理論的提出，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大意義，金融發展理論對發展經濟學的貢獻不容低估。麥金農和肖的金融發展理論在上世紀70年代問世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如韓國、阿根廷、馬來西亞和我國臺灣省）受其影響，進行了金融自由化的實踐。但迄今為止，金融自由化改革成功的例子很少（陳觀烈，1988；赫爾曼等，1998）。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尚不具備金融自由化所要求的前提條件（赫爾曼等，1998）。一個金融發展水平很低的國家直接采用自由的金融市場模式是難以令人置信的。所以，金融自由化在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使得實行自由化的國家頻頻發生經濟危機。

鑒于此，赫爾曼等(1998)經濟學家認為從金融抑制一下子過渡到金融自由化，對于發展中國家可能是不現實的，應該有一個過渡階段。他們吸取了信息經濟學的成就，在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基礎上，于上世紀90年代提出了金融約束論，認為政府對金融部門選擇性地干預有助于而不是阻礙了金融深化，提出經濟落后、金融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應實行金融約束政策。金融約束政策可以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金融抑制是政府從金融部門攫取租金，而“金融約束”的本質是政府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間部門（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而不是直接向民間部門提供補貼。金融約束理論的提出者認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的租金在減少與信息相關、妨礙完全競爭市場的問題方面，能起到積極的作用。通過創造經濟租金，使銀行和企業股本增加，從而產生激勵作用，增加社會利益。特別是，租金誘導民間部門當事人增加在純粹競爭的市場中可能供給不足的商品和服務，例如對投資進行監督和提供吸收存款的準備條件。

所以，在經濟處于金融發展的初級階段，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通貨膨脹率低以及可以預測的，正的實際利率），政府要對存貸款利率進行控制，同時限制市場準入。通過對存貸款利率的控制和限制市場準入，不但可以動員經濟中的儲蓄，避免因競爭而導致的社會資源的浪費，穩定金融體系，更為重要的是可以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只要干預程度較輕，金融約束就會與經濟增長正相關。另外還要實行限制資產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將正式金融部門中的存款化為其他資產，如證券、國外資產、非銀行部門存款和實物資產等。

隨著金融深化，尤其是隨著金融部門資本基礎的加強，這些干預應逐步放松，經濟將轉向更傳統的“自由市場”模式。所以赫爾曼等(1998)指出，金融約束應該是一種動態的政策制度，應隨著經濟發展和向更自由、更具競爭性的金融市場這一大的方向邁進而進行調整。金融約束的最優水平——用干預的強度和廣度來衡量——將隨著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而下降。

赫爾曼等(1998)研究者認為：“金融約束使更多的項目可從正式的金融中介獲得融資，從而對投資資金的配置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政府更有可能直接干預資金的配置，因此有必要討論定向信貸和產業政策。”采取金融約束戰略的經濟體，政府一般對貸款的使用加以干預，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干預的方式和資金重點投放的行業也不同，這反映了政府的經濟目標。正是如此，金融約束對經濟發展水平和結構、對國際貿易的水平和結構就產生了影響。當然，本文僅僅探討金融約束對國際貿易的水平和結構所產生的影響。在實行金融約束戰略的國家（地區）中，韓國被認為是實行金融約束戰略比較成功的國家。所以我們以韓國為例進行分析。

二、韓國金融約束下的信貸自選擇機制

韓國在上世紀60-70年代實行的是金融約束而非金融自由化，這可從韓國政府對利率的控制，在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等方面判斷出來。韓國政府對信貸使用的干預有其理論基礎；在對出口行業的信貸支持上，韓國實行的是自動信貸配給制，我們隨后將會看到，這種制度有力地促進了韓國出口的增長和出口結構的轉變。

1.韓國20世紀60年代實行的是金融約束而非金融自由化——金融發展戰略的判斷

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了對金融的控制：它國有化了商業銀行，修正了中央銀行法案，使韓國銀行從屬于政府。1965年實施了利率改革，把銀行的利率水平翻了一番（Vittas和Cho,1995）。這次改革一方面大幅度提高了利率，使其保持在正的水平上，另一方面銀行利率仍大大低于市場利率。利率的提高不但成功地吸收了私人儲蓄，并且使資金從不受規制的非正式部門轉移到了政府牢牢控制的銀行部門。由于這個原因，政府能夠提高它對金融資源配置的控制水平。利率仍低于市場利率使得政府得以在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趙潤濟(1998)在對韓國的一項研究里得出了如下結論：“韓國（20世紀）60年代的利率政策可以說是一種金融約束”。

