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效應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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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盜版現象，盜版品的生產價值，盜版品的消費價值，經濟福利，盜版成本，反盜版成本，適度的反盜版策略

一、引子

盜版現象由來已久。盡管各國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反盜版措施，以對盜版進行打擊，但時至今日，盜版現象不僅沒有得到有效的根除，反而還有日益漫延之勢。那么，為什么會出現盜版呢？盜版品給消費者帶來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政府為什么要打擊盜版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盜版現象累禁不止呢？政府應該采取怎樣的反盜版策略呢？筆者擬用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為了分析上的方便，我定義本文討論的盜版現象為“一切生產、銷售和使用包括諸如計算機軟件，音像制品、書籍等的非法復制品以牟取利益的行為”。[1]這些非法復制品統(tǒng)稱為盜版產品，與之對應則為正版產品。

二、盜版存在的市場基礎

任何經濟現象的存在都有其市場基礎，這種市場基礎既包括市場需求基礎，又包括市場供給基礎。盜版現象的存在也具有它深厚的市場基礎。

1、盜版存在的需求基礎。盡管“盜版”首先給人的感覺就是它絕非一個好東西，應該消滅，但是在一片喊打聲的同時，消費者卻在行動上給予了實際的支持，這就是盜版現象的市場需求基礎。在盜版市場上，存在市場需求是其最根本的基礎。

在明知商品真假的條件下，理性或有限理性的消費者之所以更多的選擇盜版品而不是正版品，最直接的原因在于盜版產品的消費價值高于正版品的消費價值。什么是商品的消費價值呢？我們知道，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要考慮兩個因素，一個是價格，一個是質量。如果某個商品的質量太差，即使價格很低，可能也不會有人問津；反之，如果某件商品的價格太高，即使質量很高，恐怕買主也是寥寥無幾；但是，如果某件商品的價格很低，而其質量又比較好，購買者肯定會很多。顯然，購買者并不是單獨地看待價格的高低和質量的好壞，而是綜合的分析價格與質量的關系，即質量—價格比，它可以作為消費者所考慮的商品價值。因此，可以這樣說，消費者購買盜版品的直接原因在于盜版品的質量—價格比遠高于正版品的質量—價格比。在消費者看來，雖然盜版品的質量比正版品低，但是相差的程度非常有限，比如說，人們一般使用的MicrosoftOffice2000辦公軟件，除去普通老百姓一般很少使用的一些功能外，盜版品與正版品在質量或使用價值上幾乎沒有什么差異。但是，盜版產品的價格遠低于正版產品，比如，在成都市場上，正版的MicrosoftOffice2000辦公軟件的銷售價格超過6000元人民幣，而它的盜版品只需要不到10元人民幣。盜版品與正版品的價格比是1比600，盜版品的價格優(yōu)勢絕對讓人心動。

消費者更多的“投票”盜版品，從根本原因上看在于這種選擇能夠給他帶來最大效用。為了簡化分析，我在此對正版品與盜版品的質量差異不作考慮，二者的唯一差別在于價格，即正版品的價格高于盜版品的價格。下圖說明了消費者的理性選擇行為。在圖中，消費者消費某種商品X，正版的X價格為P1，盜版的X價格為P2.（P2低于P1），除了X之外的其他商品為Y，價格為P。如果買主消費正版X，他只能選擇B（X’，Y”）才能達到最大效用，最大效用為U*；如果買主選擇盜版的X，他可以購買A（X”，Y”）組合實現最大效用U”。顯然，X*小于X**，從而U’也小于U”。[2]也就是說，在消費者的購買預算不變的條件下，對消費者來說，使用盜版品的總效用比使用正版品的總效用大。

2、、盜版存在的市場供給基礎。盡管盜版的存在從根本上在于有市場需求基礎，但是盜版品畢竟是有廠商生產出來的。對于廠商來說，并不是有市場需要就會有市場供給。就某種產品來說，廠商之所以選擇生產盜版品而不是正版品，除了它在生產正版品上的所受的諸多限制之外，可能關鍵在于盜版品的生產價值大于正版品的生產價值。什么是商品的生產價值呢？對廠商來說，那種商品值得生產，不能只看它的價格高低，也不能只看成本大小，要看產品的價格與成本的差（即利潤），或者看價格—成本比。如果一種商品的價格很高，但是生產成本也很高，從而生產無利可圖，價格—成本比小于1，沒有哪家企業(yè)會主動去生產它；反之，即使一種商品的價格很低，但是它的生產成本也很低，以至于生產利潤相當可觀，價格—成本比大于1，“擋不住的誘惑”，廠商無需政府動員也會趨之若鶩，甚至政府想堵也堵不住。樹欲靜而風不止嘛！因此，利潤或價格—成本比可以用來反映商品的生產價值。下面分三個方面來說明：

