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糾紛訴訟流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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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民間借貸；民刑交叉；先刑后民；民商先行
一、問題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中（2011）沈河民四初字第214號某銀行與張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值得關注。在本案中，原告某銀行與被告張某某簽訂了一份《個人消費擔保借款合同》，同時，張某某使用偽造的身份證件等證明文件辦理了抵押借款手續，向該銀行借得人民幣8萬元。張某某的行為違法，被人民法院以貸款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而該銀行因索款無果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被告張某某償還借款本息合計10萬余元。法院審理認為，被告張某某的行為已構成貸款詐騙罪，并已承擔刑事責任。同時，法院指出，被告張某某的行為是以合同形式表現出的犯罪行為，而非侵權責任法意義上的一般民事侵權，故而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調整。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五條規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因本案被告在刑事審判時，人民法院沒有對本案被告進行追繳或者退賠，故本案不屬于上述第五條規定可以另行的范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百四十四條等規定，裁定駁回原告某銀行的。這個案子矛盾的焦點反映了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時的法律程序和規范如何適用如何選擇的問題。近年來，類似民間借貸糾紛民刑交叉案件的數量日益增多而且日漸復雜。雖然業內已有部分專家學者開始關注這一問題，但從總體上看，依舊存在理論落后、立法缺失等問題。人民法院在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民刑交叉案件中是否應當一律選擇“先刑后民”的處理原則？這一原則的理論基礎為何？在司法實踐中是否存在缺陷？本文擬從民間借貸糾紛出發對我國司法實踐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適用和規范選擇展開研究，以期能夠找到較好調處此類問題的方法模式。
二、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概念
（一）民間借貸中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內涵
民刑交叉，有學者將此定義為：基于同一法律事實，既觸犯民事法律又觸犯刑事法律且二者都競相要求適用之，從而產生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交叉競合的案件[1]。筆者認為，民刑交叉的實質是民、刑法所調整的法律事實及社會關系的競合。法規競合雖然僅是一種立法上的現象，但當法律事實出現并違反競合的法規時，就會產生規范競合的法律適用問題。民間借貸糾紛是指，自然人之間、自然人和從事非金融業務的法人、其他組織之間的借貸貨幣及國庫券的行為，這是一種借款合同行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民間借貸市場逐漸活躍，隨之而來的民間借貸糾紛也日漸增多。不容忽視的是，此類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背后還經常籠罩著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經濟犯罪的影子，這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特別是金融秩序帶來了很多不穩定因素。
（二）各國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模式
在處理民刑交叉案件上，各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主要存在著兩種調處模式：其一，以英國、美國和日本等國為代表的民刑并行模式；其二，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經歸納，筆者認為，上述兩種司法調處模式的運行方式完全不同，其背后所反映的司法理念也大相徑庭。1.英美法系：“民刑并行”模式民刑并行，亦稱為平行式，即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完全剝離，對刑事犯罪行為的規范和懲處由刑事訴訟程序解決，相應的，對于民事賠償問題則依靠民事訴訟程序予以解決，二者互相獨立并存，并不存在任何先后順序依附關系。實際上，英美法系國家主要采用這種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完全分離的平行模式，不允許在刑事訴訟中附帶民事訴訟，反映了一種純正的平行關系。也就是說，一旦遇到民刑交叉的問題，民事問題由民事程序解決，刑事問題由刑事程序解決，由犯罪引起的民事賠償問題則在民事訴訟程序中作出處理。2.