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系統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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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本研究出于對網絡覆蓋范圍以及維護難易程度的考慮，使用以太網線連接裝置(ethernetlineterminationequipment，eLTE)寬帶集群作為本地大局域網的承載。使用1.8GHz頻段集群，eLTE集群單站可以最遠覆蓋4km距離，在4km范圍內通過部署長期演進(longtermevolution，LTE)計劃技術、用戶端設備(customerpremiseequipment，CPE)，將LTE信號轉換成WiFi信號供CPE周邊WiFi設備接入。集群單站與CPE之間不需要線纜連接，通過無線LTE信號進行通信，只需對CPE進行供電即可快速搭建起帳篷周邊局域網絡。

2車載式移動醫療通信網絡系統設計

2.1業務需求分析

圍繞醫療通訊車設置“帳篷醫療點”，帳篷相當于科室，內設醫療設備和電腦等，設備需要通過本地無線網絡，訪問車內數據中心的醫院信息系統、實驗室信息系統和影像歸檔及傳輸系統。同時，本地桌面會診、遠程醫療及物資管理信息等也需要通過無線網絡進行通信。

2.2帶寬設計

根據現場救援環境需要，本網絡按可承受全網80臺業務訪問終端進行設計。其中帶寬需求最大的是PACS傳輸、遠程視頻及本地桌面會診3個業務；HIS、LIS訪問及語音通信等業務帶寬需求較小。文件傳輸保留1.2Mbps帶寬，桌面共享平均每方60K。由于終端的局限性，本研究設計語音按8并發、2路視頻并發、1路文件傳輸及5路桌面共享計算，共需帶寬設計為4種。

2.3傳輸距離設計

通常帳篷醫療點圍繞在通訊車220m范圍以內，相互間距＜60m。在特殊地形地貌的救援現場，系統應能支持擴展1倍的距離，提供400m左右的通信能力。為進一步發揮移動醫療通信車的作用，如與離開一定距離的醫護人員進行通信、從山上對山溝下需要救助人員進行現場環境采集等，系統若能提供千米(km)級的無線通信能力則更好，如支持4km長距離的通信，能夠使醫療通信系統適應各種救援現場環境下的靈活部署。

3基于LTE和WLAN的無線通信技術

LTE技術，即3.9G無線寬帶技術(準4G)，是未來的通信發展趨勢和發展目標。基于LTE的無線寬帶專網集群系統作為新一代寬帶無線移動通訊技術，具備同時傳輸大容量的下行和上行數據的能力。單站情況下，單小區的下行峰值速率可達到90Mbps，上行峰值速率可達到40Mbps。在4km超長距離下，系統認可提供0.9Mbps的通信帶寬。通過強大的寬帶數據接入功能，現場人員可以通過無線網絡實現遠端數據快速查詢、現場采集信息便捷上報以及工作電子流現場處理等業務，極大的提高應急救援人員的工作效率。單個CPE的WiFi可覆蓋40～90m的范圍，＜60m范圍的WiFi信號衰減較弱，不影響通信帶寬，相鄰數個CPE同時存在時WiFi設備可以接入信號最強的CPE中。為保障系統能夠提供WLAN無線定位功能，本研究在系統設計時將LTE網絡上疊加WLAN網絡，形成LTE和WLAN的本地無線網絡。AP通過CPE提供的LAN接口接入到網絡中，以LTE為管道承載數據通信業務，AP由AC集中管控，上電后可自動部署。采用LTE通信技術能夠同時提供基于LTE的集群通信功能，實現清晰、易于操作的語音通話以及語音對講功能。

4LTE和WLAN安全性分析

醫療信息涉及個人隱私，屬于保密信息，故整個系統建設需要充分考慮信息安全。LTE高安全加密集群通信和WLAN無線信號支持WIDS/WIPS無線攻擊檢測；MAC/802.1x接入認證等保障無線網絡安全，能夠滿足一般民用設計的要求。

5結語

第2篇

1.1體系建設緩慢。

科技和經濟的發展勢必加快體系的完善。然而當前的醫療體系還不是很健全。醫療統計報表的固定模式和統計指標不能滿足醫院醫療管理的多層次需要。由于體系不完善，就必然會使得信息無法完整的體現出來，最終影響到單位領導作出合理的決定。當前我國的醫院在開展統計工作的時候，一般都是采用手工模式或是單機運作，很顯然這就會使得信息不能夠直接的使用，負責統計的工作者要重新抄錄，這就導致資源得不到合理的利用。