首先，技術和制度限制使得許多企業(yè)不能生產正版品。在盜版或正版中，“版”者版權也！在市場經濟中，為了激勵人們創(chuàng)新，政府運用專利法或版權法對版權進行保護。政府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對“版”進行保護，這無疑是非常應該的，但是這種保護會形成市場上的行政壟斷和法律壟斷，從而限制了許多廠商以合法的身份生產正版品。

其次，生產正版品的價格或收益怪圈導致了盜版品的大量產生。在正版品生產的壟斷條件下，源于其壟斷價格的巨大壟斷利潤對其他企業(yè)是一個巨大的誘惑，這種誘惑使資源有向該產品聚集的趨勢。然而，在過高的版權費用和制度硬壁的雙重阻攔下，這種趨勢就轉化為生產盜版品。在盜版品的強烈沖擊下，生產正版品的成本因加強防偽等原因而大大提高，而價格卻在盜版品的競爭中不斷下降，從而正版品的價值大大降低，這又進一步強化了盜版品的生產和供給。

再次，盜版品生產價值還集中的體現在它的生產成本優(yōu)勢上。從某種意義上講，一項生產活動的成本包括直接生產費用和版權費用。與正版品的生產相比，盜版品在直接生產費用上存在一定的優(yōu)勢，這是因為盜版者可以根據市場的實際需要，使用更加便宜的原材料，采用更加簡捷的生產工序，使得產品成本大大降低。比如，用光盤刻錄長達30集的電視劇，直接的生產費用（包括刻錄機的折舊費、白盤費、刻錄軟件分攤費、人工費等）不會超過50元。不僅如此，盜版活動的低成本還體現在盜版商免費使用了別人的諸如專利權，著作權等權利。在實際生活中，版權費用在專利保護產品的生產成本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最后，盜版產品的供給還與廠商從事盜版所面臨的風險的大小和對待風險的態(tài)度有關。由于盜版的違法性，因此就有被查處并被懲罰的不確定因素存在。盜版在給廠商帶來較高的預期收益的同時，也帶來較大的風險。對風險與收益的選擇，將影響盜版品供給的多少。假定廠商在投資時有兩種選擇，一是在安全資產上的投資即從事正版品生產，一是風險資產上的投資即從事盜版產品的供給，前者的預期收益為無風險的收益R1,R1,較為固定但通常也較小，風險或損失可能為0，后者的預期收益R2，R2的變動較大但在數量上也更大，可能損失為R0，盜版品的供給就取決于廠商對不同投資的效用評價。對于風險偏好型的廠商來說，較高預期收益帶給它的效用大于損失時的負效用，他傾向于進行盜版產品的供給，當然，可能損失的大小會改變廠商對待風險的態(tài)度等，如此說當被查處的可能性增大，一些本來愛好風險的廠商將變?yōu)閰拹猴L險，從而減少盜版產品的供給。但是，由于現行制度規(guī)定的缺陷，市場的人為分割，地方或部門出于自身利益的保護，以及執(zhí)法者的尋租和麻木等多種原因，使得從事盜版活動的人非常容易逃避檢查或逃避處罰，盜版的實際風險極低。

三、盜版現象的經濟福利效應

在經濟學上，對一種經濟現象的評價，可以通過消費者剩余、生產者剩余和社會總福利來說明。同樣，對盜版也可以從這些方面來分析它的經濟效應。

1、從消費者剩余來看，盜版活動在長期和短期的影響是不同的。在短期，由于盜版品的存在，原來不能購買或沒有購買某種商品的消費者能夠購買一定數量的盜版品，從而增加消費者福利；原來使用正版品的消費者改為使用盜版品，因盜版品的低價格而給買主帶來更大的消費者剩余；即使是對使用正版品癡心不改的消費者，也能夠在盜版品的沖擊下以更低的價格購買正版品，并從中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

在長期，盜版對消費者福利的影響依情況而有所不同。如果政府和正品生產企業(yè)對盜版不采取任何防范和打擊措施，讓盜版品的泛濫成災，正版品的生產完全無利可圖，不僅已有的正版品被完全擠出市場，而且不會有新的正版品產生，那么盜版品將會走到無“版”可盜的地步，此時消費者的福利會受到很大的損失。如果在長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各種治理措施的實施，正版品的價格不斷下降，逐漸逼近盜版品的價格，從而正版品的市場空間日益擴大，最終完全擠占盜版品市場，那么消費者也會從中獲得不少好處。