大陸法系：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與上述英美法系的做法不同，大陸法系面對此類民刑交叉案件，選擇采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即在懲處刑事犯罪行為的同時附帶地調處民事賠償糾紛。特別的，在解決該類問題時，加設被害人自主選擇權，也就是說，被害人既可以選擇在刑事訴訟中附帶民事訴訟，亦可以選擇在刑事訴訟以外單獨提起民事訴訟。從上述基本概念可以看出，民刑并行式與附帶式的立法理念存在差異，價值追求各不相同，各國針對這一問題所構建的權利模式和訴訟程序也各有特色。從司法實踐效果來看，可以說兩者各有側重、各有優勢，民刑并行式可以較好地在同一訴訟過程中具有強勢地位的公權對處于相對弱勢的私權的侵占；而附帶式在節約當事人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更具優勢。所以說，上述兩種模式本質上并沒有明顯的優劣之分，需要重點探討的是在制度架構時對各自優劣的揚棄或保留。
三、我國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模式
從司法實踐來看，我國目前采取的是“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則。“先刑后民”的內涵是，在民事訴訟中發現涉嫌刑事犯罪，應在偵查機關對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實查清后，由法院先對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責任問題進行審理。換言之，在中國，民刑交叉的案件，在刑事部分審理以前不得對民事部分予以審理。
（一）我國“先刑后民”處理方式法律規定
從歷史角度追溯，對于“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法律規定，最早起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下發的《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該通知正文明確規定對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涉嫌經濟犯罪的有關材料應分別移送給有管轄權的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偵查、，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均應及時予以受理。同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發了《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發現違法犯罪必須嚴肅執法的通知》。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又聯合下發了《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再次強調了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的應及時移送的規定。接著，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1日了《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對存單糾紛案件中如何處理涉及刑事犯罪的問題作出了規定。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了《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司法解釋，進一步闡明民刑交叉案件的處理機制。從我國上述立法沿革來看，立法者對于民刑交叉案件的處理方式是一個不斷摸索的過程。最終，上述規定要求，對民刑交叉這類糾紛的調處，須根據所涉及的經濟糾紛或涉嫌經濟犯罪是否是基于相同的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這一標準，分別采用不同處理流程。其中，基于相同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時，需要適用刑事訴訟程序，即須移送公安機關偵查、司法機關；反之，則將該糾紛獨立分割開來，分別適用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程序。也就是說，本文所討論的“先刑后民”程序只有在符合前者標準時，才應當選擇適用。除上述規定外，實際上“先刑后民”的原則也間接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附帶民事訴訟應當同刑事案件一并審判，只有為了防止刑事案件審判的過分遲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審判后，由同一審判組織繼續審理附帶民事訴訟。”從以上規定，我們可以發現，我國關于“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規定，大多是存在于司法解釋中，甚至存在于被稱為“通知”的司法文件中，其實并沒有法律上的明確規定[2]，這實屬立法上的漏洞。
（二）“先刑后民”處理模式的價值立場