1.2沒有正確的認識統計信息管理工作存在的意義。

通過調查我們發現，現今很多醫院的負責人都沒有正確的看到統計工作意意義，一些人覺得統計不就是將數據匯聚到一起這么簡單的事情，它的存在對于單位的發展來講是可有可無的，不會產生經濟效益，很顯然這種認知是錯誤的。正是因為存在這種錯誤的思想，導致信息得不到合理的使用，把統計科歸為后勤，不愿意在該項工作中花費太多的資源，導致使用醫院信息系統（HIS）和醫院管理信息系統（HMIs）的醫療衛生機構非常少，這就在無形中削弱了工作者的活動熱情和主觀能動意識。

1.3統計檢驗方法太少導致數據不真實。

當前我國醫院的信息收集模式并不一樣，通常科室按照日期或是月份遞交材料，負責統計的工作者再把遞交的信息收錄匯總。不過到底遞交的信息是不是正確的，我們卻無從得知。利用統計學方法對醫療敏感信息進行數據挖掘并在醫院信息系統中實現共享，可給予院領導層、相關科室的決策提供數據支持。如對手術分類分級的統計、分析，可以體現醫院的整體醫療水平，通過正確的利用統計專業軟件實現對臨床一線藥品的使用情況分析，可以明確反映出某類藥品在醫院使用占比，通過反饋信息，可為保證合理藥品庫存，規范用藥等提供參考。在醫院管理中，對臨床重點工作的跟蹤檢測，實現數據信息的連續性和完整性，可以進行各個階段的數據比較，對臨床工作具有現實指導意義。但需要對統計數據管理流程、數據安全加強相關的安全保障。

1.4工作團隊配置不到位。

當前的統計人員總體上面對著素質不高的現象，這些從業者大部分都不是科班出身，本身的知識功底較差，對于醫學統計理論等不是很了解，而專業人員的數量又過少，這就導致了統計工作無法有序的開展。加之當前的統計工作一般都是手工進行的，活動量非常大，長久的處在封閉的環境之中，導致工作者無法深入的分析信息，無法和時代的發展保持一致。

2加強醫療統計信息管理的對策

2.1加大醫院統計信息管理投入，使醫療統計信息與醫院信息化建設有機結合。

醫院管理正處于高度信息化時代，將醫院信息化建設與醫療統計數據質量管理相結合，提高醫院統計數據質量。醫院統計是醫院信息化建設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不同科室通過醫療統計工作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系，前者的發展水平一定程度上體現著醫院信息化建設的情況，后者為前者提供數據挖掘的完整數據庫。醫學技術和信息化管理的發展使統計工作的基礎性地位更加重要，醫院領導應充分重視統計工作，將其列入醫院管理體系，從人力、物力、財力上給予支持，不斷改善統計工作條件，運用現代技術手段，建立統計信息系統，充分發揮統計信息、咨詢、監督、預測等功能，只有醫院信息化建設的不斷發展，才能滿足醫院統計信息工作的新要求，做到“數出有源、有據可查”，更好地為醫院管理決策提供可靠的參考依據。

2.2提高認知水平，強化管理力度，創建完整的核查系統。

如今，很多醫院都沒有設置專門的統計科室，很多都是由其他的工作者兼職來完成的，很顯然這就導致統計工作開展的不是很好，無法發揮出它應有的作用。統計工作對于信息的精準性有著非常嚴格的規定。如果制度混亂，并且無法統一口徑的話，就必然會使得信息有誤差，干擾到統計工作的開展。所以，必須要不斷的完善體制，健全各種原始登記、臺賬和報表制度、規范統計工作制度、統計監督制度、統計周期數據普查制度，提高統計工作規范化、統計分類標準化、數據處理信息化水平。要加強對統計工作的監督核查，強化臨床、醫技等業務部門對統計人員的業務指導，規范數據采集點的數據質量，確保采集數據準確無誤。

2.3提升從業者的專業水平，強化總體素養。

要想做好統計工作，最為關鍵的是要有一批有專業知識的工作者。負責統計的工作者要認真的落實相關法規，牢記自身的使命，不斷拓寬自身的知識面，多了解一些和學科內容有關聯的知識，同時還應該緊跟時代腳步，學習電腦知識，強化統計服務思想。能夠按照管理的規定來分析信息，調節項目，靈便的使用統計措施，分清時展的特點，不應該過分被動，要主動的去分析并且論述問題，要培養獨立處理問題的水平，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好的適應醫院發展的需要，為醫院管理服務。

