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的基本特征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風險的基本特征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1　技術創新風險是可管理的投機風險

風險理論把風險分為純粹風險和投機風險。純粹風險是指只有損失機會而無獲利機會的風險，如火災、地震等。其后果只有兩種可能，即有損失或無損失。投機風險是指既有損失機會又有獲利機會的風險，其后果有三種可能:盈利、損失、不盈不虧，如股票投資、經營活動中存在的風險。投機風險因有利可圖而具有程度不同的吸引力，使人們為求得利益而甘冒風險。

1　技術創新風險屬于投機風險。創新主體希望通過成功的技術創新獲取期望的利益。但是技術創新系統在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的作用下，創新活動最終有三種可能的結果:一是創新成功，實現了預期的目標;二是創新失敗，未能實現預期目標，甚至無法回收前期投入的資金;三是技術創新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僅使投入與收益基本持平。所以在風險類型上，技術創新風險屬于投機風險。

2　技術創新風險是一種動態風險，有其復雜性。即由技術創新系統的外部因素或內部因素的變動，如經濟、社會、技術、政策、市場等因素的變動，研究開發、市場調研、市場營銷等方面的管理不到位，均可能導致風險的發生。而所謂的靜態風險是指由于自然力的非常變動或人類行為的錯誤導致損失發生的風險，如地震、火災等。

3　技術創新風險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防范和控制的。技術創新活動是一種有目的、有組織的技術經濟活動。通過對技術創新系統的組織管理，尤其是樹立風險意識，完善風險管理，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和控制風險損失的發生和發展，使受控的技術創新活動向預期目標發展。

4　技術創新風險導致的失敗結果在某些條件下是可以改變的。例如，電視機、電子表在美國公司經歷失敗之后，卻在日本企業手中經過完善和市場開拓，最終獲得了成功。事實上，影響技術創新的風險因素有一些是可以控制的。在改變某些可控因素之后，能夠改變原來失敗的結果。

5　技術創新風險是可管理風險。雖然技術創新風險不可能完全滅除，但總的來說，技術創新管理比較完善的創新主體，能夠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某些風險因素，其技術創新成功的可能性相對就會高一些。因此，要取得技術創新的成功，必須在完善技術創新管理的同時，還要加強技術創新的風險管理。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彼德·杜拉克說過:許許多多成功的創新者和企業家，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有‘冒險癖’。……，他們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為他們能確定有什么風險并把風險限制在一定范圍內，恰恰是因為他們能系統地分析創新機會的來源，然后準確地找出機會在哪里并加以利用，他們不是專注風險，而是專注機會。”

2　技術創新風險是一個理性過程中的風險

在技術創新這一具有創造性的過程中，必然會受到許多可變因素以及事先難以估測的不確定性因素的作用和影響。這些因素的影響使技術創新的結果具有不確定性。但技術創新過程是創新主體理性行為主導的過程，并不是人們所想象或認為的那樣是一個不確定性很強的隨機過程。因為，在技術創新過程中所有的工作都是有目的、有組織地進行的，其中每個階段都包含有分析、評價、決策和實施等符合邏輯的理性行為。創新設想調研開發中試生產市場銷售技術創新過程的技術創新風險分析矩陣〔3〕表明，在技術創新整個過程中的各個階段，均可能存在技術風險、資金風險、市場風險、管理風險、決策風險、政策風險，或者說不同特征的風險，如技術、市場、管理、決策等風險，在創新過程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分布，其發生變化的規律存在顯著的差別。技術創新風險分析矩陣技術風險市場風險財務風險生產風險管理風險政策風險創新設想調研評估研究開發中間試驗批量生產市場銷售創新主體需對這些可能存在的風險因素進行事前、事中分析。一方面可以采取風險管理措施，使風險處于受監測狀態，防范風險，降低風險可能造成的損失。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完善的技術創新管理，如進行市場調查研究，對創新設想進行評估，切實按照目標顧客的需求和企業發展戰略的要求開發新產品，制定和實施有效的市場營銷策略，使技術創新活動實現其目標。事實上，技術創新綜合能力不同的企業，他們所面臨的創新風險有著明顯的區別。創新綜合能力強的企業，相對而言創新的成功率要高得多。一些技術創新調查項目的研究結果證明了這一點〔1，2〕。有的研究認為〔4〕:新產品失敗率25年來保持穩定的原因，是對新產品管理能力的長期改進，要保持這種穩定，可能意味著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因此，隨著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對技術創新風險進行理性的分析，始終致力于完善技術創新管理和風險管理，是防范和控制創新風險的基本措施。