縱觀我國長期以來的封建社會法制觀念，民刑不分、諸法合體是一直以來都占據著絕對主導地位。“民刑分立”是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末期隨著清朝和政治改良等社會變革中參照西方司法制度的產物。自古以來，我國就有著國家本位、義務本位的文化傳統。可以說，我國現行的附帶民事訴訟制度也是我國法的本土化的成果之一[3]，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基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1.在私權面前，強調公權優先在對刑事犯罪案件處理中，我國歷來偏重采取刑罰手段予以調處即所謂“殺人償命”，即使該刑事案件涉及侵害被害人民事權利，立法者往往會有意無意地忽視。因為打擊刑事犯罪是對已經形成的社會關系的有效維護，是刑法作為一種強有力的禁止性規范的最好詮釋，是實現“殺一儆百”的必要手段。只有在處理完刑事訴訟程序后，才允許被害人就其民事權利的受損提出民事賠償請求，被害人首先要服從國家追究犯罪的需要[4]。2.在公平面前，強調效率優先受各種客觀條件或因素的限制，要想真正達到公平所需付出的代價和努力遠高于看似就在眼前的效率。于是，將民事訴訟程序放置于刑事訴訟程序之后，依靠刑事訴訟程序的“便利”或“余威”一并予以解決，不僅可以節約司法成本，也可以有效降低當事人的訴訟費用，也就成為了制度設計者理所當然的一種選擇。一方面，附帶民事訴訟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一并解決的，這就極大地避免了公安司法機關的重復勞動，節省了司法資源；另一方面，對于當事人來說，附帶民事訴訟，可以減少他們重復出庭、重復舉證等活動，減輕他們的訟累。殊不知，這樣的效率、這樣的雙贏，付出的是損害當事人民事權利、違背法律公平公正原則這個更大的代價。上述法律邏輯的背后，實際上映射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封建家天下觀念和以少數統治者意志為轉移的國家本位主義。這已經極度背離現代法治對自由平等、尊重人權、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需要從根本理念上加以轉變。
（三）“先刑后民”處理模式的制度缺陷
1.理論上：“先刑后民”模式缺乏正當性及合理性第一，該模式背離了現代司法理念。“先刑后民”模式反映的是公權在私權面前的強勢地位和優先等級，是國家本位主義思想的具體表現。筆者認為，這樣的思想并不符合現代法治社會的理念要求，因為公權和私權之間并沒有高低貴賤的區別，也沒有孰輕孰重的差異。如果一味地強調公權的重要，則必然會忽視私權的自由與平等。第二，該模式背離了刑法的謙抑性和最后性[5]。刑法的謙抑性決定了刑法調控的范圍和強度應具有有限性和適當性。刑法是社會防衛的最后一道防線，在調處一種具有一定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時，應當首先考慮采用其他法律進行規范的可能，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能調整或雖能調整仍達不到預期目標時，刑法才能謹慎地介入。因此有學者得出結論：在調處民刑交叉案件時，必須考量適用刑法程序的必要性，即假使能夠通過民法矯正相應的社會關系時，就不再使用刑法，只有當民法已經不能有效發揮其調整作用時，才可以考量適用刑法程序。而“先刑后民”模式完全顛倒了這個順序。2.實踐中：“先刑后民”模式導致司法不公其一，該模式容易架空民事訴訟程序。雖然“先刑后民”模式的本意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立意良好，但在同一個案件中，民事訴訟程序對其前置的刑事訴訟程序的依附性仍是司法實踐中無法回避的現狀。雖然降低羈押率目前已經是司法實務中正在努力解決的問題，但我國目前的刑事公訴仍然“幾乎是在有罪必捕的慣性軌道上進行”[6]。故此，被羈押一方當事人的民事調查權很有可能會因為人身自由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履行，而這必然會導致民事訴訟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或虛置。其二，該模式可能導致當事人濫用程序。如果一味倡導“先刑后民”的處理機制，那么極有可能使得部分當事人利用刑事訴訟程序制造存在經濟犯罪嫌疑的假象，拖延民事案件的審理，逃避民事責任，損害對方當事人利益[7]。除此之外，不可否認，該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地方保護主義和個別政法部門與人員等濫用公權力干預經濟糾紛開設了空間。其三，該模式可能給被害人維權制造障礙。若采用“先刑后民”的處理機制，那么出現以下兩種情況受害人的利益將難以維護。其一，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由于缺席審判制度建設存在缺失，那么在部分犯罪嫌疑人遲遲不能歸案時，受害人應得的賠償只能先行落空；其二，正在進行的民事訴訟案件中，若發現新的犯罪事實，那么，該民事訴訟程序必須讓位于刑事訴訟程序，此時被害人的民事權利將長時間受到侵害而無法得到補償。而很多時候，被不法侵害后最開始的那段時間是被害人最需要得到經濟上幫助的階段，法律的權威也在這一次次的無能為力中不斷消減。
四、我國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革新
立足我國現有民間借貸糾紛處理機制，參照大陸和英美法系各國對于此類案件的制度設計理念，筆者擬以民刑交叉和民間借貸糾紛的屬性為出發點，從思路設計、改革路徑兩個角度為我國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提出拙見。1.思路維新：從“先刑后民”到“民商先行”民間借貸為契約自由的產物。民間借貸的最初原因僅僅是為了方便快捷地獲取資金，從法律意義來講，這是普通民眾通過平等自由的個人權利擴大生產經營的權利。同時，民間借貸也能進一步助推我國經濟的發展，這在當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背景下發揮著積極的現實意義。此時，在司法體系的構建、完善中，若能在符合刑法規范的前提下，向社會公眾讓渡出一部分自由的私權，這必將有益于真正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結合。