3結束語

第3篇

隨著社會法制建設的不斷健全，人民群眾法制意識和維權意識日益增強，近年來監獄系統醫療糾紛也越來越多。而為了減少負面影響，監獄大多以妥協賠償息事寧人。如此一來，監獄醫療糾紛愈演愈烈，給監獄工作帶來了諸多困擾與隱痛。監管醫療活動中的醫患關系是一個特殊的醫患關系，因其主體的法律地位具有復雜性，適用法律也有諸多現實矛盾，因此也一直成為監獄學界和法學界探討的重要課題。為此，筆者試圖從法律的角度剖析監管醫療醫患關系的特征及如何正確適用法律，力求找到解決監管醫療糾紛頻發的突破口，切實維護監獄系統安全與穩定。

一、監獄監管醫療活動中醫患關系的特征

（一）主體具有非對等性

首先，我們看看這一特殊醫患關系的“醫”方。監管醫療活動中的“醫”方是指監獄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而監獄醫療機構其本質仍然是監獄，醫務人員同時也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監獄人民警察。由于醫療機構與監獄職能上的重合，除同社會醫療機構一樣有完整的醫療體系外，更重要的是有完整的監管體系，向病犯提供的醫療服務也是在對其監禁的情形下不以贏利為目的的國家行為。可見監獄醫療機構并非民法意義上的醫療機構。其次，看看這一特殊醫患關系中的“患”方，即病犯，雖然也是患者，但他們的基本身份仍然是被剝奪了人身自由、部分限制人身權的罪犯。普通患者與醫療機構是平等的民事主體關系，表現在二者是消費者與醫療機構間的醫療服務合同關系。而病犯則由國家專項經費免費醫療，由押犯單位依法根據病情分別送監獄系統醫療衛生機構診治，病犯并沒有選擇醫療機構、醫療方式(保外就醫后除外)或拒絕檢查、治療的權利。同時，國家對其強制執行刑罰、強制教育改造的活動也沒有因病滅失。因此，監獄醫療機構與病犯之間是不平等的特殊醫患關系，各自的法律地位是確定的，且不可轉化。

（二）主體權利義務法定且重合

一方面，作為行政主體的監獄及人民警察依法對罪犯實施基本醫療行為是法律賦予的權利。另一方面，《監獄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監獄應當設立醫療機構和生活、衛生設施，建立罪犯生活、衛生制度。”由此可見，對罪犯實施基本醫療行為，保障罪犯生命健康權，也是監獄及其人民警察的法定義務。實際上，主體實體上的權利義務內容是一致的、重合的。也就是說，監獄對確有疾病的服刑人員實施醫療救治，以及服刑人員接受和服從監獄及其人民警察的醫療救治及由此產生的醫療管理活動，均是法定的權利和義務，具有重合的特點。

（三）處理爭議的方式具有特殊性

監管醫療爭議的處理和一般醫患關系的醫療爭議處理不同，一般醫療爭議屬于民事范疇，可通過醫患雙方協商調解、行政復議、醫療鑒定和訴訟等方式解決，主要適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而監獄監管醫療爭議的主要途徑是向上級主管機關申請行政爭議復查，只有涉嫌違法違紀行為時方可向紀檢監察及檢察機關申訴、控告，因此處理爭議的方式具有特殊性。

根據以上特征，顯而易見，監管醫療活動中的醫患關系與一般醫患關系不同，一般醫患關系屬于民事法律關系，而監管醫療醫患關系屬于司法行政管理關系。因此，適用法律處理監管醫療醫患關系也具有特殊性、復雜性，甚至還涉及法律上的盲區，給監獄醫療機構帶來諸多困惑與壓力。

二、適用法律的現實困惑

（一）知情權問題

按照一般醫患關系，醫療機構應告知患者病情、醫療措施、醫療風險等，是尊重知情權的體現，目的也是為了患者知情后同意或選擇其它治療方案，并承擔治療方案產生的風險。現實中，監獄醫療機構若如實告知病犯病情，其負面影響常常難以預料：一是易為抗拒改造、抗拒勞動的罪犯利用，如偽病、詐病；二是受疾病及預后、保外就醫條件、選擇權受限等多種因素影響，可導致罪犯出現拒絕治療、絕食甚至出現抑郁、自殺等極端行為。可是，不如實告知則違反《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56條之規定，構成侵權。所以，監獄醫療機構在落實病犯知情權問題上常常處于兩難境地，大多數監獄醫療機構則為了保障罪犯生命健康權而選擇了真誠溝通，向病犯及其親屬如實告知病情甚至協商治療方案，爭取病犯的配合進行治療，為此也同時選擇了默默承受由此帶來的監管、醫療、安全等風險。

（二）隱私權問題

根據改造罪犯需要，押犯單位往往需要了解病犯病情并復印病歷資料。但是，按照《醫療機構病歷管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對查閱、復印病歷資料的人員范圍作了

