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公共管理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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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后現代主義是伴隨著上世紀中后期西方國家社會轉型和環境變革而產生的一種新的社會文化思潮。作為現代主義的辯證的“反面”，后現代具有強烈的反叛意識和鮮明的解構特征。它將批判的矛頭直指自啟蒙運動以來到20世紀現代主義的思想文化成果，倡導與現代性理論、話語和價值觀相決裂，并致力于對現代性的發展理念、范式進行廓清和修正[1]。相對于以理性、高效著稱的現代工業文明所彰顯的同一性、本質性和封閉性等發展特點，后現代主義則扮演著反叛和糾偏的角色，將被現代性所忽視的諸如：差異性、開放性、去中心化、邊緣化、創造力等特征作為其研究的焦點，深入挖掘和反思工業文明所帶來的種種負面效應，從而以更加獨特的視角全面地審視社會的發展。后現代公共管理理論是在后現代文化思潮和話語體系出現并跨領域進行傳播、使用的背景下形成的。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轉型都強有力地沖擊著傳統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石，導致現代公共管理遭遇著巨大的理論危機。以福克斯、米勒和法默爾等為代表的一批美國公共管理學者遵循后現代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對傳統公共管理理論體系和方法論進行了深刻的質疑和批判，目的旨在消解傳統公共管理的思維禁錮和理解障礙，探尋其治理模式的困境與失范之成因，通過建構全新的公共管理話語體系和發展模式，為社會的多元發展提供新的范疇、理論和機理。后現代公共管理核心的創新在于將公共管理活動的本質定性為一種話語范式，通過真實、坦白和真誠的對話和溝通，以達到反抗等級制度、反對權威話語、釋放民主價值和超越僵化理性的公共管理目標，最終使公共管理的前進方向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相一致。

二、后現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框架和功用

后現代公共管理的分析過程就本質上而言是對作為“元話語”的現代性理論在宏大敘事制約的背景下進行的懷疑和否定過程，事實上是文化代碼在語言層面上的解碼和再編碼。作為以否定和批判為特色的研究方法，后現代公共管理擁有自身獨特的話語分析框架和研究模式。以福克斯和米勒為代表的建構性后現論認為，隨著行政環境的變革，傳統行政管理運作的負面效應日益顯現，大量社會問題已然無法在現代性的分析框架內獲得解決。更有甚者，傳統的治理“慣性”還強大地消解著諸如主義、社群主義等替代模式的發生，為此必須用后現代反思和批判的理念去重構公共管理的價值體系，以此引導和塑造行政體系新的行為模式、管理方法等。建構性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核心在于“倡導開放、平等、注重培養人們傾聽、學習、包容和尊重他人的美德，鼓勵多元的思維風格，提倡對世界采取家園式的態度等。”直擊現代性行政統治所導致的“單向度獨白”和異質性“次文化”盛行所造成的語言和理解障礙，有針對性地構建了后現代的分析架構。首先，引入了“公共能量場”的概念，為話語的溝通打造了良好的情境。“公共能量場”是公共政策得以制定和修改的社會場所，即將公共事務還原到由人的意向性控制的現象學的在場[2]。通過這一場所，公民和政府可以進行各種對抗性的討論和“面對面”坦誠的交流，使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話語在實踐語境中有目的地進行爭論。其中，“對話的基礎是充分的信任、學習和傾聽，其話語規則是交談者的真誠、表達的清晰、表達內容的準確以及言論與討論語境的關聯性。”毋庸置疑，該話語體系和對話機制的確立能夠有效地保障公共管理公正、民主的發展價值，從而端正公共管理的發展航向。其次，建構性公共管理理論還對現實中的政策對話種類進行了剖析。它認為“少數人的對話”和“多數人的對話”形式都存在著客觀的缺陷而無法滿足公共治理和政策話語的要求。

