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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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事實上，對于上述問題已有學者提出并回答過，但他們主要是從中國的思想文化、民眾心理、海洋意識和海權觀念的角度來分析的[3]。這種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卻因片面強調主觀因素而略顯歷史唯心主義傾向。還有些學者盡管強調了經濟、階級等客觀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統的理論支持而流于空泛。鄭和的航海屬于實踐活動，而作為主體的人的任何實踐活動都是有目的的，這正體現了主體的能動性。目的實際上是利益的表現形式，是主體對自身利益的判定結果，說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內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體的目的一定要與自身的利益相適應，正確地反映利益。這樣對主體實踐活動的分析就由對目的的分析轉化成對目的與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筆者嘗試使用演繹法，以政治學理論中有關利益的闡釋為大前提，以歷史材料為小前提，對上述問題做出解釋。

一、政治學理論中關于利益的闡釋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課題，一般既包括哲學倫理學含義又包括經濟物質含義。利益具有鮮明的主體性，利益總是人的或由人組成的組織、集體的利益，沒有人根本談不上利益問題。“按照的論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個從人的需要到人的勞動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過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為一種高級的生物體必須要新陳代謝，要與外界（自然和社會）進行物質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換。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我們首先應該確立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種客觀存在。但人是有意識的，人的需要除了隨人的生理變化（主要體現在年齡的變化上）而變化以外，又隨人的意識以及在意識支配下的實踐的變化而變化，從而又具有主觀性，這是人的需要與動物的需要的顯著區別。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

按主體追求的目標和層次，需要分為生存需要與發展需要，它們以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這兩個需要客體為表現形式，其中物質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僅有需要不行，關鍵是需要的滿足。需要的滿足本質上是人們以一定的途徑獲取需要對象，而“滿足需要的途徑問題把從事生產和結成社會關系提上了人類活動的歷史日程”。[7]為了滿足需要，人們必須進行生產勞動，在生產勞動中產生了一定的聯系，形成各種社會關系，其中處于基礎和決定地位的是以生產關系為核心的經濟關系，它直接影響著其他關系的形成和發展。社會關系一旦形成，不僅使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區域化，而且還支配著用以滿足需要的生產成果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因而本質上，客觀地制約著人們需要的滿足，從而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具體而言，人與需要對象之間的關系就轉化為主體之間的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了。這樣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產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鏈條，人們的需要完成了社會轉化、客觀化，從而利益產生了。因此，“所謂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產基礎上獲得了社會內容和特性的需要。”[8]“利益既是一個物質范疇，也是一個關系范疇，具有社會性。”[9]但它本質上是一個關系范疇，“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10]需要只有與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聯系，即只有與實踐相聯系才能轉化成利益。實現了的利益便會轉化成手段，并使主體產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義上說，滿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會關系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

決定于生產方式的利益是客觀的，但對它的界定卻具有主觀性，對利益的判定結果或者說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體的目的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它以客觀利益為中介與生產方式產生聯系。目的只有正確地反映利益才能實現并擴大利益，繼而產生新的目的、新的實踐，形成循環，否則就會妨害利益，導致原有目的的改變或取消。這樣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問題，就必須考察一下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確反映利益主體的利益，是否與利益一致。

二、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對于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見仁見智、說法不一。比較典型的觀點有：尋找被明成祖篡奪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12]；“恢復發展和開創同西洋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外交關系”，[13]“通好它國，懷柔遠人”[14]；“謀求內外穩定”[15]；聯合他國圍堵帖木兒[16]；經濟目的說；[17]另外還有滿足統治者對奇珍異寶的需求，加強文化交流等說法。綜上，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經濟上的。

蹤跡建文帝之說，略顯牽強，有點高估被公認為“仁柔少斷”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這個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實，“這種說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懷疑之言”[18]。“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說，實際上是把實現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鄭和船隊）首達占城，以次遍歷諸藩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19]而“謀求內外穩定”義同“鞏固政權”，是萬能的說法，當然有一定正確性，但太過籠統。鄭和航海遠達非洲，因此圍堵帖木兒說也缺乏說服力。而至于經濟目的說，搜尋奇珍異寶說，加強文化交流說等，則是把主觀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觀結果、產生的副產品同目的等同起來了。

筆者認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體而言是恢復、鞏固，特別是擴大封貢體系，形成“四夷賓服”、“萬國來朝”的宏偉局面，說得委婉一點就是“恢復發展和開創同西洋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外交關系”，“通好它國，懷柔遠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啟超所說：“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20]

建立封貢體系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華夏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領先、歷久不衰，華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這種文化優越感在對待異族它邦上，則具體表現為“華夏中心意識，也稱中國中心觀或‘天朝心態’”。[21]華夏中心意識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兩層含義。中國為尊的居高臨下心態以及華夷一統，“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統觀念自然就成了這種“華夏中心意識”的必然邏輯結果，“四夷賓服”、“萬國來朝”、“天下共主”，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中國歷代統治者的需要，因為人們視此為衡量一個王朝是否強盛的標志。封貢體系（又稱朝貢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觀意識支配下，以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儒家禮治思想，以及由之決定的“柔遠存撫”、“厚往薄來”為工具或原則而產生的客觀結果。