在上世紀60-70年代，韓國的銀行部門獲得了租金。這些租金的獲得主要來自于四個方面：第一，來自于政府規定的存貸利差；第二，來自于中央銀行為商業銀行提供的低息貸款，在整個1960年代，中央銀行為商業銀行提供的信用占商業銀行貸款總規模的20-30%（趙潤濟，1998）；第三，來自于對商業銀行準備金所支付的利息；第四，來自于銀行領域的進入限制。

與此同時，經濟中的其他部門也獲得了租金。商業銀行信貸主要被用于優先發展的部門。在上世紀60年代是出口部門，在70年代除繼續支持出口部門外，主要用于重化工業。對于這些部門的貸款，政府都規定了較低的利率，以保證這些部門能得到扶持。另外，政府還允許商業銀行為民間部門的借款進行擔保，由于國內利率高于國外利率，所以政府部門通過對民間部門國外借款的批準，來保證國外信貸有選擇地用于支持產業政策目標。另外一種補貼方式是為出口提供貼現，以補充在發展中國家還很不完善或根本就不存在的許多融資機制(Rhee,1989)。

如上所述，韓國政府控制了利率，但保持實際利率為正；在金融部門和產業部門創造租金；同時對信貸的使用加以廣泛的控制——這一切表明，對金融部門的干預是相當廣泛的。籍此我們可以認為，韓國在60-70年代實行的是金融約束戰略。

韓國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前期計劃減少對信貸市場的政策干預，但是，在實踐上它不得不繼續介入以重新構建陷入財務困難的公司；80年代后期，信貸項目主要集中于社會項目和收入再分配（Vittas和Cho,1995）。我們對韓國金融約束對國際貿易影響的分析僅限于20世紀60-70年代，而不把80年代包括在內。一方面是因為該時期金融政策趨向于自由化；另一方面是因為該時期的信貸政策也與60-70年代不同，當時的信貸政策是以促進出口和工業化為目標的。

2.政府干預信貸的理論基礎

在一個信息完美且沒有成本的世界中，政府沒有必要對金融機構的信貸加以干預。然而，在現實世界中，信息高度不完美，且存在大量的信息成本。在這種情況下，信貸并不必然被配置到它最好的用途中去。信貸配給起因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起因于監控和證實成本，起因于合約履行成本。基于以下幾個理由，政府需要對信貸市場進行干預。

使用信貸安排的一個理由是，在市場經濟中，由于外部性，市場失靈和協調失靈會造成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存在差異（趙潤濟，1998）。如果政府不對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給與補貼，顯然會導致具有正的外部性的經濟活動供給不足。

第二個理由在于，商業銀行發放的長期貸款過少，這不利于企業成長。在許多國家，特別是在那些公司信息披露非常不完全的國家，商業銀行普遍不愿向回收周期長、風險大的項目融資，即使它們有更高的總體收益。這會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這樣一來，在信息不完美和具有交易成本的現實世界里，政府若對銀行信貸采取適當的干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商業銀行自發提供長期信貸的不足（Vittas和Cho,1995）。

對于信貸安排的第三個可能的動機來自于政府在信貸供給方面可能享有的比較優勢。政府可能在項目甄別上具有比較優勢（由于政府機構比私人公司占有更多的信息），可能在監控和證實結果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由于政府實體比金融中介機構可能具有的相對高的組織效率），可能具有更低的履約成本（由于政府擁有稅收和政策權力）（Vittas和Cho,1995）。

3.韓國的金融約束與國際貿易——自動信貸配給制

在樸正熙總統執政時期(1961-1979)，韓國采取了一項信貸配給制度——自動信貸配給制(automaticcreditallocation)。根據出口業績的自動信貸配給制是這樣一種制度：政府確立游戲規則，規定每一個企業所得到的低利息信貸的多少和該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出口業績相聯系——出口業績越好，則它可自動獲得的無抵押補貼貸款就越多。這種制度的建立對于韓國推動出口部門的快速擴張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Hong(1998)認為，韓國出口導向增長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這種信貸配給體系。

