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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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論文摘要]國務院的《關于加快電子商務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誠信建設戰略思路：加快信用體系建設，建立科學、合理、權威、公正的信用服務機構；嚴格信用監督和失信懲戒機制，逐步形成既符合我國國情又與國際接軌的信用服務體系的方針和目標。

目前我國的信用評價和監管機制不健全，一些信用評價機構本身服務的誠信可能就有問題，甚至出現3A評級也可以隨意買賣的現象，全社會的誠信意識還沒有建立，一些個人和企業沒有為經常性的違約、失信而付出代價。這種“守信卻得不到更大利益”、“失信也不會得到更大懲罰”的現象，給商業交易帶來了很高的交易成本，也制約了傳統商業走向電子商務的步伐。

一、構建信用體系的意義

傳統商業相比，電子商務通常是買賣雙方不見面的，更加需要參與者誠實守信：買賣雙方信用狀況信息不對稱甚至缺失，往往憑經驗直覺、網上交流、網下調查等進行綜合判斷，而網下調查的成本很高，有些業務很難調查到，這就很容易出現在交易信息、供貨、付款等方面出現誠信問題，影響用戶對網上交易的信心；為了促進電子商務行業的健康發展，一方面，我們希望傳統商業模式下的信用模式盡快完善，信用數據盡快共享；同時我們認為需要為電子商務的參與者建立必要、實用的、符合電子商務特征的信用模式和信用數據管理機制；健全我國的信用管理體系，涉及的因素較多，但與信用有關的立法、執法是重中之重。我們已經有了一部《電子簽名法》，未來可能還需要有電子商務企業信用的管理辦法、網上拍賣交易管理辦法、電子商務稅收及發票等一系列的政策法規。金融領域的信用管理體系也很重要，他直接影響到電子支付和正常服務的履約，影響電子商務的效率和質量。底層的信用體系，會影響到客戶端對電子商務的信任、信心與效率。市場經濟是信用化的商品經濟，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和生命線，特別是在經濟進入全球化的過程中，信用是進入國際市場的通行證。電子商務作為一種商業活動，信用同樣是其存在和發展的基礎。

二、我國信用管理的現狀和主要問題

完善健全的信用管理體系包括國家關于信用方面的立法、執法；政府對征信行業的監督管理；行業自律等方面。而目前我國在這方面仍然存在嚴重的不足，并未建立起健全的征信管理體系，缺乏有效的失信、違規行為監督懲罰機制。我國尚處于信用制度建立的初級階段，各個方面還是不太規范，存在的主要問題有：

（一）市場化運作模式雖已初露端倪但運作存在不規范現象

拿企業誠信來說，我國已初步形成了不同類型的誠信公司按照商業化原則在市場上開展競爭的格局，目前已有中國誠信證券評估有限公司、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責任公司、聯合資信評估有限公司等知名征信機構。然而與之相配套的監管體制相對落后，缺乏對誠信機構、誠信活動有效的管理。出現了一些誠信機構采取低價格、高回扣、高評級的手段搶奪市場，使評級結果成為一種可以買賣的商品的不規范的情況；

（二）未形成有效的行政管理機制

多頭管理現象仍然存在，管理要求不一，給企業增加了不必要的管理負擔。同時，各部門未形成合力，又缺少對整個行業行使統一管理的行政管理部門。

（三）行業自律尚未形成

從事征信行業的隊伍總體素質和水平偏低，缺乏對從業人員必要的管理，以及行使行業標準制定、行業國際交流的職能機構。

三、構建電子商務信用體系的思路

（一）政府應實施積極的電子商務政策，設立全國電子商務協調指導小組，統一協調全國電子商務推進工作

建議國家設立全國電子商務協調指導小組作為推進我國電子商務發展的常設機構，統一協調各部門、各行業和各地區的電子商務發展的相關政策法規，并注意發揮地方政府的作用，以城市和行業電子商務試點為突破點，加強推廣工作。