歷史上中原華夏政權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戰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鮮見，最明顯的例子是蒙古統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遼闊的大一統帝國。元朝的統治者沒有文化上的優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對待朝貢國上，以武力取代懷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轉而進行壓服，不時干涉其內政，而且“蒙古統治者尤重朝貢的物質利益”，“朝貢制度較以往更具君臣主從關系的實際內涵，朝貢的禮儀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對封建傳統一仍其舊，將封建專制統治發展到極致并恢復、發展了因元朝滅亡而中斷的宗藩關系，完善了封貢體系，使其手續更加縝密，組織管理更為嚴格。但“洪武末年，多數海外國家已久不來貢，與明廷十分疏遠了”。[23]通過發動“靖難之役”，奪取了政權的明成祖新登寶座時，“前來朝賀的只有朝鮮等少數國家的使臣”[24]。因此，為了加強其政權的合法性，鞏固其統治地位，他對封貢體系較之其父更是情有獨鐘，“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銳意通四夷’，廣招海外國家前來朝貢”。[25]鄭和下西洋就是為著這個目的而進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亞、非諸國，招徠各國使臣入貢，開拓貢使貿易。宦官鄭和幾次出使。”[26]“鄭和攜帶成祖詔諭諸國的敕書，去各國開讀，并持有頒賜各國王的敕誥和王印。”[27]明成祖御臨的明朝宮廷宴會上曾響起這樣的歌聲：“四夷率土歸王命，都來朝大明。萬邦千國皆歸正，現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眾公卿，齊聲歌太平。”[28]

因此，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復、鞏固、特別是拓展封貢體系。

三、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與主體之利益的一致性分析

那么，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鞏固并發展、擴大封貢體系這一目的與其利益是否相符呢？

利益總是與社會關系密不可分，利益的本質是社會關系，包括經濟關系、政治關系、法律關系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起決定性、基礎性作用的是經濟關系，即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因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明成祖作為一國之君、封建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其根本利益應該是也只能是維護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這種經濟關系。對于統治者來說，對外政治關系應該是為內部社會關系的穩定服務的，不能以損害國內社會關系的穩定為代價。從長遠看，對外政治關系也應建立在某種對外經濟關系之上，以經濟關系為基礎，否則便不會長久。

而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試圖恢復、鞏固并擴大封貢體系所采用的方式用現代話語來說是“胡蘿卜加大棒”。“厚往薄來”的胡蘿卜政策無異于古代版的金錢外交：“攜帶大量金銀、銅錢，運載大批貨物作為賞賜”[29]以換取對明朝“天朝上國”地位的認可。為使它國賓服，實施軍事威懾，揮舞一下大棒，當然是必要的，但這大棒的揮舞是必須要付出經濟代價的。對大明的陸上臨國揮舞大棒，耗費的金錢不會很多，是比較實際的考量，因為軍事力量在短時間內即可到達。但若耀兵海外，這在當時來說可是非同尋常的事。首先，軍隊人數要多、船隊要大，否則起不到威懾的作用。其次，歷時久長。運動空間的擴大必然伴隨時間的延長。因此，在海外揮舞大棒的流程：造巨船、修巨船、向大批船隊人員提供長時間的給養、對歸國船員的豐厚賞賜等，是需要巨大的財政支出的。[30]總之，鄭和下西洋為達到目的，所付出的經濟代價是巨大的。

不過，分析目的與利益的一致性，不但要看實現目的所付出的代價，更要對目的達到后所獲得的收益與成本（代價）進行比較。封貢體系本質而言，是一種對外政治關系，但這種政治關系是特殊的政治關系，因為它不是建立在與之相適應的對外經濟關系的基礎上的。經濟上的朝貢貿易（對外經濟關系）和禮儀上的冊封是封貢體系的外在表現形式，封貢體系因此得名。它著重“追求的是君臣主從關系的名分或形式，彼此之間等級的高低、地位的尊卑，僅僅在朝貢文書和朝貢禮儀中有所反映”。[31]在封貢體系中經濟與政治的關系被顛倒了，成了政治決定經濟（形式上的主從關系是朝貢貿易的前提）。正因為被顛倒了所以又被歪曲了：朝貢貿易無非是“厚往薄來”，“倍償其價”，損己利彼的交換。“這種貿易不僅不抽關稅，而且明廷對于‘貢品’也是付錢的，往往比市價高得多的錢。”[32]外國學者也認為：“朝貢制度的主要負擔在于‘接受者’。”[33]“明朝政府在回賜、賞賜方面，一貫遵循‘厚往薄來’的原則，尤以永樂朝為最。”[34]誠然，萬國來朝[35]，宗藩體系的擴大有利于提高國民的士氣，增加皇帝的親和力，從而有利于穩定國內政治關系，甚至可以起到“柔遠人以飾太平”的作用，對明成祖來說也可謂是收益，是利益。但是，物質利益或者說經濟關系才是最根本的利益，當這種對外政治關系的取得和維持導致國庫空虛，使統治者缺乏統治資金時，它就成了明朝的負擔了，乃至損害封建統治的基礎——小農經濟，從而成了危及明朝政治關系的不穩定因素了。財政負擔的加劇必然對經濟、政治關系產生負面影響，威脅明朝既得利益者——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因此，從明朝封建統治者的角度看，鄭和下西洋所付出的成本遠大于收益。非但如此，鄭和下西洋使“進一步發展海外貿易的民間呼聲日益高漲和民間私人海外貿易的興起”，[36]這無疑會觸動特別注重加強中央集權的明朝封建統治者的神經，因為這威脅了他們的統治秩序、社會關系，從而有損于他們的根本利益。

