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公共管理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關鍵詞：公共品；市場

在傳統的經濟學里，市場一般指私人品交易的市場。公共品由政府供給，政府是不以贏利為目的的組織，供給公共品不存在交易問題，因而不存在公共品“市場”。本文研究指出，公共品的供給與需求同樣由一個特別的“市場”來決定，同樣有其本身的運行規則和秩序。

一、公共品的涵義

公共品的英文名為publicgoods，在國內被譯為公共品、公共物品、公共產品、公共益品、公共貨物、公共財產、公共商品等。目前較普遍接受的概念為公共品、公共產品和公共物品。公共產品和公共物品譯法容易給人以Publicgoods是有形物品的誤解，而事實上Pubicgoods在較多的情況下是勞務（服務），是無形態的產品，較少的情況才表現為實物形態。故“公共品”的譯法較合乎其本身的經濟含義。

公共品是與私人品（privategoods）相對應的概念，其嚴格定義首先由薩謬爾森于1954年提出：“每個人對這種產品的消費，都不會減少其他人對它的消費。”這是公共品的基本特征“消費的非競爭性”之一，用數學語言可表達為：

n

X＝Xi＝∑Xi（i＝1，2，3，…，n）

i=1

X為某一公共品的消費量，Xi為某人i消費這一公共品的消費量，即任意消費者i的消費量與所有消費者（包括消費者i）加總的消費量相等。從經濟學意義上來說，公共品的邊際消費成本等于零。

而對私人品來說，消費是具有競爭性的，增加一個人的消費必然減少另一個人的消費，消費量具有累加性。用數學公式可表達為：

NX＝∑Xi≠Xi或X＝∑XiЭXi（i＝1，2，3，…，n）

i=1

即對任一群體的消費者，其消費私人品的消費量是各自消費量的加總。

公共品的另一基本特征為“消費的非排他性”，或稱“消費的難排它性”，即在技術上無法將沒有購買者排除在消費的范圍之外；或是技術上可行，但由于排除成本高于排除帶來的收益而造成經濟上的不可行。而對私人品來說，通常其消費是嚴格排他的。私人品也存在消費上的非排他性，存在這種特征的私人品常稱為“準公共品”（quasi－publicgoods）或是具有外部性（externality）的私人品（見下分析）。

公共品的兩個基本特征“消費的非競爭性”和“消費的非排他性”之間有一定的影響，但并沒有必然的聯系。“消費的非競爭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消費的非排他性，”消費效用的不變使得公共品的所有者成員缺乏排除外來者的激勵。“消費的非競爭性”主要來自消費品自身因素，即本身的消費容量。消費容量的決定來自消費品的規模和特性，一般物質類消費品的消費容量決定于其規模，如國防設施；能量類消費品的消費容量決定于其規模和特性，如廣播、電視決定于其覆蓋面（特性），而電力決定于其規模；信息類消費品的消費容量決定于其特性，如法律法規、知識、技術，其消費容量趨于無限大。

公共品的“消費非競爭性”特性來自其消費容量對共同消費群體來說充分大，以致每個消費者的消費效用并沒有影響到其他消費者的消費效用，即使再增加部分的外來消費者，每個人消費效用水平仍然不變。理論上，具有這種足夠大消費容量的產品稱為純公共品。現實中，純公共品常見于信息類產品，如法規、政策、推廣技術、新聞等，物質、能量類的純公共品較少見，僅有國防、航燈、廣播、電視等少數產品。

相對于純公共品，如果一個產品的消費容量有限，并僅供一個人消費時其效用水平才最大和不變，則該物品為純私人品。現實生活中，還有相當一部分產品的消費容量處于純公共品和純私人品之間，這部分產品隨著消費者的增多，容量會滿載而出現擁擠，消費者的效用將出現遞減。這類產品常稱為擁擠性公共品或俱樂部產品（clubgoods），如高速公路、公園、學校、社區游泳池等。