（二）以大中型企業和傳統產業為先導，加快實施企業內部信息化

我國電子商務的發展應以大中型企業和傳統產業的內部信息化為依托，通過基于電子商務平臺的供應鏈和產業生態群帶動中小企業開展電子商務活動。要重點抓好示范工程，注重改造企業傳統的生產管理模式，優化企業流程，培育企業核心競爭能力。

（三）構建網上信用銷售評估模型

在電子商務交易之前，首先通過兩種方式評估客戶信用，一種方式是根據客戶的財務報表進行評估，另一種方式是開發出適合本行業特點和本企業特征的信用評估系統。目前我國大多數企業還只是停留在感性認識階段，只有一部分外貿企業吸收了最近幾年的經驗教訓，已經開始重視收集客戶的信息資料，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應收賬款逾期率、壞帳率大幅下降，企業效益明顯回升。

（四）加強網上客戶檔案管理

歐美企業對賒銷客戶的檔案一般進行定期（一般是半年）審查，根據客戶信用信息的變化，及時調整信用額度，而我國企業不能及時根據用戶信息的變化及時調整信用額度，使得優良的客戶定單得不到增加；也不利于及時發現信譽較差的客戶，造成壞賬損失，給企業蒙上了一層陰影。歐美國家普遍實行信用卡消費制度，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信用保障體系，這為電子商務的網上支付問題解決了出路.細致說來，歐美國家的信用保證業務已開展有80年的時間.在歐美國家，人們可自由流動，不用像中國一樣受戶口的限制，為方便生活起居，每個人都有一個獨一無二的，不能偽造并伴隨終生的信用代碼，持此信用卡進行消費，發卡銀行允許持卡人大額度透支，但持卡人需在規定時間內將所借款項歸還，如果某企業或個人惡意透支后不還款，那也就意識著以后他

無論走到何地，他的信用記錄上都會有此污點，不論他想貸款買房，購車或辦公司，銀行都不會貸款給他，這在貸款成風的西方世界是及其可怕的！因此，西方人普遍將信用看作自己的第二生命，誰也不愿意貪小利失大義，當在網上購物時，他們會在點擊物品直接輸入密碼，將信用卡中的電子貨幣劃撥到網站上，商務網站在確認款到后，立即組織送貨上門。

（五）完善第三方支付

第2篇

摘要：按照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論，部門預算編制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屬于事前交易成本。編制過程中由于各參與主體的行為目標的差異及信息不對稱必然導致交易成本產生。因此，應加強基礎性制度構建，使財政部門與其它部門的工作規則制度化，建立預算資金使用的激勵機制。

關鍵詞：交易成本；部門預算；制度構建

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以部門預算、政府采購和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為主體的財政支出改革是我國構建公共財政框架、完善財政管理制度的重要改革，而部門預算改革在這三項改革中居于基礎性地位。從實施的情況來看，我國目前的部門預算編制、執行與公共財政對部門預算的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在沒有完善的制度規制預算編制參與主體的情況下，由于編制參與主體行為目標差異以及信息不對稱，導致編制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很大。

一、理論回顧

在交易成本的理論界定方面，威廉姆森論證了“契約人”人性假設與“經濟人”人性假設的內在聯系——均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在交易成本存在原因方面，他特別強調有限理性與機會主義人性以及資產的專用性，同時將交易成本分為兩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成本，即為簽訂契約，規定交易雙方的權利、責任等所花費的費用；二是簽訂契約后，為解決契約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從改變條款到退出契約所花費的費用，包括當交易偏離了所要求的準則而引起的不適應成本，糾偏引起的爭論不休的成本，建立和運作管理機構的成本，安全保證生效的抵押成本[1]。交易成本經濟學作為一門分析經濟組織的制度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被運用來解釋公共預算制度的設計（Bartle&Ma,2001;Patashnik,1996）。在這種分析框架中，預算被看成一種合同。實際上，四十多年前，公共預算專家瓦爾達沃斯基就已經表述了這樣的觀點（Wildavsky,1964,p.2）。從交易成本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預算過程就是制定和實施預算合同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會發生各種交易成本：形成預算合同時必須支付事前交易成本，如討價還價費用、信息費用、決策時間和協調費用等；確保預算合同能夠實施的事后交易成本[2]。本文分析的形成部門預算合同的交易成本，從其內涵來看，為威廉姆森定義中的事先的交易成本，即簽訂預算契約的交易成本。