3　技術創新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因素逐步遞減

美國布茲·阿倫和哈米爾頓咨詢公司根據51家公司的經驗，歸納出新產品設想衰退曲線〔5〕。從新產品的設想到產業化成功，平均每40項新產品設想約有14項能通過篩選進入經營效益分析;符合有利可圖的條件，得以進入實體開發設計的只有12項;經試制試驗成功的只有2項;最后能通過試銷和上市而進入市場的只有1項。事實上，在衰減過程中許多不確定性因素被逐步排除，或者說可能導致風險發生的不確定性因素隨著過程的進展而逐步減少。衰減比率會因產品不同、技術的復雜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別。而越保守的公司，其衰減率越高。但衰減曲線的形狀具有典型性。

這一衰減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學習過程，獲取經驗的過程。在創新設想階段，重點是要明確技術方面的不確定因素;在調研評估階段，重點研究顧客是否存在這種需求，企業有無能力利用這一環境機會;在取得進展后，要盡量明確在可靠程度方面存在的不確定因素。但即使到研究開發的后期，甚至產品投放市場后，不確定因素還會存在，還是會遇到一些預想不到的新的風險。

一些資料表明，有些創新活動，對創新項目估計不足，有時甚至不存在技術可行性或市場接受能力;對研究開發費用、設備調整費用和批量生產費

用估計不足，特別是常常低估后者，致使投資超過預算，甚至超過企業的承受能力，而承受過大的風險。因此，在考慮創新項目的評價時，不僅要進行事前研究，而且還要進行事中研究，對各個階段都要進行評價，即由一次性評估轉變為多階段的評估，有一次性決策轉變為多階段決策。

4　技術創新的風險隨創新過程的推進而具有積累性

國外的研究表明，應用研究階段的成功率一般低于25%，開發研究階段成功的可能性為25—50%，產業化或商品化階段的成功率一般為50—70%，三個階段的投資大體為1∶10∶100。上海對7個高新技術產業的調查，其投資的比例為1∶103∶1055。1980年美國全國工業會議的調查結果，新產品開發各階段的費用和時間的占用比例如表1所示〔5〕。顯然產品樣品開發和商品化階段是資金投入最大的兩個階段。表2　新產品開發的時間和費用分布概念開發樣品開發試銷商品化合計時間(%)14402323100費用(%)10301644100(注:根據〔5〕整理。)

為準確描述風險的大小，我們設I為創新項目的投資費用，P為該創新項目失敗的概率，V為風險變量，它們之間的關系可用下式表示:V=I×P(1)技術創新項目從概念開發到市場實現要經歷的階段設為n個，則各階段的風險Vi與該階段的累積投資額I0i和失敗概率Pi之間的關系為:Vi=I0i×Pii=1，2，…，n.(2)其中I0i=∑Ii，Ii為各階段的投資額。顯然，由于投資具有積累性，在技術創新過程中，盡管概念開發、方案分析階段的淘汰率最高，但是由于該階段投資費用和投資累積量較低，由(2)表示的風險Vi還是比較小的;而在樣品開發和商品化階段的投資比較高，累積投資量逐步擴大，其失敗率雖然不像概念開發、方案分析階段那么高，但由(2)式計算的風險V是很大的。

根據以上分析，如果在創新過程的初始階段淘汰率不高，不盡早放棄那些沒有成功希望的設想方案，就會使一些不可能取得技術成功或市場成功的開發項目進入創新的后期階段，將使風險沉淀和積累下來，最終導致風險的增加或進一步擴大，甚至導致企業的經營危機。因此，必須采取相應的對策:①進行多階段評價;②謀劃多種可行備選方案;③將風險的控制點盡可能設置在創新過程的初期階段，盡早釋放可能存在的風險;④采取有效的管理，控制費用。

第2篇

論文關鍵詞：風險投資,本質特征

我國風險投資的發展已有20多年的歷史，但是目前對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的貢獻仍然相當有限。2007年，我國本土風險投資機構主導的投資總量僅為95.542億元，風險投資孵育創新企業成功的例子也是屈指可數。我認為主要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清楚的認識到它的特點，在風險投資發展的過程中也沒有完全遵循風險投資發展的規律。