明朝作為典型的封建社會具有天然的封閉性和保守性，明成祖把封貢體系擴大至萬里海疆這一目的，反映的是其要顯示自己是“天命之子”的一時之需，這種需要沒有與之相適應的生產方式作基礎，無法同民間的對外貿易需求有效地結合起來[37]，缺乏持久的不斷發展的經濟動力，對封建統治者來說，是主觀虛幻的需要，不構成利益的基本內容，因為“利益是需要和實現需要的手段的統一”。[38]需要本身并不是利益，需要只有同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相結合才能成為利益。而在明朝封建制度下，統治者是缺乏滿足擴大封貢體系至萬里海疆這種需要的手段的。封貢體系重名輕實，所體現的具有真實內涵的政治上的臣服，僅包括朝鮮、安南、琉球、占城等少數國家，且不是從一而終。而且“在數量眾多的所謂朝貢國中，偶有一二次朝貢記錄的國家并不在少數，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招徠入貢的海外30余國多屬此類，隨著下西洋活動的結束，這些國家斷絕了與中國的往來”，[39]因此，實際上，它們根本就沒有被真正納入封貢體系。

對以明成祖為代表的封建地主階級而言，建立封貢體系本身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但是明成祖沒有把握好“度”的問題，它所追求的封貢體系，在范圍上是不自量力的，與之相聯系，在朝貢國的選擇上是盲目的，在結果上是得不償失、自欺欺人的，因此是對自身利益的誤判，是與其根本利益不符的目的。

四、結語

由于華夏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態”，因此，一般而言，建立本質上屬于“禮治外延”因而與統治合法性密切相關的封貢體系，是每一位中國封建統治者的需要。但是需要不等于利益，需要只有與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相結合才能轉化為利益。因此，封貢體系的范圍必須有個度。明成祖多次派遣鄭和下西洋極力拓展它，是超出了這個度的。

歷史告訴我們：一個階級或集團的目的，只有符合當時的歷史進程并具備現實手段的時候，即只有與利益相一致的時候，才有可能實現。雖然他們憑借他們所擁有的經濟力量和國家機器，使他們的某些反歷史發展的目的暫時地，甚至是表面上地如愿以償了，但又總是引起他們所始料不及的社會關系、利益關系的變化，以致這種目的最終被歷史發展進程所否定。鄭和下西洋就是這樣，它產生于中國封建社會，而又被中國封建社會所扼殺，沒有也無法形成前后相繼的局面。因為，在明代，中國的封建社會歷史進程并沒有走到盡頭，因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只出現過體制內的異己力量而不曾出現體制外的異己力量，從而也沒有形成體制外的權力中心，[40]……如果沒有來自西方（后來還包括日本）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封建制度的沉重打擊，中國封建制度自行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轉變將是一個非常艱難、非常漫長的過程”。[41]明朝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取消原有目的，停止下西洋并繼續厲行“海禁”。

注釋：

[1]從人員和規模上看：“鄭和首次出使，率領士卒二萬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參見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湯剛著：《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4頁。從航行范圍上看：“‘涉滄溟十余萬里’，遍及亞非三四十個國家和地區。”參見萬明著：《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頁。從技術水平上看：鄭和船隊“除充分利用風力外，還嫻熟地運用羅盤針和天文地理知識，準確測定方位和航向”。參見馬超群：《鄭和船隊首次環球航行的可能性》，《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60頁。

[2]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頁。

[3]如：張箭：《地理大發現研究》，商務印書館，2002版，第54-57頁；張附孫：《鄭和為什么沒有繼續西航》，《云南教育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

[4]如：宋正海陳傳康：《鄭和航海為什么沒有導致中國人去完成“地理大發現”？》，《自然辯證法通訊》，1983年第1期；宋正海：《科學歷史在這里沉思——鄭和航海與近代世界》，《科學學研究》，1995年第3期；王佩云：《中國和世界都需要重新認識鄭和》，《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頁。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頁。

[7]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頁。

[8]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頁。

[9]郭樹勇、鄭桂芳，《國際關系思想》，軍事誼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頁。

[10]張江河，《論利益與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頁。

[11]如：“欲蹤跡之，……命和……等通使西洋。”引自《明史》卷304，《列傳》192，《宦官》。

[12]同上。

[13]羅侖：《論朱棣賦予鄭和的外交任務》，載《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頁。

[14]范金民：《鄭和下西洋動因初探》，《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頁。

[15]同上，第281頁。

[16]如：“目的為聯合印度洋周邊國家組成聯合陣線以來圍堵帖木兒的擴張，并牽制其進攻中國的行動。”引自鈕先鐘：《從明朝初期戰略思想的演變論鄭和出使西洋》，見《鄭和下西洋與國家戰略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年11月印刷，第18頁。

[17]如：“提出鄭和下西洋目的主要是經濟目的。”引自黃慧珍，薛金度：《鄭和研究八十年》，《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頁。

[18]韓振華：《論鄭和下西洋的性質》，《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版，第314頁。

[19]周谷城：《中國通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頁。

[20]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頁。

[21]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頁。

[22]同上，第55-56頁。

[23]馮天瑜：《中華開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頁。

[24]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頁。

[25]同上，第64頁。

[26]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湯剛：《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3頁。

[27]同上，第84頁。

[28]參見《明史》卷63，《樂三》，轉引自羅侖：《論朱棣賦予鄭和的外交任務》，《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頁。

[29]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湯剛：《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4頁。

[30]關于下西洋的耗費及其產生的經濟、政治后果的具體情況可參閱陳炎著：《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2頁。

[31]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頁。

[32]宋正海、陳傳康：《鄭和航海為什么沒有導致中國人去完成‘地理大發現’？》，載《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第450頁。

[33][美]丹尼爾·J·布爾斯廷：《發現者》，嚴擷蕓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第107頁。

[34]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頁。

[35]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相當一批入貢者是鄭和接過來甚至送回去的。如：“當鄭和回京時，蘇門答剌、古里、滿剌加、小葛蘭、阿魯等使臣也隨船同來，到京師入貢。”引自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湯剛著：《中國通史》（第八冊），人民出版社，第85頁。

