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林下經濟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由于我國的人口基數大、生產需求較高，使得我國對能源的耗費量也是越來越大，這就間接或者直接影響到了林業經濟的增長。在能源系統中，林業資源占有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對林業經濟增長理論與實證研究就變得非常有意義。現今林業經濟增長理論有很多，但大多都是既費勞力又費財力的方式，而且對于林業促進發展時間也難以保證，這就需要我們對林業增長的理論以及方式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從而令林業經濟增長得到一定的保障。本文試圖通過對關于林業經濟增長的相關文章進行重新梳理，將我國現階段關于林業經濟方面的研究成果存在的缺陷以及內在規律發掘出來，并提出合理化建議，以期為我國的林業經濟發展提供相應的幫助，進而為促進整體的國民發展作出相應的貢獻。
2林業經濟增長的意義及內涵
林業產業在環境保護過程中占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不僅僅關乎著環境生態的平衡，更是影響著人類的生存發展。林業經濟增長是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重要內容，我國的經濟學研究者們根據國際的經濟增長理論對我國的林業經濟增長內生機制以及內涵進行了系統的分析，提出了林業經濟增長指的是國家及地區的林業經濟所產生的勞務和物質在一個較長時間內的實際總產支出的持續增長。隨著當前世界經濟向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發展，林業產業也已經成為了當前我國貿易發展的主要趨勢，林業經濟的增長將對經濟的變革和社會的進步產生深遠的影響。林業經濟增長能夠把國家的經濟帶向一個新的高度，將國家林業與地區林業有形或者無形的限制打破，使林業產業達到統一化、合理化、科學化、規范化和嚴謹化的產業高度，林業產業通過經濟的持續增長，對擴大就業、保障生態安全等都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不僅如此，林業經濟的增長對于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就業增收甚至于整個社會的發展都有著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
3林業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研究探討
3．1林業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整理，總結出影響林業經濟增長的因素可以分為以下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單因素對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其主要指的是科技投入、主要投資以及勞動力等單獨因素對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第二個層面，多因素對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通過有關學者研究分析，認為經濟增長主要為多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主要包括技術、資本、勞動力等三大要素，這三大要素的配置方式以及投入水平都能夠對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水平產生一定的影響。林業經濟增長的多方面影響因素除了這三方面，還包括經濟市場、運行制度，以及國家政策等其他影響因素。從不同角度的研究結果來分析，普遍存在著一個觀點，那就是學者們一般都認為經濟增長是各種要素綜合貢獻的結果。
3．2林業經濟發展的問題我國林業經濟發展的問題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3．2．1穩定性較差根據相關的林業經濟增長分析相關文獻，總結出我國林業經濟現階段的運行狀況良好，總體是呈現著增長的趨勢發展，但國民經濟增長遠低于林業經濟波動，造成了林業經濟發展穩定性較差的現象發生。