一、風險投資的兩個主要性質

對于風險投資的定義和特點，有很多的不同的表述。按照我國風險投資的首倡者和權威之一的成思危的觀點，是指將資金投向蘊藏著較大失敗風險的技術創新領域，以其成功后取得高資本收益的一種商業投資行為。其實質是通過投資于一個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群，將其成功后項目通過出售和上市，實現所有者權益的變現（蛻資），這時不僅能彌補失敗項目的損失，還可以使投資者獲得較高的回報。

根據本人對收集到的資料的歸納，此領域的學者盡管表述不一，但一般對風險投資定義和特點的界定與成思危基本相同。成思危認為風險投資具有五個特點：（一）它是一種高風險的投資，（二）它是一種組合性的投資。（三）它是一種長期投資。（四）它是一種權益投資。（五）它是一種專業投資。

但是，單就主要特點五項歸結性提示而言，我發現前四個特點說的都是風險投資的外在表現特征。而（五）“它是一種專業投資”，雖然指出了作為合格的風險資本家必須是高標準、高素質的人力資本，但沒有指出風險資本家與其他投資決策管理者相比在人力資本方面的本質區別。總而言之，這五種特點的描述并未切中風險投資特異性的深度，并沒有指出風險投資與其他投資方式的本質區別。

例如，“它是一種高風險投資”，涵蓋范圍似乎過寬。證券市場上的投資的風險也很高，但并不是風險投資。一些并非投向技術創新領域的投資的風險也很高，也并非風險投資。

又如“它是一種組合投資”，涵蓋范圍同樣太寬。。組合投資的早期概念是指以多元化投資形成投資組合，投資者以此來分散證券投資市場上的系統風險。但在美國學者亨利×馬科維茨創立現代證券組合理論之前，人們只是憑經驗直覺對一筆投資分散到什么程度、每一投資組合包含幾種證券、怎樣選定這些證券、每種證券占多大比重等組合進行設計和修訂。自1952年馬科維茨發表了創立現代證券組合理論的標志性論文之后，投資者找到了在有效集即那些不同風險水平下提供最大期望收益率和在不同期望收益水平下提供最小風險的投資組合的有效邊界確定最佳組合的計量方法，從此以后，組合投資即進入理性分析的階段。由此可見，早已在證券市場廣為人知和廣為應用的組合投資并不能作為風險投資的專有技術存在。因此它就不能作為風險投資區別于普通投資的特異性而加以列示的理由。

關于風險投資主要特點的其余三項列示，也存在于上述討論中所指出的相同的問題。債權人從帶有從投放資金到帶有一個增長額的資金回流的意愿滿足之間的期限，多長時間為長期？多長時間為短期？只能是相對而言。《中國大百科全書（財政稅收金融價格卷）》將一年期以內的信用工具的發行與轉讓市場的總和界定為貨幣市場即短期金融市場，而將經營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資金借貸和證券業務統稱為資本市場即中長期市場。可見以短期、長期來界定風險投資與于普通金融的區別，仍然難以做到涇渭分明。

至于“權益投資”它涵蓋著所有非借貸資金所形成的投融資關系，并非是風險資本領域里所建構的權益資本架構的專屬。

熊彼特認為，創新是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創新的目的是獲取經濟中實際存在卻非人人都能看到和得到的潛在利潤。例如，采用新技術，新的企業組織形式，開辟新產品、新市場等。那么以投資開發新技術和對于新技術的市場開拓無疑是一種創新，但風險投資要獲得并不是熊彼特所指的“潛在利潤”即超額壟斷的創新收益，而是因風險企業處于壟斷階段初期的遠大前景而獲得的高倍風險資本增值。“并非人人都能看到和得到”是因為風險投資是一艱難而充滿風險的過程，具有高風險性。風險投資所支持的技術創新一般要經過技術研究開發階段（開發設計、研制、中試、擴大試驗）和科技成果產業化（商品化）等多個過程。據統計，RD計劃在技術上成功的概率為60%。美國的一項調查表明，技術上獲得成功的高技術只有30%能夠推向市場，而在推向市場的高技術產品中只有12%是成功的。據美國一些有豐富經驗的風險投資家介紹，在他們投資的項目中只有三分之一相當成功，三分之一持平，還有三分之一血本無歸。而這個過程本身有一定期限，一般需要3~7年時間，這就使得投向技術創新的風險投資具有長期性，只好選擇長期的股權投資。而為了分散風險，不得不使投資具有組合性。一旦成功就能因為技術壟斷而產生的壁壘而在市場獲得壟斷地位，取得壟斷利潤，此時風險企業發展的良好前景足以讓許多投資者心動，當然此時也就是風險投資以高倍的資本增值退出的時候了。也就是它企圖從高風險中獲得高收益。于是從這里我們可以得到它的第一個本質特征:投向技術創新領域并企望從技術創新帶來的市場壟斷中獲得高度資本增值的的權益資本。