[36]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頁。

[37]“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被其后繼者沿襲下去”，由官方完全控制的朝貢貿易是明朝“連通海外各國唯一合法形式”。引自馮天瑜等著：《中華開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頁。

[38]王浦劬：《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頁。

[39]李云泉：《朝貢制度史論——中國古代對外關系體制研究》，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頁。

第2篇

關鍵詞：嚴復；政治學思想；內在理路

蕭公權曾說：“(嚴復)《政治講義》真可謂清末之第一部政治科學著作。”在中國，嚴復是第一個運用西方式的經驗理性、通過對政治制度的追根溯源來系統地思考政治變革和社會問題的知識分子。他比較罕見地沿著經驗主義路向、遵循實證主義方法、獨立地思考人類(尤其是中國)的歷史和社會問題，形成了與眾不同的政治學思想。雖然，除了《政治講義》之外，他并沒有系統的政治學著作，但是，從大量的譯作、按語、論文和書信中，仍然可以發現他政治學思想的潛在體系，可以找到隱含的內在理路。

一、天演論和人類社會起源

天演論是嚴復政治學說的基點，它是嚴復吸納并改造斯賓塞、赫胥黎社會進化論思想的產物。嚴復試圖用它來解釋人類社會的起源和發展問題，也以此來解釋人類社會各種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演進問題。

嚴復認為，宇宙萬物都由“天”演化而來。“天演”就是宇宙和自然生生不息的演化歷程。天演的基本法則就是“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各種生物自產生之后，它們之間就展開了激烈的生存競爭。由于人類對環境最有適應能力，于是就逐漸成為地球上最有競爭力的物種。同時，人群也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在《天演論》按語中嚴復說；“能群者存，不群者滅；善群者存，不善群者滅。”而“群肇于家，其始不過夫婦父子之合，合久而系聯益固，生齒日蕃，則其相為生養保持之事，乃愈益備。”也就是說，群體和家庭是自然衍生和發展之物。接著，家庭組織日趨穩定，人群日益成熟，人類社會就隨之出現并日趨復雜化。

二、政治制度的起源及其各種形態

政治關系、政府、國家和政治制度的起源等問題也同樣以天演論來加以解釋。

在應對挑戰的過程中，有些能力比較強的人(體力或腦力勝于他人者)脫穎而出，于是他們就成為人群的組織者和管理者。這種組織與被組織及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在嚴復看來，就是政治關系的雛形。在原始人群和部落中，就已經存在著這種關系。在部族的生存競爭和部落聯盟的擴大之中，政治關系不斷穩定化，政治權力不斷擴散。于是，穩定的組織和管理機構出現了，政府的雛形也就隨之出現。當成熟的政府出現之時，國家也就出現了。國家是天演的產物。嚴復說；“今之國家，一切本由種族，演為今形，出于自然，非人制造。”他一向反對霍布斯、洛克和盧梭的契約論，認為契約論是一種先驗臆說。

國家和政治制度不斷演化，發展成為各種形態。對此他又有比較詳細的分類。按照政府的成熟程度，國家可分為“深演”和“淺演”兩種。“淺演”國家又分為“宗法國家”(tribe)和“神權國家”(theocracy)。“深演”國家才算是自然成熟的“真正國家”(stare)。“宗法國家”、“神權國家”和“真正國家”因國家內部的結合比較有機，所以可稱之為“自然國家”。此外，還有內部聯系不緊密的“非自然國家”。按照政府的具體形式，又有countrystate(域邦國家)和citystate(城邦國家)之分。而countrystate可分為Federate(聯合制)國家和Unitary(單一制)兩種。聯合制國家又分為Staatenbund(邦聯制)和Bundesstaat(聯邦制)兩種。聯合制國家則可分為Centralized(中央權力較重)的國家和Decentralized(地方權力較重)的國家。等等。這些分類直接借用了西方政治學的成果，并無多少創意。但是，它為進一步分析政治制度的演化規律作了經驗知識上的梳理和準備工作。

三、政治制度的演進

嚴復認為，生存挑戰是一國政治制度演化的契機。但是，如果生存挑戰過于嚴酷，超過了一國應對能力的極限，則該國可能會因此而衰弱甚至消亡。如果挑戰比較適度，則有利于該國生存能力的增強。適度的生存壓力可以使一國國內“機關漸完，團體彌固。”外患深淺與一國政治制度的疏密有這樣的關系：“凡國成立，其外患深者，其內治密，其外患淺者，其內治疏。”在不斷的挑戰和應戰中，一國的政治制度就可以由淺而深、由簡單向復雜、由幼稚向成熟不斷演進。

地理因素對政治制度的演進也有很大的影響。相對隔絕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國家的生存，有利于保持該國原有政治制度的穩定。例如，在中世紀的西歐，在易守難攻的地理位置上，存在著許多獨立的城邦制國家。相反，中國的黃河流域因為地勢平坦，所以那些星羅棋布的諸侯國很快就被兼并，因此中國很早就完成了統一。他說，中國“北起龍庭天山，西緣蔥嶺輪臺之限，而東南界海，中間方數萬里之地，帶河厲山，渾整綿亙，其地勢利為合而不利為分。故當先秦、魏、晉、六朝、五代之秋，雖暫為據亂，而其治終歸一統。”而歐洲的情況則相反。在中世紀的歐洲，十幾個國家“各立君長，種族相矜，互相砥礪，以勝為榮，以負為辱。……此其所以始于相忌，終于相成，日就月將，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強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特殊的地理分割使歐洲各國長期處于適度的生存挑戰之中，迫使它們不斷地改進自己的各項制度，歐洲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在近幾百年中進化到全球領先的水平。究其原因，他認為“雖日人事，抑其地勢之華離破碎使之然也。”

