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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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論文摘要：媒介地理學以密切聯系人文地理為基礎，注重開展媒介與地理之間的影響關系以及比較特征研究。當代語境中，人文地理的整合與分層，對于特定媒介形態的生成具有重大影響。同時，現代媒體也以想象和虛擬的方式塑造著媒介中的地理形象。城鄉地理與網絡虛擬地理是當下中國兩個具有廣泛覆蓋面和深度輻射力的媒介地理樣本。媒介地理學的當代思考必需應用立體的空間化思維方法。

人類對地理的認識和理解，從來都離不開媒介的幫助；任何媒介形態的生成、發展和嬗變，也必然在一定的地理空間中展開。媒介與地理之間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系，決定了媒介地理現象的廣泛存在，以及媒介地理學研究視野的學術必要性。作為交叉性的學術空間，媒介地理學是“一個曾被長期忽視的學術領域和審視窗口”①，需要綜合傳播學與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展開深入的探討。

在通論的意義上，地理學一般有自然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兩大基本分支，前者研究地球的自然特征，后者研究人類活動和地理環境相互關系。媒介地理學視野中的地理概念，主要在人文地理環境的意義上展開。人類的文明史，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人類適應、改造和保護自然環境，同時又不斷發展和創造人文環境的歷史。這決定了媒介地理學的兩種基本的研究路向，其一是歷史性的回溯研究，其二是當代性的現狀分析與發展動態的前瞻研究。回溯是為了清理和總結既有的知識以及方法積累，前瞻是為了進一步開拓新的理論空間與思維。面對日新月異的現代傳媒與不斷更新的人文環境，當代性的前瞻研究無疑更具有理論的實踐意義。

媒介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同媒介、地理的相互關系及其互動規律”②。規律的總結需要以關系的辨析為前提和基礎。關系有兩種基本形態，一是影響關系，二是差別關系。從根本上說，媒介地理學展開的就是一種關系研究與比較研究，即以人為焦點，一方面透視特定人文地理環境對于特定媒介形態的影響關系，一方面比較相同、相似、相關媒介中地理形象景觀的差別特征。本文試圖立足本土中國的當代視角，對此展開初步的思考。

一、地理中的媒介：整合與分層

人文地理環境的特定性主要表現為傳統與現代兩個方面。文化的現展以趨同為大勢，在當代中國，由于政治意識較統一、市場經濟的整體開放以及人口的跨區大規模流動，文化區域的傳統差異已經變得非常微弱。但是，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客觀地理狀況的不同等一系列原因，也在形成著新的人文地理環境的分化。長三角和珠三角作為當下中國的經濟龍頭區域和信息高地，當地在媒介發展戰略上顯示出整合利用區位優勢的明確意識。廣東衛視和浙江衛視都以財富為基本定位，以地方經濟強勢為基礎發展特色媒介傳播。上海東方衛視則成為唯一一個“以新聞見長”、敢于用資訊打新聞牌的省級衛視，在國內外的重大新聞直播報道中，初步形成與央視、鳳凰衛視三分天下的態勢。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媒介品牌的樹立固然以區域地理優勢為基礎，但其傳播輻射的根本指向卻是追求跨區域的全面覆蓋，無論財富還是資訊，都無法用單純的地方性來解釋。廣東、浙江、上海的省級衛視都是以本土優勢為基點來實現超地方化的發展策略，它們走的是最大化的受眾路線，即通過捕捉觀眾群的最大化，來爭取市場份額的最大化。

市場的開放性，決定了其地域邊界特征的模糊性。通常認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更關鍵的是要看這民族性、地方性是否有人類的共通性，否則就無法走出地方、走向世界。現代媒體，尤其是電子、虛擬信號成為主導性傳播介質以后，時效性和覆蓋面成為市場競爭的核心力量，傳統意義上的地理區域必然被打破。事實上，廣東等地省級衛視的發展策略，與江蘇衛視的情感定位、湖南衛視的娛樂旗幟、安徽衛視的電視劇集中營、重慶衛視的電視版故事會，并無本質差別。因此，我們在研究特定人文地理環境對于特定媒介形態的影響關系時，必需改變傳統的平面化地理思維，而應樹立跨域界交融的整體宏觀視野。