2、盜版活動對生產者剩余的影響是復雜而多面的。詳細的分析將另文闡述，本文在此只作簡單的分析。就盜版品生產企業(yè)而言，由于他把更多的資源用在盜版品的生產上是一種理性的行為，因此他的經濟效率會提高，從而在盜版活動中會增加他的生產者剩余。就正版品生產企業(yè)而言，如果盜版廠商的剩余的獲得僅僅是正版廠商剩余的一種轉移，那么正版品企業(yè)必然會損失剩余；如果由于盜版競爭的存在，促使正版企業(yè)進一步改進技術，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擴大銷售量，即使其產品的銷售價格降低了，正版企業(yè)的剩余也完全可能增加。

3、社會福利來可以用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的和來表示，因而盜版對社會福利的影響就直接取決與買賣雙方剩余的綜合變化。從上述對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的變化分析，我們知道盜版現象存在有利和不利兩反面的影響，因而它可能增加社會福利響，也可能減少社會福利。從人們的內心感情和一般認識上看，通常認為盜版活動對社會是沒有好處的。盜者偷也！僅僅一個“盜”字就十分清楚的表明了這一點。其實，盜版活動會對社會產生不利影響是無可置疑的，這是因為市場上盜版產品的多少將影響到正版商下期的研發(fā)投入。因為盜版產品的數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使正版商的預期收益為零，甚至為負時，正版商將停止對新產品新技術的投入，這將影響到社會技術的進步和發(fā)明創(chuàng)造，進而造成對總產出的影響。盜版的存在對社會的損失可以通過技術進步對GDP增長的貢獻加以粗略估計，如果上期GDP增長100億美元，技術進步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0.1，本期GDP增長110億美元，且因盜版而使技術進步的貢獻率降為0.08，則盜版導致的社會損失為1.2億美元（100×0.1億美元-110×0.08億美元）。但是，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足夠的事實證明盜版活動的負面影響大于其正面影響，也就不能得出盜版一定要損害社會安定福利的結論。看來，在盜版對?緇岣＠撓跋焐峽贍艽嬖諶鮮段笄?/P>

四、政府的反盜版策略選擇管見

上面的分析已經表明，由于在時期的長短、競爭的最后趨勢和反盜版的嚴厲程度等上的差異，盜版既可能增加經濟福利，也可能會損害經濟福利。盜版對經濟福利的損害為政府的反盜版提供了理由。現在的問題是，政府應該如何選擇反盜版策略呢？在政府的反盜版策略上，理論和實踐上的論述都不少，在此主要就其中還存在問題的幾個問題作簡單的說明。

1、政府不能完全杜絕盜版活動，因而徹底解決盜版不應該成為反盜版的實際目標。一方面，只要盜版現象產生的市場基礎存在，盜版是不可能人為取消的，另一方面，盜版活動復雜多樣的影響，也決定了完全杜絕盜版行為本身也就同時消除了它可能帶來的好處。正如人們不能在倒洗澡水時把娃娃一起倒掉一樣，我們也不能消除盜版的負效應時把他的正效應也一起消除。因此，政府的反盜版僅僅是為了抑制盜版活動，減少盜版數量，把盜版的負效應控制在最低水平。

2、政府的反盜版行動應該適度，過度嚴厲和過分寬容都是不理性的。如上所述，盜版可能會給社會帶來各種負效應，這種負效應就是盜版的使社會付出的代價，簡稱盜版成本。不僅如此，政府或社會的反盜版行動也會給社會帶來成本。政府的反盜版貫穿產品生產、銷售和消費的全過程，從有關信息的收集、整理、反饋，研究，到相關法規(guī)的制定、監(jiān)督機構的設立和人員配置，再到對盜版行為的處罰或判罪。政府在反盜版過程中所必然要花費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等全部費用就構成反盜版成本。一般而言，我們可以預期，當政府實施采取比較嚴格的反盜版措施時，反盜版成本會上升，而盜版成本則會下降，反之，當政府實施采取比較寬松的反盜版措施時，反盜版成本會下降，而盜版成本則會上升。也就是說，反盜版的成本是隨著反盜版程度的增加而上升的，而盜版成則隨著即反盜版力度的加強而下降。[3]顯然，反盜版行動就存在一個度，社會究竟應該對盜版行為采取什么程度的反盜版行動，必須進行相關成本與收益的比較分析。一項理性的反盜版行動應該使盜版成本和反盜版成本之和達到最小。可見，政府的反盜版并非愈嚴格愈好，也不是愈寬松愈好。