而“一部分人的對話”形式因為擁有切合情景的意向性與真誠性等突出的優點，故其更加接近真實話語形式和政策網絡建構的要求，在現實中更具有應用價值和可操作性。解構性后現代公共管理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默爾，他將后現代公共管理視為“對現代性之核心思想的否定”[3]，認為后現代的研究方法的本質是一種解放的嘗試，它要求公眾積極參與公共管理并實現充分的對話，提倡一種反行政的精神，打破傳統公共管理中僵化等級體制和非人格化管理模式，消除官僚獨占話語的種種特權。法默爾認為采用解構性的后現代方法能夠質疑據以建立現代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開辟一種新的思維觀念，為擺脫傳統理念之定勢束縛而掃清障礙。同時，隨著現代公共管理不可治理性日益增加，作為一種解釋和催化的力量，其能夠用一種反思性的話語分析視角去超越和彌補現代性行政范式的缺陷。為了給后現論構建一個分析架構，法默爾深入考察了現代公共管理之特殊主義、科學主義、技術主義、企業精神以及解釋學在具體應用中的偏失，對其進行了科學的解構，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解構性后現代主義的四個核心要件，據以推動公共管理范式的轉換。其中，“想象”作為后現代主要的特征語詞，是一種不依賴現代主義正統規則和程序的行政精神，它對于拒斥官僚體制范式的影響和培育新的理論作用巨大。“解構”的價值在于透視和反思現代公共管理的支撐理論和基礎假定，使我們更好地認知當代政治和官僚體制的符號特征，從而在批判的基礎上擴大公共管理的語言體系。“去領地化”的本質在于消解現代公共管理僵化的思維方式和管理理念，結合公共問題的情境破除壟斷和隔柵，從而為探索公共管理話語體系的創造力服務。“變樣”則通過反行政概念的描述，鼓勵一種公共管理體系反叛態度的塑造，即以質疑和批判的思維去審視所有現存的政府制度和官僚機構。上述四大要件彼此作用和相互配合，促使公共治理活動持續突破傳統統治思維和方式的限制，也為公共管理改革路徑的探索提供了不竭的研究動力。盡管兩種研究方法在分析路徑和視角上存在著差異，但就總體上而言，二者在“反”的理論立場上卻是相同的。其目標都在于將公共管理的發展與公共政策的運行置于嶄新的研究框架之中，從而推動其研究視閾的轉換和價值的重塑。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變革。后現代一改傳統公共管理的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結合客觀情境提出了更為系統的研究方法，即知識獲得的解釋方法。該方法“更加關注價值（而不只是關注事實），關注主觀的人類意義（而不只關注客觀的行為），并且更加關注現實人們之間的關系所蘊涵的各種情感”[4]。從而促使人們以更加全景的視角透析公共管理的演進規律和發展目標，從而糾正了將民主、公正等價值排除在公共管理研究之外的狹隘思維。后現代分析認為，當前公共管理面對著的是一個多元化發展的社會，公共利益的復雜化和公眾需求的多樣化，必然要求公共管理在發展目標中全面回應效率、民主、公正等多種價值追求，在管理和憲制之間尋找平衡，做到事實與價值的相互協調和并行發展。其次，在治理方式上進行了創新。后現代公共管理反復強調了多元參與的重大價值。面對著復雜多變的行政環境，傳統公共管理所強調的中心性、一元性以及等級觀念、權威統治的理念已然過時。對此，無論是建構性還是解構性后現代主義都認為必須要開辟新的思維模式，擺脫傳統行政發展定勢之束縛。在其研究方法中更加強調多元共生，主張打破絕對主義，消解一元化壟斷和等級隔柵，實現對立面間的差異共存和互動參與，使其后現代時期碎片化、開放化和多元化的生態特征相匹配。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從“公共領域”到“公共能量場”的轉向，即通過公共能量場的打造，實現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相互交織、彼此博弈，使具有不同意向性和利益訴求的群體得以對抗性的交流和爭論，在廣泛參與和真誠對話中決定政府行為與公共政策的內容，保證公共管理的平等、公平和正義。再次，在管理重心上實現了轉移。傳統公共管理的研究基礎是自由主義，其以代議民主為其治理模式，并始終將理性和高效作為公共管理追求的目標，從而過分關注其工具性價值。而隨后產生的社群主義，則以集體主義為其理論的基石，以參與式民主為治理模式[5]，一定程度上批判和糾正了自由主義的“效率至上”價值偏頗，但由于其在制度設計上缺乏統籌理念以及在應用中脫離體制的路徑依賴，最終也變為了空洞的政治理想。后現代分析方法對前述兩種模式均進行了批判和解構，認為攻克上述難題的關鍵在于形成一種新的話語體系。