此外，當今時代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我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也處在改革的關鍵時期，可謂風起云涌、日新月異。縱觀金融業相對發達的美國、西歐等國，大多都已經建立起一整套相對完備的金融刑法，來有效規范金融領域的違法行為，其在金融司法實務中，也盡可能只采用金融刑法中所設置的民事行政手段來實現維護金融秩序和當事人權利這一本質目標。各國立法實踐表明，弱化金融領域的刑事責任，強化金融領域的民事責任，是當代金融行業和金融立法發展的形勢所迫[8]。與國際金融立法的重民輕刑傾向不同，我國對金融違法行為一貫采取重刑事責任的態度，使得金融民商的實體法被忽視。事實上，作為一種典型的民事活動，自然人間的借貸行為完全符合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原則，由此產生的經濟糾紛很多時候依靠民事訴訟規則程序就可以得到有效調處。筆者認為，只有在極個別影響范圍特別廣、涉及金額特別巨大、對社會秩序破壞特別嚴重的司法個案中才需要刑事訴訟程序出手規制。如果動輒以刑罰之力干涉正在形成中的金融關系，既違背了法律體系內部的邏輯規則，也沒有尊重金融市場的特殊規律。由此不難看出，如果能夠將“民商先行”原則在金融領域民刑交叉案件中得到有效適用，實現公權救濟和私權保護的有機結合，不僅可以有效提升金融民商實體法的適用范圍和頻率，更為難得的是可以有效消減我國目前在金融領域所采取的重刑主義原則，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兼顧。2.路徑改革：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我國現行相關制度剝奪了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對于民刑交叉案件完全要依先刑事后民事的順序進行，如果刑事審判無法進行，民事賠償也就化為烏有。故此，絕對的“先刑后民”顯然違背了“國家一切權力來自人民”這一根本立法理念。考慮司法實務的現狀及私權保護的現實需要，賦予權利人訴訟選擇權，是解決民刑沖突的有效途徑。訴訟選擇權的創設，是秉著私權保護的理念，同時增加先履行或和解的機會。實際上，刑事訴訟案件無論是立案、偵查、，還是審判或裁決，每一個環節都需要較長時間，而民間借貸融資的周期并不會很長，如此長時間的訴訟耗費的是民間資本的經濟利益。選擇民事訴訟，可以針對雙方的民事法律關系較快地得出裁判，并可以積極達成民事和解或者是現實的履行給付，這些舉措都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9]。當然，這樣的選擇權也不應該是完全自由、毫無限制的。首先，選擇權應該規定明確的適用情形。如果刑事判決的結果是民事判決中所涉及證據的必需要件，應該“先刑后民”；反之，如果刑事方面的審理裁判必須依賴民事審判結果，則應該“民商先行”；如果在民刑判決互不依賴，而且案件比較簡單，刑事和民事誰先誰后對訴訟效益等方面的影響也不是太大的情況下，當事人則應該享有完全的程序選擇權。其次，選擇權應該規定具體的適用程序。由于民刑交叉案件自身性質的特殊，為在制度層面防止可能出現的民刑交叉案件定性不準或相互扯皮現象，需要有一個部門對案件性質的確認擁有最終決定權。分析我國目前公檢法三個部門各自職責設定上的差異，不難發現，該種最終確認權的歸屬只能是法院，同時考慮權力的制衡性，需要賦予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一定的異議權。
五、結論
民間借貸更多時候體現的是私法屬性，法律因注重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確定私有財產權優先原則。這是對財產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實現法律意義上平等保護的重要要求，也是促進經濟發展、平衡社會權利紛爭的重要步驟，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注重私有財產權保護和尊重的歷史發展趨勢。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構轉型升級階段，政府鼓勵廣大民眾更加充分地利用剩余資金創新創業，民間借貸融資活動也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發展壯大起來的。基于這樣一個特定時期和特定條件，面對民間借貸糾紛中存在的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我們期望能尋求一種更好的制度構建，從而實現經濟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優，即在“民商先行”的模式下，民刑交叉的矛盾能夠得到最有效的解決，從而實現民間借貸作為國民經濟發展催化劑的有益作用。
[參考文獻]
[1]劉建國.刑事訴訟中的刑民交錯現象及其法律規制[A].游偉.華東刑事司法評論（第7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83.
[2]陳虹.對“先刑后民”原則的幾點質疑[J].學術探索，2006，（5）.
[3]伍躍華.民刑交叉案件的處理方式研究[J].法制與經濟，2009，（1）.
[4]楊濤.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司法理念[J].法律適用，2003，（3）.
[5]胡啟忠，胡業勛.金融刑法的控制要強調謙抑原則[J].人民論壇，2010，（29）.
[6]趙秉志.當代刑事科學探索（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22.
[7]陳燦平.刑民實體法關系初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54.
[8]胡啟忠.金融刑法立罪邏輯論——以金融刑法修正為例[J].中國法學，2009，（6）.