3．2．2地區間存在較大的差異性由于我國的林業經濟發展較快，但是地區卻存在著比較大的差異，這就導致有些地區的發展速度遠遠高于其他地區，雖然有些地區在本土資源擁有量上具有著絕對的優勢，但是卻沒有完全對其進行利用，直接影響了發展，造成了全國區域的林業發展難以達到統一的水平線上，進而令各區域的資源擁有量的利用率不高。3．3林業經濟發展的問題對策針對于林業經濟發展問題的合理化建議主要包括以下幾點。3．3．1調整發展策略國民經濟的發展與林業經濟的發展是相互促進的，我國應該根據國民經濟的運行新機制對現行的林業發展政策加以調整，現階段，我國實行的是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安全型與資源節約型社會，因此可以在這個大前提下對林業經濟的發展策略進行合理科學的調整，進而推動森林資源的有效性利用，令林業得到快速穩步的發展。
3．3．2加大林權改革的力度如果想要實現林業經濟的發展就要加大林權改革的力度，繼續推進以林權改革為基本核心的林業改革，大力建立和完善林地使用權的相關制度體系，同時也要相應對林業行政管理機構制定更為嚴謹的監督管理體制，這樣才能在根本上對林業經濟發展的問題進行整治，進一步促進林業發展腳步。
4評述與展望
(一)林改相應服務體系沒配套跟進，行政制度性因素制約林權抵押貸款的投放
相比熱火朝天的林權主體改革，該縣林權配套改革基本停滯不前，主要表現為林權改革服務體系不完善，尚未建立林業產權交易平臺、林業擔保機構、林業收儲中心等機構，林業評估機構體系不健全，具備林業評估資格的人員少，嚴重制約林權改革的縱深推進以及金融部門開展林業信貸服務。1.流轉市場體系缺失，林權處置難廣西16個試點地區尚未出臺森林、林木和林地流轉管理的相關辦法和實施細則，多數地區未建立林業產權交易平臺、林業收儲中心等機構，缺少一個可為林農提供活立林木、收儲木材市場交易平臺，出現信貸風險后金融部門難以及時將抵押林木處置變現。這不利于金融債權的維護，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林權抵押貸款的擴大。加上林權證核發較為緩慢，制約了金融機構大規模開展林權抵押貸款。廣西16個試點縣區累計核發林權證涉及面積322.54萬畝，僅占2009年林改任務面積的14.48%。2.專業權威林權資產評估機構缺位縣域林權評估機構少，資質低，縣林業局僅有4名工作人員獲得國家林業局和資產評估協會聯合頒發的林業資產評估資格且按規定只能對非國有林業資產進行評估，該縣林權評估機構僅有林業部門林調隊，資質為丙級，按照《森林資源資產評估管理暫行規定》其只能對金額在100萬元以下的銀行抵押貸款項目進行評估，直接影響到林農獲得貸款的額度。由于缺乏具備資質的評估機構，實際操作上銀行對100萬元以上抵押貸款項目也委托其進行評估，極易造成評估結果不實、誤導銀行貸款決策。3.現行林木采伐控制嚴格，申請審批時間較長，具有很強的行政干預性和采伐指標的不確定性一方面，許多林農經營種植的林木到了砍伐期或間伐期，因受砍伐指標的限制，林木資源不能及時采伐出售變現，給貸款人帶來到期不能還款的風險;另一方面，也使林權抵押物交易處置變現難度增大，加大處置成本。
(二)信貸管理機制欠完善，嚴重制約林業信貸業務健康發展
1.貸款期限設置與生產周期不匹配目前農信社發放的林權抵押貸款期限多以2～3年為主，最長不超過5年，而林木生長成材一般需要8年以上，貸款期限和林木生長周期嚴重不匹配。加上廣西林改試點地區林地和林木權證集于一冊，林權證抵押權無法落實。林權證內共記載林地及林產所有權和使用權等四項內容，按現行林權證發證規定，林地及林產不能分別單獨發證，使得有些林戶有林木無林木證，缺乏合法林木抵押證。2.抵押范圍和對象限制過于嚴格，抵押偏窄限制林農獲貸能力例如僅對經營經濟價值較高的成熟經濟林木大戶發放林權抵押貸款，而擁有一定荒山灘涂、經營規模較小的一般林農或幼材林經營者仍無法獲得信貸支持。2010年全縣林權抵押貸款共發放212戶，其中一戶貸款達4600萬元，占貸款余額的66%;縣聯社僅接受種植時間超過一年的林木作為抵押物，而林木種植第一年資金投入非常大(以種植速生桉為例，第一年每畝資金投入約470元，占總投入的52%)，林農迫切需要資金支持卻因不符條件被拒之門外。加上林權抵押貸款審批權全部集中在縣聯社，貸款審批環節多，審批效率不可避免降低。3.林業集約化程度不高，信貸投放未能有效放大全縣農民人均集體林地面積僅3.15畝，戶均集體林地面積12.07畝。戶均林地面積比較少，林農種植扶育資金投入相對不多，信貸資金需求不大，依靠資金自籌或小額林農信用貸款足以滿足生產的資金需求，林業信貸規模增長有限。當地林業規模化經營模式總體還處在萌芽狀態，“公司+農戶”、“公司+專業合作社+農戶”等互助合作集約化生產還沒有大規模開展。4.信貸管理風險控制不到位，信息共享機制欠完善一是信貸管理難度大。林權抵押貸款屬信貸創新產品，風險管理有別于日常固定資產抵押或權利質押貸款，現有信貸人員往往缺乏相關林權抵押管理知識，貸款“三查”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抵押林權地處深山疊嶺，面積廣闊，貸前調查和貸后管理實地核查較為困難，無法及時、全面掌握抵押物的變化情況，不利于風險監測、分析和預警。二是林業部門與金融部門的信息共享機制尚未建立。林業部門至今未將林權證登記、抵押、采伐等林業信息納入央行征信系統，信息不對稱，加大貸款“三查”的難度。