公共品的“消費非排他性”既來自自身的因素，也來自外部因素。自身因素方面，是產品主體（個體或集體）無法控制產品的消費流量或范圍，原因是產品在消費時呈現效用外散效應，而這種效用又不可分割。如航燈，當其閃亮時，其燈光照便布滿了所服務的海域，使得航燈的所有者很難把沒交費的船只排除在外。這是一種效用散發型的外部性導致的“消費非排他性”。此外，還有一種毗鄰效應的外部性導致的“生產消費非排他性”，即某一產品在生產或消費時，會引發出另一種產品的生產或消費效用，這種效用可正可負，卻又無法避免。如某人在自家的院子里種果樹，目的是收獲果子，同時對周圍的生態無形中貢獻出一份綠化；又如某人噴自感良好的香水，卻引起周圍人的惡心。對效用散發型外部效應，不僅公共品有這一特性，部分私人品也有這種特性，如某人在自家門口栽花，其“美化”卻無償與周圍的鄰居分享。同樣，對效用毗鄰型的外部效應，公共品和私人品都存在，只是私人品存在的情況較多。無論哪種外部性，如果其外部性覆蓋面是全局的，并且具有以外溢效用為主、外溢效用不可分割的特征，便為純公共品，反之，則稱為準公共品或純私人品（外溢效用忽略不計）。

俱樂部產品和外部性產品雖然在性質上有相異之處，但兩者都具備‘稍費效用不可分割“的公共品共同特征，都可稱為準公共品。準公共品按消費人群可分為地方公共品、城市公共品、社區公共品、公司（集體）公共品、家庭公共品等類。純公共品的提供者是政府，準公共品的提供者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市場里的經營法人、自然人。公共品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公共品從消費的不可分割性出發定義公共品，廣義的公共品從提高公共福利的高度上定義公共品。”按廣義公共品定義，政府的所有服務均列入廣義公共品的范疇，包括界定和保護產權、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提供社會基礎條件、提供社會公共服務、提供社會保障條件、提供社會發展條件。提高社會公共福利等方面。

二、公共品市場

公共品供求理論屬公共財政學、公共經濟學范疇，其中，公共選擇理論是其核心。在公共選擇理論里，布次南通過研究政治投票與公共收支的關系，推出公共選擇所依據的“政治市場”理論。公共品市場在國內外文獻中是個空白的概念，因為一般認為，公共品是政府或集體團體供給的產品，并沒有通過市場交易，因而就無所謂市場的存在。對此觀點，國內理論主流持贊同態度。另一方面，國內部分學者持有不同的認識，如吳俊培1994年提出Publicgoods應譯為公共商品，劉心一1999年提出“公共商品滿足公欲，私人商品滿足私欲，市場是兩類商品的綜合體”的見解，倡導公共品存在市場的學術觀。

公共品是否存在市場，應從市場的構成、運行規則、產權特征等方面來考察。何謂市場，市場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市場指有形市場，即商品交換的場所；廣泛的市場包括有形市場和無形市場，無形市場是指沒有固定交易場所，通過多種交易形式達到交易的市場。現代市場隨著交易形式的擴展，已形成多樣化的市場體系，對市場的理解應上升到交易總和的高度上來理解，只要存在交易主體和交易對象，便會形成一個市場。當然，市場有規范市場、殘缺市場，公開市場、地下市場之分，嚴格意義上的市場應指完善規范的市場，這種市場的構造必須具備四個基本要素：（1）有完全產權的市場主體。這里的完全產權，指產權主體具有獨立排他的所有權，能自由交換所有權派生權能和獲得產權交易的剩余；（2）有合法的交易對象，即有產權被社會保護的可交換的商品；（3）交易遵守市場一般運行規則，主要包括市場進出自由原則、自愿交易原則和公平競爭原則；（4）違反市場規則者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即進入市場的主體的產權受到法律的保護。