韓國的自動信貸配給體系之所以被采取并取得了對出口支持的成功，除了前面說過的政府干預信貸的理由之外，還由于以下兩個原因：（注：Hong:(1998)。）

(1)該自動配給體系可減少官僚和政治家對信貸分配的干預。政府對商業銀行信貸廣泛的配給和干預，一方面有助于政府實現產業目標和經濟目標；另一方面，也產生了政治家和官僚對信貸的干涉。這種干涉使得信貸不一定被配置到能產生最大化社會或經濟收益的地方。在自動信貸配給制度實行時期(1961-1979)，任何企業家都能通過采取出口相關的活動自動獲得短期銀行信貸。出口部門企業家的精力就只集中于創新，而不必過多地考慮和官僚、銀行官員打交道，一個國家的潛在企業家才能能被調動起來用于出動，這樣就提高了資金的配置效率。

(2)有利于克服韓國金融的落后，克服逆向選擇問題，節省調查成本。

在韓國根據公司出口業績進行信貸配給的體制下，有希望的企業家不只被金融體系所評價，同時也被國際市場上的成本－質量競爭的自然選擇過程所評價（King和Levine,1993）。所以，根據公司出口業績的信貸配給體系能很好地克服金融抑制下固有的逆向選擇問題。也就是說克服了韓國金融機構落后，不能對貸款申請者的項目進行正確評價的問題，使得儲蓄得以流向高收益的投資項目。由于貸款是自動配給，對于在出口市場上有創新活動的企業家可以自動得到貸款，同時也節省了調查成本。

三、金融約束與國際貿易

在發展中國家，政府大量創造租金、分配租金的行為非常普遍，但獲得租金的部門在不同的金融政策下有所不同。在韓國20世紀60、70年代的金融約束戰略下，金融部門和政府優先支持的部門獲得了租金。通過自動出口信貸配給制度，60年代出口部門獲得了租金，70年代在繼續實行該制度的同時(Hong,1998)，政府大力支持重化工業的發展（Vittas和Cho,1995；趙潤濟，1998）。通過信貸干預，政府得以影響韓國的貿易結構和水平。

據趙潤濟(1998)測算，金融部門（通過銀行貸款）所產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額在1968-1969年平均為5.55%，在1970-1979年平均為7.65%，在1980-1983年平均為9.95%。（注：租金＝信貸總額×（場外市場利率－銀行貸款利率）。轉引自趙潤濟(1998)。）這說明，由銀行貸款分配產生了大量的租金給政府優先支持的行業。

除了出口企業從銀行獲得信貸資金外，1966年韓國的《外資引進法》還允許國有銀行為民間部門的國外借款進行擔保。政府通過對企業國外借款的擔保使國外貸款有選擇地用于支持產業政策目標。與國外貸款相聯系的租金數額十分巨大。據趙潤濟(1998)估計，20世紀60-70年代，該租金占GNP的比重在8%-15%之間。

租金被創造出來后，在20世紀60年代被主要用于出口部門，以推動韓國出口行業的發展；在20世紀70年代，除繼續支持出口部門外，主要用于重化工業。由于重化工業的發展也對出口有影響，所以我們的分析也把上世紀70年代包括在內。

在出口推動中，由出口信貸計劃提供的信貸占銀行信貸總量的比例由1961-1965年間的4.5%提高到7.6%(1966-1972)，后又提高到13.2%(1973-1981)。另外，對出口信貸的利率補貼數額也很巨大：在1966-1972年間，出口信貸利率比普通貸款利率平均低17.1%。出口商接受的支持還包括其他各種信貸計劃（如出口業設備基金），以及與政府指令或行政指導相一致的其他優惠信貸配給。在韓國出口業擴張時期，信貸補貼構成了出口補貼的主要部分，并在1967年達到了最高峰，當時，利率補貼占出口總額的2.3%，遠遠高出同年1%的財政補貼。（注：這些數值轉引自趙潤濟(1998)，第251-252頁。）由出口信貸所產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額見表1。