(三)財稅政策支持力度較小，林業風險損失補償機制缺失
1.地方政府尚未建立涉農(林)風險基金林業信貸服務成本高、風險大、收益低，地方政府對涉林貸款增量、貸款損失無相應的補貼和稅收優惠。2.林業保險未能覆蓋主要林業風險，森林林木保險滯后林業生產周期長風險大、賠付率高，易受自然災害侵襲，林農普遍缺乏投保意愿，并抱有僥幸心理;保險公司因林木投保面低和財政補貼不到位而不愿涉足。目前僅在廣西部分林改試點地區嘗試對林農承保經濟林木火災保險，且險種單一，保費費率高，賠付率也高。如縣人保財險公司收取的保費費率高達10%，2008年承保了11筆森林火災保險，共收取30.6萬元保費，賠付24.66萬元，賠付率高達80.6%，對林業生產危害性大的風災、病蟲害等自然災害的險種尚未開辦。
二、協調推進林權改革，創新縣域林業信貸服務水平，加快林業生態建設
(一)加快林權配套改革，完善林業要素市場，加強政府導向作用發揮
1.加快林權流轉市場體系建設，加緊建立林業產權交易平臺、評估法律服務、林業擔保機構、林業收儲中心等服務機構，不斷完善要素市場功能建立健全林權流轉各項管理制度，加強森林資源資產評估和林木、林地經營權依法流轉管理，盡快建立林業交易服務中心和森林資源專業評估機構。林業交易服務中心可提供規范化的林業行政許可、林業產權拍賣交易、林權管理、林業投融資、林業交易與科技信息咨詢服務，加速林業資源的規范流轉，實現林木資產資本化。除委托具備林權評估資質并得到銀行認可的中介評估機構，應設立縣林業勘測規劃設計所，在省級林業調查設計院指導下開設林木價值評估業務，發揮林業主管部門對林業生產比較了解的優勢，出具的林權資產評估報告能夠真實反映林權資產市場實際價值。2.推動集約化生產，促進信貸增容擴量一是引導集體林權合理流轉，促進林權由分散到集中，通過林權抵押獲取銀行信貸支持，推動集約生產方式的形成，提升林地綜合利用效率。二是加大對林業龍頭企業和林業專業合作社的扶持力度，促進林業規模化、標準化、集約化經營，擴大服務空間，促進涉林信貸規模投放。3.逐步減少帶有行政性質的政府干預行為政府有關部門應理順各方利益關系，調低服務性收費，給金融機構支持林業發展提供有效的市場保障。林業主管部門應加強林權證的發證工作，嚴格履行對林權抵押登記、變更、注銷的管理職責，加快林權抵押貸款信息數據與中央銀行征信管理系統聯網鏈接步伐，實現信息共享，為金融部門強化林權抵押貸款管理，防范信貸風險提供便利。4.矯正林權改革的副作用，為信貸支持林業發展營造良好的農村生態環境一是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重建集體(合作)經濟組織和集體主義精神，形成較大凝聚力和向心力;二是警惕外國資本及其人參與林業改革的滲透和控制;三是嚴打圈點林地合謀攫取不法利益行為，嚴防對農村生態環境的破壞，對通過明暗手法侵吞霸占掠奪、強買強賣占有各地有潛力的林地及其相關產業堅決不予以信貸支持，通過信貸抑制為維護社會秩序作出努力;四是維護農村生態環境，提升人文資源歸集，改善農村公共基礎設施，提升農村公共服務水平，重塑農村倫理道德體系。
(二)消除制度障礙，提高信貸服務水平
1.從制度層面提供有利林業信貸發展的制度支撐縣域金融機構要根據五部委《關于做好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與林業發展金融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等要求，重新梳理現行林業貸款規章制度，消除阻礙林業發展的制度障礙，合理確定貸款對象、期限和利率的范圍。重點是優化貸款操作流程，適當下放審批權限，提高林業信貸服務效率;根據縣域林地及林產實際情況，改革林權證發放方式，嘗試林地、林產證單獨發證方式，借助集體林地經營權和林木所有權這一新型抵押物，加強金融創新，支持地方林業加快發展。2.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勵金融機構積極拓展林權抵押貸款業務貫徹落實《關于做好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與林業發展金融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等文件精神，給予金融機構更多的政策支持、市場引導和監管指導。對于實施林權改革的地區適當擴大分支機構林業信貸管理權限，優化審貸程序，推廣金融超市一站式服務;盡快由總行一級或授權試點地區分支機構出臺林權抵押貸款的相關管理辦法。建議將原來分散的林業稅收優惠政策進行全面整合，使國家對林業產業稅收扶持政策更加明確。3.改進貸款方式為林業發展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持一是加強農村信用體系建設，通過發放信用貸款、信用證、惠農卡等方式建立面向林農的小額貸款扶持機制。二是合理確定貸款期限，使之與林木生產周期相適應，真正起到扶持林業發展和改善生態環境的作用;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以50%為宜適當提高林權資產抵押比率，同時適當放寬林權抵押貸款的范圍限制;加大信貸人員林權抵押貸款專項業務知識培訓力度。三是進一步落實利率優惠政策。對林業貸款發放比例高的農信社等縣域法人金融機構，可根據其林業信貸投放增加的合理需求，通過增加再貸款、再貼現額度和適當延長再貸款期限等方式，提供流動性支持。