3、修改過時規(guī)章制度是被政府反盜版行動所遺忘了的重要手段。誠然，執(zhí)法不力是導致盜版泛濫的重要因素，其實，不適應技術進步和社會發(fā)展的保護版權的規(guī)章制度也是罪魁禍首之一。這些過時的制度規(guī)定，助長了市場壟斷，甚至是過度的壟斷，高額的壟斷利潤衍生出大量的盜版。比如說，在信息時代的今天，長達16年的專利保護—美國專利法的規(guī)定—就顯得太長，日益嚴重的盜版不能說與此沒有關系。對此，我們很多人尤其政府從感情上是難于接受的，在政府實際的反盜版行動中也是很難見到的。

4、更多的運用市場機制來反盜版，可能會成為政府反盜版的現實取向。如果說壟斷產生盜版，那么從這種意義上講，反盜版就是要反壟斷勢力。運用市場競爭來反壟斷已經是大勢所趨，因而用競爭來反盜版也可能成為政府的優(yōu)選策略。為此，我國政府可以借加入WTO的機會，借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機會，通過改革和開放來引入和加強競爭，有效的防止盜版行為。

主要參考文獻：

1、（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2、（美）威廉姆斯《反托拉斯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第2篇

公共財政論認為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通過政府的收支活動,集中一部分社會資源,用于履行政府職能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蘇明,2001)。應該說,前兩種關于財政的定義各有所側重,前者突出了財政的社會分配和政府職能,后者強調了政府的活動。而公共財政論則簡單明了地指出現代財政的公共性,為建立公共財政奠定了理論基礎。明確了財政概念,就可以對財政政策加以研究。財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財政理論為依據,運用各種財政工具,為達到一定財政目標而采取的財政措施的總和。轉貼于（）簡言之,財政政策是體系化了的財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實現財政職能。同時,它也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的指導財政分配活動和處理各種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準則,是客觀存在的財政分配關系在國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也是國家實施財政宏觀調控的過程。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又是國家干預經濟、實現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的主要手段。財政政策是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而不斷發(fā)展的。

財政政策按其構成體系可以分為國家預算政策、財政支出政策、稅收政策、國債政策、投資政策、補貼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數據和技術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種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

二三種主要財政政策工具對經濟增長促進效應的分析(一)國家預算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國家預算政策包括財政赤字政策、財政盈余政策和預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種形式,筆者主要討論財政赤字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它對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財政赤字影響貨幣供給財政赤字對經濟的影響和赤字規(guī)模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取決于赤字的彌補方式,即向銀行透支或借款來彌補財政赤字。出現財政赤字意味著財政收進的貨幣滿足不了必需的開支,其中有一種彌補辦法就是向銀行借款。可見,財政向銀行借款會增加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從而增加基礎貨幣,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盡在（）

但財政借款是否會引起貨幣供給過度,則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財政有赤字,銀行發(fā)票子”這句話來形容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關系,而事實上,赤字與貨幣發(fā)行并不一定存在這樣的因果關系,財政赤字對貨幣供給的影響雖可能與赤字規(guī)模的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取決于赤字的彌補形式。

2、財政赤字擴大總需求的效應凱恩斯主義所奉行的財政政策是運用政府支出和稅收來調節(jié)經濟。在經濟蕭條期,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經濟中存在失業(yè),政府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以實現充分就業(yè)。增加政府支出、減少政府稅收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必然出現財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為財政政策中擴大需求的一項手段。財政有赤字,必然擴大總需求,但其擴大總需求的效應有兩種,如前分析,一是財政赤字可以作為新的需求疊加在原總需求水平之上,使總需求擴張;二是通過不同的彌補方式,財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門需求而構成總需求的一部分。它僅僅改變總需求結構,并不直接增加總需求規(guī)模。完全以國債收入彌補的“軟赤字”,只要不超出適度債務規(guī)模,其擴張效應一般可被控制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經濟周期的安排,在經濟蕭條階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動,一般不致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對我國的經濟是有現實意義的;第三,財政赤字與發(fā)行國債。發(fā)行國債是世界各國彌補財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認為是一種最可靠的彌補途徑。但是,債務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來源,會隨著財政赤字的增長而增長。另一方面,債務是要還本付息的,債務的增加也會反過來加大財政赤字。

3、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一般是指財政赤字對私人消費和投資所產生的排擠影響。當政府因支出龐大產生預算赤字時,一般需發(fā)行公債向公眾借款。發(fā)行公債是國家信用的一種形式。在貨幣市場上,如果私人儲蓄量不變,則政府債券與企業(yè)債券等有價證券將共同競爭市場上有限的資金。當公眾出于對國家債券的高度信任而爭購公債,政府在總儲蓄的占有上便處于優(yōu)勢。政府發(fā)債占總儲蓄的比重越大,就會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籌不到資金被擠出貨幣市場,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盡在（）