與整合相聯系，現代文化地理版圖的另一個重要發展維度是立體分層。區域文化的歷史積淀不可能根本消泯。在當代社會，它往往向兩個方向流動分化，一方面是區域性雅文化傳統轉化為小眾文化的精英風尚，另一方面是區域性俗文化傳統轉化為大眾文化的市民趣味。流動分化的結果不是走向截然對立，而是交融互滲，從而構成了現代文化地理的多元性。這種多元性不再體現在傳統地域的平面差別上，而是表現為空間層次上的立體并生。在多層次的現代空間人文地理版圖中，媒介的發展也必然分層化，特定的媒介形態針對特定層次的人文空間而生成，并由此形成媒介傳播功能的層級體系。以吳文化的代表蘇州地區為例，當地電視節目的兩個特色欄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個是以“姑蘇繁華圖”為名的文史掌故節目，一個是吳方言演繹的電視欄目劇“都市故事會”。前者取名來源于清代畫家徐揚的同名書畫作品，該畫長達三十米，大氣淋漓又精細入微地再現了乾隆盛世姑蘇城的百里風景和街市繁華，可稱之為蘇州版的清明上河圖。電視臺頗有創意的每天選取畫卷的一個片斷加以評介，創作了一個頗有書卷氣息的人文電視欄目。而“都市故事會”則以方言短劇的形式，講述都市生活和情感，日常性、時尚性和傳奇性兼具，并以“民星”選秀的方式吸收普通市民參與演出，頗受普通市民階層歡迎。兩檔節目一雅一俗，篇幅短小，分別針對不同的受眾群體，有效地利用當地的地域文化資源，取得了較好的收視效果。這種立足地方的傳播定位，由于受眾目標明確，以及短平快的低成本運作，有效而且穩定地實現了特定區域市場的占有。現代人文地理環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現代媒介的傳播功能指向也是綜合的而非單一的，無論影視、報刊還是網絡，都無一例外。只有在人文地理與媒介形態這兩個立體空間的接合中實現準確定位與合理布局，現代媒體方能建設通達的信息傳播渠道。

二、媒介中的地理：想象與虛擬

媒介與人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是雙向互動的。地理影響改造媒介傳播形態和方式的同時，也必然成為媒介書寫和塑造的對象。媒介中的地理，固然具有客觀性一面，但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想象性和虛擬性的存在。現代傳媒的高科技手段，使人對生存空間的認識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拓展。電腦與網絡、影視與報刊，讓人足不出戶就可以遍知天下、游歷四海。在信息地球村的當代，每一個具體的人，大都會從現代媒體的虛擬地理和想象地理中，在一定程度上如同數百年前的歐洲人那樣，獲得馬可·波羅游記式的閱讀。媒介中地理形象或曰地理景觀，寄托著特定地理空間的人對于身外世界的復雜訴求和期待，大到政治經濟文化，小到個人的情感心理，無所不包。對此的分析和研究，是一項龐大的跨學科系統工程。

就當下中國的具體社會現實和媒介發展的最新形態來說，有兩個具有廣泛覆蓋面和深度輻射力的媒介地理樣本尤其值得重視。

首先是媒介中的城市與鄉村。現代文明的基本進程是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在這樣的文明進程中，城市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城市和鄉村成為了現代人最基本的兩種生存地理空間結構。城市是主流和強勢的文化代表和象征。以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國際化都市為例，《文匯報》側重從主流意識形態的方向描寫上海，《新民晚報》主要從平民階層的視角看上海，而《上海一周》、《申報》則著力營造年輕都市白領所陶醉的小資上海。上海是一個多元復雜的文化地理空間，需要通過媒體的分工定位來展開多維透視。但在這些紛繁的維度中，敞開與掩蓋、強調與忽略、導向與回避、放大與縮小常常彼此交織滲透，都需要從媒介地理學的視域進行深入的清理。鄉村往往成為城市人的自我撫慰的想象性建構，各類媒體發現和關注古村古鎮的持續熱情就是一個明證。這種熱情的背后，文化生態的保護意識、都市人疲憊心靈的精神想象、商業利益的消費驅動已經攪拌混合為一體。在中國當下的社會轉型時期，城市化進程全方位的展開，帶來了社會生活的深刻變化。城與鄉，成為當代中國媒介地形圖中重要的兩大板塊。媒介學視域中的城鄉地理研究需要深入探討一系列重要問題：第一，媒介如何成為確定當代城市主流文化地位的重要力量；第二，媒介作為塑造并跨域界傳播現代都市文化想象的重要手段，其表現形式具有哪些重要特點；第三，媒介在城鄉文化關系的建構與調試中起到了哪些正面或負面的作用；第四，媒介對于城市、鄉村的虛擬和想象是否會造成一種真實性的遮蔽，是否有悖于媒介社會責任。