(三)創新金融產品及服務方式，全面介入“大林業”的上中下游全程產業鏈條，全面打造生態林業，促進林業產業化發展
以森林覆蓋率帶動造林綠化，重點建設生態屏障和綠色走廊，形成林業生態格局;同時培育速生原料林、特色經濟林和珍貴樹種三大基地;重點打造林漿紙一體化、木材加工、林產化工、油茶產業、花卉產業、森林生態旅游、竹藤加工、野生動植物利用等產業集群促使林業產業圍繞生態林業建設、產業鏈發展、生態文化建設、林業改革和資源保護等五個方面展開，實現從傳統林業向現代林業、從封閉半封閉林業向開放林業、從粗放林業向集約林業、從數量林業向質量林業、從平面林業向立體林業轉變，以林業產業化最大限度促進農民增收。
(四)加強林業貸款風險管理，建立林業貸款風險補償機制
1.金融機構方面一是加大對信貸人員林業知識和政策培訓，拓寬知識結構，提高信貸人員綜合素質;二是落實抵押物評估的風險管理，確保評估主體正確、程序合規、估值準確，防范抵押物評估風險;三是加強貸款的貸前調查和貸后管理，強化與林業部門特別是鄉鎮林業站的密切協作，探索建立外聘人員或村級融資服務協管員制度，借助外部力量協助做好貸款管理和抵押物管理，改變貸后管理不到位的風險隱患;四是推動政銀信息共享機制，盡快將林權登記、抵押、采伐等有關信息納入央行信息基礎數據庫，實現政銀信息共享，前移風險防范關口。2.地方政府方面一是加大政策引導和支持力度，通過保費補貼等政策手段引導保險公司不斷完善森林保險品種，分散林權抵押貸款的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帶動和促進林權抵押貸款的投放;二是建立由財政出資的涉農風險補償基金，對林業貸款進行貼息，對貸款和保險理賠損失給予一定補償，同時要制定涉林貸款資金獎勵和稅收減免政策，激勵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強林業信貸服務;三是成立地方政府主導的農業政策性擔保公司，對林權抵押貸款等涉林貸款業務進行擔保，分擔銀行貸款風險。
(五)落實財政補貼政策，引導保險公司盡快推出政策性森林保險業務
本研究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克拉瑪依市、塔城地區、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烏魯木齊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哈密地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蘇地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區、和田地區和石河子市共13個地州市的15所特殊教育學校的專任教師為調查對象，合計發放問卷354份，回收354份，回收率100．0%;剔除未作答題目占1/4以上的無效問卷后，有效問卷320份，有效率90．4%。研究對象的基本信息為:男74人(23．1%)、女246人(76．9%);漢族223(69．7%)，少數民族97(30．3%);任教學段在學前、小學、初中、高中及以上的人數分別為22(6．9%)、181(56．6%)、84(26．2%)、33(10．3%)。2．2研究工具本研究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法和訪談法。使用自編調查問卷對新疆特殊教育學校的教師進行了調查。問卷題型有單選題、多選題和填空題，問卷由三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是教師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教師學歷教育情況，第三部分是教師非學歷教育情況。其中，第一部分共有10個項目，主要包括:性別、民族、年齡、教齡、特教教齡、單位性質、單位所在地區、編制、職稱和所教年級;第二部分共有6個項目，主要包括:初始學歷級別、專業、畢業院校類別，當前學歷級別、專業、畢業院校類別;第三部分共有7個項目，主要包括:培訓級別、次數、內容、效果、問題、影響與需求。問卷調查以學校為單位進行集體施測，由接受過培訓的主試主持實施。為了保證作答的真實性，采用無記名答卷方式，并當場收回問卷。使用自編訪談問卷對新疆15所特殊教育學校的教師進行了深入訪談，共有60余名特教教師參加了訪談，內容包括特教教師繼續教育的途徑、內容、次數、級別、成效、影響因素及培訓需求等。訪談所得信息依據問卷結構進行歸類，在后續分析問卷結果時參考訪談內容進行一些補充說明。