因為這種本質特征，風險投資必然具有上述前四種特點即高風險、組合性、權益投資、長期性的表現。

而第五個特征“它是一種專業投資”。“專業投資”是指那一方面的專業？是指投資者對自身專業的熟悉和精通，抑或是融資者那一方的相關產業和行業專業性知識的了解？成思危在“風險投資及其在中國的發展”一文中是這樣解釋的，“風險投資不僅要為創業者提供資金，其管理者還提供所學的知識經驗以及廣泛的社會聯系，并積極參加風險企業的管理，在改造企業組織結構、制定業務方向、加強財務管理、配備成員等方面出謀劃策，盡力幫助創業者取得成功”。從成思危關于“專業投資”的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出風險資本家要取得高收益的艱難性，所需要的并不是一般的單方面的專業知識，而是集金融、管理、市場運作等相關領域的專業技術知識與一體。因此僅以“專業投資”便過于泛泛而論。證券投資作為一種投資也需要投資者具有投資領域的財務及技術分析專業知識等。銀行借貸作為一種投資需要投資者熟悉該投資企業的財務狀況，具有財務專業知識。可見專業投資并不能說明它與其它投資的區別。當然成思危在這篇文章中的解釋也沒有觸及到風險投資參與風險企業的深度。風險投資家并不只是盡力幫助，實際上，按照風險投資家與風險企業創業者簽訂的投資協議，為了保障風險資本的利益，風險資本家甚至有權在經理層未達到合約規定時，更換企業經理或選擇撤資。風險資本家還需要幫助企業聯系后續投資、及成功后上市蛻資的資本運作等。

因此風險投資與其他投資方式另一個迥異之處或本質區別實際上在于風險資本家的人力資本的特殊性。風險資本家首先需要評價風險企業研發中的新技術的成熟度，要對新技術發展前景作出預測，能不能屆時在該領域居于領先地位，形成技術屏障，這就要求風險資本家具有相關領域的知識。他（他們）還需對創業者的個人素質和能力品質進行綜合評價，看是否具備帶領企業克服重重險阻，過關斬將，使企業由弱小發展到強大的魄力和才能。風險資本家每發現一個具有遠大市場前景的風險企業都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在經過嚴格篩選后，一般簽約的只占其中的0.1%。簽訂投資協議之后，風險資本家不斷對對企業管理層進行幫助，包括財務管理、技術支持、市場運作、上市規劃等各個方面，力促技術創新和市場創新的成功及風險資本的高度增值。按照熊彼特的定義，企業家是指將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組合起來進行生產的人，是具有特殊才能的，勇于創新的并能承擔決策風險的技術創新的組織者。那么我們可以看出，這種以投資將技術創新與市場創新結合的具有開拓品質的人實際上是具有企業家才能的人，是極少數人才可能具有的人力資本，它是一種稀缺資源。風險資本家和風險創業者一起便進行了完整的創新活動，是風險投資成功的最重要兩個因素。也就是說風險投資的第二個本質特征是，風險資本家是以輸入資本將市場創新和技術創新連接起來的，具有企業家才能的人。

二、風險投資兩個性質的實踐印證、啟示

（一）第一個本質特點的實踐印證、啟示

從第一個本質特點出發我們知道，既然壟斷利潤和風險企業發展的美好前景是風險投資成功的關鍵，那就必須給技術創新以一定期限專利權，當專利保護期結束專利再成為整個世界所共享，以保障其壟斷地位，最大化其私人利益。而且對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雖能起到禁止侵犯知識產權的模仿的出現，但并不能消除在模仿基礎上創新的出現，況且專利保護期結束專利就成為整個世界所共享。風險投資所帶來的技術創新和市場創新的成功因為其他企業的模仿創新，將增加一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風險投資具有某種公共品性質。但不可否認，技術的這種外溢性必然加大它的風險性，使得靠追求高收益驅動的風險投資的預期利潤下降，從而使風險投資有效供給出現不足，因此需要政府政策的制度扶持以保障風險資本的有效供給。