其次是互聯網絡所建構的虛擬地理空間。網絡虛擬地理是現代高端科技與現代人復雜心理世界互相合謀的產物，其表現形式基本有網絡論壇、網絡通訊工具、即時聊天室、電子網絡游戲等等。虛擬不等同于虛構，其實也是一種實在，即“虛擬實在”③。對于參與者來說，這種后工業時代人們通過計算機創造出來的電子表象具有主觀心理的真實性，它既可以是對實在世界的一種模擬，也可以是一個想象的世界。在網絡虛擬地理環境中，主體是相對性的，身份是面具化的，空間是流動性的，信息是隨機性的，形式是變幻的，真實與假象、責任與戲謔、高尚與卑下……都混雜莫辨。這就好像一條決了堤卻又流淌不盡的大河，裹挾著泥沙和魚龍洶涌而來。強制性的阻塞肯定是無效的，任意性的放縱也不可取，唯一的辦法就是有規劃地疏導。媒介地理學的重要責任之一，就在于為實踐網絡虛擬地理的規劃疏導提供理論的依據，這需要展開診斷式的批評和反思。

三、思維的創新：立體的空間

現代性的重要標志之一，是線性發展的時間——歷史觀念的逐漸確定，人類社會由此進入所謂的時間社會時代：“空間在以往被當作僵死的、刻板的、非辨正的和靜止的。相反，時間卻是豐富的多產的、有生命力的，也是辨正的。”④但是，21世紀的今天，人類已經開始全面步入空間化的時代。空間化的時代需要空間化的思維方式和研究視野，這在當代物質語境和思想語境中越來越凸現出其重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現代人文地理版圖與現代媒介多元形態，都已經在對平面的超越中向立體轉型。

立足于當代語境的媒介地理學建構，必需完成的就是視野的轉換和思維的創新。人們歷來認為，媒介的傳播是線性的過程，是從信息的發送、接收到反饋的環型結構。但是在空間化的時代，多層次立體的地理空間和媒介形態，已經初步形成了信息傳播的球型系統。時間性的歷時觀察，將難以全面地應答現代傳播課題，必需以空間性的、共時性的、并置式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予以補充。當代媒介與當代地理的結合，帶來的就是對線性過程思維框架的突破。這種結合將帶來兩個方面的深層次變化。

首先是媒介書寫、傳達方式和戰略的變革。“為了提供現有情況的一個代表圖景，地理學切過時間量度的斷面具有一定的厚度（期間）”⑤，這種地理學的空間取樣方法，也正是現代媒介傳播的重要方式。它的優勢在于最大限度地實現快捷的時效性和信息含量的擴容，擴容后，非同質性的各種信息又進一步在互相參照比較中發生增殖，從而實現深度傳播的效能。例如，2006年7月中央電視臺對德國世界杯報道冠名為“豪門盛宴”，對比賽進行奇觀式的敘述。尤其在決賽時，中央電視臺派出記者分別在德國柏林、意大利羅馬、法國巴黎以及在北京意國和法國球迷觀賽的酒吧中進行同步報道。四地報道來回切換，勝者歡呼，敗者失意。央視的報道意圖非常鮮明，就是要展示世界杯這一全球化狂歡節所帶來的全球性感受的深廣度。實現這一意圖的方式，就是通過現代化的傳媒手段，拓展媒介覆蓋的地理空間，通過典型性的媒介地理取樣，以共時并置的方式加以呈現：光榮與失落、輝煌與黯淡、歡呼與哭泣、喧囂與沉靜……畫面的不斷切換，帶來的是跨域界、超地理的深度心靈、情感的對比，而以他者身份參與觀看的中國觀眾，則獲得一種多樣化的感同身受的體驗。這一例證，反映出共時性并置思維運用于媒介傳播所帶來的奇觀效應。再如，好萊塢大片全球同時公映也體現了空間化的傳播戰略。早期影片公映總是先在大城市開始，然后根據票房情況逐漸向小城市、縣、鄉推進。現今網絡媒體使得公映過程的傳播速度大大縮短，甚至降到零，這就使得大片公映常常實行同步化策略，以追求最佳的票房回報。