2研究結果
2．1特殊教育教師的年齡、教齡和特教教齡現狀
經統計分析，發現在四個年齡段中，人數最多、比例最大是30歲及以下的特殊教育教師，人數達到124人，占本次調查有效樣本的38．8%。之后隨著年齡的增長，教師比例呈不斷下降的態勢(見表1)。對教齡和特教教齡分布情況進行分析，發現教齡、特教教齡在5年以下的特殊教育教師人數最多、比例最大，分別有100人和150人，占本次調查有效樣本總數的31．3%和48．4%，教齡、特教教齡在11－20年以下的教師人數及比例次之。特教教齡在6－10年、11－20年、≥21年段的教師比例均低于教齡在這三個段的教師比例，但特教教齡在5年以下的教師比例卻遠遠高于教齡在5年以下的教師，兩者的差異達到17．1個百分點(見表2)。新疆特殊教育教師年齡、教齡和特教教齡的現狀表明新疆特殊教育教師隊伍偏向年輕化，有相當比例的特教教師是從普通學校轉崗而來，這既顯示出教師可持續發展的前景，也昭示著教師繼續教育任務的艱巨性。
2．2特殊教育教師的學歷教育
經統計分析，發現新疆特殊教育教師的初始學歷以高中及中專為主，這一學歷的教師有129人，占本次調查有效樣本總數的40．3%;因高學歷教師人數較少，在統計分析時將碩士學位教師與本科學歷教師合并為本科及以上學歷教師，這部分教師僅有82人，占有效樣本總數的25．63%，其中碩士學位的教師無一人。為檢驗初始學歷教師與當前學歷教師人數之間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我們進行了兩個相關樣本的非參數檢驗(McNemar變化顯著性檢驗)，結果發現Z=－12．367，P＜0．001，這說明教師們都在積極參加學歷進修，努力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為檢驗每種學歷教育的人數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我們進一步分別對兩種學歷中的人數進行了檢驗。通過對初始學歷的人數分布進行卡方檢驗(χ2(2)=10．43，P＜0．01)，發現三種學歷結構的人數分布存在顯著性差異，這說明高中、中專與大專學歷教師人數顯著高于本科學歷教師。對當前學歷的教師人數分布進行卡方檢驗(χ2(2)=201．08，P＜0．001)，結果發現三種學歷教師人數也存在顯著差異，本科及以上人數要顯著高于大專、高中、中專學歷人數，具體表現為:新疆特殊教育教師的學歷變成了以本科學歷為主，這一學歷的教師有218人，占有效樣本的68．1%，和初始學歷時的本科學歷教師比例(25．63%)相比提高了近43個百分點;專科學歷的教師比例(86人，26．88%)和初始學歷時的專科學歷教師比例(109人，34．06%)相比下降了7個百分點，高中及中專學歷教師比例(15人，4．69%)和初始學歷時的高中及中專學歷教師比例(40．3%)相比下降了近36個百分點，碩士學位教師有1名，實現了零的突破(見表3)。本研究樣本中，獲得學歷提升的特殊教育教師共有187人，占有效樣本總數的58．44%，超過了一半。對不同學歷特殊教育教師獲得學歷提升的情況進行進一步分析，發現高中及中專學歷層次的教師獲得學歷提升的人數最多、比例最高，有114人，達到84．4%;大專層次的教師獲得學歷提升的人數和比例次之，有73人，達到67．0%，本科層次的教師獲得學歷提升的比例為零(見表4)。通過對初始學歷與教師接受學歷提升進行相關分析(r=0．602，P＜0．001)，結果發現初始學歷與教師接受學歷提升呈顯著正相關，即學歷越低越接受學歷提升教育。在專業類型上，新疆特殊教育教師的初始學歷專業同當前學歷專業存在著顯著差異。初始學歷專業為普通教育類、特殊教育類和非師范類的特殊教育教師比例分別為58．6%(188人)、20．1%(64人)、21．2%(68人)，其中教師人數最集中的前五位專業分別是特殊教育(53人，16．7%)、中文(36人，11．2%)、學前教育(21人，6．5%)、信息技術(18人，5．5%)和醫學(16人，5．0%)。在接受學歷教育、取得當前學歷后，教師的專業結構發生了變化:當前學歷專業為普通教育類、特殊教育類和非師范類專業的教師比例變為77．2%(247人)、7．1%(23人)和15．6%(50人)，教師人數在前五位的專業變成了中文(94人，29．5%)、特殊教育(24人，7．6%)、小學教育(16人，5．0%)、數學(14人，4．4%)和醫學(14人，4．4%)，普通教育類學歷專業(尤其是中文專業)的教師比例大幅提高，特殊教育專業的教師比例下降了9個百分點。
2．3特殊教育教師的非學歷教育