在對官員行為的研究中，尼斯坎南認為，官員與其它所有人一樣，都是效用最大化者[3]。而官員的效用最大化即預算最大化。根據繆勒的模型(1999，中譯本)，設預算部門通過預算獲得的收益函數為：

B=B(Q),B′>0,B″<0

由預算部門提供的公共服務的生產函數為：

C=C(Q),C′>0,C″<0

作為理性經濟人的預算單位官員，其追求預算最大化的約束條件是獲得的預算數要能彌補其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成本，其目標函數為：

Ob=B(Q)+λ[B(Q)-C(Q)]

其一階條件產生

B′(Q)=[λ/(1+λ)]C′(Q)

B(Q)=C(Q)

其中λ為拉格朗日乘數。預算資金最有效率使用的條件應為預算支出給官員帶來的邊際收益等于給其帶來的邊際成本，即：B′(Q)=C′(Q)，而拉格朗日乘數λ卻表明了預算支出的擴大趨勢，即B′(Q)<C′(Q)。由此可知，預算單位官員不是在預算資金效率最大化的生產條件下提供公共服務，而是追求預算最大化。

二、各參與主體之間交易成本分析

財政部門在預算編制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是分配預算資金。由于預算資金是一種稀缺性資源，因此，作為預算委托—關系中的重要一層委托人[4]，財政部門需要對預算編制的效率及預算資金的使用效益負責。因此，在本文中，財政部門在預算編制這一層委托—關系中的行為目標被設定為預算編制效率最大化和預算資金使用效益最大化。官員（即預算用款單位）“追求預算最大化”，即意味著預算單位以追求本部門預算最大化為目標。而具有預算資金分配權的部門（發改委、科技部門等）的行為目標則具有雙重性，一方面，作為預算資金分配管理主體之一，它們在對其掌握的資金的分配的委托—關系中，作為一個委托方，它們存在著預算編制效率及預算資金使用效益最大化的目標，另一方面，它們也存在著本部門預算最大化的動機。

（一）財政部門與預算部門交易成本分析

我國對部門預算編制程序的要求是“二上二下”的程序，而且和以往的部門代下屬單位編制預算不同，現行部門預算要求基層單位根據科學合理的定員定額標準及事業經費編制預算上報部門，由部門匯總后再上報財政部門。將預算數核定工作下放到部門后，財政部門也可以將工作重心轉到對預算管理的宏觀層面上來。但是在目前定員定額標準不完善、項目管理不健全的情況下，財政部門處于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的劣勢中。

對于預算單位來說，它們控制的專業知識和信息都可以用來追求本部門利益最大化（Halpern,1992）。在部門預算編制過程中，預算單位常見的行為有：

1、隱瞞收入。部門預算基于其完整性的特點，要求將所有的收入項目都編入預算。在收支兩條線管理制度沒有普遍推行的情況下，這一要求無疑是大打了折扣的。預算單位為了本部門的利益，往往截留預算資金，私設小金庫，隱瞞應納入預算的收入，雖經多方查處，仍屢禁不止。據估計，目前我國的預算外收入已經達到了與預算內收入相當的規模，而部門隱瞞的收入又占了多少比重，則是很說得清楚的。

2、虛增開支。在開支數目的核定中，預算單位往往利用信息優勢，不是從預算資金的最優使用效率出發，而是盡量地將開支標準提高，從而導致資金使用的浪費，相當一部分資金被用于官員的在職享受，腐敗現象也難以杜絕。