第二是媒介研究方法的更新。“將‘空間分析’引入媒介研究當中，對‘媒介空間’的分布與建構進行研究，這將有望建立起媒介地理學研究的‘媒介空間分析理論’”⑥。媒介空間分析有四個基本層面，一是相近或相同地理區域中不同媒介的分工布局分析，二是某一媒介內部的傳播內容與傳播形式的規劃定位，三是目標性的受眾階層分析，四是針對性的人文地理層次分析。四種分析的整合起來，就是“媒介——人——地理”的互動和融合。如，合肥晚報報業集團和安徽日報報業集團都地處省會，為了避免資源浪費，避免市報與省報同在一個城市而造成地位尷尬的局面，合肥晚報的定位是具有晚報色彩的黨報，這在全國范圍都是一個特例。雖同在一地，因為資源合理配置，各有不同的受眾群，形成了一個合理的媒介空間布局。在當代文化地理環境中，媒介空間分析作為一種具有實踐意義的科學方法，有助于深刻地把握媒介發展的動向與趨勢，對于構建合理健康有序的媒介生態系統，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

①邵培仁：作為最新研究視野的媒介地理學[J].媒介方法，2006年第1期。

②邵培仁：媒介地理學：行走和耕耘在媒介與地理之間[J].中國傳媒報告，2005年第3期。

③參見王治河主編:后現代主義詞典[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681頁。

④福柯語，轉引自[美]愛德華·W·蘇賈:后現代地理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王文斌譯，第10頁。

第2篇

論文摘要：媒介地理學以密切聯系人文地理為基礎，注重開展媒介與地理之間的影響關系以及比較特征研究。當代語境中，人文地理的整合與分層，對于特定媒介形態的生成具有重大影響。同時，現代媒體也以想象和虛擬的方式塑造著媒介中的地理形象。城鄉地理與網絡虛擬地理是當下中國兩個具有廣泛覆蓋面和深度輻射力的媒介地理樣本。媒介地理學的當代思考必需應用立體的空間化思維方法。

人類對地理的認識和理解，從來都離不開媒介的幫助；任何媒介形態的生成、發展和嬗變，也必然在一定的地理空間中展開。媒介與地理之間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系，決定了媒介地理現象的廣泛存在，以及媒介地理學研究視野的學術必要性。作為交叉性的學術空間，媒介地理學是“一個曾被長期忽視的學術領域和審視窗口”①，需要綜合傳播學與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展開深入的探討。

在通論的意義上，地理學一般有自然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兩大基本分支，前者研究地球的自然特征，后者研究人類活動和地理環境相互關系。媒介地理學視野中的地理概念，主要在人文地理環境的意義上展開。人類的文明史，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人類適應、改造和保護自然環境，同時又不斷發展和創造人文環境的歷史。這決定了媒介地理學的兩種基本的研究路向，其一是歷史性的回溯研究，其二是當代性的現狀分析與發展動態的前瞻研究。回溯是為了清理和總結既有的知識以及方法積累，前瞻是為了進一步開拓新的理論空間與思維。面對日新月異的現代傳媒與不斷更新的人文環境，當代性的前瞻研究無疑更具有理論的實踐意義。

媒介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同媒介、地理的相互關系及其互動規律”②。規律的總結需要以關系的辨析為前提和基礎。關系有兩種基本形態，一是影響關系，二是差別關系。從根本上說，媒介地理學展開的就是一種關系研究與比較研究，即以人為焦點，一方面透視特定人文地理環境對于特定媒介形態的影響關系，一方面比較相同、相似、相關媒介中地理形象景觀的差別特征。本文試圖立足本土中國的當代視角，對此展開初步的思考。

一、地理中的媒介：整合與分層

人文地理環境的特定性主要表現為傳統與現代兩個方面。文化的現展以趨同為大勢，在當代中國，由于政治意識較統一、市場經濟的整體開放以及人口的跨區大規模流動，文化區域的傳統差異已經變得非常微弱。但是，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客觀地理狀況的不同等一系列原因，也在形成著新的人文地理環境的分化。長三角和珠三角作為當下中國的經濟龍頭區域和信息高地，當地在媒介發展戰略上顯示出整合利用區位優勢的明確意識。廣東衛視和浙江衛視都以財富為基本定位，以地方經濟強勢為基礎發展特色媒介傳播。上海東方衛視則成為唯一一個“以新聞見長”、敢于用資訊打新聞牌的省級衛視，在國內外的重大新聞直播報道中，初步形成與央視、鳳凰衛視三分天下的態勢。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媒介品牌的樹立固然以區域地理優勢為基礎，但其傳播輻射的根本指向卻是追求跨區域的全面覆蓋，無論財富還是資訊，都無法用單純的地方性來解釋。廣東、浙江、上海的省級衛視都是以本土優勢為基點來實現超地方化的發展策略，它們走的是最大化的受眾路線，即通過捕捉觀眾群的最大化，來爭取市場份額的最大化。