表5數據顯示，本研究樣本中，絕大多數的教師(271人，84．69%)都接受過特殊教育專業非學歷教育，其中，接受過1－2次教育的教師人數最多，有167人，占有效樣本總數的52．19%，沒有接受過任何形式的特殊教育專業非學歷教育的教師還有49人，占有效樣本總數的15．31%。特殊教育教齡也與教師的非學歷教育次數呈顯著正相關(r=0．285，P＜0．001)，教齡越長接受的非學歷教育的次數越多。我們具體分析發現:特教教齡在5年及以下的教師未接受過特殊教育專業非學歷教育的比例最高，占這部分教師的五分之一，接受非學歷教育的次數也以1－2次為主(93人，占這部分教師的60%);特教教齡在6年及以上的教師接受3－5及5次以上特殊教育專業非學歷教育的機會要更多一些(見表5)。經統計分析，發現本研究樣本中，接受過自治區級非學歷教育的教師比例最高(55．3%)，接受過國家級非學歷教育的教師比例次之(20．3%)，接受過校級、市級非學歷教育的教師比例都比較低，分別為13．8%、10．6%(見表6)。對非學歷教育的內容進行分析發現:絕大多數教師(229人次，占被調查有效樣本的71．6%)接受的是特殊教育基本理論教育，接受特殊教育專業技能教育的教師有130人次，占被調查有效樣本的40．6%。本研究有效樣本中，認為自己在非學歷教育中收獲很多的教師比例最高(205人，64．0%)，有24．7%的特教教師認為非學歷教育效果一般，有10%的教師感覺所接受非學歷教育對自己幫助有限或不明顯，還有1．3%的教師反映所接受非學歷教育對自己沒有幫助(見表7)。對非學歷教育中所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發現被特教教師排在前四位的問題是:“培訓內容與自己的實際教學工作結合不緊密”(192人次，60．0%)、“教育方法偏重于單向灌輸、忽視學員的感受和體驗”(135人次，42．19%)、“培訓次數太少”(124人次，38.75%)和“培訓計劃一刀切”(81人次，25．31%)(見圖1)。還有少量教師認為“培訓次數太多(11人次，0．03%)對專業發展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發現制約特殊教育教師專業發展的主要原因依次為:“缺乏專業指導”(222人次，69．4%)、“缺乏經費保障”(166人次，51．9%)、“沒有充足的時間”(125人次，39．1%)、“缺乏良好的環境”(102人次，31．9%)、“其它”(10人次，3．1%)。在未來的非學歷教育中，特殊教育教師最迫切希望學習的前五項內容分別為:特殊兒童心理輔導(197人次，61．6%)、康復知識技能(188人次，58．8%)、教師專業發展理論與經驗(153人次，47．8%)、現代教育技術(120人次，37．5%)、學習學生管理的理論與經驗(118人次，36．88%)，特殊教育前沿理論(112人次，35．0%)、國外特殊教育形勢與動態(85人次，26．6%)和特教研究方法(67人次，20．9%)排在第六、七、八位(見圖2)。
3討論
3．1新疆特殊教育教師繼續教育總體成效的分析
從調查結果來看，通過學歷教育，新疆特殊教育教師隊伍的總體資格水平得到大幅提高，先天不足狀況有了較大改善。新疆特殊教育教師的學歷已由當初的以高中和中師為主(40．31%)轉變為目前的以本科為主(68．13%)，這一比例和北京市本科學歷特殊教育教師比例(73．1%)［9］相比雖然還低5個百分點，但和全國本科學歷特殊教育教師比例(58．4%)［10］相比卻已高出近十個百分點。從專業化水平來看，通過非學歷教育，新疆特殊教育教師隊伍的特殊教育專業素質得到了較大提升。新疆特殊教育教師隊伍整體而言雖然比較年輕，而且有大量教師是從普通學校轉崗過來，但84．69%的教師都接受過特殊教育非學歷教育，該比例已基本接近全國接受過特殊教育非學歷教育的教師比例(90%)［11］。從非學歷教育的級別來看，新疆特殊教育教師所接受的非學歷教育層次比較高，主要是國家級和自治區級培訓。其中:接受過國家級培訓的教師占到20．3%，超過五分之一，接受自治區級培訓的教師占到55．3%，超過一半，這兩部分教師加起來比例達到75．6%，該比例遠超過全國接受過省級和國家級培訓的特殊教育教師比例(15．2%)［12］。新疆特殊教育教師非學歷教育級別比較高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新疆充分利用了國家和地方教師繼續教育的大平臺，尤其是“國培計劃”對中西部地區的重點支持政策和對緊缺薄弱學科的傾斜政策［13］，二是新疆自治區出臺并實施特殊教育教師培養培訓專項規劃，搭建起了特殊教育教師繼續教育的專有平臺［14］。這表明，國家及新疆自治區政府“自上而下”的高位推動促進了新疆特殊教育教師的專業發展。應該說，國家和地方政府切實擔負起特殊教育教師繼續教育的統籌、指導和實施責任，對于推進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教育公平和均衡發展具有著重要的社會意義和政治價值。
3．2新疆特殊教育教師繼續教育奮進背后的省思