第2篇
起因一：名至而實不歸
不管什么類型文章的寫作，我們都強調題文相符，避免“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經濟文書寫作更是如此。但在實際經濟寫作活動中，某些人或者某些部門為了業績或者完成任務，偷梁換柱的事情也是偶有發生的。比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級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有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招商引資。什么是招商引資？招商引資是指地方政府吸收非本地投資者的活動。它能帶來地方經濟總量和財政收入的增長、就業崗位增加、基礎設施投入增加，因此得到各級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受利益驅使，有人就通過寫作來做文章，將一些普通經濟往來的合同冠以招商引資的合同名稱。但普通合同（如買賣合同）和招商引資簽訂的合同有本質區別，這種名文不符的經濟合同往往易引發糾紛。如某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活動中，引入某港資企業，并與當地××水泥廠簽訂了三份《中外合資經營水泥廠合同書》，香港××公司分三次預付資金給水泥廠，水泥廠分年分批供應并代銷水泥，然后把款項返還給香港公司。后來該水泥廠因經營不善而導致破產，圍繞相關權益，香港公司依據合資經營的理念主張債權。由于這三份《中外合資經營水泥廠合同書》均未約定有關合資經營企業權利義務方面的內容，所設立的投資合作關系實質是香港公司僅提供資金，但不參與經營，亦不承擔經營風險，無論水泥廠處于盈利還是虧損狀態，香港公司均按月享有固定的投資回報，以達到回收投入資金本息的目的。這種合作模式違反了國家法律關于合資企業應共負盈虧、共擔風險的基本原則，名為合作，實為借貸。后經法院裁定此合同無效。由此可見，經濟合同要按照實際合作內容擬寫相應標題，或者按照標題主旨去制定具體合作內容。要避免在利益驅使下，參與合作的一方產生利用合同漏洞，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奢想，使雙方甚至多方陷入經濟糾紛。
起因二：似是而非或籠統表達
（一）合同內容擬寫中忽視了具體真實責任意思的表示
隨著經濟生活的復雜化和法治化，作為經濟活動的主要體現者——經濟合同，其內容的表達越來越講究，不能單純根據日常做法或者常規理解來處理。比如生活中朋友之間或者合伙人之間乃至不同經濟體之間的合同擔保行為（主要是債務擔保），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保證（即擔保）是指當事人在保證合同中約定，債務人不能履行債務時，由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或者約定保證人與債務人對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擔保形式。保證人與債權人應當以書面形式訂立保證合同。可見，保證合同中，保證人應當明確做出承擔連帶保證責任或一般保證責任的意思表示。由此，我們在為別人進行擔保時要約定好擔保的具體內容，以顯示誠意；在別人為我們進行擔保時，我們也要明確具體內容，同時還要精確理解特殊條件下的擔保關系，注意各相關利益方的擔保法律邏輯，以免履責時發生糾紛而陷入無休止的官司。例如，在某經濟糾紛中，債權人訴某縣政府履行擔保責任，理由是《抵押貸款擔保書》中注明了“經縣政府討論同意，決定為××酒廠向貴公司貸款壹仟叁佰萬元提供擔保”，并且有縣政府主要負責人的簽字，蓋了大紅印章。但××縣政府拒絕履行擔保義務，理由是并不是擔保人，怎么回事呢？問題就在于該擔保合同的具體條款是承諾以××糖廠全部房產和場地七十年使用權作抵押擔保，在債務人××酒廠無法償還貸款本息時，××糖廠的房產和場地使用權歸債權公司所有，并約定了由縣政府監督貸款使用情況的相關內容；××縣政府并未承諾以其享有處分權的財產作為擔保，也未承諾在××酒廠不履行債務時，由其承擔還款責任。