市場的開放性，決定了其地域邊界特征的模糊性。通常認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更關鍵的是要看這民族性、地方性是否有人類的共通性，否則就無法走出地方、走向世界。現代媒體，尤其是電子、虛擬信號成為主導性傳播介質以后，時效性和覆蓋面成為市場競爭的核心力量，傳統意義上的地理區域必然被打破。事實上，廣東等地省級衛視的發展策略，與江蘇衛視的情感定位、湖南衛視的娛樂旗幟、安徽衛視的電視劇集中營、重慶衛視的電視版故事會，并無本質差別。因此，我們在研究特定人文地理環境對于特定媒介形態的影響關系時，必需改變傳統的平面化地理思維，而應樹立跨域界交融的整體宏觀視野。

與整合相聯系，現代文化地理版圖的另一個重要發展維度是立體分層。區域文化的歷史積淀不可能根本消泯。在當代社會，它往往向兩個方向流動分化，一方面是區域性雅文化傳統轉化為小眾文化的精英風尚，另一方面是區域性俗文化傳統轉化為大眾文化的市民趣味。流動分化的結果不是走向截然對立，而是交融互滲，從而構成了現代文化地理的多元性。這種多元性不再體現在傳統地域的平面差別上，而是表現為空間層次上的立體并生。在多層次的現代空間人文地理版圖中，媒介的發展也必然分層化，特定的媒介形態針對特定層次的人文空間而生成，并由此形成媒介傳播功能的層級體系。以吳文化的代表蘇州地區為例，當地電視節目的兩個特色欄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個是以“姑蘇繁華圖”為名的文史掌故節目，一個是吳方言演繹的電視欄目劇“都市故事會”。前者取名來源于清代畫家徐揚的同名書畫作品，該畫長達三十米，大氣淋漓又精細入微地再現了乾隆盛世姑蘇城的百里風景和街市繁華，可稱之為蘇州版的清明上河圖。電視臺頗有創意的每天選取畫卷的一個片斷加以評介，創作了一個頗有書卷氣息的人文電視欄目。而“都市故事會”則以方言短劇的形式，講述都市生活和情感，日常性、時尚性和傳奇性兼具，并以“民星”選秀的方式吸收普通市民參與演出，頗受普通市民階層歡迎。兩檔節目一雅一俗，篇幅短小，分別針對不同的受眾群體，有效地利用當地的地域文化資源，取得了較好的收視效果。這種立足地方的傳播定位，由于受眾目標明確，以及短平快的低成本運作，有效而且穩定地實現了特定區域市場的占有。現代人文地理環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現代媒介的傳播功能指向也是綜合的而非單一的，無論影視、報刊還是網絡，都無一例外。只有在人文地理與媒介形態這兩個立體空間的接合中實現準確定位與合理布局，現代媒體方能建設通達的信息傳播渠道。

二、媒介中的地理：想象與虛擬

媒介與人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是雙向互動的。地理影響改造媒介傳播形態和方式的同時，也必然成為媒介書寫和塑造的對象。媒介中的地理，固然具有客觀性一面，但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想象性和虛擬性的存在。現代傳媒的高科技手段，使人對生存空間的認識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拓展。電腦與網絡、影視與報刊，讓人足不出戶就可以遍知天下、游歷四海。在信息地球村的當代，每一個具體的人，大都會從現代媒體的虛擬地理和想象地理中，在一定程度上如同數百年前的歐洲人那樣，獲得馬可·波羅游記式的閱讀。媒介中地理形象或曰地理景觀，寄托著特定地理空間的人對于身外世界的復雜訴求和期待，大到政治經濟文化，小到個人的情感心理，無所不包。對此的分析和研究，是一項龐大的跨學科系統工程。