明確規定：即患者本人或其人、死亡患者近親屬或其人、保險機構。“除涉及對患者實施醫療活動的醫務人員及醫療服務質量監控人員外，其他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擅自查閱該患者的病歷。”顯然，押犯單位不具備查閱、復印病歷資格且可能無法得到授權。此外，僅對“因科研、教學需要”，“公安、司法機關因辦理案件需要”給予特許，卻并沒有就公安、司法機關非辦理案件的常規公務需要作出許可規定。此時，如果適用《條例》、《規定》不予提供病歷資料，勢必會影響押犯單位的正常公務需要。如果未經病犯本人授權同意就向押犯單位提供了病歷資料，顯然違反了《規定》的權限，侵犯“患者隱私權”，特別是艾滋病犯的隱私權。為此，監獄醫療機構是否要為此承擔侵權責任？

（三）選擇權問題

按照醫療工作常規要求，醫療機構應征得患者同意后方可實施診治、檢查等醫療行為，特殊檢查、治療、手術、試驗性臨床醫療等，應當由患者本人簽署同意書。但監獄醫療機構的患者是被強制執行刑罰的罪犯，治療風險比一般患者要高，如果病犯，特別是那些隨時有生命危險的危重病犯，拒絕簽署同意書怎么辦？如果對病犯不予診治，顯然違反《監獄法》，可能產生嚴重后果。如果強制診治，顯然違反《條例》、《病歷書寫基本規范》（以下簡稱《規范》）以及相關配套法規，構成侵權。最關鍵的問題是，醫療行為原本屬于高科技性、高風險性，任何醫療行為都存在風險，如果監獄醫療機構為了救治危重病犯而采取的強制醫療行為發生意外，由誰來承擔責任？

（四）保障問題

罪犯被依法剝奪人身自由，但其作為公民應當享有的健康權益應當受到保障。降低醫患糾紛，提高醫療技術水平、減少誤診率、病亡率乃治本之策。然而，監獄在監管醫療實踐中，仍面臨諸多制約：一是財政保障經費不足。生活經費實際支出尤其是醫療費開支巨大，不少地區的財政撥款不能及時提高，醫療費超支嚴重。關于罪犯納入社會醫療保障體系的問題，也無明確的政策依據，進展緩慢。二是醫療隊伍需不斷充實。以我省為例，按照實際需求和衛生部《醫療機構基本標準》要求測算，監獄醫務人員缺600余人。由于監獄醫療條件較差、待遇相對較低、專業發展受限，醫療機構進人難、留人難，醫療工作正常運行難，加之監獄病源特殊、業務面有限，醫務人員臨床經驗相對缺乏。三是醫療設備硬件不足。絕大部分醫院達不到衛生部關于一級醫院的標準，各級醫院醫療設備不齊，硬件薄弱，大量罪犯需要離監就醫、檢查，在辦理手續轉診過程中，很可能延誤病情。

（五）善后處置問題

病犯死亡后，其親屬一般都毫無例外地會對死因提出疑義，甚至質疑是否存在醫療過失或根本未予治療。按照《條例》第18條規定，“不能確定死因或對死因有異議的 ”應當尸檢。且不說死亡病犯的親屬48小時內(或7天內)能否從天南地北及時趕至押犯地，即使不存在上述問題，病亡犯親屬既不依據《監獄法》向檢察院提出疑義，又不按《條例》規定簽字尸檢，有的還長期對監獄醫療機構糾纏不休，甚至蠱惑媒體大肆炒作。而監獄醫療機構因無權尸檢以辨明(確定)死因、澄清事實而無可奈何。這不僅牽扯大量精力，影響正常醫療秩序和監管安全穩定，還極大地損害了監獄形象。

（六）涉及法律盲區

我國現有醫事法律法規調整的是平等民事主體間的法律關系，而監管醫療醫患關系屬于司法行政管理關系，有關條款對這一特殊醫患關系的調整具有諸多不適應之處，甚至發生沖突和矛盾。縱觀我國現行法律體系，尚無專門法或者獨立的條款以調整當前監管醫療活動中的醫患關系，有關病犯、監獄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的權益保護、責任劃分、風險承擔等方面存在諸多困擾，尚屬法律盲區，迫切期待有關部門健全法律規章，以實現監管醫療工作規范化、科學化。

三、如何適用法律及預防醫療糾紛的對策

解決好監獄系統乃至其它監管單位監管醫療工作中醫患關系法律適用不明、權益保護不力等問題，是個系統工程，必須從健全法律規章、深化體制改革以及加強內部正規化管理等方面著手，多管齊下，標本兼治。