從產權角度，市場之所以形成，是因為產權主體在法律保護和市場運行規則框架下能夠自由地交換產權。從交易的本質上來說，商品的交易首先要完成產權的交易，然后才有商品的完全交換或部分交換。如農戶甲用一只羊交換農戶乙一袋米，這種交換過程首先發生在兩者同意完全交換各自的所有權；如果農戶甲把一只羊租給農戶乙，每月收取1公斤米的租金，則這種交換是部分交換，即所有權派生權能束中的使用權交換。這兩種交換都是交易雙方先訂立契約（產權交易），后才付諸交易行動，實行實物交換或使用權租借。

市場里的產權主體，既有獨立的自然人，又有各種形式的組織（法人），如家庭、企業、各種贏利和非贏利機構。應注意的是，各種組織是通過獨立自然人的產權市場交易，才以共同產權主體的形式“法人”進入市場的。如企業便是以相對穩定和長期的契約代替“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瞬間契約而形成產權共同體（企業法人）。市場里產權共同體存在的原因是通過較固定的產權交易形式能夠降低交易成本，從而帶來市場效率；或是共同產權增加的收益大于組織的交易費用。

對私人品來說，由于有著明確的產權邊界，即生產和消費都具有明確的競爭性和排他性，因而能通過私人生產和市場交換來生產和消費。而對公共品來說，由于消費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使私人生產者無法收回生產成本（消費的非競爭性使消費的邊際成本為零，非排他性使消費者容易搭便車，不愿意生產或購買）。因此，公共品必須由公共產權主體去提供，這個產權共同體便為政府。

按市場形成的四個基本要素及市場的產權特征，公共品的供求是否存在市場決定于兩方面的條件：一是政府是否是社會公眾通過公平的契約交易而形成的產權共同體；二是政府生產和供給公共品是否遵循市場原則。如果這兩個條件具備，公共品的產權契約交易與私人品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政府就象一個特殊的企業組織，私有產權的主人——社會公眾謀取福利，以公共產權主體形式參與市場運作，生產和供給公共品，彌補私人產權單獨交易基礎上的“私人品市場”所固有的缺陷。

第2篇

[關鍵詞]公共管理;職業活動;倫理;道德

工業革命使社會治理活動成為一種職業活動。歷史進入19世紀中期,由于英國政府采納了東印度公司的管理經驗,因而出現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務活動成為正式的職業活動。到了20世紀,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為職業活動被世界各國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圍內,人們普遍把行政管理當作專門的職業化的社會治理活動加以看待。然而,在社會治理活動職業化的過程中,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理論曾經影響行政管理活動主要從屬于科學化、技術化的原則,導致這一職業的倫理規定喪失了生長的空間,行政倫理學的研究也一直處于空白狀態。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美國出現“新公共行政運動”這一要求變革社會治理方式的思想運動,行政倫理的研究才引起人們的關注。由此可見,關于社會治理的倫理思考是與人類追尋后工業社會治理方式的進程一道啟動的。現在,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已經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對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公共管理者的職業活動應當是怎樣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倫理關系基礎上的社會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職業活動比以往任何時候的治理活動都更加依賴倫理的引導和道德的規范。

一公共管理活動的職業體系

公共管理的職業體系是職位和崗位的結構體系。與以往的管理體系一樣,職位和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體系中的具置,規定了公共管理的權力、職能及責任和義務。職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縱向關系而言,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橫向關系而言。無論是私人部門還是公共部門,都是由職位和崗位構成的職業體系,直接從屬于管理的原則。以往的社會治理體系在行政管理的名義下所形成的職業體系也從屬于管理的原則。但是,作為社會治理體系的公共管理卻發生了根本變化。它在管理的意義上告別了以往治理體系的權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僅僅滿足于科學化、技術化原則的職業體系,而是在倫理原則的基礎上科學構造職位和崗位的職業活動體系。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同樣由職位、崗位構成的公共管理職業體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對于公共管理的職業活動來說,“命令—服從”的行為模式為真正意義上的“分工—協作”的行為模式所取代。