嚴復還認為，政治制度演進的程度取決于社會演進的深淺。社會演進程度越深，則政治制度就相應地更加成熟。他說，“天演之階級愈進，將政府之機關愈密，不但愈密，亦且愈靈。”通過分析歷史上已有的和現存的各種社會形態，可以看到人類文明發展的軌跡“初級的社會形態是蠻夷社會(或稱圖騰社會)，比它高級的社會形態是宗法社會，更加成熟的民族和國家(如歐洲各個民族和國家測已經進入到現代社會”，西方現代社會是目前最為成熟的社會形態，因此，民主制度是目前最優良的政治制度。

四、政治制度生存和演進的復雜條件

政治制度的生存和發展需要眾多復雜的條件。嚴復在分析這一問題時，又借鑒了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論”。斯賓塞以社會有機體論來分析社會分工問題，而嚴復則用它來考察政治制度的生存和演進規律。嚴復認為：“一國之政教學術，其如具官之物體歟?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支；有其質干根菱，而后有其支葉華實。”這里，他將整個社會比喻為生物有機l體，而政治制度只是有機體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又說；“治制之立，其法度隆污不同，要皆如橋石然，相倚相生，更其—則全局皆變。”這個比喻還是說明政治制度與社會整體中的其他部分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相互之間的關聯盤根錯節，牽一發則動全身，如要對某項制度進行變革，則“一行變甲，便思變乙，及思變乙，又宜變丙。由是以往，膠葛紛綸。”總之，任何一項制度都必須依賴于社會有機體中的其他部分才能生存和發展，因此，任何一種制度變革也必然牽涉到整個社會制度的演變。社會有機體論是理解嚴復文化思想和政治學說的關鍵所在。

五、漸進主義的政治變革

依據天演論，一個國家在面臨生存挑戰時，它的各項制度必須向優化的方向演進，否則就會被淘汰，因此，政治制度的優化變革乃大勢所趨。但是，依據社會有機體論，則政制變革又不得不謹慎從事。

任何一國的政治制度都與該國的其他制度和社會條件處于有機的聯系之中。而這些關聯非常復雜，無窮無盡，很難被認識所窮盡。經濟、文化、社會習俗和社會心理等諸多因素都是政治制度生存和演進的條件，所以，政治制度變革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工程。在社會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如果將先進的政治制度植入另一個完全異質的落后的社會有機體中，那么，新被植入的政治制度必然很難存活。這樣的政制變革不僅不能成功，反而有害。他說這樣做“將無異取驥之四蹄，以附牛之項領，從而責干里焉。”堪至還不如讓牛老老實實地耕地。所以，嚴復強調，人們在進行政制改革時不可無視本國的社會和歷史條件。這些復雜的社會條件是一國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無法超越的集體經驗。

對于新舊制度轉型的歷程嚴復有一個形象的描述。他說，新制度興起之后，就像激流一樣，奔瀉而下，勢不可擋，經過一段急湍之后，就會平靜地暢流千里。而激流階段就是制度轉型中的危險期。對于這種危險嚴復有很清醒的認識，他說：“夫人類之力求進步固也，而顛階瞀亂，乃即在此為進之時，其進彌驟，其涂彌險。新者未得，舊者已亡，倀倀無歸，或以滅絕。”激進的政治變革必然要廢止舊的政治制度，而新制度如果與社會現實不協調，則原本還勉強可以維持的社會秩序必然崩潰，社會反而會更加混亂。激進的變革，就象對病人膏盲的病人下了一劑猛藥，不但不利于國家的康復，反而會加速這個國家的衰亡。所以，嚴復認為，雖然新制度的勝利是必然的，但舊制度在特定階段也有其合理性。

政治變革是由人來實現的，嚴復并不否認人在政治制度演進的能動作用。但是，他又認為，不可夸大人在政制演進中的作用。人只能適應環境，根據環境所提供的條件來推動政治制度的變革。因而，穩健的制度變革是嚴復的一貫主張。他說，在新舊制度斗爭的“急湍河段”應以疏導為主，“治水之功，當利于疏鑿。”又說：“是故明者慎之。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導其機，必忍焉以須其熟。……夫而后有以與時偕達，有以進其群矣。”而引導人們進行穩健的制度變革的歷史重任，在嚴復看來，就落到那些通達事理、智識超群的精英們(所謂明者、能者和圣人)的身上。他們的作用，就是認識國家和社會所處的歷史條件，認清發展的方向，把握時機，穩健地推進本國的政治改革和社會發展。這就是，“能者當事，僅能迎其機而導之耳。”一言以蔽之，嚴復的改革觀是漸進主義的。

六、結論

第3篇

對“現代世界如何誕生”的思考實質上是理解當前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前提，而對這一問題瑪麗•伊萬絲側重于從“技術”層面給予回答，麥克法蘭則除了技術之外，看到了人們對“財產權的態度”以及“對利潤最大化、對積攢財富和花費財富的態度”是其中最為“核心之處”。但是，在現代世界建構過程中，人們怎么會成為“心甘情愿”的參與者？換句話說，人的存在方式、價值觀念如何能夠同步于這一建構？福柯的“規訓政治學”顯然有助于我們介入其中加以擴展思路。福柯曾用“酷刑到規訓”來勾勒現代世界“支配人體的技術”的改變，即不再是“增加人體的技能，也不是強化對人體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種關系，要通過這種機制本身來使人體在變得更有用時也更順從”，這是一種新型的“政治解剖學”。它的意圖在于“規定了人們如何控制他人的肉體，通過所選擇的技術，按照預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這就是說，通過“技術”使得人們成為了“聽話”的人，“規訓”也就達到了自我實現而不是“強迫”的效果。福柯將這種思考歸功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論述，他認為，“馬克思在幾個地方強調了勞動分工問題與軍事戰術問題的相似性”，“這樣就出現了一種必須用紀律來滿足的新需求：建造一種機制，應能通過其各基本構成因素的協調組合而達到最大效果”。但是，對于紀律以及商品世界中紀律以哪些形式得以鋪展并未引起學術界太多的重視。實質上，“價值”概念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正是作為現代人生活的“規訓”（Discipline）之一種形式，馬克思由此開啟了“規訓”的政治哲學思考。