福克斯、米勒等人認為在傳統公共管理效率至上的目標規制下，導致行政權力至上，政府和官員壟斷了公共話語權，而公民往往處于被支配的狀態，這種“單向度獨白”的對話形式與治理的要求背道而馳。對此，建構性后現代公共管理認為政府必須摒棄以往自身作為唯一話語者的角色，推崇開放性的思維方式，廣泛傾聽社會力量和公民的呼聲，并通過持續不斷的話語交流來實現善治。同時，解構性公共管理也持類似的觀點，法默爾認為后現代公共管理作為對現代性的反叛力量，其應當致力于深刻解釋和修正傳統的官僚體制，而最有效的途徑便是反思性語言范式的應用，即通過一種具有游戲性和協調性的對話過程，來弱化傳統公共管理的正統教條，彰顯公共管理的民主價值，從而為公共管理的研究開辟了新的道路。最后，在研究范式上進行了轉換。后現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通過自身的語言體系和話語系統的構建，推動了公共管理認知和研究范式的轉變。在批判傳統公共管理認識論的基礎上，后現代主義提倡將語言和話語作為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問題。其中，法默爾將公共管理視為一種獨特的語言體系，認為可以通過對行政信息的解釋、整理和安排來分別從公共管理語言的表層和深層探討公共管理理論的發展。這種新的范式作為語言的解碼和再編碼，其實質就是公共官僚機構語言的潛在內容進行反思、協商和交流的過程，進而為公共管理的發展探尋解釋和提供催化之力量。而福克斯、米勒等人則從另一視角論證了語言、話語體系對于認知和建構公共管理理論的重大價值。他們在梳理和歸納現存話語體系和對話案例的基礎上，提出了政策網絡中的“一部分人對話”的核心理論，修正了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理論中“元話語敘事”的框架。他們認為在公共能量場中，對話的達成必須有規則，這些規則必須確保公共話語的正當性，而“一些人的對話優于少數人的對話和多數人的對話，其針對特定語境的話語和不愿遭受愚弄與任意差遣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參與，切合語境的意向性和真誠性的提高大大超過了它的缺點[6]”。因此，部分人的對話形式一方面消解了自由主義的范式，使單向度的獨白讓位于了切合語境的多元對話；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缺乏制度規約的社群主義以及無政府狀態，最終形成了一個卓有成效的對話平臺和共治系統，推動了現代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和研究范式的轉型。

三、后現代分析方法對我國公共管理發展的啟示

后現代主義作為對現代性發展的一種辨證的“反”，其開放的思維方式和獨特的話語分析視角，以及所提出“去中心”和“多元化”的建構主張均對我國當前的公共管理學研究和發展產生著巨大的指導和推動作用，其中以下方面尤其值得關注：第一，后現論及其研究方法與公共治理的理念和分析框架自然吻合，有助于推進我國治道變革之進程。后現代研究方法高度關注客觀行政環境的特征考察，結合公共事務復雜化和公共利益多元化發展的時代特征，其尤其強調開放化、差異性和多元整合的價值理念，致力于打破一元化壟斷和等級隔柵的傳統統治模式，提倡不同治理主體間的多元共存和合作共治。它在科學地整合了新公共管理理論和新公共服務理論之合理內核的基礎上，主張構建“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定共同的目標等途徑，實現對公共事務的管理”的新型社會治理模式，從而致力于推進社會權力分配格局的重大改變。上述分析思路對于正處于社會轉型和行政改革攻堅階段的我國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后現代分析方法力圖使公共管理變成一個多元主體共同參與話語系統和行動體系，政府在其中不再是公共資源唯一的享有者和分配者，也不是公共管理的“元話語”，而應當將自身的職能收縮在理性的疆域之中，并積極支持和培育社會力量的發展，將壟斷的權力合理地分放、讓渡于市場和社會，整合各種力量，將各類民間資源有效地導入國家和社會發展的行列，打造權力共享、責任分擔、各司其職、各守其位的合作治理局面和多中心互動的公共話語體系，從而高效地解決公共問題和最大化地增進公共利益。

第二，后現代研究方法有助于科學探索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模式和策略。后現代的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批判了傳統公共管理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在信奉“對話”的理論基礎上，尤其強調解釋方法的應用，促使人們更加關注公共管理發展的終極價值。它科學地調試了管理主義和憲制主義辯證關系，將民主、正義等價值植入公共管理的范式研究中，糾正了公共管理發展的偏向，并在批判和整合多種分析理論的前提下，結合情境設計了合理的發展范式和對話方式。我國的行政發展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自由主義的唯理性的行政模式，也不能重新回到古老的唯價值的社群模式。而正確的方法是將自由主義的合理性和社群主義的合價值性統籌起來，尋找一條居間的改革、發展道路。具體而言，行政改革要始終遵循行政發展的民主化價值取向，即在公共管理中始終堅持開展廣泛和真誠的對話，建立政府和民眾良好的溝通與合作關系，做到以民為本、以民為先，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公共服務的高品質。另外，應加大體制改革、制度建設和機制創新的力度，積極借鑒工商業界和西方國家的公共管理策略、技巧和方法，從而持續管理的水平和績效，彰顯公共管理的工具性價值，以在效率、民主、公正的關系統籌和平衡中，穩步推進我國行政體制改革之步伐。