由于風險投資具有公共產品這個重要性質，所以各國都對風險投資的發展予以支持。除知識產權保護外，在財政金融方面的支持政策有：財政支持，稅收減免、貸款貼息、貸款擔保。也有為風險投資的發展提供制度保障，如風險投資退出提供渠道開設發展二板市場，完善信用制度及專門服務機構的建設等。美國是風險投資最發達的國家，這與美國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知識產權保護，有效的財政金融政策，發達的二板市場，高效的具有獨立性的為風險投資服務的中介組織這些因素密不可分。

我國當前對于風險投資的政策中也有財政金融支持，稅收減免、貸款貼息、貸款擔保。也已經經開設了有利于風險投資退出的創業板市場。但是與美國相比，目前我國在這一方面仍有不少缺陷。首先我國對知識產權保護的薄弱降低了風險投資的預期利潤，其次相關法規和法律執行力度的缺乏常常不能保障風險資本投資成功后獲得應得利潤，最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國還不存在獨立高效的為風險投資提供專門服務中介組織，這也阻礙著我國風險投資的發展。所謂風險投資的中介機構是指通過設計、創立及運用各種金融投資的工具和手段，起到溝通創業者和風險投資家，為風險企業和風險投資的發展提供工程技術、科研、融資、財務和法律咨詢服務的獨立性中介組織。

這些中介組織的存在可以降低風險投資企業與尋求風險投資的創新企業、與風險投資的潛在合作者、與接替風險投資的普通投資者之間的交易成本，提高風險投資的運行效率。這些中介組織包括提供技術支持的公司、投行、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財經公關公司、券商等。它包括技術鑒定、技術支持機構和提供法律咨詢服務的律師事務所，也包括通過獨立公正的提供信息，從而連接風險投資家和普通投資者，使創業板市場的投資者做出有利的選擇，完成風險投資的退出的如券商和法律服務機構，會計師事務所等。由于相關專業人才的缺乏人才，法律對風險投資中介機構的監督和制裁經常處于缺位狀態，以及我國風險投資中介機構和政府的千絲萬縷的聯系，我國風險投資中介組織很不發達。例如當前，我國券商、會計師事務所，法律服務機構為了獲得更多的承銷費向二級市場投資者夸大創新企業的盈利，提供假信息的事件層出不窮，這就傷害了創業板市場上投資者的信心。所有這些有利于風險投資發展的制度基礎我們仍不具備，需要我們彌補在這些方面的缺陷。

（二）第二個本質特點的實踐印證、啟示

由于風險資本具有的第二個本質特征所體現出來的高人力資本性質，所以必須由市場配置評價人力資本資源，在競爭中優勝劣汰，吸引高水平的風險投資人才不斷進入風險資本家行列。這就要求風險資本的人力資源配置具有最少的外部干預性質，完全由市場決定誰優誰劣。

政府必須正視風險投資的這種高人力資本性質要求。美國曾經有過這一方面的的教訓。195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中小企業法案，其目的是通過政府設立政府風險投資資金引導帶動民間資金進入風險資本市場。只要選定的項目符合政府的標準，每投資1美元即可得到4美元的政府低息優惠貸款。在此政策激勵下到1962年，政府管理的風險投資公司占整個投資的75%。但是，這種政府提供風險貸款做法并不適應風險投資發展的規律。首先政府提供4倍于私人投資規模的貸款，由政府決定應該向什么項目投資表明投資的主體已經是政府。中小企業投資公司取得貸款后由于風險投資的風險大、投資周期長，許多投資人和管理者并沒有真正用于支持創新者創業，而是以高利率貸給工商企業以穩賺利率差。更為嚴重的是這些中小企業投資公司由于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又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難以培養和吸引高素質的投資管理者，從而因管理不善造成虧損。到1967年，共有237家中小企業出現問題，但政府還堅持認為這是監管不夠所致，而不是體制和機制問題，因而促使美國國會通過一項立法，賦予中小企業管理局以更大的執法和監督權，加強對中小企業投資公司的審計和監管。但這些措施并未能挽救中小企業投資公司的衰落，1978年這些公司管理的資產只占全美資產總額的21%。到1989年則降至只占1%。這種按“政府意志”興辦的風險投資公司遭到了徹底的失敗。