表1由出口信貸產生的租金（10億圓，%）（韓國）

年份出口信貸a(A)A×利息差b(B)租金(B)/GNP

19633.91.40.3

196410.04.60.7

196512.14.00.5

196616.65.40.5

196732.49.80.8

196843.413.10.8

196980.721.50.9

1970161.643.31.7

1971248.557.91.8

1972231.849.11.3

1973416.298.62.0

1974652.6144.22.1

19751042.7269.03.0

19761511.5347.62.9

19772616.0499.72.9

19783764.8854.63.7

19795642.81320.44.5

19806957.41739.44.7

19816957.41321.92.9

19828192.01892.43.7

19839232.61458.82.5

注釋：a.年末貸款余額。

b.利息差＝場外市場利率－出口信貸利率。

銀行信貸被優先分配給重化工業的比重從上世紀70年代起不斷上升。1970年，在制造業內部，重化工業得到了國內銀行信貸總額的22.6%，到1980年，重化工業所得到的信貸額上升到32.1%。對國外貸款的分配也是信貸支持總量中很大的一部分，例如，1972-1976年間，制造業獲得了國外商業貸款總額的66.1%，其中的64.1%被用于重化工業。在1970年代，巨額的信貸支持使得向重化工業進行大量投資成為可能。（注：趙潤濟(1998)，第254-255頁。）

韓國的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由表2我們可以看出，韓國1960年代的制造業增長率高于經濟增長率，而出口增長率又大大高于制造業增長率，達到38.2%；制成品占出口份額在1970年是1962年的3倍；與此同時，制造業占GDP份額和貿易依存度1970年都比1962年有了很大提高。

表3表明了1970年代的工業及出口結構變化。從1970年到1979年，制造業在GNP中的份額、重化工業在制造業中的份額、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重化產品在制成品出口中份額的提高更是驚人（1970年的15.5%提高到1979年的43.1%）。

表3韓國1970年代工業和出口結構變化（百分比）

制造業在GNP中的份額重化工業在制造業中的份額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額重化產品在制造業出口中的份額

19701979197019791970197919701979

21.228.739.254.983.689.115.543.1

表4是韓國1961-1981年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幾個關鍵年份出口構成的變化。通過該表我們可以看出，食物和原材料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制成品和機器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其中制成品由1961年的8.6%上升到了1981年的87.4%，而機器由1961年的1.8%上升到了1981年的10.9%，這兩類產品的出口比重上升還是比較大的。這說明，韓國對出口的信貸鼓勵不但促進了出口，而且還改變了出口的構成，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韓國的信貸政策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表4韓國出口構成變化（占總出口的%）

1961196619721981

食物--16.36.3

原材料50.222.58.21.4

制成品8.661.268.987.4

機器1.83.16.710.9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由于20世紀60-70年代實行的自動信貸配給制，韓國的信貸及租金許多流向了出口部門——在70年代除了流向出口部門外，政府還重點支持了重化工業的發展。很明顯，如果沒有政府對信貸分配的干預，出口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出口結構的迅速改變都是不可能的。這說明，在韓國所采取的金融約束戰略下，金融發展可以顯著影響國際貿易的水平和結構。

四、結論和簡要評價

金融約束是由金融抑制走向金融自由化的一個階段。在金融約束階段，政府在金融部門和優先發展的部門創造租金，并且對信貸的使用進行干預。這種干預會影響到該國產業和出口的發展。在發展中國家，政府干預信貸是有經濟學根據的。Hong(1998)在對韓國金融發展的研究中認為，“的確，在象韓國這樣的國家中，信貸配給是實施出口推進戰略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他認為，和出口業績相聯系的自動信貸配給制比較成功地推動了韓國的出口。使用韓國20世紀60-70年代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的結果證實了這一點。這說明，在實施金融約束戰略的經濟體里，信貸政策會影響到該國的國際貿易水平和結構。

但是，必須明確認識到，金融約束的作用不應該被過分夸大。因為在金融約束論中，租金創造的效率和收益的產生有許多前提，比如居民對存款的利率不敏感而對存款的安全性和金融中介的效率很敏感等，這些條件在現實中不一定能被滿足。即使可以被滿足，政府對銀行業競爭的限制也不一定能保證銀行業（比在完全競爭條件下）有更高的效率。固然，政府通過干預信貸的確能影響貿易的增長和結構的改善，但是，這種增長和改善是不是以犧牲其它部門的發展為代價的，或者說是不是一種低效益的增長，現在還不十分明確。