必然會排擠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資,從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擴張性作用。但這種結果并不是絕對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擠效應會被政府擴大投資支出所產生的“乘數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擠效應”如果與政府有意進行的經濟結構合理化調整結合起來,則可以改善資源配置,對國民經濟產生有益的影響。

(二)財政支出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為解決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國主要采取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的財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結構和支出規(guī)模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變量。筆者也將主要從政府支出結構來看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采用以財政支出項目為自變量的柯其分別表示財政支出結構中某一項目支出增加1%時所引起的產出增加百分數,這樣我們就用產出彈性來描述財政支出的結構效應以及其對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調節(jié)作用。我們以《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06)我國1989—2005年財政支出職能結構分類統(tǒng)計數據為樣本區(qū)間。相比較高,而在1996年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最為不利的,稅收負擔相應較輕,實際該年稅收負擔為10.3479%,與其他年份相比較低。經過去除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呈現出更加緊密的關系,并且高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低,低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高,有一定的負相關關系。現在我們轉入,采用排除非稅因素影響后修正的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所得到的回歸效果比較好,調整的R2為0.317,F檢驗值為6.115,各回歸變量的T檢驗值均能通過95%的檢驗,從系數項來看,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3.866,即表明稅收負擔上漲1%,經濟增長率下降3.866%,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0.6,即稅制結構變化1%,經濟增長率變化0.6%,影響系數較小。這樣的結果與理論上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基本相符,我國現行稅制是符合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的。

從以上數據分析看,在我國現行稅制下,稅制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修正后的稅收負擔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大,這一點與國外的實證研究結果基本相同。從數據看,1994年的稅制改革應該說是1983年稅制改革的延續(xù),1983年是稅制結構和稅收負擔變化的一個轉折點,通過設立所得稅,稅收負擔從1982年的11.25%,猛漲到1983年的18.55%,在隨后近10年時間內,稅收負擔不斷降低,最低時為10.167%,通過1994年的稅制改革,稅收負擔才得以不斷的提升,到2004年達到18.839%。也就是說通過1994年的稅制改革提高了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緩解了稅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從稅制結構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業(yè)以利潤形式上繳國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直接類稅收,直接稅占間接稅收入比重僅在10%左右,通過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稅體系,直接稅收入占間接稅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隨后持續(xù)減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稅體系的建立,直接稅收入占間接稅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來的最低點23.953%,隨后幾年逐漸升高,2004年達到39.0463%。從求解出的結果看,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1994年起越來越有利,非稅環(huán)境越來越有利,各項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效逐步體現,反過來說稅收對經濟的調節(jié)作用在不斷減弱,這種情況在1983年稅制改革前也出現過,所以面臨新的經濟環(huán)境,稅收作用不斷減弱的情況下,稅制必須進行改革。

第3篇

一、引言

在我國,鑄幣稅的定義已有五種。第一種定義認為,鑄幣稅是中央銀行在創(chuàng)造基礎貨幣過程中,通過其資產負債業(yè)務所獲得的、上繳政府的凈收益;第二種定義認為,鑄幣稅的范圍應該更寬,除包括以上內容外,還包括: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業(yè)務買進國債和財政直接發(fā)行通貨所獲得的凈收益;第三種定義認為,鑄幣稅就是新增的基礎貨幣量本身,而不是通過新增基礎貨幣所獲得的凈收益;第四種定義認為,只有在基礎貨幣的增加是為了彌補財政赤字的情況下,新增的基礎貨幣量才是鑄幣稅,并非任何基礎貨幣的增加都是鑄幣稅;第五種定義認為,在討論最優(yōu)區(qū)域貨幣時,鑄幣稅常與國際金融相聯系[1]。鑄幣稅最一般的定義是貨幣當局發(fā)行貨幣所得到的收益。中央銀行發(fā)行現鈔獲得了對某種資源的使用權(通過外匯占款的方式發(fā)行,就獲得了對外匯的使用權),而一般性商業(yè)銀行發(fā)行存款獲得了對人民幣的使用權,中央銀行發(fā)行現鈔與商業(yè)銀行發(fā)行存款在本質上沒有區(qū)別,所得到的收益都是獲得資源的市場價值與鑄造成本的差額。同時存款和現鈔一樣,一旦投放市場都會引起原有幣值下降,原先持有貨幣的人們所損失的購買力就是銀行所得到的收益,因此本文認為,鑄幣稅是經濟體中新增的貨幣總量,既包括中央銀行或政府發(fā)行的基礎貨幣,又包括其它銀行部門通過貨幣乘數新增的存款貨幣,也就是通常所說的M2貨幣,這在概念上與第三種定義最為接近,但范圍更廣一些。在現代社會,由于現鈔和存款單的生產成本它的幣值相比微不足道,所以鑄幣稅基本上也就等于貨幣的面值。

