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信用調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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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國內騙子下黑手

雖然政府嚴厲打擊，但隱藏于都市豪華寫字樓里的“外貿騙局”依然屢禁不絕。2006年1月4日，深圳羅湖區檢察院依法對偵破的特大合同詐騙團伙黃某等21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批捕。

經審查，犯罪嫌疑人黃某糾集幾名犯罪嫌疑人，虛假出資成立了東駿匯泰咨詢（深圳）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東駿匯泰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商量以為國內生產廠家提供外商訂單為名與客戶簽訂合同，從中每家收取3.6萬元的“海外運作費”，以達到騙取客戶財物的目的。從2004年7月到偵破時止,該團伙騙取全國各地200余家公司的“海外運作費”共達數百萬元。

謹防自身過錯重演

針對上面的案例，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許蘭亭認為，這類案件的特點第一是隱蔽性比較強，是有合法包裝的，所以它的犯罪目的隱藏很深，不容易被發現；第二，它計劃性很強，事先經過周密的策劃，為了騙錢先自己投入幾百萬，成立了一個公司；第三個特點，它是利用經貿活動來詐騙，有的時候定罪很難，容易和普通的經濟糾紛、民事糾紛相混淆。

談及在日后的商業活動當中，對此類詐騙的預防，許教授說：“其實所有的被害人不管是作為公司企業的被害人，還是作為普通老百姓的被害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受害者都是有一定過錯的。他們有時候貪小便宜，就放松了警惕，放松了對對方誠信的調查。一個好項目誘惑越大越應該謹慎，不要盲目地掏錢，當需要你掏錢的時候，你一定要了解對方成立的時間長短，有沒有什么業績，它的客戶群體是怎么樣的。”

同時，也有人認為，像這樣的犯罪行為光靠普通的商家來防范恐怕還不夠。政府部門也要切實履行起自己的職責，比如，公安、工商、稅務、銀行等等都要履行自己的職責，建立一個聯網的監控體系。針對一些企業，如果成立時間很短，但是很快就要求注銷，或者成立時間很短就有大量的現金往來，出現這種不正常情況要及時地調查核實。如果是確定構成犯罪的就要及時地查處，堅決打擊。

國外騙子心更黑

近日，某媒體揭示了中國企業被騙的另一個案例。2005年初，浙江一家服裝廠收到了一份來自巴基斯坦進口商的傳真，聲稱要購買價值4萬美元的各式服裝。不久，雙方就簽訂了出口合同，巴基斯坦廠商痛快地支付了10%的定金。

5月份，中方的貨物順利抵達巴基斯坦卡拉奇港口，卻遲遲不見對方來提貨。長期等待后，巴進口商聲稱暫時資金短缺，沒錢贖單提貨，繼而又以產品質量不好為由要求浙江方面以1萬美元的價格把貨物賣給他們。在此期間，浙江的這家服裝廠曾想把貨物退運回國，但由于巴基斯坦退運手續非常復雜，再加上滯港費用昂貴，最后還是不得不以低價賣給巴方進口商。這筆生意讓這家小服裝廠血本無歸，很久不能恢復元氣。

據中國商務部的官員介紹，不少國外騙子公司與我國企業建立貿易關系后，頭幾筆生意信用都很好，貨款很痛快地就按時付了。直到我國出口企業對其放松警惕之后再行騙術，往往讓我國出口企業措手不及，難以應對。還有的國外騙子擺出一副大買家的樣子，派專人到中國監督發貨，可一旦貨物到了進口國港口，騙子嘴臉就馬上暴露出來了。

當心“地雷”?摸清底細

對于上面所發生的情況，商務部梅新育博士認為，一般來講，信用證的付款方式比較保險，可是手續費較高。我國很多企業出口的產品沒有核心技術，競爭力不強，一些企業為了盡可能地保住自己的價格優勢，并獲得更多的利潤，常常選擇費用較低的付款方式。而這種付款方式也意味著高風險，一旦遭遇貿易詐騙，就啥也沒有了。

第2篇

在1931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調查部已辦得有相當成績，對銀行業務幫助很大。其他幾個大銀行也紛紛辦起類似調查部的組織，從事工商業的信用調查和市場經濟調查。但是上海是這樣大，要調查的項目是這樣多，一家銀行是很難把任務全部負擔起來的。當時張禹九在中國銀行，章乃器在浙江實業銀行（后來改為浙江第一銀行），同我在上海銀行一樣，擔任調查工作。我們三個人碰在一起，交換經驗。認為聯合起來，分工合作，力量就大得多了。章乃器當時勇氣很大，說我們銀行也要革命，不能老是墨守陳規，于是大家想出一個聯合的辦法，就建議由我們三家發起，成立上海聯合征信所。