職位和崗位都是職業體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與行政管理的不同不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內容方面。對于內容來說,公共管理的職業活動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職業關系。雖然在一般的意義上,這些職業關系可以歸結為權力關系、法律關系和倫理關系三大類。在現實的社會治理過程中,這些關系總會以極其具體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動之中。公共管理的職業關系越是具體,就越是包含著道德的內容。比如,當職業關系表現為公共管理者與其職務、崗位之間的關系時,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職守、忠實地履行職務以及崗位上的責任和義務;當職業關系表現為公共管理者之間的關系時,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團結協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當職業關系表現為公共管理者與其對象之間的關系時,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處事、真誠服務,以求得廣泛的合作……這樣一來,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協作的體系,在內容上則是道德行為的表現。盡管都是在管理,但傳統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實質性內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則把形式與內容統一起來,擁有了倫理本質。

由于公共管理中依然存在著權力關系,所以,權力關系賴以生成的等級系列依然會存在。當然,管理型社會治理方式已經實現了對等級關系的根本性改造,把人與人之間的直接等級關系改造成以組織層級為前提的等級系列,從而使個人之間在人格、權利等實質性方面達致平等。盡管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的以組織層級為前提的等級關系只是形式上的,卻反映了權力關系的本性。在一切存在著權力關系的地方,都會程度不同地存在著等級。只要公共管理還需要權力,它就不能消除這種“等級”。因此,作為個人的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這一合作體系中也會遇到處理上下級關系的問題,并且會成為他進行日常公共管理活動的基本內容。比如,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體需要執行上級命令和維護政府利益;政府外的公共管理組織需要處理與政府的關系、服務于社會和維護社會利益。無論是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體,還是社會中的公共管理組織,對于公共利益的理解都會出現偏差,特別是如何把握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必定是一個時時都會碰到的難題。公共管理中存在著無法完全解決的利益矛盾甚至沖突。盡管如此,公共管理者卻不能無所作為。事實上,在公共管理的服務定位中所派生出來的一切主動性、積極性,都會外化為公共管理者自主地處理這些矛盾和沖突的實際行動,進而使公共管理者不同于以往各種社會治理模式中的治理者。做到這一點,從根本上說,就是充分發揮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意識。只要公共管理者能夠對自己的職業表現出充分的自覺,按照自己對其職業特殊性的正確理解去處理上述各種矛盾和沖突,他就會無愧于公共管理這一職業,并且總會達致最佳的從業效果。

在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中,對于官吏的要求長期存在著爭論。“官本位”文化的思路在終極追求中是要無條件地“忠君事主”;“民本位”文化的思路則反復申述“民貴”“君輕”的主張。管理型社會治理方式以制度的形式消解了所謂“貴”與“輕”的爭論。但這種社會治理方式往往是通過間接的、迂回的途徑來認識和了解公共利益的,往往在公共利益的要求與實現之間存在著“時滯”。特別是那些已經實現了職業化的社會治理者,缺乏積極回應公共利益要求的熱情,往往表現出我們稱為“”的那種對于公共利益的冷漠。所以,在走向后工業社會的歷史轉型的過程中,在人們期求更為進步的社會治理模式的過程中,管理型的社會治理方式需要由更加靈活的、積極的和主動的公共管理取而代之。

對于公共管理來說,新型的社會治理體制和制度是其賴以展開活動的前提和基礎。但是,與管理型社會治理方式不同,治理者的職業并不只是簡單地充作體制和制度的構成因素和實現途徑,而是體制和制度的必要補充。由此看來,統治型社會治理倡導官吏忠“君”愛“民”。在君民之間出現矛盾和沖突的時候,要么要求盲目忠君,要么要求理性地貴“民”輕“君”。這兩種選擇都要求官吏在“君”與“民”之間作出選擇和取舍。在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得以發生的歷史背景中,“君”“民”的矛盾和沖突是無法調和的。所以,矛盾之中會出現上面兩種對立的主張,要求官吏在兩者之間擇其一。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的官員和公務人員以體制和制度作為行為選擇的終極標準,被動地接受體制中的程序驅使,對人民、對公共利益表現出極度的冷漠。他們在公共部門中工作,與在工廠中工作一樣,都具有工業社會特有的色彩,屬于形式化了的職業活動。與此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職業活動發生在合作精神已經成為一種時尚文化的時代。在這種條件下,社會在整體上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和沖突。因為,一切矛盾和沖突主要來源于不同的認識和理解。如果通過交談和討論能夠取得共識、消解矛盾和沖突,那么公共管理者的職業活動就是運用權力促進交談和討論。