就當下中國的具體社會現實和媒介發展的最新形態來說，有兩個具有廣泛覆蓋面和深度輻射力的媒介地理樣本尤其值得重視。

首先是媒介中的城市與鄉村。現代文明的基本進程是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在這樣的文明進程中，城市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城市和鄉村成為了現代人最基本的兩種生存地理空間結構。城市是主流和強勢的文化代表和象征。以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國際化都市為例，《文匯報》側重從主流意識形態的方向描寫上海，《新民晚報》主要從平民階層的視角看上海，而《上海一周》、《申報》則著力營造年輕都市白領所陶醉的小資上海。上海是一個多元復雜的文化地理空間，需要通過媒體的分工定位來展開多維透視。但在這些紛繁的維度中，敞開與掩蓋、強調與忽略、導向與回避、放大與縮小常常彼此交織滲透，都需要從媒介地理學的視域進行深入的清理。鄉村往往成為城市人的自我撫慰的想象性建構，各類媒體發現和關注古村古鎮的持續熱情就是一個明證。這種熱情的背后，文化生態的保護意識、都市人疲憊心靈的精神想象、商業利益的消費驅動已經攪拌混合為一體。在中國當下的社會轉型時期，城市化進程全方位的展開，帶來了社會生活的深刻變化。城與鄉，成為當代中國媒介地形圖中重要的兩大板塊。媒介學視域中的城鄉地理研究需要深入探討一系列重要問題：第一，媒介如何成為確定當代城市主流文化地位的重要力量；第二，媒介作為塑造并跨域界傳播現代都市文化想象的重要手段，其表現形式具有哪些重要特點；第三，媒介在城鄉文化關系的建構與調試中起到了哪些正面或負面的作用；第四，媒介對于城市、鄉村的虛擬和想象是否會造成一種真實性的遮蔽，是否有悖于媒介社會責任。

其次是互聯網絡所建構的虛擬地理空間。網絡虛擬地理是現代高端科技與現代人復雜心理世界互相合謀的產物，其表現形式基本有網絡論壇、網絡通訊工具、即時聊天室、電子網絡游戲等等。虛擬不等同于虛構，其實也是一種實在，即“虛擬實在”③。對于參與者來說，這種后工業時代人們通過計算機創造出來的電子表象具有主觀心理的真實性，它既可以是對實在世界的一種模擬，也可以是一個想象的世界。在網絡虛擬地理環境中，主體是相對性的，身份是面具化的，空間是流動性的，信息是隨機性的，形式是變幻的，真實與假象、責任與戲謔、高尚與卑下……都混雜莫辨。這就好像一條決了堤卻又流淌不盡的大河，裹挾著泥沙和魚龍洶涌而來。強制性的阻塞肯定是無效的，任意性的放縱也不可取，唯一的辦法就是有規劃地疏導。媒介地理學的重要責任之一，就在于為實踐網絡虛擬地理的規劃疏導提供理論的依據，這需要展開診斷式的批評和反思。

三、思維的創新：立體的空間

現代性的重要標志之一，是線性發展的時間——歷史觀念的逐漸確定，人類社會由此進入所謂的時間社會時代：“空間在以往被當作僵死的、刻板的、非辨正的和靜止的。相反，時間卻是豐富的多產的、有生命力的，也是辨正的。”④但是，21世紀的今天，人類已經開始全面步入空間化的時代。空間化的時代需要空間化的思維方式和研究視野，這在當代物質語境和思想語境中越來越凸現出其重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現代人文地理版圖與現代媒介多元形態，都已經在對平面的超越中向立體轉型。

立足于當代語境的媒介地理學建構，必需完成的就是視野的轉換和思維的創新。人們歷來認為，媒介的傳播是線性的過程，是從信息的發送、接收到反饋的環型結構。但是在空間化的時代，多層次立體的地理空間和媒介形態，已經初步形成了信息傳播的球型系統。時間性的歷時觀察，將難以全面地應答現代傳播課題，必需以空間性的、共時性的、并置式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予以補充。當代媒介與當代地理的結合，帶來的就是對線性過程思維框架的突破。這種結合將帶來兩個方面的深層次變化。

首先是媒介書寫、傳達方式和戰略的變革。“為了提供現有情況的一個代表圖景，地理學切過時間量度的斷面具有一定的厚度（期間）”⑤，這種地理學的空間取樣方法，也正是現代媒介傳播的重要方式。它的優勢在于最大限度地實現快捷的時效性和信息含量的擴容，擴容后，非同質性的各種信息又進一步在互相參照比較中發生增殖，從而實現深度傳播的效能。例如，2006年7月中央電視臺對德國世界杯報道冠名為“豪門盛宴”，對比賽進行奇觀式的敘述。尤其在決賽時，中央電視臺派出記者分別在德國柏林、意大利羅馬、法國巴黎以及在北京意國和法國球迷觀賽的酒吧中進行同步報道。四地報道來回切換，勝者歡呼，敗者失意。央視的報道意圖非常鮮明，就是要展示世界杯這一全球化狂歡節所帶來的全球性感受的深廣度。實現這一意圖的方式，就是通過現代化的傳媒手段，拓展媒介覆蓋的地理空間，通過典型性的媒介地理取樣，以共時并置的方式加以呈現：光榮與失落、輝煌與黯淡、歡呼與哭泣、喧囂與沉靜……畫面的不斷切換，帶來的是跨域界、超地理的深度心靈、情感的對比，而以他者身份參與觀看的中國觀眾，則獲得一種多樣化的感同身受的體驗。這一例證，反映出共時性并置思維運用于媒介傳播所帶來的奇觀效應。再如，好萊塢大片全球同時公映也體現了空間化的傳播戰略。早期影片公映總是先在大城市開始，然后根據票房情況逐漸向小城市、縣、鄉推進。現今網絡媒體使得公映過程的傳播速度大大縮短，甚至降到零，這就使得大片公映常常實行同步化策略，以追求最佳的票房回報。