從研究結果來看，不同學歷教師獲得學歷提升的情況有很大差異，顯示出初始學歷低的教師比初始學歷高的教師學歷提升比例大的趨勢，其中初始學歷為本科的教師學歷提升的比例低到零，致使新疆碩士學位特殊教育教師只有1人，比例僅為0．3%，該比例遠低于全國碩士及以上學歷特殊教育教師比例(5．0%)［15］。新疆本科學歷特殊教育教師的高比例與碩士學位以上特殊教育教師的低比例之間的懸殊差異，在某種程度上說明新疆特殊教育教師學歷教育奮進的成效，可能更多地源于教師資格達標硬性要求下教師出于對“外煉”的職業資格功利的考慮，但教師“內修品格”的意識卻并未被喚醒與激活［16］，這顯示出學歷補償時代后，教師繼續教育激勵機制缺乏狀態下，新疆特殊教育面臨教師發展和完善自我的專業自主發展困境。從學歷教育的專業來看，新疆特殊教育教師存在著專業發展的迷思。新疆特殊教育教師中，初始學歷專業為特殊教育的教師比例本來就比較低，只有16．7%，該比例幾乎是全國初始學歷專業為特殊教育的教師比例(31．9%)的一半，在經過學歷提升后，新疆特殊教育教師的專業化矛盾更加嚴峻，當前學歷專業為特殊教育的教師比例降到了7．6%，此比例幾乎是全國當前學歷專業為特殊教育的教師比例(21．8%)［17］的三分之一。特殊兒童問題與需求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決定了特殊教育是一個多學科相互交叉、滲透的領域，特殊教育學校通過引進非師范類及普通教育專業教師來緩和特殊教育事業發展與師資短缺的矛盾本也是無可奈何之舉，教師在學歷進修中選擇普通教育專業以彌補職前培養無法涉及的某些缺憾和空白點，也在情理之中，但新疆特殊教育教師當前學歷專業為特殊教育的比例低至7．6%，這不得不讓人產生一種迷思，即特殊教育教師的專業性體現在哪里?特殊教育教師又該如何實現自身的專業發展?探究特殊教育教師專業發展產生迷思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新疆特殊教育基礎薄弱，特殊教育管理理念與實踐存在普教化傾向［18］;二是我國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標準和資格證書制度遲遲未出臺，無法規范特殊教育教師教育，引領特殊教育教師專業發展［19］。從非學歷教育的次數來看，雖然絕大多數教師都接受過非學歷教育，但還有15．31%的教師沒有接受過任何形式的非學歷教育，同時，接受過非學歷教育的教師所接受的培訓次數也偏少，超過一半(52．19%)的教師都只培訓了1－2次，接受過5次以上培訓的教師比例很小，只有10．94%，該比例遠低于全國接受過5次以上特殊教育專業培訓的教師比例(46%)［20］。新疆特殊教育教師非學歷教育次數偏少與地(州、市)和特殊教育學校在教師繼續教育中的主體地位缺失有關，參加過校級和市級培訓的教師加起來才僅有24．4%。國家及自治區級政府在特殊教育教師繼續教育中是應發揮主導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國家及自治區級政府應該并能夠包辦一切，期望國家和自治區解決新疆特殊教育教師繼續教育的所有問題，都只是一種理想化的美好愿景，卻并不切合實際。因為特殊教育教師在教學中會面臨大量的經常性問題，對于這些問題不可能依靠一兩次的集中培訓解決完，需要即時指導。同時，特殊兒童自身的復雜性也使“每個學校和課堂都不可避免地要出現自己的問題。這些問題只有有關的教師最能夠診斷出來，……也只有當有關的教師參與了整個過程，并一致同意問題的診斷和解決問題的辦法，真正有效的變革才能成為可能”［21］。此外，忽略地(州、市)及特殊教育學校自己本身的主體作用，也會削弱國家和自治區級培訓的效益。在實地調查和訪談中就發現，部分地州市級政府由于缺乏對特殊教育的責任意識，沒有將教師培訓與學校建設統籌安排部署，致使多所學校錯失了自治區級培訓機會。還有部分學校在派出參訓教師時帶有隨意性和盲目性，不按要求選派教師，使有些教師過度培訓，而有些教師又一直沒有機會參加培訓。因此，校本培訓和市級培訓的主體地位不應也不可偏廢。
3．3新疆特殊教育教師繼續教育質量和效益的反思
質量和效益是繼續教育的生命線，是繼續教育研究領域最令人關注的問題。從本次調查的結果來看，盡管絕大多數的老師對非學歷教育的總體效果持積極、肯定的態度，認為收獲很大的教師比例達到64%，但我們也應看到，還有36%的教師對非學歷教育的效果持中立甚至是消極的態度，此外，有69．5%的教師依然認為目前自身專業發展的最大困難是缺乏專業指導。新疆特殊教育教師非學歷教育的級別相對于全國而言比較高，但即便如此，依然會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老師對非學歷教育的效果不甚滿意，還有超過三分之二的老師依然感覺當前缺乏專業指導。這說明特殊教育教師非學歷教育的質量和效益還存在理想與現實的落差，這種落差的產生可能與以下兩個方面因素有關。一是粗放式教育模式削弱了教育的針對性。從調查結果來看，新疆特殊教育教師的培訓需求具有較大差異，這和田寅生等人對江蘇省特殊教育學校教師繼續教育的需求調查結果基本一致［22］。