二公共管理者的職業角色

人的道德生活來源于人的社會角色。只有了解和確定人在社會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才能判定他的行為在何種程度上是道德的。比如,一個公務員做出的某件事可能會被人們認為是不道德的,但是,一個普通公民做出同件事卻不被人們認為是不道德的。對一個人進行道德評判,在很多情況下,是因為我們先行對他的社會角色作出了定位。我們說一個人是不道德的,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為與他的社會角色偶爾不一致,也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為與他的社會角色經常不一致。在一般情況下,偶爾不一致能夠得到理解和原宥,而經常不一致則會招致他人的批評和鄙視,甚至遭到他所在群體的排斥。

人在社會生活中可能會同時扮演著多重角色。有些角色是與生俱來的,如血親關系中的角色;有些角色是個人成長過程中必須接受的,如做學生等;而更多的角色是個人選擇的結果。職業作為人的最基本的社會角色形式,正是人的選擇的結果。就是說,普通的社會角色是在人的成長過程中自然生成的。一個人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能夠理所當然地形成應有的角色意識,并且準確地扮演自己所承擔的社會角色。職業角色則不同。它需要人們通過自覺的選擇和主動的學習,才能夠獲得準確的定位。

人們選擇職業有著復雜的主觀原因和客觀原因。人們選擇某一職業,可能因為生活的需要,可能來自生存的壓力,可能出于興趣愛好,也可能屬于理想追求……當人們定位職業角色時,會在職業導師的引領下進入職業角色,也可能會在職業活動的實踐中逐漸找到職業感覺。但是,所有從事職業活動的人,都需要借助于自覺的職業選擇和積極的職業學習,才能夠使自己融合到職業中去,成為真正的職業活動者。這個過程,就是從業者在職業序列中準確地找到他所從事的職業位置的過程。職業活動的舞臺是職位和崗位。職位、崗位是人的社會角色的明確化、具體化和固定化,是職業化了的社會角色。同時,明確化、具體化和固定化的社會角色,在每一職位和崗位上都會有著明確的責任和義務。人類社會活動職業化程度的提高,更多地表現在越來越明確、越來越具體地規定職業活動中職位、崗位的責任和義務,即通過組織結構、制度規范和活動程序等等方式,為每一職位和崗位確立起明確的、具體的責任和義務。

在社會治理體系中,無論是公共領域還是私人領域,只要是職業活動和組織行為,都會通過職位和崗位來明確界定人的責任和義務,有效地配置權力。這也是近代社會“理主義”組織行為模式中最為典型的形式,但該行為模式沒有注意到人的職位和崗位直接地構成人的多元社會角色中的一種。就是說,任何一種職業,任何一類專業化社會活動,任何一個組織行為體系,都不僅以整體的形式構造組織化的人的社會角色中的一部分,而且在組織成員個體那里擔負著社會角色,甚至首先在個體那里成為社會角色中的一種。對于人來說,每一個職位、崗位都不僅是特定的組織行為體系中的責任和義務,而且直接地根源于整個社會的責任和義務。