第二是媒介研究方法的更新。“將‘空間分析’引入媒介研究當中，對‘媒介空間’的分布與建構進行研究，這將有望建立起媒介地理學研究的‘媒介空間分析理論’”⑥。媒介空間分析有四個基本層面，一是相近或相同地理區域中不同媒介的分工布局分析，二是某一媒介內部的傳播內容與傳播形式的規劃定位，三是目標性的受眾階層分析，四是針對性的人文地理層次分析。四種分析的整合起來，就是“媒介——人——地理”的互動和融合。如，合肥晚報報業集團和安徽日報報業集團都地處省會，為了避免資源浪費，避免市報與省報同在一個城市而造成地位尷尬的局面，合肥晚報的定位是具有晚報色彩的黨報，這在全國范圍都是一個特例。雖同在一地，因為資源合理配置，各有不同的受眾群，形成了一個合理的媒介空間布局。在當代文化地理環境中，媒介空間分析作為一種具有實踐意義的科學方法，有助于深刻地把握媒介發展的動向與趨勢，對于構建合理健康有序的媒介生態系統，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

①邵培仁：作為最新研究視野的媒介地理學[J].媒介方法，2006年第1期。

②邵培仁：媒介地理學：行走和耕耘在媒介與地理之間[J].中國傳媒報告，2005年第3期。

③參見王治河主編:后現代主義詞典[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681頁。

④福柯語，轉引自[美]愛德華·W·蘇賈:后現代地理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王文斌譯，第10頁。

第3篇

文化地理學認為，機能性區域與文化地理密不可分。機能性區域是與組織性區域相對的一種表述形式。如果說組織性文化更多和是從主流價值文化存在看待文化的區域，那么，機能性文化則是植根于地理自身特質塑造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族群文化。前者強調文化“自上而下”的價值灌輸；后者則更注重“自下而上”自覺自發的文化生成。由此可見，貴州仡佬族機能性文化區域表述，既離不開仡佬族地理空間格局變遷這一內在誘因，也依托仡佬族民族身份架構的地域差異，二者的良性互動呈現出仡佬族族群歷史記憶的地區差異。民族地區地理空間格局的變化是民族區域文化形成與民族精神固化的先決條件之一。作為貴州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仡佬族文化格局變遷同樣與地理空間格局密不可分。古代仡佬族分布在貴州、湘西、川南、滇東北；近現代以來貴州仡佬族群落隅居黔北或散落西南各方。囿于自身相對封閉的交通條件、山脈縱橫的地理空間格局，仡佬族文化的異質性和獨立性品格更為突出。一方面，仡佬族內部形成了山地文化特征明顯的文化體系，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民族環境中獨特的文化構成，為貴州、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乃至整個中國的文化多樣性提供了標本性質的價值意義。

另一方面，盡管與主流文化之間的互相滲透并沒有停止過，但是，文化的交融意義并不是十分清晰。這樣的地理空間阻隔造成了仡佬族群落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結構形式。隨著時代的發展，仡佬族文化無論是精英文化還是族群文化特征都逐漸趨向于模糊，仡佬族文化格局成為一種背景性的存在。在仡佬族文化地理變遷以及隨之而來的仡佬族地域文化的重構過程中，仡佬族的精英身份群體自始至終都是文化轉型的執行者，同時兼具了民族知識的批判者和反思者的角色，成為仡佬族文化傳承與創新的載體。仡佬族文化精英的身份認同大致通過如下幾種途徑：一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化特征明顯的族群控制者他們通過對于家庭、族群中既有位置的強化來實現自身的身份架構。仡佬族精英對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目的是通過政府力量對民族聚居地進行重建。二是通過對于民族文化的不斷開掘，或者通過對于民族聚居地的重建來強化地方形象，強化自我意識和族群精神，進而實現自身身份的認同。務川縣九天母石等景觀重構就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空間意象的建構，同時也是對于仡佬族民族情感的一種凝聚。第三種方式是相對而言較為被動的實現民族恢復及歸化，以便彌合民族精英認同矛盾，架構起民族身份的制度保證。