3、基本支出與項目支出管理混亂。基本支出與項目支出的管理辦法是有著很大差別的。但現行的對這兩類支出界線的規定很模糊，缺乏具體的標準，這就造成預算單位在編報預算數字時存在很大的隨意性，有的將這兩類支出隨意調節，而有的甚至是將相同的支出兩邊都列，虛增預算支出。

財政部門要掌握預算單位的真實收支信息，無疑需要付出很大的搜尋成本。同時，在確定預算數額的過程中，財政部門和預算單位之間要就預算數進行反復的協商、討價還價，這無疑也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成本與人員成本。由于信息不對稱，財政部門往往只能根據以往的經驗，對各部門上報的數據進行削減，“基數加增長法”往往成為財政部門應付各預算單位的主要方法。同時，如果所有的部門都預期，即使他們不從財政資金中攫取更多的、甚至是多余的資金，其它部門也會選擇這樣的策略，那么他們便會發現，對財政資金采取掠奪策略是最佳策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一種制度來解決這些問題，結果就只能是一種“囚徒困境”，掠奪性策略在預算領域就會盛行[2]。而如果財政部門預計到預算單位采取的是上述的掠奪性策略，那么它的策略就會是對所有上報的部門的預算數都進行經驗性地削減，這樣便會出現即使沒有虛報的部門的預算也會被削減，由此就導致了預算編制過程中的“劣幣驅逐良幣現象”，預算資金分配的科學合理性也就難以保證了。

（二）財政部門內部各部門之間的交易成本分析

部門預算編制過程中的交易成本不僅發生在財政部門與預算單位之間，在財政部門內部各部門之間同樣存在交易成本。部門預算改革中財政部門內部機構改革措施是要對財政部門內設機構及其管理職能進行重新設計，由預算機構作為統一管理預算的部門，改變原來按經費性質設置機構的做法，做到一個部門歸口財政部門的一個內設機構，財政部門一個口子對外。這項改革的思路，是要加強部門預算管理工作的統一性，有利于財政部門內部各部門發揮其業務特長，對各部門的預算工作加強領導與監督。

但是，各業務部門由于其本身工作特殊性及專業性，掌握了分管部門預算資金信息的部分“專用資產”，因此，預算部門與各業務部門之間也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現實的情況便是，各分管業務部門往往不是站在財政全局的角度對預算用款單位上報的預算數進行嚴格的審查，而是分別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為分管的部門爭資金、爭項目，甚至一些人將部門的領導能否為其所分管的部門爭到更多資金、項目視為其能力、權力的象征。這樣，在財政部門內部就形成了“諸侯割據”的局面[5]。而各預算單位也就沿襲了傳統的“跑部錢進”的做法。最終，各業務部門初步匯總編制的財政預算往往會超出預算可用財力界限。由此，財政部門內部的協商、討價還價現象也就在所難免。

（三）具有預算分配權的部門與其它各參與主體交易成本分析

部門預算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改變以前的切塊分配預算資金給部門自行分配使用資金的撥款模式，由財政部門統一行使財政管理職能。而目前的情況是，除了財政部門之外，科技部門、發改委（原計委）等部門還具備預算資金分配的職能。2003年成立國資委、建立了國有資產管理新體制之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建立問題也提上了議事日程。因此，又存在一個在公共財政框架下如何處理好財政部門與國資委的關系的問題。毫無疑問，這些部門掌握了其分管項目資金分配的更多的信息，財政部門與其存在信息不對稱。而這些單位與預算單位之間同樣也存在著類似于財政部門與預算單位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在預算資金分配過程中同樣存在交易成本。同時，這些部門除和其它部門一樣存在隱瞞收入、虛增支出外，預算資金分配權也被這些部門用來追求本部門利益最大化，例如審計署披露的2003年的部門預算中，有預算資金分配權力的部門年初大量預留資金，造成資金分配隨意性很大，降低了預算資金的使用效益。因此，財政部門在信息搜尋以及和這些部門的協調、溝通方面的難度無疑更大，預算資金多頭管理增大了預算編制工作中的交易成本。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得出，各參與主體之間由于行為目標的差異及信息不對稱而帶來的信息搜尋、討價還價、協調等交易成本和預算資金的不科學、合理地分配一樣，都會造成無效率的社會支出。