二、對外貿易的鑄幣稅模型口的商品量為

I,它必須用數量為I$的人民幣兌換成數量為I＄的外匯來購買這些商品,中國的貿易順差為O＄-I＄。用M表示上期貨幣供給量;P上期價格水平。M′本期貨幣供給量;P′本期價格水平;e本期通貨膨脹率;E本期平均匯率(直接標價法);r本期經濟增長率(包括凈出口部分);MULT本期貨幣乘數;!本期凈出口率(即凈出口占GDP的比重)。從圖1可以看出,外匯流從美國流向出口商,到中央銀行,再到進口商,最后流回美國,不進入國內市場;人民幣流由中央銀行流向出口商,到國內市場,再到進口商,最后流回中央銀行,不經過國外市場;商品流從國內市場流向出口商,到美國,再到進口商,最后流回國內市場,與上面不同的是,這里商品是不同質的。對外貿易存在數量為O＄-I＄的順差,中央銀行就必須發(fā)行數量為(O＄-I＄)•E的人民幣換回這些外匯,同時由于貨幣乘數的作用,經濟體中的貨幣量就會增加(O＄-I＄)•E•MULT,其中其它銀行部門新增的貨幣量為(O＄-I＄)•E•(MULT-1)。因此M′-M=(O＄-I＄)•E•MULT根據假設/,有恒等式:e=(O＄-I＄)•E•MULTM+"-r所以M′-M=M•(e+r-#)銀行部門向經濟體注入數量為M•(e+r-$)的貨幣,但并沒有創(chuàng)造與之相對應的價值,這部分貨幣的價值就是銀行部門向國內持有人民幣和存款的人們征收的鑄幣稅。

以上期價格計算,它的數量為M•(e+r-%)/(1+e),下面都以本期價格計算。其中中央銀行征收的鑄幣稅是:M•(e+r-&)/MULT,是貨幣乘數MULT的減函數。中央銀行征收的鑄幣稅是人民幣價值超出印制人民幣成本的部分,中央銀行通過發(fā)行人民幣換回外匯,獲得了外匯的使用權。因此人民幣的價值也就體現在外匯的價值上,鑄幣稅等于外匯的價值超出印制人民幣成本的部分,由于假定印制人民幣的成本為零,[2]鑄幣稅也就等于外匯的價值。其它銀行征收的鑄幣稅是:M•(e+r-’)(MULT-1)/MULT,是貨幣乘數MULT的增函數。這些銀行用它們發(fā)行的存款單、支票、儲蓄卡等換回人民幣,獲得了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人民幣的使用權,鑄幣稅等于人民幣的價值超出印制存款單、支票、儲蓄卡成本的部分。從單一銀行的角度看,這筆鑄幣稅很不穩(wěn)定,儲戶隨時都有可能從一個銀行提取存款支付給其它人,其它人再將存款存入另一個銀行。但從整個銀行部門的角度來看,如果不發(fā)生金融危機等事件,存款總額是穩(wěn)定的,鑄幣稅的逆轉風險并不大。我們可以從中得出一般性的結論:經濟中的貨幣總量等于銀行部門征收的鑄幣稅總額。

(一)分解鑄幣稅鑄幣稅M•(e+r-()形式上由三部分構成:M•e、M•r和-M•)。其中M•e是通貨膨脹稅,銀行過量發(fā)行貨幣,使得貨幣增長率超過經濟增長率導致人們手中持有的貨幣貶值,福利水平下降,其中貶值的那部分價值就是通貨膨脹稅。M•r是經濟增長稅,它是這樣一種稅:當經濟持續(xù)增長時,人們手中的貨幣就會不斷升值;如果中央銀行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發(fā)行人民幣,再經過貨幣乘數的作用,增加了經濟中貨幣的數量,此時假定通貨膨脹率e=0,人們手中的貨幣還能買到和以前一樣多的商品,但本應該升值而沒有升值的那部分財富就轉移到銀行部門,它的數量是M•r,也就是經濟增長稅。M•*是貨物稅,它通過出口商直接轉移到美國,數量上等于出口商品的價值。經濟增長中的+部分出口到美國,因此銀行部門只能對經濟增長中留在國內的r-,部分征稅,其稅額為M•(r--),是經濟增長稅減去貨物稅的余額,它和通貨膨脹稅一起構成銀行部門征收的鑄幣稅的總和。KevinMKochome(1998)將鑄幣稅細分為自愿的和非自愿的鑄幣稅(VoluntaryandInvoluntarySeigniorage),自愿的鑄幣稅表示貨幣當局滿足隨著經濟發(fā)展而增加的貨幣需求而發(fā)行的貨幣所取得的收入。