在該案例中，××縣政府出具《抵押貸款擔保書》后，其職能部門××縣國土環境資源局即出具了《關于同意××糖廠以土地抵押擔保的意見》，隨后，××糖廠與債權公司簽訂了抵押協議，約定以××糖廠名下土地及地上房產為××酒廠貸款提供抵押擔保。至此，法院認為為××酒廠提供擔保的是××糖廠，而非××縣政府，××縣政府出具《抵押貸款擔保書》是履行行政管理職能的行為，并非法律意義上的擔保行為，不存在××縣政府承擔因擔保無效產生的賠償責任的問題。由此可見，經濟合同條款的擬寫內容越具體，合同各相關方的關系描述越清晰，就越有利于保護自身的利益，上述案例中××縣政府就做得很到位。而債權人卻停留在日常的簡單理解上，耗費人力物力發起經濟訴訟。從中我們也應該注意，在經濟合同的條款規定或者法律文書銜接上，要堅持嚴密的法理邏輯，不要試圖簡單處理，否則會因不愿承受寫作上的麻煩而帶來法律上的困擾。
（二）簽訂的經濟合同中有些文字表述是含糊不確定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第七條規定了經濟合同無效時的情形：“一、違反法律和國家政策、計劃的合同；二、采取欺詐、脅迫等手段所簽訂的合同；三、人超越權限簽訂的合同或以被人的名義同自己或者同自己所的其他人簽訂的合同；四、違反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的經濟合同。無效的經濟合同，從訂立的時候起，就沒有法律約束力……無效經濟合同的確認權，歸合同管理機關和人民法院。”法律的規定是基于現實的存在。古今中外，在經濟領域各種因欺騙、脅迫等而簽訂“合同”或者出具“欠條”“借條”“收條”的事時有耳聞，有的甚至鬧出人命。法律對這些經濟文書不予支持，確認無效，就是為被欺騙、被脅迫者提供保護。那么被欺騙、被脅迫者則可以在有關經濟文書撰寫中暗示或者留取相關證據，避免暫時的傷害，為未來的維權打好埋伏。比如某公司合伙人發生糾紛，原告拿出被告出具的“欠條”和“合約”要求被告支付巨額債務。雙方當事人均確認，“欠條”是因為雙方對合伙經營××公司期間的債權債務負擔產生爭議而簽訂的。但是，從“欠條”與“合約”的內容上看，被告使用的文字是含糊而不確定的，比如“本人亦要負責”“×××先生要本人個人承擔責任”“但因為某些壓力之下，×先生要本人將爛賬的一半賠償給×先生”“因我個人經濟困難無法承擔，唯有將內地祖業給予×老板收租來抵償損失”等。這些內容表明：一、對無法收回的賬目，是原告要被告承擔責任。二、存在某種壓力即可能發生過的脅迫。三、是由被告賠償原告的損失。法院認為不能確認被告承認對原告欠債是其在××公司進行清算后的真實意思表示。在這種情況下，其在“欠條”與“合約”中的意思表示不能構成合法的民事法律行為。在這里被告就巧妙地通過經濟條據的撰寫保護了自己的利益。該案例給我們兩個啟示：一是為了保護自己，我們可以暫時示弱，但在擬寫所謂的“欠條”等經濟文書時可以巧妙地暗示撰寫文書時的處境，為以后尋求法律保護提供依據；二是我們在正常情況下接收債務人提交的經濟文書時要仔細閱讀，避免存在引發法律糾紛的隱患。
起因三：因客觀性缺失遭受質疑
經濟合同實施的佐證材料應合法合理，這是眾所周知的，法制社會任何法律糾紛的裁定，法院都只講證據，并且強調證據鏈的合理銜接和完整性。由經濟合同引起的經濟糾紛，其經濟訴訟申訴書的寫作，主要是佐證材料的準備和寫作。而合同和合同的執行過程描述，就是最重要的證據材料，證據的特征就是客觀性或真實性，一旦客觀性或真實性受到懷疑，就很容易導致自己在經濟訴訟中處于不利地位。比如，在某工程項目引發的經濟糾紛中，提起民事訴訟的施工單位因為連續采用違背合同和國家法律規定的證據，經過一審、二審、再審都敗訴了。建設單位和該施工單位在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時，約定材料價格按照當月的市場價執行，因此，涉案工程的材料價格應以施工期間項目所在地的材料信息價為標準。但施工單位提供的證據是自己和材料供應商簽訂的合同《××市預拌混凝土銷售合同》及《××××鋼鐵貿易有限公司銷售合同》，以此作為工程成本的鑒定依據。另外，施工單位在施工過程中進行了基礎大開挖，主要依據的是施工單位提供的“證明”。而這些“證明”是以個人名義出具的，并且該“證明”還是施工單位負責人寫好后，讓別人抄寫下來的，因此，該“證明”既不是證人真實意思的表示，更不是原有合同或者補充合同的約定。最后法院裁定該部分費用依法不應計取。因此，我們在擬寫經濟訴訟文書時要搞清楚證據的有效性和法定效力，確保其客觀真實可查證，方能在法庭辯論中不被對方抓住把柄而處于不利地位。當然，如果在經濟活動中制造假證據，意圖撈取更多的好處，在法庭上只會自取其辱。