三、降低編制過程中交易成本制度構建的建議

從降低交易成本入手，筆者認為應該通過以下制度的構建來達到提高預算效率與預算資金使用效率的目的。

（一）加強基礎性制度構建

科學而嚴格的基礎性制度約束，可以使各參與主體形成正確、合理的預期，使其行為目標趨于一致，降低編制過程中的信息成本與協調成本，從而提高預算編制效率與預算資金使用效益。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應抓緊以下基礎性制度的構建：1、修改《預算法》。對《預算法》的修改中，應增加對編制部門預算的具體規定，完善預算編制范圍，明確將預算外資金納入預算，保證預算的完整性。2、完善定員定額標準和收支分類體系，加強項目管理，制定操作性強的基本支出與項目支出劃分辦法。在此基礎上，按照零基預算制度的要求科學合理地編列各項支出。3、和財政支出三大改革的另外兩項改革政府采購改革、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整合、聯動進行，保障財政支出制度運行的整體有效契合。

（二）財政部門和其它部門的工作規則制度化

1、加強預算編制的信息收集工作

財政部門要改變預算編制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的劣勢，信息收集是一項必不可少的工作。筆者認為，科學的定員定額標準及規范的項目管理制度為實現這一目標奠定了基礎。同時，財政部門還應借鑒美國等發達國家預算體系，建立部門預算單位的基礎信息資料庫。主要收集內部機構設置、機構職能、人員編制、實有人員、各類資產使用和占用情況，并且應對以上信息及時更新，以便于財政部門進行日常的預算監管。財政部門在掌握了足夠的信息情況下，便可以增大其在部門預算編制中的話語權，擺脫在和各部門的“討價還價”過程中的被動地位的劣勢，從而強化部門預算編制的監管工作，減少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

2、協調好和其它有預算資金分配權的部門的關系

從長遠來看，發改委、科技部門等單位的預算資金分配權應該集中到財政部門，以改變預算資金多頭管理的現狀，保證部門預算的規范性與完整性，這也是我國經濟管理與預算管理改革的方向。但在目前的情況下，這些部門在經濟管理中發揮著重要職能，這些職能的發揮對處于經濟轉軌期間的我國來說也是必不可少的，而管理方式的轉變也需要一個過程。因此，簡單地將這些部門資金分配權力上收也許并不現實，現實的選擇是規范好這些部門的工作程序，協調好財政部門與這些部門的關系。作為一個過渡的選擇，應由財政部門牽頭，建立財政部門和這些部門定期的、制度化的協調與溝通機制，從預算編制的審核，到預算資金的撥付，再到對這些資金使用過程中的效益的考核，財政部門和這些部門都要及時溝通和協調。這樣不但可以加強對這些單位預算資金分配權力的監督，而且也可以監督由這些單位分配的資金的使用情況。

第3篇

摘要：按照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論，部門預算編制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屬于事前交易成本。編制過程中由于各參與主體的行為目標的差異及信息不對稱必然導致交易成本產生。因此，應加強基礎性制度構建，使財政部門與其它部門的工作規則制度化，建立預算資金使用的激勵機制。

關鍵詞：交易成本；部門預算；制度構建

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以部門預算、政府采購和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為主體的財政支出改革是我國構建公共財政框架、完善財政管理制度的重要改革，而部門預算改革在這三項改革中居于基礎性地位。從實施的情況來看，我國目前的部門預算編制、執行與公共財政對部門預算的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在沒有完善的制度規制預算編制參與主體的情況下，由于編制參與主體行為目標差異以及信息不對稱，導致編制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很大。