職位和崗位具有二重性,與之相對應的責任和義務也是有同樣的二重性。一方面,責任和義務屬于特定的職業和組織行為體系;另一方面,責任和義務又屬于整個社會。對于每一職位和崗位上的從業者來說,他的職位、崗位及其責任和義務,在職業活動和組織行為體系內會以職務的形式出現,在面向其直接歸屬的行為體系之外時,則以職業的形式出現。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職務與職業在從業者這里只是社會角色的二重歸屬。在從業者與他人的聯系中,職務與職業都是直接的。因此,當管理主義組織行為模式成為職務—職業—社會之間的單線聯系模式的時候,責任和義務便被片面化、形式化和缺乏道德的內容。我們在近代以來的社會治理中,時時處處都可以看到社會治理者只對社會治理體系負責而不對社會治理活動的對象及后果負責的情況。比如,就政府而言,下級官員只對上級官員負責,政府所有的官員都只對政府負責。只有政府才對社會負責,政府官員喪失了直接對社會負責的責任和義務的向度。政府對社會負責,卻很少對它的官員負責。因為,政府的官員僅僅是政府的“雇員”,以至于政府的官員在政府中也時常會感到“不平”。公共管理的職業活動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況,把單線的責任、義務模式改造成雙線的甚至多線的責任、義務模式。還以政府為例,公共管理的職業活動要求政府官員一方面對政府負責,另一方面直接對社會負責;同樣,政府既對社會負責,也對其官員負責。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官員不僅僅是雇員。他們在直接對社會負責的過程中獲得了在政府體系中享有自主性的資格。如果說,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的政府視其官員為雇員的結果就是使他們成為政府行政執行的工具,那么,公共管理條件下的政府則使政府官員成為擁有自主意識的人。這就是兩者的根本區別。若把這種區別變成革新現實社會治理模式的動力,不容置疑的起點則是在理論上把握職位、崗位及其責任和義務的雙重直接關系。

三公共管理者的職業行為

職業活動規定著人的行為。一個人從事的職業和開展的職業活動,決定了他會有某種定型化的、重復的和連續的行為。他的行為總和構成了他的職業活動的基本內容,進而證明著他的職業角色。從表面上看,人的行為與職業的關系是被決定或被規定的關系,即職業決定和規定著人的行為。但是,這種決定與被決定、規定與被規定的關系,僅僅具有行為形式方面的特征。從實質上看,它是反向決定和反向規定的關系,即人的行為決定職業。特別是在充分自由地選擇職業的情況下,人與職業之間的聯系就是人的行為選擇的結果。考察人的職業角色可以發現,有的人選擇了某一職業后能夠迅速地進入角色,而有的人雖然從事某種職業活動相當長時間,卻始終游離于這個職業角色之外,并不是合格的從業者。這種與職業角色的“和合”與否體現在人的行為中。所以,正是人的行為決定了他是否是合格的從業者。對此,筆者認為是“行為決定職業”。

在職業活動中,人的行為形式可以同一,但人的行為實質卻會各異。對于那些行為規范和評價標準無法量化的職業活動來說,在同樣的職業行為之間會存在著天壤之別。這種情況在社會治理的職業活動中表現得尤為典型。因此,當人們選擇了社會治理這種職業的時候,還只是獲得了形式上的職業規定,實質上的職業規定則涵育于他在社會治理活動中的行為表現。就是說,社會治理者的職業角色主要由他自己的職業行為所決定。人的行為對于人的存在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正是通過人自己的行為選擇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存在內容。人愿意做什么樣的人,不只是由自己的愿望決定。只有當自己的愿望轉化為行為,他才能成為自己愿望中的人。相對于做人來說,既然人能夠通過自己的行為選擇做什么樣的人,那么人就更能夠用自己的行為來證明自己能否成為某個職業的合格從業者。