（一）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如何適用法律處理監管醫療醫患關系。由于現行《條例》、《規定》及相關配套法規調整的是平等主體間的民事法律關系，而監管醫療醫患關系屬于司法行政管理關系，因此不適用于現行醫事法律框架，而應適用《監獄法》、《國家賠償法》。理由如下：1、從調整的對象來看，《監獄法》、《國家賠償法》適用于調整國家行政管理機關與行政管理對象的法律關系，監管醫療醫患關系屬性正是司法行政管理關系；2、從法律效力來看，根據“下位法服從上位法，特殊法優于一般法”的法理原則，《監獄法》、《國家賠償法》法律效力明顯高于《條例》、《規定》等法規；3、從調整的內容來看，《監獄法》、《國家賠償法》對保障罪犯健康權、監獄人民警察履職要求、國家機關及工作人員侵權賠償等作了一些規定，雖然不夠全面，但是從總體來看有原則性規定。同時，《監獄法》對罪犯維權的合法途徑和救濟方式作了規定，如規定罪犯有申訴、控告、檢舉等權利以及申訴、控告和檢舉等的方法和程序。因此，在現行法律框架下，押犯單位因監管安全和病犯醫療需要，無須經病犯同意，就有知情、選擇、同意權。病犯因監獄醫療機構的醫療過失行為導致醫療事故發生、造成身體傷害或者死亡時，有申述、控告、鑒定、獲得國家賠償的權利。同時，《條例》、《規定》等法規中除了前述與監獄醫療工作相矛盾的有關患者權益的條款之外，仍然適用于監獄醫療機構的醫療質量管理和醫療事故的預防與處置、技術鑒定。再者，已頒布實施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護士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及“診療護理規范、常規”，同樣適用于規范監獄醫療機構的醫療行為、醫療質量管理，也是保障病犯醫療安全的科學依據。

（二）在現有管理機制下的預防醫療糾紛的對策。一是明確劃分責任。監獄醫療機構的醫療職能與執法職能的責任劃分應清晰而明確。在監獄醫療機構，醫務人員雖然也是警察，但是并不能代替管教民警，管教民警更無法代替醫務人員。因此，醫務人員不應無限承擔執法責任，管教民警也不應對醫療工作承擔無限責任。監獄系統應出臺內部規章，遵循合理、公正、科學的原則，對監獄醫療機構執法與醫療責任的劃分、追究，特別是職能重合時的責任分擔，作出明確規定，促進工作落實。二是提高保障罪犯健康的能力。1、把好罪犯入監體檢入口關。《監獄法》第十七條規定：“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的，可以暫不收監”。對新入監罪犯體檢要嚴格把關，有效控制因身患嚴重疾病、不宜收監的罪犯入監，避免了罪犯入監后病情加劇死亡以及帶來的善后處置工作。2、把好罪犯預防治療關。罪犯生病及時送治，對因受監內醫院醫療條件限制而無法救治的危重病犯，及時送到條件更好的醫院救治，減少監內病亡率。同時，建立健全罪犯醫療衛生經費動態保障機制，將罪犯納入社會醫療保障范疇，提高罪犯醫療經費保障水平。實施監獄醫院規范化建設，持續開展藥事、護理、檢驗、院內感染等質控工作，進一步改善基層醫院硬件條件，突出監獄總醫院的業務指導和服務職能。完善專 業人員管理機制，加強績效考核，堅持多元激勵，加大地方醫院對口支援和服務力度，提高整體醫療水平。3、暢通罪犯保外就醫出口關。適用好《刑事訴訟法》、《監獄法》，將依法快速辦理保外就醫作為降低罪犯死亡率的重要手段，及時發現符合條件的病犯，在最短時間內啟動保外就醫程序，確保罪犯在監外得到更有效的治療。三是加強內部正規化管理。要規范監獄醫療機構的執業行為，深化院務、獄務公開，增強醫療與執法工作透明度。要加強醫療質量管理，確保醫療安全。要加強病歷的書寫與管理，監獄系統應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制定監獄醫療機構病歷書寫與管理辦法，確保及時、客觀、真實、完整、規范書寫病歷，以保護醫患雙方合法權益。監獄醫療機構要根據監管與醫療的客觀實際，創新舉措，實現改造人與救治人兩不誤、兩促進。四是建立健全糾紛處置工作機制。要建立健全對外糾紛處置機制，特別是病犯病亡善后處置機制，嚴格依照有關法律法規，科學、合理處理各種糾紛，做到不枉不縱。為此，監獄醫療機構可設立法律顧問，或建立醫療糾紛處理工作專門機構，委派專業人員，切實應對醫療糾紛頻發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