起因四：合同履行證詞遣詞用語不嚴密
第3篇
一、做好案件檔案工作的重要意義
1.為領導決策提供支持證據。案件檔案真實記錄了案件形成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和步驟，忠實反映了案件的軌跡和過程。這些證據材料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據有較強的說服力、借鑒力，為企業決策者及時了解企業經營狀況，適時調整經營策略，決策重大事項提供支持性證據。
2.為企業規范管理提供參考資料。案件檔案是企業依法治企和進行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全面反映，是檢驗一個企業依法規范經濟行為、及時規避企業法律風險的重要憑證。通過對案件檔案的剖析，加強對案件檔案的學習和研討，可以對如何強化企業內部管理、規范企業行為提出針對性對策，從而推動企業依法經營，規避風險，為企業健康發展提供參考資料。
3.為企業訴訟工作積累經驗。近期，一些國有企業由于案件檔案的缺失或不規范，使得企業在案件糾紛中，常常蒙受經濟損失。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通過對案件檔案的整理與研究，可以總結訴訟案件中的經驗與不足，為今后經濟糾紛、訴訟案件積累經驗，有利于識別企業在經濟和訴訟活動中的諸多法律風險，并提出預防措施，從而使企業在經濟糾紛中爭得主動權。
二、國有企業案件檔案的特點
1.案件類型多樣，數量大。以北京建工集團為例，截至2010年底，北京建工集團處理法律糾紛案件1000多件，結案600多件，涉案總金額上億元。其中有90％是通過訴訟方式解決，10％是通過仲裁方式解決。案件類型多樣，主要表現為：委托擔保貸款類；土地及房產權屬類，包括房屋買賣、房屋租賃等；合同類，主要包括施工合同糾紛、拖欠工程款、材料采購供應欠款、加工租賃費欠款等；勞動爭議類；人身傷害類；財產損失類等法律糾紛案件。
2.案件情況復雜，涉面廣。涉及到重大訴訟、仲裁糾紛案件，往往案情復雜，涉及面p-,包含多個法律關系。如建筑工程合同糾紛案中，工程總承包方與業主方、分包方、供應商等的債權債務關系復雜，涉及到多方的法律關系。很多案件經過、反訴、撤訴、再訴，有的案件經過調解后，達成和解協議，案件過程復雜，給歸檔工作帶來了很大難度。
3.案件時間跨度長，收集難。有些重大案件從到判決歷時多年，由于多方面原因，案件判決后多年，仍然沒有執行完畢。如北京某公司拖欠建工集團工程款案，由于涉案金額巨大，案件歷時三年多的時間。如此長的跨度，給檔案收集管理提出了挑戰。
三、國有企業案件檔案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1.重視程度不夠，歸案意識薄弱。檔案工作涉及歸檔材料的收集、整理、移交、歸檔，依賴于該檔案形成的整個過程的所有人員：檔案形成部門領導、文件形成者、文件工作者、計算機技術專家等。目前，部分國有企業領導及員工對檔案管理的重視程度不夠，對案件檔案沒有提高到依法管理的高度，認為案件檔案工作可有可無，檔案意識淡薄，一些該歸檔的資料要么未保存或保存不全，企業案件檔案工作還處于被動從屬的地位。有的法務部門或承力、人為留用方便，將訴訟文件保存在個人手中，不愿將文件向檔案部門移交，個別單位的法務部門甚至以種種理由拒絕向檔案部門移交檔案，案件檔案遺失或缺失現象嚴重。