2001年，政府投入占風險投資65%，但我國風險投資對科技成果的轉化為生產的貢獻僅為2.3%。這一切證明了一方面政府不能介入風險投資的直接管理，另一方面表明風險資本家作為一種企業家人才，應在市場中優勝劣汰，大浪淘沙，不應由政府行政任命產生。

其實風險投資公司是由一批高素質的人力資本運營，不僅政府不能參與，其他任何不具有這一領域特殊才能的個人和組織也不宜直接參與。因此風險投資公司不以一般公司組織形式設立。最適宜它的組織形式是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制。在這兩種制度中，一般投資者（無論其出資份額多大）都不參與風險投資公司的直接運營，只因為是資金的投入者具有利潤分配權和一定期限的投資參與和撤回權力。在這兩種組織形式里，由風險資本家（有限合伙制里的一般合伙人和信托機構里的信托基金管理者）管理日常事務。而美國風險投資發展的實踐表明，有限合伙制里對普通合伙人的激勵約束機制更為有效。一方面是巨大的利潤分配刺激，（普通合伙人出資一般占風險資本總額的1%左右，盈利后一般可獲20%左右的利潤分配。）另一方面是日常投資管理開支的嚴格限制和虧損后的無限清償責任。在強有力的激勵和約束壓力下，經營業績差的因難以取得投資者的信任而自動退出，經營業績好的風險資本家受到投資者的青睞，更易籌集到風險資本。激烈的競爭一方面不斷優勝劣汰，另一方面不斷吸引高素質的普通合伙人。

由于風險投資一方面具有公共產品性質，需要政府予以扶持，另一方面卻拒絕任何外來的對其經營活動的影響。政府只能為其建立一整套的支持制度。聯系我國風險投資發展初期必需政府出資引導的實際，從這個角度我們更容易理解我國風險投資學界共識：政府在風險投資的作用定位應是“引導而不干涉，支持而不控股”。當前我國也已經立法允許以有限合伙的方式成立企業，但是當前我國缺乏合格的普通合伙人，而且當前我國的信用體制和法律效力是否能支撐有限合伙制這一企業組織形式尚待觀察。

第3篇

[關鍵詞] 低速發展時期 融資 風險

1975年～1989年日本處于低速發展時期，國內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大幅下降，而銀行已形成了較大的規模，企業也積累了大量的資金結余，資本供給過剩。經濟增長明顯減速，增長方式向集約化、規模效益發展。這使日本企業的融資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形成了不同于高速增長時期的融資特征。

一、日本企業在低速發展時期融資的經濟環境

1.國債的大量發行促進了債券市場的發展和自由化

隨著國債發行量的增大，1977年政府不得不緩和對金融機構出售國債的限制，以此為契機，國債流通市場急速擴大。由于國債的大量發行和流通、使大量資金流向利率更高的證券市場，促進了證券市場的發展。同時，在國債流通市場日趨活躍的情況下，政府發行新債時就不能不考慮國債流通市場的利率，因為當流通市場利率高于新債發行時的利率時，人們就不會買“新發債”而到流通市場買“已發債”。這樣，國債發行條件越來越趨于靈活化，接近市場的實際，并進而推動整個債券市場(包括國債、地方債與公司債等)利率體系的自由化。其結果，國債的大量發行與流通成為促進日本金融自由化的一個重要動因。

2.金融市場的不斷國際化

日本經濟以高于歐美國家的速度增長，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斷上升。20世紀80年代后，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在在世界生產總值中的比重超過了10％，1982年進出口總額僅次于美國與西德，居世界第三位。1984年日本的對外債權達到近500億美元，首次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 隨著日本經濟的發展，日本企業的活動日益向國外擴展，與之對應，日本的銀行、證券公司等在國外的活動也迅速擴大。與日本企業日益進入國際金融市場的同時，西方各國的銀行、證券公司也紛紛進入日本開展業務，致使日本市場的資金供給十分充裕。