1.“價值”概念成為人的勞動乃至人的生存的“規訓”手段。

在馬克思看來，價值不同于商品可感覺的粗糙的對象性，在價值的對象性中，“連一個自然物質原子也沒有。因此，每一個商品不管你怎樣顛來倒去，它作為價值物總是不可捉摸的”。價值不是一個“實體”，而是一種關系，“被設定為交換價值的產品，本質上已經不再被規定為簡單的產品；它被看作和它的自然的質不同的質；它被看作是一種關系”。價值只有在對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雙重揚棄時才呈現出來，一本書既可以用來讀（使用價值），也可以用來換一塊面包（交換價值），但是，讀和換是隔離的，不能合為一體。交換關系的完成需要“產品把自己看作是一定量的一般勞動即社會勞動時間的實現”。對此，我們不妨再以宮川彰舉的例子來說明，人民辛勤地用汗水耕種，收獲了具有使用價值的蔬菜，但是作為商品出場時，就存在了一個被市場、被“價值”評判的過程，如果不能滿足條件，這些蔬菜只能腐爛處理，“最終元兇就是價值關系”。這種“價值關系”成為了衡量人的勞動的尺度便一目了然，“私人勞動的獨特的社會性質也只有在這種交換中才表現出來”，每個私人勞動者自身的勞動是否有“價值”并不在于自身，而必須交由“市場”裁定，從而“價值”在商品生活中不再是一種逼迫，而成為了一種自覺的勞動取向，實現了“規訓”人的勞動。進一步講，私人勞動與私人勞動之間的關系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物的關系和物之間的社會關系”，從而也“規訓”了現代人的“商品化的存在方式”，即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關系被展現為物與物之間的關系，人與人“分離”了。

2.價值概念的抽象性成為“人受抽象規訓”的存在論基礎。

我們知道，依據福柯的意思，支配人的方式從一種“外在的”通過技術化處理成為一種自覺自愿的內在的“抽象力量”。馬克思也正是通過“價值的四種形式”展現了現代世界是如何走向“抽象”的。價值具有“可感又超感”的特征，這種超感性只能通過另外一種商品體表現出來，最終在貨幣那里完成了整個商品世界的抽象過程。抽象世界（貨幣）發生的第一個階段是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20碼麻布=1件上衣便是這種形式的最重要特征。第二步是把1件上衣置換為10磅茶葉，2盎司金或其他等等，這是擴大的價值形式。第三步，則是對第二步的一種“顛倒”，各種不同質的商品體能夠展現為“同一商品體”，這一步至關重要。因為，這里對于“等同性”作了強調，馬克思批評亞里士多德所認為的“不可能在質上等同”，因為他“缺乏價值概念”。也就是“一切勞動都表現為等同的人類勞動，因而是同等意義的勞動”。顯然，能夠將各種商品世界中出現的物（Sache）等同起來在第四步，即貨幣形式中完全借助“抽象”（貨幣）實現了。馬克思正是在價值形式的“歷史性”層面上告訴我們貨幣是怎么來的，實質上是告訴人們，現在完全被一種“抽象”統治（規訓）著。這就類似于一個人在衡量自身的價值、社會屬性的時候，往往以某種“身份符號”作為自己的標準一樣，經濟生活中的價值概念的表現本身就具有此種高度的抽象性，這也是馬克思所說的人們受著資本、權利與形而上學抽象統治的基礎，沒有經濟生活，當然為商品經濟保駕護航的權利、形而上學的觀念也無從談起。

3.價值概念維度中的“剩余價值”揭示了現代世界“規訓”的根本秘密。

在人們理解剩余價值的過程中，總是簡單地認為其僅是“對無酬勞動的占有”，即“超過其勞動力價值的價值”，這樣的理解顯然還無法推進到馬克思剩余價值的真實內涵。恩格斯就指出，這在馬克思之前的經濟學家那里，“也有人已經多少明確地說過”。馬克思正是在這些人止步的地方進一步說明，不是要將這種“對無酬勞動的占有”作為一種“經濟事實”加以描述和確認。相反，他要將“經濟事實”置放到歷史的語境下，追問這是從哪里來的。所以，他“第一次確定了什么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么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并且論證了商品和商品交換怎樣和為什么由于商品內在的價值屬性必然造成商品和貨幣的對立”，并進而又將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第一個詳盡地闡述了剩余價值形成的實際過程，從而說明這一過程，而這是他的任何一個前人都沒有做到的”。恩格斯的意思再清楚不過，在經濟學家直接面對的事實的地方，馬克思將其引入到歷史中瓦解其秘密，通過對勞動與資本的分離才能夠回答剩余價值何以可能，這一點揭示出現代人生活的所有規訓的秘密，并最終引向了對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權批判。進而，馬克思又通過剩余價值積累展現了整個人類歷史的趨勢，實質上，今天所謂的空間理論不過也是對剩余價值的擴展，也正是通過這種概念的分析，馬克思呈現出現代世界構造的圖景。

二、“價值”的實體化“錯認”與觀念世界的拜物教“支配方式”