一、理論回顧

在交易成本的理論界定方面，威廉姆森論證了“契約人”人性假設與“經濟人”人性假設的內在聯系——均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在交易成本存在原因方面，他特別強調有限理性與機會主義人性以及資產的專用性，同時將交易成本分為兩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成本，即為簽訂契約，規定交易雙方的權利、責任等所花費的費用；二是簽訂契約后，為解決契約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從改變條款到退出契約所花費的費用，包括當交易偏離了所要求的準則而引起的不適應成本，糾偏引起的爭論不休的成本，建立和運作管理機構的成本，安全保證生效的抵押成本[1]。交易成本經濟學作為一門分析經濟組織的制度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被運用來解釋公共預算制度的設計（Bartle&Ma,2001;Patashnik,1996）。在這種分析框架中，預算被看成一種合同。實際上，四十多年前，公共預算專家瓦爾達沃斯基就已經表述了這樣的觀點（Wildavsky,1964,p.2）。從交易成本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預算過程就是制定和實施預算合同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會發生各種交易成本：形成預算合同時必須支付事前交易成本，如討價還價費用、信息費用、決策時間和協調費用等；確保預算合同能夠實施的事后交易成本[2]。本文分析的形成部門預算合同的交易成本，從其內涵來看，為威廉姆森定義中的事先的交易成本，即簽訂預算契約的交易成本。

在對官員行為的研究中，尼斯坎南認為，官員與其它所有人一樣，都是效用最大化者[3]。而官員的效用最大化即預算最大化。根據繆勒的模型(1999，中譯本)，設預算部門通過預算獲得的收益函數為：

B=B(Q),B′>0,B″<0

由預算部門提供的公共服務的生產函數為：

C=C(Q),C′>0,C″<0

作為理性經濟人的預算單位官員，其追求預算最大化的約束條件是獲得的預算數要能彌補其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成本，其目標函數為：

Ob=B(Q)+λ[B(Q)-C(Q)]

其一階條件產生

B′(Q)=[λ/(1+λ)]C′(Q)

B(Q)=C(Q)

其中λ為拉格朗日乘數。預算資金最有效率使用的條件應為預算支出給官員帶來的邊際收益等于給其帶來的邊際成本，即：B′(Q)=C′(Q)，而拉格朗日乘數λ卻表明了預算支出的擴大趨勢，即B′(Q)<C′(Q)。由此可知，預算單位官員不是在預算資金效率最大化的生產條件下提供公共服務，而是追求預算最大化。

二、各參與主體之間交易成本分析

財政部門在預算編制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是分配預算資金。由于預算資金是一種稀缺性資源，因此，作為預算委托—關系中的重要一層委托人[4]，財政部門需要對預算編制的效率及預算資金的使用效益負責。因此，在本文中，財政部門在預算編制這一層委托—關系中的行為目標被設定為預算編制效率最大化和預算資金使用效益最大化。官員（即預算用款單位）“追求預算最大化”，即意味著預算單位以追求本部門預算最大化為目標。而具有預算資金分配權的部門（發改委、科技部門等）的行為目標則具有雙重性，一方面，作為預算資金分配管理主體之一，它們在對其掌握的資金的分配的委托—關系中，作為一個委托方，它們存在著預算編制效率及預算資金使用效益最大化的目標，另一方面，它們也存在著本部門預算最大化的動機。

（一）財政部門與預算部門交易成本分析

我國對部門預算編制程序的要求是“二上二下”的程序，而且和以往的部門代下屬單位編制預算不同，現行部門預算要求基層單位根據科學合理的定員定額標準及事業經費編制預算上報部門，由部門匯總后再上報財政部門。將預算數核定工作下放到部門后，財政部門也可以將工作重心轉到對預算管理的宏觀層面上來。但是在目前定員定額標準不完善、項目管理不健全的情況下，財政部門處于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的劣勢中。