3.資金從短缺轉為過剩

20世紀50年代～20世紀60年代日本金融的主要特征是資金不足，而在資金嚴重短缺的情況下，很難完全依靠市場機制來發揮作用，當時的金融體制正是為適應這種特征而確立的，其主要目標就是努力將有限的資金融通到需要資金的各個產業部門去，以保證產業和經濟的順利發展。隨著日本經濟在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進入低增長時期，一方面是企業的設備投資趨于減少，部分企業的剩余資金增加，從而導致整個企業界的資金需求相對下降；另一方面是國民儲蓄依然保持在較高水平，個人、家庭的資金大幅度增加。整個經濟從資金不足、儲蓄不足狀態日益轉向資金過剩、儲蓄過剩狀態。這種變化為市場機制得以充分發揮作用提供了條件，從而導致對適應資金不足時期的金融體制進行改革的要求。

4.日元持續升值

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因財政赤字、貿易赤字、美元升值等問題一籌莫展，在美國政府的策劃下，在紐約的廣場飯店召開了“廣場會議”。會議決定，五國共同大規模干預外匯市場。這次聯合干預非常成功，特別是日元兌美元的匯價大幅度的急劇上升，1985年9月日元兌美元的匯率為1美元兌250日元，在年底上升到1美元兌200日元以上。這個勢頭一直持續到1987年底，從1987年到1988年初，進一步上升到1美元兌120日元的水平，在兩年中，日元兌美元的匯率上升了1倍。由于日元兌美元匯價的上升，日本銀行持續買進美元賣出日元，造成了貨幣供應量膨脹，1987年，貨幣供應量增加率達到10％以上。

二、日本企業在低速發展時期的融資特征

1.企業籌資總額增長迅速，自籌資金比例不斷增加

進入20世紀年代后，企業的融資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逐步改變了過去嚴重依賴銀行的間接融資方式，企業的自籌資金比例開始不斷增加，尤其是通過證券市場的融資逐漸成為企業融資的主要方式。

20世紀80年代企業籌資總額增長迅速，僅1989年籌資總額達81.4萬億日元，比1975年～1979年五年之和74.8萬億日元還要多，從籌資的構成來看，借款占的比例在不斷縮小，1975年～1985年借款占籌資總額維持在（年均）80%以上，而1987年～1989年借款比例卻下降到60%左右，與此對應，從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融資的比例在逐年上升，1987年后已達30%以上。

2.大企業資金充裕，減少了銀行信貸，小企業的銀行貸款增加

20世紀80年代以來，企業的融資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大企業嚴重依賴間接融資的情況有所改觀，融資的渠道多樣化，大企業通過發行公司債券、增資的方式，可從資本市場上籌集資金；至1987年，隨著商業票據（CP）市場的啟動，通過貨幣市場進行直接融資成為可能。而且隨著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發展，企業不但可從國內的證券市場通過發行股票和企業債券籌措資金，還可以從國際金融市場融資，銀行認為這體現出“大企業的脫媒傾向”，從而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使銀行不得不繼續維持低利率而大量開發一些中小企業的客戶。（在此，設定資本金10億日元以上的企業為大企業，資本金在200萬日元以上10億日元以下的企業為“中小企業”）。另一方面，由于銀行擁有大量的剩余資金而又缺乏資金的使用渠道，因此紛紛通過自己設立的住專及非銀行金融機構渠道等拓寬借方渠道，從而導致大量貸出的資金流向股票和房地產。

3.實物資產融資比例下降，金融資產融資比例增加

金融資產投資在總體投資中的比率，1986年增加42.3%,1987年、1988年、1989年的增長率分別為40%、35.2%和41.4%，而往年大多數年份為20%～30%，相比之下，1986年～1989年的增長非常迅速。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企業把從金融市場等外部籌集的資金重新投資于金融資產，積極開展金融負債和金融資產的套利交易，加大了金融相對于實體經濟的規模。泡沫經濟時投資于金融資產的資金占融資總量的比重高達40%左右，遠遠高于通常情況下25%～30%的平均水平。籌資總額增加量大，大企業的設備投資總量的增加不大。籌資總額的增加并不是為了增加實物投資的增加，而是把大量的融資用于金融資產及土地的投資。