當時上海最大的信用調查征詢組織是日本人辦的日本帝國詢訊所，而所有職員幾乎都是中國人，很多銀行投資和抵押放款等業務，都向它請教，要付出很高的費用。日本人尚能辦好，我們是在本鄉本土，情況終比日本人熟悉，而且各行對這項業務都已有了一定的經驗和基礎，所以，我們對于辦好聯合征信所是有信心的。開辦時需要相當大的一筆經費。上海銀行陳光甫、浙江實業銀行李馥蓀和中國銀行張公權對我們的計劃非常贊成，同意撥付資金。中國和浙實兩行負擔資金較多。就這樣，上海聯合征信所辦起來了。

征信所辦公地點設在仁記路通商銀行出租的大樓上。籌備和開辦初期，我和章乃器、張禹九每天都到征信所，三人輪流值班，一人一天。張禹九多數是由祝仰辰作代表，我同章則每天必到，即使不是輪到自己值班，也一定在那里吃午飯，利用吃飯時間商談決定有關的事情。當時我們的情緒很高，業務開展也很快，其他銀行先后參加進來作會員，新華銀行的孫瑞璜也成為主要負責人之一。不久，何萼梅、壽進文、吳承禧、楊蔭溥等也都參加征信所工作，我們的陣容逐漸擴大。

各銀行參加征信所作會員，根據付會費多少而分等級，有基本會員和一般會員。我們調查所得的材料，編成報告，分機密的、重要的和一般的幾種。機密材料只有少數人可看，對一般會員則分送一般的材料。但在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市場動向，行情漲落，進出口貿易趨勢，以及其他有關的經濟事項，對于會員銀行的業務有一定的參考作用。會員銀行可以提出單獨的項目，托我們調查，我們收取一定的費用。我們的工作受到金融業以至工商企業的重視，委托我們調查的客戶不斷增加，不少外國商行也來委托。由于我們聯合征信所的興起，日本人辦的同樣機構不久就收歇了。

由于征信所業務日益擴大，需要專人負責，我們請來潘仰堯擔任經理，減輕了我們三人的工作。隨著各項制度的建立，人事配備的完成，日常工作有條有理，很快就成了各銀行的有力助手，有如現在我們所說的咨詢機關。

1933年上海銀行派我到美國接洽業務，回國后改任天津分行經理，不再擔任聯合征信所的工作。但我在天津任內，每年總要回到上海五六次，停留一段時間，到征信所去同大家商談重要的業務。

我回國后，1935年春我國就實現了貨幣改革，紙幣貶值，市場震動。這時聯合征信所由孫瑞璜主持。我仍回到天津擔任上海銀行分行經理。1937年日軍侵占上海，聯合征信所被迫停止。勝利后，聯合征信所曾經恢復，上海解放初期改名為上海工商調查所，不久又恢復聯合征信所名稱，后來金融全行業公私合營，聯合征信所就結束了。

中國征信業的發展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初，當時上海已經有多家外國投資者開辦的企業信用調查機構，包括日商辦的上海興信所、帝國詢訊所和東京興信所，有美商辦的商務征信所和中國商務信托總局。

第3篇

    1、證據調查

    依據《民事訴訟法》及《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誰主張,誰舉證”原則,接受民事案件當事人委托,調查并策劃收集有關訴訟及非訴訟證據。

    2、知識產權調查

    調查侵犯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及商業秘密等侵犯知識產權案件。

    協助查清盜版的書籍、音像制品、軟件的來源,調查假冒偽劣產品生產窩點,并獲取相應證據,打擊假冒偽劣產品保護知識產權。

    3、被執行人財產行蹤調查

    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接受委托,協助債權人尋找失蹤企業、尋找逃逸債務人。協助法院調查、執行、追查被執行人隱藏、轉移的財產、帳戶,維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4、企業資信調查——商業信譽調查、企業不良記錄查找、合伙背景、經營狀況、財務狀況、產品信息、業務信用調查、防止商業欺詐實地調查(包括商業侵權調查、合同欺詐調查、履約能力調查);

    5、個人資信調查——個人素行(成長經歷、家庭情況、個人愛好等)、個人資產信用調查。雇傭資質深度實地調查:學歷調查、個人信譽調查、個人資質調查、雇員忠誠調查

    6、反不正當競爭調查:假冒商品、虛假廣告、誹謗詆毀、商務欺詐等一切侵權行為調查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