對這種戰略的另一個顧慮是：政府干預金融的優勢取決于政府的動機和效率。政府并不總是“做正確的事情”，即使它們有一些比較優勢。政府對信貸配給的干預常常引起尋租、腐敗和擠出(crowdingout)，而非尋求有效的工業項目。在以政策為基礎的借款的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政府如何能阻止尋租行為破壞政府政策的增長目標（Vittas和Cho,1995）。更重要的是，金融約束在本質上是一種溫和的金融抑制（如控制存貸款利率和限制銀行業進入等），它有可能會倒退到金融抑制，重新引起國際貿易的扭曲。即使不會倒退到金融抑制狀態，政府中掌握體制運作的官僚為了既得利益，也有可能在金融約束的經濟合理性消失之后，仍將其長久地保持下去。所以，我們應該以理性的態度看待金融約束對國際貿易所產生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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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1．1金融發展規模對國際貿易發展的影響

金融發展規模對國際貿易發展的影響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金融體系能夠提供完善的國際貿易清算或者結算基本工具，保證商品流通、勞務輸出或者金融資產貿易的實現，提高了貿易過程的交易效率，有效的降低了貿易過程中產生的經濟成本，這也是金融體系自建立以后最為重要的基本功能之一。在現代的世界經濟體系中，銀行系統在世界各國貿易過程中發揮著支付清算工具的角色，對貿易活動有著比較特殊的影響。商業銀行提供的支付清算服務能夠在世界范圍內被接受，使得復雜的貿易實現過程和結算體系能夠高效率的運轉，同時也是國家貿易溝通及其發展的流動性源泉，為其提供巨大的便利。第二，金融發展提供了安全可靠的金融市場，通過金融活動將社會上閑置的資金有效的聚集起來，并投向社會生活的各個行業或者職能部門，為經濟單位的運行提供了平衡有效的資金源泉。金融體系通過融資活動將資金以投資的形式從生產效率比較低的行業或者部門轉向了生產效率較高的部門，實現了資源的合理優化分配。金融機構通過儲蓄調動或者儲蓄轉化解決了國際貿易中對大規模資金的需求，對規模經濟行業的快速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提升了國際貿易的資金優勢與國家競爭力。大量的研究都表明：金融體系的建立與健全為規模經濟的良好運行以及大規模的專業化生產提供充足的資金保障，對其發展有較強的促進作用。

1．2金融發展結構對國際貿易發展的影響

金融發展結構對國際貿易發展的影響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金融體系的資源配置功能對國家貿易發展的總量提升以及結構優化都會產生比較積極的影響。從金融市場的發展來看，金融體系結構相對完善，發展水平相對比較高的國家，對金融行業依賴程度比較強的知識密集型產品貿易的總量就會比較大；相反，金融發展水平比較低的國家，其國際貿易的產品主要集中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及其產品。這也就說明了，金融發展水平低，即使其他的生產要素的優勢再強，金融體系的落后也會將其降低、減弱乃至抵消。良好的金融結構體系，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結構升級，改善了國際貿易的金融環境。第二，良好的金融發展，對企業融資活動形成一定的監督和控制機制，解決了融資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相對于單個的儲蓄者而言，在獲取投資項目的有關信息時，具有規模經濟的優勢，對企業進行監督和控制的成本也比較低，同時，銀行通過與融資企業的長期合作獲取了大量的市場信息，并使之私有化，從而激勵著銀行去挖掘市場信息和企業管理信息，有利于資金的分配。這就恰好解決了國際貿易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通過金融發展及其產生的監督控制體制有效的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第三，在國家貿易自由化發展的過程中，隨著貿易水平的提高以及貿易范圍的擴大，一國的貿易活動將面臨著更大的風險，不確定性會大大上升，金融機構乃至金融市場的發展為貿易部門的風險分散提供了一定的支持，貿易者通過資產分散及其組合，有效的將風險進行分散，減少了市場波動對貿易發展的沖擊。

1．3金融發展效率對國際貿易發展的影響

金融體系具體包含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兩個重要部分，這兩個主體效率的提升對于金融效率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金融體系對于國際貿易發展第一個重要作用就是為其建立了高效、適用的金融系統，否則的話，國際貿易發展的經濟收益將會被高額的交易費用所替代。銀行機構的發展通過利用其對投資機會的充分分析以及相關投資活動市場風險的分擔，使投資能在更高的水平和效率上運行，促進貿易的效率，優化國家貿易的結構。另外，商業銀行的發展通過提供金融結算與金融中介這兩項具體的職能，解決了投資活動中信息不對稱問題，使資金流通的效率大大提升，為國際貿易的發展和順利進行提供了良好的支付手段和風險分散機制，這種在國際貿易發展中的作用和效率就是金融效率的重要體現，高效的金融體系能夠以較少的資本投入得到較高的資本產出，不僅僅在金融服務的數量上有所體現，而且在金融服務的質量上也有所體現。金融機構效率提升的直接結果就是投資的轉化效率大大提高，貿易產業的結構調整和產業擴張有更加雄厚的資本基礎。所以金融發展效率對國際貿易的總量提升和結構優化都有非常大的積極影響。