從1983年以來,設備投資所占籌資總額的比重不斷下降，而土地及其他實物投資比重不斷升高，尤其是金融資產的投資比重日漸增加，最高達到42.3%。總體來看，雖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企業籌資總額增加很快，但大企業的設備投資規模并沒有等比例的增加，企業籌來的資金更多的使用在土地投資和金融資產的投資，造成了泡沫經濟的不斷膨脹。凈增運營資金（金融資產及土地的增加額）與設備投資額（有形固定資產增加值，含建筑投資，不含土地）的比值，在1983年～1986年為50.8%,1987年～1990年上升到86.1%。與實體經濟活動相比，大企業的金融資產、金融負債規模異常擴張。1987年～1990年現金存款增加額為26.0萬億日元，與1983年～1986年的7.0萬億日元相比，增長了近4倍，其規模幾乎相當于從金融機構借入資金的增加額。對于存款與借款的比例看，企業的一貫做法是保持存款和借款規模相適應。尤其應該一提的是從1987年11月開始發行CP到1990年為止，大額定期存款利率一直高于CP發行利率，由此企業發行CP籌集到的資金用于存款進行套利。

4.長期融資比例增加，流動性下降，風險增加

第二次石油危機后，日本經濟轉入穩定增長階段，企業資金需求減少，加上金融自由化后籌資渠道增加，銀行貸款占總資產的比重從1970年的80.5%降到71.1%，1989年更降到65.7%。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改變了金融機構的資金來源構成，利率較高的自由利率商品比重逐漸上升，結果提高了銀行的資金成本，銀行為消化成本上升帶來的影響，不是通過提高貸款利率將其進行轉嫁，而是采取一貫以來的擴大規模戰略，通過調整和轉移融資對象的方式而轉向高利息率的貸款對象、增加長期貸款，抵補籌資成本的上升。其結果，對中小企業和個人的貸款、與不動產有關的貸款大量增加，最終推動了不動產價格的上漲。對中小企業和個人的貸款占貸款余額的比重從1979年未的32.9%上升至1989年的69.7%；在貸款期限結構上，較短期貸款相比，長期貸款比重從1979年末的19.9%上升到1989年末的52.7%。

三、日本企業融資特征的風.險評價

1.直接金融向間接金融轉變銀行面臨生存危機

20世紀80年代前后，由于證券市場的大力發展，在日本資本已不再是稀缺資源，而企業在籌資時總是趨于低成本的考慮和選擇，這就使銀行部分喪失了多年來堅固穩定的對產業資本具有的絕對支配性優勢，銀企之間的地位開始發生置換，間接金融壓倒性優勢開始喪失。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企業設備投資的任務已基本完成，企業通過在日本國內外發行證券融進的資金已經沒有足夠的投資對象了。于是，企業開始把資金用于償還銀行貸款，即使如此，仍有大量剩余的資金。而銀行由于企業大量償還貸款，剩余資金急劇擴大。傳統的銀行是要靠獲取存貸利差來牟利的，但是，在經濟增長速度放慢以后，總體資金需求下降，而間接金融向直接金融的轉變，更使得銀行喪失了重要的貸款對象。銀行必須為剩余的資金找到出路，否則，銀行就將面臨生存的危機。此時銀行的生存出路應該是把業務間接金融轉向直接金融，也就是說，運用集團投資者的資金，實行貸款債券證券化，開展私人銀行業務等。但是，長期以來，銀行被禁止從事國債、公債以外的證券業務，在海外的證券業務也受到嚴格限制。這樣，在金融自由化、間接金融向直接金融轉變的過程中，銀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

2.過剩資金投向股票和地產經濟開始產生泡沫

一方面，隨著日本的經濟國際化，越來越多的日本企業要擴大用地規模，越來越多的外國企業要在日本的大城市建立亞洲總部，土地需求必然增加。又由于日本企業相互持股十分普遍，上市流通的股票比較少。另一方面，在低速發展時期，為了刺激經濟增長，日本政府采取了擴張的金融政策，但隨著直接金融的限制取消，自由市場的不斷形成，日本企業的資金需求增長率卻在下降，導致日本資金流動性過剩。兩個方面的作用下，過剩資金不斷投向股票和地產，生存基礎發生動搖的銀行以及擁有巨額剩余資金的企業都把資金投向了房地產和股票。在資金供應充裕的情況下，日本的地價和股票價格飛速上漲，最終導致日本經濟產生泡沫。

參考文獻：

[1] Bradshear，Keith.Another Asian nation battling a crisis in its banking systems [N].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2]吳獻忠:日本重化工業時期的企業融資方式對中國企業融資方式的啟示[J].河南紡織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4.12

[3]鈴木淑夫現代日本金融論 [M].上海:三聯書店上海分店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