對于預算單位來說，它們控制的專業知識和信息都可以用來追求本部門利益最大化（Halpern,1992）。在部門預算編制過程中，預算單位常見的行為有：

1、隱瞞收入。部門預算基于其完整性的特點，要求將所有的收入項目都編入預算。在收支兩條線管理制度沒有普遍推行的情況下，這一要求無疑是大打了折扣的。預算單位為了本部門的利益，往往截留預算資金，私設小金庫，隱瞞應納入預算的收入，雖經多方查處，仍屢禁不止。據估計，目前我國的預算外收入已經達到了與預算內收入相當的規模，而部門隱瞞的收入又占了多少比重，則是很說得清楚的。

2、虛增開支。在開支數目的核定中，預算單位往往利用信息優勢，不是從預算資金的最優使用效率出發，而是盡量地將開支標準提高，從而導致資金使用的浪費，相當一部分資金被用于官員的在職享受，腐敗現象也難以杜絕。

3、基本支出與項目支出管理混亂。基本支出與項目支出的管理辦法是有著很大差別的。但現行的對這兩類支出界線的規定很模糊，缺乏具體的標準，這就造成預算單位在編報預算數字時存在很大的隨意性，有的將這兩類支出隨意調節，而有的甚至是將相同的支出兩邊都列，虛增預算支出。

財政部門要掌握預算單位的真實收支信息，無疑需要付出很大的搜尋成本。同時，在確定預算數額的過程中，財政部門和預算單位之間要就預算數進行反復的協商、討價還價，這無疑也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成本與人員成本。由于信息不對稱，財政部門往往只能根據以往的經驗，對各部門上報的數據進行削減，“基數加增長法”往往成為財政部門應付各預算單位的主要方法。同時，如果所有的部門都預期，即使他們不從財政資金中攫取更多的、甚至是多余的資金，其它部門也會選擇這樣的策略，那么他們便會發現，對財政資金采取掠奪策略是最佳策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一種制度來解決這些問題，結果就只能是一種“囚徒困境”，掠奪性策略在預算領域就會盛行[2]。而如果財政部門預計到預算單位采取的是上述的掠奪性策略，那么它的策略就會是對所有上報的部門的預算數都進行經驗性地削減，這樣便會出現即使沒有虛報的部門的預算也會被削減，由此就導致了預算編制過程中的“劣幣驅逐良幣現象”，預算資金分配的科學合理性也就難以保證了。

（二）財政部門內部各部門之間的交易成本分析

部門預算編制過程中的交易成本不僅發生在財政部門與預算單位之間，在財政部門內部各部門之間同樣存在交易成本。部門預算改革中財政部門內部機構改革措施是要對財政部門內設機構及其管理職能進行重新設計，由預算機構作為統一管理預算的部門，改變原來按經費性質設置機構的做法，做到一個部門歸口財政部門的一個內設機構，財政部門一個口子對外。這項改革的思路，是要加強部門預算管理工作的統一性，有利于財政部門內部各部門發揮其業務特長，對各部門的預算工作加強領導與監督。

但是，各業務部門由于其本身工作特殊性及專業性，掌握了分管部門預算資金信息的部分“專用資產”，因此，預算部門與各業務部門之間也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現實的情況便是，各分管業務部門往往不是站在財政全局的角度對預算用款單位上報的預算數進行嚴格的審查，而是分別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為分管的部門爭資金、爭項目，甚至一些人將部門的領導能否為其所分管的部門爭到更多資金、項目視為其能力、權力的象征。這樣，在財政部門內部就形成了“諸侯割據”的局面[5]。而各預算單位也就沿襲了傳統的“跑部錢進”的做法。最終，各業務部門初步匯總編制的財政預算往往會超出預算可用財力界限。由此，財政部門內部的協商、討價還價現象也就在所難免。