2.收集渠道不暢，影響歸檔質量。案件檔案管理的復雜性決定了文件材料的收集要通過不同的途徑，涉及到不同部門。目前，對于檔案的收集與管理，有的部門自行保管，有的無人管理，有的配備了專(兼)職檔案人員，管理水平參差不齊。由于企業對檔案工作缺乏統一領導和集中管理，企業內部缺乏必要的溝通協商和約束機制，檔案部門無法獲取全部信息，造成歸檔的文件材料不齊全、不完整，無法實現資源共享，也不能有效滿足利用者的服務需求。
3.專業水平不高，缺乏規范管理。目前，國有企業一些檔案人員既沒有經過專門系統的檔案業務知識培訓，缺乏檔案管理的基本知識和技能，也對法律知識的掌握比較模糊，造成歸檔的隨意性大，缺少科學、規范管理，給檔案利用造成困難。同時，一些企業在檔案干部隊伍建設上不予重視，沒有解決檔案人員的待遇、地位等問題，檔案部門人員流失現象嚴重，檔案管理工作不能持續進行，檔案工作效果得不到充分發揮。
四、案件檔案管理的方法與對策
1.加強宣傳，提高認識，爭取領導重視。一是要大力宣傳《檔案法》，提高各級領導及有關人員的檔案意識，營造良好的檔案工作氛圍，要讓企業決策者充分認識到，案件檔案是企業發展的重要參考和憑證，是企業文化的重要體現，對企業今后的生存和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二要通過多種形式，宣傳檔案工作的重要意義。筆者認為，可以通過組織人員編寫《經濟糾紛(仲裁)案件選編》、《經濟糾紛(仲裁)案件警示錄》、《經濟糾紛(仲裁)案件檔案管理手冊》以及開展成果交流、咨詢服務等多種形式，為企業發展和經濟活動決策提供有益的參考，從而充分發揮檔案的作用；也可以通過案件檔案生動的利用實例，充分發揮案件檔案的效用，更好地為企業決策和管理服務，從而不斷提高企業對案件檔案的認識。
2.強化收集，疏通渠道，集中管理檔案。為了確保檔案收集渠道的暢通，北京建工集團對案件檔案變分散管理為統一管理，針對案件檔案的特點，檔案部門不再面向不同的職能部門進行收集，而是明確由法務部門負責案件檔案的收集、整理工作，減少不必要的中間環節。同時，為加快案件檔案的收集，建工集團要求案件承辦人員在案件受理后，即開始收集本案的各種案件材料，并加強跟蹤管理，在案件審理進程中隨時進行材料收集工作。案件辦結以后，要核查案件材料是否齊全完整，發現缺漏和法律手續不完備的，應及時補齊或補救。法務部門、檔案部門責任人要及時對案件檔案的真實完整進行審核，確認無誤后，雙方簽字，辦理移交手續。此外，北京建工集團還成立了案件檔案管理中心，配備了專業人員，不僅制定了相關制度，還嚴格遵守企業檔案管理流程，促進了案件檔案管理水平的提高。
3.建章立制，強化管理，加強監督指導。建立健全規章制度是做好案件檔案管理工作的必要保障。為了加強案件檔案的管理，北京建工集團制定了《訴訟(仲裁)案件檔案管理辦法》，不僅明確了適用范圍，規定了管理機構與職責，還構建了案件檔案管理的動力機制和約束機制。為構筑現代國有企業案件檔案管理動力機制，北京建工集團案件檔案工作緊貼企
業的需求，變企業發展的動力為企業案件檔案工作的動力，建立了有效的責權利機制、競爭上崗機制和職績考核機制，為企業案件檔案工作提供了活力。同時，北京建工集團要求企業的全部案件檔案在法務部門收集齊全后依法集中到檔案部門統一管理，集團檔案部門不斷加強對二級公司的指導力度，并將其作為檔案管理目標考核、年度檢查的重點，形成了有效的案件檔案管理的約束機制。
4.加強培訓，提高技能，提高隊伍素質。為使案件檔案工作更好地適應企業發展和管理的需要，北京建工集團一方面建立有效的獎勵機制，解決了檔案人員的職級和待遇問題，提高了檔案人員工作的積極性，保持了案件檔案隊伍的穩定。另一方面，還強化業務培訓，主要做法是：加強檔案隊伍綜合素質的培養，定期組織培訓，橫向覆蓋各部室，縱向覆蓋二級公司、分公司(項目部)，培訓覆蓋面達到100％，培訓時注意采取高效率的教學方式，比如理論傳授與學習操作相結合、自學與輔導相結合、專題講座與系統講解相結合，切實提高培訓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有效性。及時開展練兵活動，把檔案管理與利用結合起來，使檔案管理更好地服務企業發展和管理。同時，檔案部門還和法務部門聯合，開展檔案知識、法律知識講座，不斷提高專兼職檔案人員工作能力和管理素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