自從有了職業活動,人的職業角色就開始由人的職業行為來決定。然而,在近代以來的整個工業社會中,職業活動的形式方面總是受到制度性的強化,使人的行為更多地表現出被決定的特征。同樣,在與工業社會相適應的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社會治理職業活動由于治理者自主性的喪失,也使治理者的行為主要顯示出受決定的一面。這種現象并不能否證人的行為對于人的存在、人的社會角色和人的職業角色的決定意義。相反,它證明了人的行為的受動性、被決定性和被規定性是由于歷史造成的,是工業社會的歷史條件限制了人的行為對于人的存在、人的社會角色和人的職業角色的決定性作用。隨著工業社會的結束和后工業社會的到來,人的職業活動在形式方面的規定開始弱化,在實質方面的規定受到強化。人在職業活動中的行為選擇日益顯示出決定性的作用。與后工業社會相適應的公共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突出地反映社會治理職業活動的主體—公共管理者的行為選擇的意義。

公共管理職業的一切實質性的內容,都是由公共管理者的行為直接決定的。如果說選擇公共管理職業的行為決定了從事公共管理活動的形式的話,那么當一個人成為公共管理者的時候,怎樣扮演自己的職業角色,怎樣證明自己是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則取決于他的職業行為。公共管理者在職業活動中的某一行為或許多行為,都不能決定其職業角色。決定其職業角色的,只能是貫穿著服務精神和體現著服務原則的、穩定和持續的公共管理職業行為。公共管理者的職業行為是公共管理的服務本質得以實現的途徑。公共管理體系的結構和制度安排無論怎樣貫穿著服務精神和體現著服務原則,都不是服務的現實。只有通過公共管理者的具體行為,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才能夠轉化為現實。對于公共管理者來說,他的職業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規范,他的崗位服務和任職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權力結構決定。當然,一些特殊崗位和特定職務也會由法律作出規定,但對于公共管理體系而言,卻不是基本現象。職業和崗位、職務方面的法律規定與權力規定,在公共管理者的行為中將以綜合統一的形式出現。這一點也是公共管理行為區別于以往社會治理行為的基本特征。

在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社會治理行為主要體現著權力意志;在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理想的社會治理行為應當主要反映出法律精神。公共管理行為既不是權力意志的作用,也不是法律精神的顯現。公共管理者把他在職業和崗位、職務上的權力規定和法律規定統一起來,作為公共管理的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的支持力量灌注到自己的行為中去。所以,在公共管理的具體實踐中,權力和法律都是公共管理行為的前提和依據。權力和法律所支持的和試圖達到的是實現服務的精神和服務的原則。這樣一來,我們在公共管理者的行為中所看到的,就是以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為旨歸的、權力和法律的綜合統一。它在根本上結束了“權力歸結為法律”或“法律受權力統馭”的爭論。

盡管公共管理者在其職業行為中用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統一了權力和法律,但權力和法律在他的職業行為中畢竟是一種客觀力量。無論行使權力和執行法律或受權力支配和法律制約,這種客觀力量都會對他構成壓力,使他的行為選擇受到約束。公共管理者怎樣才能超越這種被動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狀況呢?應當說,在一切存在著權力和法律的地方,社會治理者都會遇到這種被動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狀況。對此,以往的社會治理者往往不得不加以接受。公共管理者采取的則是積極應對的態度。他們把公共管理這一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所擁有的、作為制度力量和體系力量的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轉化為個人的道德力量。這樣一來,公共管理行為便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職業行為,而是發生在公共管理職業活動中的道德行為。就是說,當公共管理體系的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僅屬于制度和體系的時候,還只是相對于公共管理者的“客觀精神”,公共管理者在職業活動中必須秉承和尊奉。一旦這種服務精神轉化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標準,公共管理者也就獲得了自由和自主。這時,公共管理者的行為不再是受著某種外部力量驅使的行為,而是由他自己的意愿主使的行為。在人的一切行為中,只有道德行為是最自由、最自主的行為,職業行為亦然。