如果貨幣發(fā)行的增加量超過了實際貨幣需求量的增加,并導致了一定程度的物價上漲,那么會使得原先持有的單位貨幣的購買力下降,這近似于通過通貨膨脹進行征稅,這部分視為非自愿的鑄幣稅。[3]從上面的定義可以看出,通貨膨脹稅M•e與非自愿鑄幣稅、M•(r-.)鑄幣稅與自愿鑄幣稅在概念上很接近,只是Kochome所說的M是貨幣當局發(fā)行的基礎貨幣量,而這里的M還包括其它銀行通過貨幣乘數增加的存款。稅收只是一種財富的轉移,本身并不創(chuàng)造任何財富,一定時間內從人們手中征稅的能力是有限的,這里假定通貨膨脹率e有一個極限值e,經濟增長率有個極限值r,因此銀行所能征收的鑄幣稅也有一個極限值M•(e+r-!),當其它銀行征收的鑄幣稅增加時,就會降低中央銀行征稅的能力。因此中央銀行通過限制其它各級銀行征稅,可以增強自身征稅的能力。要降低其它銀行的征稅能力,只有降低貨幣乘數MULT,通常的辦法有:提高銀行準備金率和貼現率。其它銀行為了逃避中央銀行的限制,必須提高貨幣乘數,它們可以貸出超額準備金,創(chuàng)新信用媒介使資金流通更順暢或者提高存款利率。因為利息形成之后一般重新轉化為存款,利息率越高,產生的利息也就越多,轉化成的存款也就越多,貨幣乘數就越大,這些銀行向人們征收鑄幣稅的能力就越強。當實際經濟中的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還沒有達到極限值時,中央銀行可以促使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適當的上升來增加鑄幣稅的收入;而其它銀行部門往往以利益最大化為經營目的,經常不顧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極限的限制,盲目擴大信貸,使得通貨膨脹率或經濟增長率超過極限值,從而引發(fā)經濟危機。

(二)對外貿易中鑄幣稅轉移的一般過程對貿易中的鑄幣稅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之后,我們總結一下鑄幣稅轉移的整個過程:1.出口商通過出口商品到美國,把向中國市場征收的貨物稅轉移到美國,圖2過程(1)和(2)。2.出口商從美國帶回外匯,美國向出口商征收的貨物稅就轉化成了鑄幣稅的形式,圖中過程(3)。出口商將外匯轉交給中央銀行,中央銀行繼而發(fā)行人民幣給出口商,這一過程相當于出口商以外匯的形式向中央銀行征收鑄幣稅,中央銀行以人民幣的形式向出口商征收鑄幣稅,圖中過程(4)和(5)。3.出口商購買原材料、勞動力等資源進行再生產,把人民幣投放市場,從而向持有貨幣的人們征收鑄幣稅,圖中過程(6)。由于貨幣乘數的作用,引起其它銀行發(fā)行存款,向持有貨幣的人們征收鑄幣稅,圖中過程(7)。從圖2中我們可以看出,(1)和(2)貨物稅是凈出口商品的價值;(3)和(4)鑄幣稅是貨物稅的一種表現形式;(5)和(6)鑄幣稅是出口商從國內購買的原材料、勞動力等資源的價值。美國真正從中國征收的是貨物稅M•!,它與中央銀行征收的鑄幣稅價值相等,即:M•"=M•#(e+r-$)/MULT國內原先持有貨幣的人們損失的購買力總和是M•(e+r),其中M•(e+r-%)是鑄幣稅,大部分轉化為出口商購買的原材料、勞動力的價值(相當于中央銀新增外匯的價值)和其它銀行部門的貸款;M•&是貨物稅,通過出口轉移到美國,而中央銀行通過貿易順差新增的外匯儲備相當于美國向中國征收貨物稅的憑證。

(三)外匯儲備的本質是鑄幣稅從對外貿易中鑄幣稅轉移的一般過程中可以看出,外匯儲備是由出口商將國內生產的商品出口到國外所得,它是對國外商品的一種要求權,是本國絕大部分個人和企業(yè)減少的購買力的總和,它的實質是鑄幣稅。2007年3月末,我國的外匯儲備總量超過1.2萬億美元,巨額的外匯儲備一方面增加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一方面儲備本身也面臨著巨大的增值保值壓力。在考慮如果花掉這筆財富時,我們一定要謹慎小心,因為這部分財富并不是具體哪一個部門的,它是出口商創(chuàng)造的,通過鑄幣稅轉移到中央銀行的,它是全民性質的財富。中央銀行目前已經用外匯儲備來補充國有銀行的自有資本金不足,以及投資證券公司。許多國內學者針對如何使用這部分財富也都提出了有操作性的建議,例如:增加石油戰(zhàn)略儲備和其它各種能源儲備,鼓勵投資者到國外投資,增加對高技術產品的進口,注資社保基金等。在如何使用這一巨額財富時我們必須始終堅持的一個準則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中央銀行發(fā)放外匯應該以回籠人民幣為基礎,這樣就可以把征收的鑄幣稅返還給人們;如果這個條件不滿足,那么中央銀行也應該把外匯用于公用事業(yè),在注重外匯儲備使用效率的同時也要注重公平原則。