（三）具有預算分配權的部門與其它各參與主體交易成本分析

部門預算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改變以前的切塊分配預算資金給部門自行分配使用資金的撥款模式，由財政部門統一行使財政管理職能。而目前的情況是，除了財政部門之外，科技部門、發改委（原計委）等部門還具備預算資金分配的職能。2003年成立國資委、建立了國有資產管理新體制之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建立問題也提上了議事日程。因此，又存在一個在公共財政框架下如何處理好財政部門與國資委的關系的問題。毫無疑問，這些部門掌握了其分管項目資金分配的更多的信息，財政部門與其存在信息不對稱。而這些單位與預算單位之間同樣也存在著類似于財政部門與預算單位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在預算資金分配過程中同樣存在交易成本。同時，這些部門除和其它部門一樣存在隱瞞收入、虛增支出外，預算資金分配權也被這些部門用來追求本部門利益最大化，例如審計署披露的2003年的部門預算中，有預算資金分配權力的部門年初大量預留資金，造成資金分配隨意性很大，降低了預算資金的使用效益。因此，財政部門在信息搜尋以及和這些部門的協調、溝通方面的難度無疑更大，預算資金多頭管理增大了預算編制工作中的交易成本。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得出，各參與主體之間由于行為目標的差異及信息不對稱而帶來的信息搜尋、討價還價、協調等交易成本和預算資金的不科學、合理地分配一樣，都會造成無效率的社會支出。

三、降低編制過程中交易成本制度構建的建議

從降低交易成本入手，筆者認為應該通過以下制度的構建來達到提高預算效率與預算資金使用效率的目的。

（一）加強基礎性制度構建

科學而嚴格的基礎性制度約束，可以使各參與主體形成正確、合理的預期，使其行為目標趨于一致，降低編制過程中的信息成本與協調成本，從而提高預算編制效率與預算資金使用效益。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應抓緊以下基礎性制度的構建：1、修改《預算法》。對《預算法》的修改中，應增加對編制部門預算的具體規定，完善預算編制范圍，明確將預算外資金納入預算，保證預算的完整性。2、完善定員定額標準和收支分類體系，加強項目管理，制定操作性強的基本支出與項目支出劃分辦法。在此基礎上，按照零基預算制度的要求科學合理地編列各項支出。3、和財政支出三大改革的另外兩項改革政府采購改革、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整合、聯動進行，保障財政支出制度運行的整體有效契合。

（二）財政部門和其它部門的工作規則制度化

1、加強預算編制的信息收集工作

財政部門要改變預算編制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的劣勢，信息收集是一項必不可少的工作。筆者認為，科學的定員定額標準及規范的項目管理制度為實現這一目標奠定了基礎。同時，財政部門還應借鑒美國等發達國家預算體系，建立部門預算單位的基礎信息資料庫。主要收集內部機構設置、機構職能、人員編制、實有人員、各類資產使用和占用情況，并且應對以上信息及時更新，以便于財政部門進行日常的預算監管。財政部門在掌握了足夠的信息情況下，便可以增大其在部門預算編制中的話語權，擺脫在和各部門的“討價還價”過程中的被動地位的劣勢，從而強化部門預算編制的監管工作，減少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

2、協調好和其它有預算資金分配權的部門的關系

從長遠來看，發改委、科技部門等單位的預算資金分配權應該集中到財政部門，以改變預算資金多頭管理的現狀，保證部門預算的規范性與完整性，這也是我國經濟管理與預算管理改革的方向。但在目前的情況下，這些部門在經濟管理中發揮著重要職能，這些職能的發揮對處于經濟轉軌期間的我國來說也是必不可少的，而管理方式的轉變也需要一個過程。因此，簡單地將這些部門資金分配權力上收也許并不現實，現實的選擇是規范好這些部門的工作程序，協調好財政部門與這些部門的關系。作為一個過渡的選擇，應由財政部門牽頭，建立財政部門和這些部門定期的、制度化的協調與溝通機制，從預算編制的審核，到預算資金的撥付，再到對這些資金使用過程中的效益的考核，財政部門和這些部門都要及時溝通和協調。這樣不但可以加強對這些單位預算資金分配權力的監督，而且也可以監督由這些單位分配的資金的使用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