特殊教育教師需求的多元化是源于教師作為培訓對象本身所帶有的變量(背景變量、發展變量和環境變量)［23］的多樣化。新疆開展特殊教育非學歷教育時，采取的是全國特殊教育教師非學歷教育的通用模式，即綜合性、不分類的方式［24］，無法顧及對象變量不同所帶來的需求差異，從最初的不分專業的“大一統”特殊教育培訓到后來的分專業培訓，都屬于粗放式培訓，在一個培訓班中，有來自不同學科、不同學段、不同職業發展水平和不同民族的教師。教師之間存在太大的異質性，但大家卻把解決差異的希望都寄托于培訓本身，這就讓培訓承載著不能承受之重的社會期待，其最終結果必然是部分教師認為培訓計劃一刀切、缺乏針對性，培訓效果不佳。二是“知與行”的分離削弱了教育的實踐性。從調查結果來看，在非學歷教育內容中，特殊教育基礎理論居于主體，占了71．6%，實踐技能占了40．6%。但在新疆特殊教育教師繼續教育的需求中，特殊教育理論類內容卻被教師們排在了后幾位(“特殊教育前沿理論”和“國外特殊教育形勢與動態”分別排在第六和第七位)，排在前五位的“學習特殊兒童心理輔導”“康復知識技能”“教師專業發展理論與經驗”“學生管理的理論與經驗”和“現代教育技術”基本上都是具體的、可操作的實踐知識和技能。從培訓中存在的問題來看，有60．0%教師認為培訓“結合教學不緊密”，有42．19%教師認為理論培訓者“單向灌輸、忽視學員的感受和體驗。這表明，在新疆特殊教育教師非學歷教育中，繼續教育供給和需求存在著不相適應性，培訓者與參訓者之間存在著不同的目標期待與路徑選擇，培訓者似乎看到了未來特殊教育教師專業發展的最終目標，但參訓者則希望的是立竿見影的效果。研究結果也顯示出特殊教育理論在教師教育實踐行為中處于一種無力與日趨祛魅的尷尬境地，參訓者對于培訓者的“話語霸權”和自身的“失語”非常不滿，對爭取“話語權”充滿了渴望。在特殊教育教師非學歷培訓需求中，特殊教育理論走弱現象的產生與它和教育實踐之間的較量、博弈密切相關，在這場博弈中，特殊教育理論的失利，看似與哈貝馬斯所論述的“工具理性”［25］的追求并無二致，但卻也是源于教育實踐者面對特殊兒童問題越來越復雜時無力、焦慮、困惑、挫折與掙扎的迫切訴求，同時也源自于教育實踐者主體意識的覺醒以及社會對特殊教育工作效率的執著追求。因此，再次追問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相脫離“這一多年煮不爛的老問題”［26］，探尋彌合理論與實踐之間鴻溝的路徑，促進“知與行”的有效結合，便成為當今特殊教育培訓者不能不面對、不能不思考并且不能不去探索的現實問題。
4建議
4．1優化特殊教育教師繼續教育的制度環境
OECD認為，教師職業的持續更新是提高教師工作效率，促成教育改革的關鍵［27］。而和根據社會變遷呼吁教師積極參與繼續教育的道德感召方式相比，政策因素能夠更加持久和穩定地影響教師的繼續教育選擇［28］。因此，要使繼續教育從理念呼吁層面轉向行動、實踐層面，最重要的就是要從國家的高度來規范和管理特殊教育教師繼續教育，從公共政策層面不斷優化特殊教育教師繼續教育的制度環境，保障和激勵特殊教育教師有效地進行繼續教育。當然，特殊教育教師繼續教育政策不應是一個獨立的政策，它應該配以內在一致的、綜合的、持續的特殊教育教師政策。因此，要使特殊教育教師繼續教育有效運行，就應著力設計系統化的特殊教育教師政策，如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標準、資格證書制度、津貼制度等，這種制度要關注“職業要求”，但更重要的是進行“生命關懷”，要體現出“人們對特教教師作為一種職業、一個從業者，在社會及職業系統中的價值定位與認同。即，特教教師的社會地位及外在的資源占有、報酬分配及精神上的自我體驗等是相輔相成的”［29］。
4．2搭建促進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成長的學校平臺
雖然制度的激勵應成為特殊教育教師繼續教育的根本激勵，但由于制度建設涉及到教育體系的根基，這就使得制度建設本身變得異常復雜。制度的復雜性決定了要形成普遍適用的促進教師進行繼續教育的制度，還需要很長時間［30］。在普遍適用的制度基礎還比較缺乏的情況下，特殊教育學校內部微觀環境就成為宏觀政策的良好替代。因此，學校能否搭建一個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平臺，就成為影響教師進行繼續教育的關鍵因素。而這種平臺能否搭建起來，又取決于特殊教育學校校長對教學和行政的領導力，即能否在學校內部建立完善的學習制度，用科學的、人本化的評價和獎懲分明的組織管理把學校創建成“學習型組織”，使教師感受到專業發展的適度壓力和動力，從而把繼續教育作為自身工作與生活的訴求。在校本研修越來越成為普遍訴求的情況下，提高特殊教育學校校長對教學和行政的領導力便成為提升教師繼續教育效果的前提。
4．3構建基于教師需求和學習導向的參與式學習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