三、對外貿易中的經濟效應

(一)對外貿易中的鑄幣稅對進出口商的影響出口商賣出商品所得的絕大部分外匯需要通過中央銀行兌換成人民幣。外匯是對國外商品的要求權,而人民幣是對國內商品的要求權,這時對國外商品的要求權就從出口商轉移到中央銀行,而出口商換來的是對國內商品的要求權,這部分商品中央銀行并沒有創(chuàng)造出來,但出口商拿到這些人民幣后同樣要在國內市場上購買原材料、勞動力、土地等資源進行再生產,把人民幣投放市場,會引起人民幣的貶值,從而向持有貨幣的人們征收鑄幣稅。出口商與國內大部分企業(yè)和個人一樣,會由于人民幣的貶值損失一部分購買力。進口商卻可能因為人民幣的貶值而受益,假定匯率是固定的,進口商手中一定量的人民幣還能像以前兌換到一樣多的外匯,但一定量的商品在國內能夠換到比原先更多的人民幣,而且通貨膨脹時期商品更容易出售,因此用這些人民幣換到的外匯就比原先多,進口商從中獲得了利益,這種利益也是鑄幣稅的一部分(確切地說,進口商繳納了稅率為r的經濟增長稅,但又從通貨膨脹中獲得了相當于通貨膨脹率e的鑄幣稅收益,進口商總的收益率為e-r,當e>r時,收益率為正,當

(二)人民幣國際化對經濟效應的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實質就是人民幣在境外成為價值尺度、交易媒介、支付手段、儲備貨幣,從而減少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交易成本,并降低匯率變動帶來的風險。人民幣國際化最大的收益是鑄幣稅,中國以印制人民幣的成本,就能交換到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產品和服務。[4]圖2只比圖1增加了從進口商到美國市場和從美國市場到出口商的人民幣流,從而使人民幣把國內市場、國外市場通過出口商、進口商、中央銀行完全連接起來,不通過外匯流也能夠進行對外貿易。人民幣國際化之后,中國出口企業(yè)就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幣作為支付,而進口企業(yè)也可以直接用人民幣進口商品,中央銀行就不會因為兌換外匯而發(fā)行過多的人民幣,同時中國能夠向國外征收鑄幣稅。超級秘書網

四、結語

1.關于鑄幣稅的含義多種多樣,學術界內一直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

本文將鑄幣稅的概念一般化,從原來基礎貨幣的范疇擴展到M2的范疇,這是因為從鑄幣稅最一般的定義即貨幣的實際購買力減去制造貨幣所需的成本來理解,中央銀行發(fā)行人民幣與一般銀行發(fā)行存款之間并沒有本質性的區(qū)別,它們從發(fā)行中獲得的收益都是鑄幣稅,惟一的區(qū)別就是中央銀行征收鑄幣稅帶有強制性,而其它銀行則采取經濟手段來征收。

2.通過變換費雪方程式,從中推導出鑄幣稅的組成部分:通貨膨脹稅和扣除凈出口部分的經濟增長稅,厘清了鑄幣稅和通貨膨脹稅之間的關系。文中給出了中央銀行及一般銀行征收鑄幣稅的數量公式,并討論了二者在征收鑄幣稅方面存在的競爭關系,由于中央銀行征收鑄幣稅的能力隨著貨幣乘數增加而減弱,其它銀行的征稅能力則隨貨幣乘數的增加而增加,而正常經濟體系的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是有限的,因此總的征稅能力也是有限的,中央銀行通過降低貨幣乘數就可以增強征收鑄幣稅能力,其它銀行則相反。

3.描述了對外貿易中鑄幣稅轉移的一般過程,中可以看出外匯儲備的本質是貨幣當局向本國人們征收的鑄幣稅。

參考文獻:

[1]王俊,肖建華,周潤寧.現代鑄幣稅理論研究綜述[J].統(tǒng)計與決策,2005,(14):130-132.

[2]易綱,吳有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昌.貨幣銀行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