1．4金融發展對國際貿易發展產生影響的實現機制探析

金融發展的總體特征為：金融資產的總量和金融規模不斷擴張、金融體系結構逐漸優化以及功能逐漸完善、外商直接投資（FDI）的總量和規模增加、股票市場的發展迎來新的增長等。以前三個主要特征為例來探索金融發展對國際貿易發展的影響實現機制。第一，金融發展通過總量以及規模的增加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外貿企業要想應付不斷增加的市場競爭，鞏固企業的市場地位，必然要進行一系列的技術創新來促進企業技術力量的進步，由此企業的資金和融資需求就會進一步的增加，金融總量的發展能夠滿足不斷增加企業資金需求，為企業的技術創新提供一定的資金支持，從而為貿易發展提供良好的物質基礎。更大的金融規模能夠為企業提供更加豐富的融資渠道以及更加便利的融資服務，從而使外貿行業能夠利用規模經濟的優勢從事專業化的大規模生產，形成更有競爭力、更加高效的國際貿易模式。第二，金融發展能夠通過體系結構及其功能的不斷完善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的出現直接原因就是為了解決企業在貿易活動中的信息建設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問題，其基本功能就是實現資源在空間條件和時間條件限制下的有效配置問題，包含了儲蓄轉化、資源配置優化、監督控制、風險防范和交易服務等幾個方面。第三，金融發展通過FDI的持續增加來促進國際貿易規模增加以及國際貿易發展。FDI中具體包含了知識要素、技術要素以及資本要素等眾多方面，其實質體現了眾多生產要素在國際貿易間的流動、轉移和配置。FDI對貿易發展的影響通過資本累積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來具體的體現。FDI的資本累計效應體現為：隨著一國資本要素的不斷增加，可以形成比較顯著的比較優勢，從而對國家貿易的商品結構產生一定的影響，促進貿易的發展與實現，這也是要素稟賦論的集中體現。FDI的技術溢出效應體現為：由于外商的直接投資活動，為一個國家的技術提升和裝備升級提供了基礎，這直接為兩國之間的貿易活動提供了機會與平臺，資本投入的增加，技術與服務的產出也會增加，直接使貿易的總量和規模增加。

2國際貿易對金融發展的影響的實現機制

國際貿易在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出的特征主要表現為：貿易自由化程度提升、服務貿易以及知識密集型產品貿易的發展、跨國公司在經濟全球化中的地位與影響力逐漸提升、各國對外投資活動頻繁以及投資總量不斷增加等。其中國際貿易對金融發展影響的實現機制主要體現在前三個因素中，下面分別討論。第一，國際貿易伴隨著貿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能夠對金融發展產生一定的促進作用。一些研究學者認為，國際貿易通過規模經濟的優勢能提升貿易自由化的水平，反過來又會帶動金融市場的繁榮與發展，從而有效的降低金融中介的服務費用，提升服務效率。還有一些學者在研究貿易對外開放的基礎上，分析了金融自由化的作用和影響。貿易自由化使得金融的風險增加，信息獲取的難度提升，金融控制的成本也會隨著增加，最終使金融體系不斷優化、創新、改革來適應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經濟常態，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金融自由化的產生和發展是貿易自由化帶來的副產品。第二，國際貿易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產生了一大批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又會促進金融產業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跨國公司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成為一支重要的推動力量。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對金融體系的整體功能以及金融市場的風險控制和風險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間接的使金融行業的控制、管理水平得以提高。第三，國際貿易的過程中有大量的對外投資活動，這些活動很大程度上能夠促進金融的發展。由于國際貿易中含有大量的海外業務，這種局面的形成就對銀行機構乃至非銀行機構提出了新的要求，隨著金融機構數量的增多，更多的資金就因為國際貿易的緣故而逐漸匯集起來，產生資金聚集效應，一方面能對當地的經濟發展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反面，金融企業的集聚有利于形成機構間的競爭格局，從而帶動金融業和金融服務的快速創新發展。