第3篇

1、新公共管理從現代經濟學中獲得諸多理論依據

其中最重要也最具有經濟學特征的是“理性人”假定。“理性人假設”是指“作為經濟決策的主體都是充滿理智的，既不會感情用事，也不會盲從，而是精于判斷和計算，其行為是理性的。在經濟活動中，主體所追求的唯一目標是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3]遵循這一原則，新公共管理認為政府應以市場或顧客為導向，提高服務效率、質量和有效性；企業家政府理論應替代傳統的壟斷服務政府，政府是受顧客驅使的，按照企業家政府理論，政府服務的宗旨是滿足顧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這使得新公共管理理論獲得政府進行績效管理的依據。政府服務應當強調顧客至上和顧客導向，顧客的身份被延伸為每一個接受政府服務的公民，為顧客提供回應，滿足顧客的不同需求。

2、政府廣泛采用授權或分權的方式進行管理

傳統的政府管理非常重視集權的作用，很少會借鑒企業管理的方式和方法。但不能否認的是，企業管理中，通過授權和分權的方式，下屬具有一定的行政權，保證了基層人員貫徹執行領導工作過程中即使遭遇突發狀況，也能及時、有效地解決問題。同理，為了提高執行人員面對實際情況變化的快速反應能力，政府也相應地提倡使用授權和分權的方法。傳統的公共管理注重集權，但現實中集權的管理缺陷已經被反復證實，而分權則更具靈活性，也更加適合和滿足時代對政府工作的新的要求。

3、政府應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

如前所述，新公共管理借鑒了很多企業管理的方法，認為政府等公共部門也可以實現企業的管理方式和手段。（1）引入競爭機制。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政府公共服務質量達不到民眾期待、效率不高銜接不暢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對于公共服務的壟斷性。企業管理中的戰略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質量管理恰恰可以很好地解決該問題。政府應當引入競爭機制，通過公開、公平、公正的方式讓私營部門參與進公共服務當中，企業和政府之間的良性競爭一旦形成，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也必將大大提高。（2）重視產出。傳統的政府重投入而輕結果，直接導致了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質量和效率的降低。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按照經濟學的基本規則，政府應該以最終達成的服務和管理效果來進行考核，即滿足經濟學中有收益而不浪費的原則。因此，政府應該重視服務結果，將服務結果引入到政府績效考核當中，并賦予執行人員一定的自主性，以結果和產出來衡量公共服務的效果。

二、新公共管理對我國民辦高校管理的現實意義

民辦高校在辦學模式、教育方式上與公辦高校是有區別的，也就導致了傳統的高校體制改革思路并不能完全契合民辦高校管理的現實。運用新公共管理理論可以從一種全新的角度展開分析目前我國民辦高校管理所面臨的問題，并產生現實的指導意義。

1、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經濟人”假設適合我國民辦高校發展現實

民辦高校與公辦高校的最大差別在于，民辦高校是一個自籌經費、自負盈虧、自主辦學的顧客支持型高等教育機構，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其辦學機制的準市場化特征，也增加了民辦高校在辦學過程的風險。因此，與公辦高校僅服務于學生主體不同，民辦高校的主體除學生外，還包括管理人員、行政工作者和專職兼職教師。作為同一主體，他們都是不斷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為了確保學校的整體運行和盈利發展，不論是民辦高校的管理人員、行政工作者、還是專兼職教師，都會為了自身利益的保障，主動追求利益最大化。新公共管理理論當中的經濟人假定，民辦高校管理體制的改革恰恰可以借鑒這一假設。

2、新公共管理所關注的主體與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的性質契合

民辦教育自籌經費、自主辦學的性質決定了其辦學資金來源的廣泛性，資金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社會來提供。在新公共管理理論當中，所關注的主體包含物品和服務，“物品和服務分為個人物品、自然壟斷物品、共有資源、集體物品。”[4]具有排他性和競爭性特征的物品和服務決定了物品該由政府提供，還是由市場生產。因為具有排他性，個人物品、自然壟斷物品能夠由市場中的價格實現生產和消費的平衡，這也意味著具有排他性的物品能夠由市場自發提供。新公共管理理論對主體的定位與依據與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的性質契合，也能合理地指導和解決民辦高校在發展過程中的資金來源問題。

3、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核心思想吻合民辦高校內涵發展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