第三，后現代研究方法所建構的全新的公共管理話語理論，對于我國公共決策的理論發展和實踐應用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后現代研究方法將“公共能量場”作為其話語理論的核心，“場”具有顯著的意向性和目標性，其反映到實踐層面便是政府的行為、政策和公共物品必須符合特定的情境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能量場”的提出為公共政策的制定、修改以及各話語主體進行對抗流提供了場所，秉持著開放、民主的治理思維，后現代方法倡導多元主體在政策制定和實施中能夠持續進行互動參與和坦誠討論，從而徹底改變傳統模式下政府壟斷話語權之“獨白”狀態，要求政府制度化的保障民眾的知情和參與權，認真傾聽一切人的“聲音”，真正做到集思廣益。在上述思路的引導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事實上形成了一種科學的結構模式，其功能在于持續協調和整合不同主體的利益訴求，形成多元主體權力共享、責任共擔的合作格局，從而有效推進公共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最終消除政策執行中的各類阻滯因素。同時，后現代研究方法還對公共政策中管理者單向決定和民眾多元選擇兩種模式的矛盾境況做出了分析，其中，作為精英政治的“少數人對話”，往往使公共政策制定權過于集中，從而令其民主性、正當性喪失，并且直接影響其科學性；而“多數人的對話”是理想化的政策模式，但由于實操性差和規則的欠缺，又往往易于導致無政府和無秩序之狀況。因此，兩者均無法與現實環境的要求相對接。基于此，后現代便提出了“一部分人對話”的理論，即從特定的語境出發將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以及反饋置于由一定數量的政治參與者協調、對話和博弈的過程之中，克服了集權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雙重弊病，使做出的公共問題解決方案既不失公共政策的權威性和穩定性，又確保了公眾的意向性和目標性，從而有效地拓展了公共政策理論發展的路徑。

第四，后現代分析方法向公共管理者和參與者提出了更高的權責要求。后現代研究方法的中心目標是要打破管理的絕對主義、獨占和等級隔柵，并通過對抗流和真誠的對話，實現公共部門和社會力量的良好合作，從而最大化地增進公共利益。這一目標的實現客觀上要求公共管理者必須具備更高的行政倫理水平，即“在公共治理的過程中，政府應積極地為‘公共能量場’的形成創造條件。”政府應保障公民參與的權利不受非法干預，并調動一切手段促成對話的實現。政府人員的公共責任不僅僅在于滿足民眾的需求，更重要的是進行理念的更新，即由管制性思維向服務性思維轉變，牢固樹立服務為民、民生為先的倫理觀念。政府應當確保政治對話的自由度和對話空間的開放性，傾聽公民的心聲、獲悉民眾的訴求，將與民眾良性的溝通和合作內化成自身的職業習慣。同時，充分采用現代化的通信工具和技術手段，消除時空、層級、等級之限制，形成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相互尊重和相互協調的共贏治理狀態，推進善治之進程。另外，政府應當大力培育和強化民眾的權利意識。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動應以回應公民需求為導向，通過不斷提升其服務的品質和效率來增強民眾的主體意識。同時，民眾的政策主張和意見表達應切實地為政府等管理部門所重視和尊重，其知情權、話語權、表達權、協商權、辯駁權應受到制度和法律的嚴格保障，真正營造權為民所享、利為民所謀的社會氛圍。此外，在法律制度的設計上還要凸顯便民之精神，通過制度的配套和機制的跟進，切實增強民眾參與的熱情和監督的效度，實現權利邏輯的合理回歸。

第2篇

1.1施工管理水平較為低下現代建筑企業越來越重視工程管理，但是管理水平還處于低級階段。工程管理是一項多學科融合的技能，既要懂得技術，又要善于管理，還要了解法律、外語等專業。而在具體施工中，大多數的承包單位、施工單位施工隊伍的專業技能和文化素質都比較低，這也給管理水平的提高帶來了困難。現在的現代建筑工程領域競爭激烈，一些設計、建立、承包、單位總體管理水平不高，競爭力也不強，很難適應現代建筑行業的整體發展，也限制了管理水平的提高。

1.2忽視施工階段的管理我國工程施工階段忽視工程管理主要體現在人員設備上。首先施工管理人員大多是施工經驗較多，從事施工行業時間較長者，其對于工程管理的理論知識都非常匱乏，只是根據自己的經驗來管理工程，不能從一個較為科學、合理的角度去思考整個施工管理或者部分工程管理體系；施工方為了節省造價，在設備上投入較少，機械化水平低下，導致生產率低下；施工隊伍人員流動性很大，一個施工隊伍常常是臨時拼湊，在施工中不能形成有效的合作技能，給管理人員也帶來很多麻煩。