如果說“價值”構成了客觀的商品世界的建構，那么，它同時也需要完成對人的觀念世界的建構才能真實地闡明“現代世界的誕生”的秘密。這需要價值拜物教來完成“顛倒世界”的正當化過程，“貨幣作為現存的和起作用的價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換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換，從而是顛倒的世界”。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正是通過拜物教批判這一資本論全卷的觀點來完成的。對這種顛倒，馬克思說，“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本身的客觀的（Gegenstndliche）性質，真實地反映成這些物（Dinge）的天然屬性”。之所以造成人們將一種歷史性賦予的特征看作是自然性、永恒的，馬克思曾從生產的角度給予過論證，諸如認為“生產資料的使用價值的舊形式消失了，但只是為了以新的價值形式出現”。這一點誠如詹姆遜所說，“資本擦拭了自己的前歷史的痕跡（還擦拭了它之前的生產方式的存在痕跡），正如它堅決地把生產的直接痕跡從產品中擦掉一樣”。可以更為直接地推論，商品交換社會生成過程就是不斷消除歷史意識的過程，于是，拜物教意識自然成為主流的意識。實質上，馬克思還在“價值”概念的討論中更進一步深化這種拜物教批判工作，這與福柯所謂的新時代“支配人的方式”有著某種隱性的相似點。從福柯的“規訓政治學”切入來看，他認為，國家必須要想盡辦法去維持人們的健康、強壯、勤奮和安全，而需要兩樣東西作為保障，那就是知識體系和行政設備，后者主要是一些關于自由、平等、公正、進步和理性以及價值觀念的集合而成的體制。也就是說，福柯已經完全看到“價值”也能夠成為一種“規訓”，但這還是一種哲學層面的價值觀念，我們上文討論的是經濟學生活之中的“價值”，兩者有什么樣的關聯？在20世紀80年代開啟的“價值哲學研究”中，所謂經濟學價值概念與哲學價值概念之間一直爭論不休。實質上，從經濟生活中以價值概念實現對人的規訓（統治），轉而深入到人的意識之中，踩著如此這般的思考路向將能夠明白后者正是一種“哲學上”討論的價值概念。諸如，馬克思在談到三位一體問題時認為，整個商品世界的顛倒對人的意識的影響，“把在生產中由財富的各種物質要素充當承擔者的社會關系，變成這些物本身的屬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當地把生產關系本身變成物（貨幣）”。換句話說，也正是人們的視野將外在的商品世界看作一個既定的事實承接下來，不再去在內在邏輯上思考其“從哪里來的”。從而整個現代世界所需要的“忘記財產權的不正當來源吧，就從這里開始吧”便獲得了價值觀念的支撐，這便得到了一種“價值”觀念的規訓的完成。詳而言之，在商品交換層面來看，日常生活通過“價值實體”的交換被看作是“習以為常”才能夠完成上述任務。對此，馬克思分析認為“，1磅鐵盒1磅金，雖然具有不同的物理和化學屬性，卻代表同一重量，同樣，包含同一勞動時間的商品的使用價值，也代表同一交換價值。因此，交換價值表現為使用價值的社會的自然規定性，表現為物的使用價值所固有的規定性，由于這種規定性，使用價值在交換過程中按一定比例相互替換，成為等價物”。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總是將“交換價值”看作是物本身固有屬性的觀念，隨著種種交換的經濟生活逐漸得到強化，人們面對的與之周遭生活的“物”內在地也被看作是具有“交換價值”。例如，地下器官買賣、拐賣兒童之類的非法交易，在價值拜物教的視野中，竟然連身體本身也蘊含了“交換價值”。這就是真實的人們的拜物教處境，“這種現象只是由于日常生活中看慣了，才認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當然，這已經非常接近對商品世界日常意識分析了。再集中一點講，為了試圖更準確地把握，還得回答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為什么“勞動產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謎一般的性質究竟從哪里來的呢？顯然是從這種形式本身來的”。諸如，從形式上來看，一塊面包作為商品要和一本書來交換，這種可能性使得人們覺得“神秘”，也使得人們自覺地以為價值就是一種“實體”，反而認為商品內在并無“價值”這一個固定屬性倒是無法想象的了。接著，我們再從勞動產品作為商品來生產的社會性質來看，馬克思認為，“在一切社會狀態下，勞動產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歷史上一定的發展階段，也就是使生產一個使用物所耗費的勞動表現為該物的‘對象的’屬性即它的價值的時代，才使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從這里可以看到，只有在人們的勞動被“表現為”物的自身固有的價值的時候，那個勞動產品才能夠是商品。但這個過程的完成，還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使用物品成為商品，只是因為它們是彼此獨立進行的私人勞動的產品”，這是財產權的確立。但是，私人勞動如何才能成為得以認可的社會勞動呢？這必須要將勞動產品置于“交換”之中。這樣的結果便是，私人勞動的社會關系，不是被表現為人們在自己勞動中展現的直接的社會關系，反而“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物的關系和物之間的社會關系。顯然，勞動產品只有放入交換才能夠具有一種“價值對象性”并與“使用對象性”分離，勞動產品自身的此種分裂“只是發生在交換已經十分廣泛和十分重要的時候，那時有用物是為了交換而生產的，因而物的價值性質還在物本身的生產中就被注意到了”。所以，對于這些勞動者來講，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已經作為“交換者”的形象在從事勞動了。當人們在勞動過程中，勞動所生產的產品本身的價值在生產中就已經作為存在前提。諸如對于一個面包商人來講，他所生產的面包從一開始就是賦予了價值于面包之中的。如果這個面包商從來不考慮“交換”中的“價值”，那么他的面包可能在無法交換后成為腐爛物。再從勞動產品的交換進一步來看，在“交換”過程中，人們首先關心的當然是自己的勞動產品能夠換到別人的勞動產品的“比例”，可是這些比例也并不是一種“天然的事實”。這也是“由于習慣而逐漸達到一定的穩固性時，它們就好像是由勞動產品的本性產生的。”實質上，勞動產品在交換中所表現的“價值”也不過是“通過勞動產品表現為價值量才確定下來的，價值量不以交換者的意志、設想和活動為轉移而不斷地變動著。在交換者看來，他們本身的社會運動具有物的運動形式，不是他們控制這一運動，而是他們受這一運動控制”。而一旦完成交換之后，進入到商品世界所完成的貨幣世界，這種價值的掩蓋形式更加隱蔽，價值也就獲得了“規訓”的最高級形式。諸如在G-G′中，人們仿佛真的以為貨幣能夠生出貨幣，因為貨幣本身具有“價值”，并且連貨幣所獲得增值也被看作是貨幣本身的屬性，而忘記這不過是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由此，“價值”所具有的自然性以拜物教的“錯認”方式完成了對人的生活的“支配”。