3結語

第3篇

金融服務貿易涵蓋金融服務貿易和保險服務貿易兩個方面，從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金融服務貿易發展存在的缺陷。保險服務貿易額占比較大。對比十多年來金融服務貿易和保險服務貿易的總額，可以發現保險業務對金融服務貿易有非常顯著的貢獻，行業內存在嚴重的比例失金融服務貿易出口占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3.5%，進口占總額的7.8%，總額占服務貿易總額6.2%。2014年，我國金融服務貿易出口占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5%，進口占總額的7.3%，總額占服務貿易總額6.5%。這是因為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發展仍處于起步階段，底子薄，結構尚不合理，后期仍有很大發展潛力。另外，我國的金融服務貿易規模和質量存在很大差距，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總額占全球主要經濟體服務貿易總額比重很小，目前還無法與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相提并論，即使與新興經濟體也存在一定差距。一國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程度用該國金融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來衡量，由此計算出的我國金融服務貿易開放度2010—2013年維持在0.33%左右，與發達國家相比也有較大的差距。

二、提升我國金融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對策

1.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促進金融機構的公平競爭

金融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提高需要一個公平競爭的外部環境和健全的法律制度，國家主管部門應該健全這樣一套制度，促進金融機構公平競爭，并對違規行為公開處罰，使金融服務機構的運營行為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斷提高金融機構的服務效率與質量，為金融服務的發展提供法律保障，為增強金融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提供法律和制度支持。同時，相關政府部門應該出臺一些鼓勵金融服務部門參與市場競爭、提高國際競爭能力的發展政策，讓其健康有序地發展，通過參與國際市場儲備，對外談判等方式為金融服務貿易發展和出口爭取更為有利的市場環境，使金融企業與世界市場接軌。在經濟刺激計劃的以及可能的經濟刺激投資中，要有計劃、有提升地向金融企業傾斜，增強其硬件設施及軟件裝備，夯實其基礎，為金融服務貿易提供一片供其茁壯成長的沃土。

2“.互聯網+金融咨詢”

加大資金投入，利用最新科技手段，正視金融服務貿易信息咨詢的重要性，通過設立專門機構或建立相應網站、提供專門熱線服務的方式，為相關企業和個人提供政策咨詢、風險提示、信息咨詢、經濟走勢及對策建議等全面優質的金融服務，使得各個金融服務貿易企業能盡快了解世界現狀，調整自我發展方向并逐步縮小差距，提升我國金融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

3.創新金融服務貿易產品

提升我國金融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基礎性因素是不斷創新金融服務貿易產品。我國的金融機構在金融產品的數量和質量上與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借鑒國外先進經驗來進行金融服務創新，研發高技術含量的金融服務貿易平臺，開拓有市場價值的、知識技術含量高的金融服務貿易產品，來滿足國際國內市場客戶的需求。根據波特的“鉆石理論”，影響服務競爭力的生產要素中的人力資本要素尤為重要，并提供了層層的創新理念。創新金融服務貿易產品的關鍵是具有提供金融服務貿易創新的高素質人才。培養富有金融實戰經驗和服務貿易知識，掌握世界金融市場產品運作，精通金融外語的高素質復合型人才，提升金融服務貿易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勢在必行。國家層面上應加大對高層次金融人才的教育投入，培養金融專才對服務業務、創新技能的敏感性和能力；企業層面上建立一套多元有效的員工培訓機制，提高從業人員的能力素質，為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輸送合格人才。

4.促進金融服務貿易的有效需求

金融服務貿易的需求包括進口需求和出口需求，目前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的出口需求遠遠小于進口需求，解決金融服務貿易的出口需求更為迫切，我國居民對服務消費特別是金融服務的消費特別低，消費結構單一對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起到抑制作用，增加居民收入，促進消費結構升級，拓寬金融服務貿易發展的市場規模，促進金融服務貿易的有效需求。此外，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的需求，直接影響我國金融機構金融服務貿易的出口額，做好外資企業入對我國金融需求的調查工作，在金融服務機構給每一家外資企業建立信息資料檔案，方便金融機構及時做出答復。同時，還可以通過拓寬海外市場來增加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需求，實現中國金融機構在海外市場本土化經營，有條件的金融機構還可以并購海外金融機構，實現員工的本土化，并借助員工本土化的有力條件，大力開展金融業務，拓寬金融服務對象，拓寬金融服務方式，促進金融服務貿易的有效需求。

5.大力發展相關性支持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