1.3缺乏質量管理意識工程質量是施工核心因素，現代建筑工程施工條件各異，環境特殊，外部因素很容易影響工程質量，所以在施工中一定要根據質量管理體系進行精細、合理施工。但實際上，很多工程技術管理不科學，更多的是追求企業的經濟利益，從而忽視對質量的監督控制，造成工程事故。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建筑行業企業的資質管理都存在很多漏洞，很多資歷較低的企業都出現在市場上，經常會出現施工方無證、超范圍承包工程、私下交易等，無疑給工程質量埋下了隱患。

1.4忽視工程核算的作用在施工中，使各部門對企業內部經濟核算的可操作性和項目經理部對成本控制指導性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但是現代建筑工程中常常忽視工程核算的作用，而一味追求施工方案和施工速度。當前在施工企業中存在對在建或已完工程統計、業務、會計“三算”不一致等問題，造成成本核算不實，降低了成本管理質量。

2建筑工程管理的對策與建議

2.1制定管理體系，加強技術革新一個工程管理要得到有效發揮，需要管理層制定符合工程需要的管理制度，包括質量安全管理體系、人才培養管理體系等，形成有法可依、有職有責的有機統一整體。建立完善的領導責任制度，把每個任務分配到個人，落實崗位責任制度，保障工程管理的順利進行。還要具有創造性思維，在工程管理中形成靈活多變的思維方式，根據實際情況探索和現實條件相符合的管理模式，從時代的腳步出發創造出屬于體現行業發展的管理新機制。

2.2加強工程核算工程核算管理是項目進行成本預測、控制的主要信息來源，也是項目進行成本分析的主要依據，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工程造價。所以要建立科學合理的核算管理體系：

①需要對內部預算編制前的數據要進行詳細的測算和整理，保證預算的正確性；

②所有施工預算控制造價要進行反復敲定；

③嚴格執行內部預算交底、發放管理制度，建立管理臺賬、及時準確送達使用部門和項目經理部；

第3篇

（一）從確保工程進度方面，監理發揮的作用

在現代林業造林過程中，監理的介入，能夠有效的促進林業方面的法律法規的規范化、制度化（涉及工程規劃設計、指標、審批等)和完善化。讓造林工程更加科學合理，更符合現代林業發展的需求。在監理過程中，監理單位充分利用其相對的獨立性，對施工單位的工程進度計劃進行嚴格審查，按照相關法律法規、相關條例、施工合同、監理大綱、監理細則等等進行嚴格監理。確保實際施工進度不偏離計劃，并做好進度目標風險分析，制定防范性對策，及時向建設單位匯報施工進度。從而確保工程按施工合同規定的工期順利完成。

（二）從確保工程投資方面，監理發揮的作用

生態造林既是一項生物工程，也是一種經濟行為，必須要尊重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在現代造林工程中，近年來出現投資規模較大的造林綠化工程，為確保建設項目投資批準的限額以內，隨時糾正發生的偏差，保證項目投資管理目標的實現，我們采取工程管理制。通過監理工程師對造林工程的檢查，在驗收合格后進行簽字，這時候才申請撥付工程款，在這個檢查的過程中，可以促使施工隊伍嚴格的按照圖紙進行施工，減少不必要的變更，比如說避免了施工單位人為提高種植密度，更換大樹栽植等。其次在現代的造林有可能會出現大量的如土方，溝渠等隱蔽工程，通過監理隊伍的監督確保了這些隱蔽工程的工程量準確計算。這樣就將生態造林的成本管理和效益有效的結合在了一起，有效的控制了造林工程的項目成本，避免了施工方不擇手段、盲目蠻干等一些做法，從而確保了工程投資的效果。

（三）從確保工程質量方面，監理發揮的作用

造林工程項目一般都存在建設面廣、多在農村或郊區、類型復雜、交通不便、多無專業施工隊伍等現狀。而現在造林工程又存在著大量的反季節，這對于造林工程，特別是大樹和名貴樹種的栽植，管理水平，甚至苗木的質量等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此實行監理制，能夠建立有效的制約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這些情況，甚至杜絕這些情況的發生。同時依靠建立機制，還能夠有效的強化技術規范的執行力度，通過工程建立，讓造林技術的每個環節都能夠規范的施工[2]。如苗木質量、栽植工序、整地規格、栽后管理等，從而從造林的質量和效果上提升一個檔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