三、走出“價值”概念的拜物教與拆解“規訓”的實踐智慧

歷史地看，在商品社會中人們是以“交換者”的姿態從事勞動。可是，在經濟學中，“它甚至從來也沒有提出過這樣的問題：為什么這一內容（勞動—引者注）采取這種形式（價值形式—引者注）呢？為什么勞動表現為價值，用勞動時間計算的勞動量表現為勞動產品的價值量呢？”正因為將此作為既定的事實前提，他們當然不懂得，這是“生產過程支配人而人還沒有支配生產過程的社會形態”。但是，“在政治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中，它們竟像生產勞動本身一樣，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當然，關于政治經濟學家的此種思維方式的“奇怪”（拜物教）看法，在上文我們對馬克思通過“價值”呈現了整個現代世界的“建構性”的論證，正好反映了人們深陷于拜物教意識之中。那么，現在我們要追問的是，既然人們的“現代生活”整個“規訓”機制在根本上說，來自于商品交換中的“價值”，即“價值拜物教”。那么，如何拆解這種規訓，則涉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運用拜物教批判對資本主義的整體性分析。

1.拆解“價值”規訓必須瓦解資本主義生產的占有原則，改變勞動生產的“交換性特征”，讓交換勞動走向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

如果僅就勞動過程本身來講，它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對自然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化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因此，它不以人類生活的任何形式為轉移，倒不如說，它為人類生活的一切形式所共有”。在這個語境下，我們當然也就不再會談論“一個勞動者與其他勞動者的關系，一邊是人及其勞動，另一邊是自然及其物質”。但是，馬克思并未從這種“生產的一般”直接宣判資本主義的勞動的交換的“非正義性”，他還需要進一步分析資本主義物質生產的特征，“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在馬克思的視域中，生產一般中當然有屬于如上述的一切時代的特征。可是，現代的人們如現代的經濟學家一樣將現有的特殊的物質生產方式看作是這種“生產一般本身”，而忘記了兩者的差別，從而這樣的看法也便成為拜物教深入人心。“資本，別的不說，也是生產工具，也是過去的、客體化了的勞動。可見資本是一種一般的、永存的自然關系；這樣說是因為恰好拋開了正是使‘生產工具’、‘積累的勞動’成為資本的那個特殊”。這個特殊實質上就是對生產資料“占有”的特殊性質。人們在解釋生產的前提占有時，總是以寓言的方式認為，“在很久很久以前”，一種人“是勤勞的，聰明的，而且是節儉的精英，另一種是懶惰的”，但是，馬克思通過歷史回溯的方式論證了“原始積累”是充滿暴力的過程，“決不是田園詩式的東西”。這種積累使得“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作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所以，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這種特殊的“生產”已經以“資本積累”為“起點”，生產、分配等都依據于占有原則，所以，“國民財富”的增長不過和“人民貧窮”（相對性的理解）是一回事情。

2.超越“價值”規訓的實質是走出資本邏輯的內在矛盾。

就資本邏輯對世界塑造的內在矛盾來講，一方面資本試圖將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的矛盾向社會領域進行普遍化的拓展，另一方面“資本又絕沒有把歷史一體化”。如今，正因為商品的生產過程已經改變了整個社會生產的性質，即生產過程不是使用價值的生產過程，而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統一體的生產過程，同時，這種生產還要求投入中的“增值”，這也是資本邏輯的本質。所以，對于資本來講，“揚棄以自我消費為生產主要目的的、僅僅出售多余商品的那種生產方式”成為了商品流通的前提。從而，“一切與資本關系有關的要素本身越是成為商品，也就是說，這些要素只有通過購買才能占有，資本關系就發展得越充分”，這種生產也就“越是成為資本主義生產”。今天，這種資本邏輯的延展不僅在民族國家內部完成其使命，它還外推為“全球化”的空間擴展，哈維等人如今的工作正在展現剩余價值概念的空間維度。一時間，歷史完全臣服于資本邏輯，正如福山所叫喧的“歷史的終結”那樣得到了認同。馬克思的《資本論》難道就是告訴了一個我們被封閉在資本邏輯內部的一個生活事實嗎？顯然不是。馬克思實質上在瓦解資本與勞動分離的基礎上打開了走出這個封閉的可能，這個可能性奧斯本以及維拉都已經看到了。如今所謂資本主義把歷史普遍化，它不過“只是量化的抽象形式”罷了，“資本主義絕沒有把歷史一體化”，這恰恰是“另一種生產方式的使命”。這才是真正超越“價值”規訓提供可能性的路徑。

3.在人的生活受“價值”宰制、規訓與超越“價值”規訓的辯證處理中，智慧地走出資本邏輯為主導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