需要指出的是，仡佬族所代表的黔北文化近年來涌現出王華、戴紹康、肖勤為代表的仡佬族作家通過民間文學形式展示了仡佬族族群自強不息、兼收并蓄的民族精神，文學化、系統化地表達了仡佬族機能性文化區域特征及民眾生活狀態。這可以看做是第三種方式的代表。上述仡佬族作家如何利用自身掌握的民族語言、文化及精神等表達出民族的生存狀態，反思民族發展是接下來討論的重點。

二、仡佬族民族形象的文學建構路徑、約束因素與文化適應

（一）重建地域民族文化的文學建構路徑

仡佬族作家對于地域民族文化的文學性架構，既包含了對地域自然環境充滿感情的展示，也包含了對于人文環境的相對集中的闡釋。如果說地理意義上的環境是一種前提性的基石，那么，對于仡佬族而言，人文環境所內蘊的文化氣息對于民族精神生活的形成，對于特定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追求同樣具有極其重要的基質性作用，會通過一種集體無意識的形式內化于民族的日常行為中。一方面，用仡佬族特色民俗闡發文化認同感。仡佬族作家通過對于仡佬族特有的祭祀、崇拜、風俗意象的文學化表達顯現了民族的最為原始的情感特質。比如，王華在《橋溪莊》中通過對“石仡佬”開荒辟草，展現了“石仡佬”對土地深深的眷念之情；《儺賜》中通過仡佬族民族節日“桐花節”的盛大場面描寫，以及先民儺戲事象與儺賜莊貧窮對比描寫，既凸顯出仡佬族的苦難歷程，也展現了仡佬族人民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正是這樣的態度激勵著仡佬人民走出苦難，促進了仡佬文化走向復興。另一方面，用民族生存的苦難書寫展現人性反思。

仡佬族所經歷的時代的變遷是每一個仡佬族民眾都刻骨銘心的記憶。這些歷史記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仡佬族民族文化的底色，并成為其民族文化不斷更新、再造的內生動力。仡佬族作家大多生活于其間，對于仡佬族民族文化的體悟往往感同身受，尤其是民族記憶中關于民族苦難的表述通過傳承成為作家的一種集體無意識，進而觸發了作家敏感的神經。他們要做的恰恰是通過對于生存現狀、生存困難的回憶和記述，讓整個仡佬族群冷靜而達觀地正視曾經的歷史進而肯定人性的多樣和復雜。無論是秋秋《儺賜》生命淪為碎片的悲劇，還是李作民《橋溪莊》人性被扭曲的無奈，都展示了仡佬族作家自覺的尋根意識和憂患意識，這恰恰是仡佬族地域民族文化建構的根基所在。

（二）仡佬族民族地理文化重構的約束因素

仡佬族民族地理文化重構體現在民族認同聚合型邏輯約束、族裔話語意識形態約束以及族群女性區域性異化的邏輯約束等三個層面。一是民族認同聚合型轉向的邏輯約束。眾所周知，文化地理學注重文學表征與地域風貌的社會實證思路，它試圖通過空間敘述解釋權力關系關聯與差異運作。盡管仡佬族民族認同與民族地理空間既相互生產又相互表征，基于“內在動員理性聚合型認同”邏輯的新空間建構還是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仡佬族的生活方式與道德秩序，要求仡佬族文化精英形成了新的認同性表述。這種認同性的文化表述，一方面是對于仡佬族自身文化的確認；另一方面是對于主流文化價值的歸屬性確認。誠如肖勤在《尋找丹砂》中指出，尋找的是一種民族的歸屬，這種對于相似性的提煉是一個“尋根”的情感認同過程，與此同時也是對于外在文化體系的應激性的認同過程。換言之，我們還能看出，仡佬族民族文化認同背后潛在的“認異”的雙向互動邏輯。外在邏輯不應是常態，內在邏輯應該成為主流。實際情形是內聚型的認同邏輯規范以及價值認知過程本身，在仡佬族乃至整個貴州少數民族身份認同的過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被低估的現象，這對于少數族裔的身份認同和文化重構顯然并非有益之舉。二是少數族裔話語的意識形態約束。從本質上講，少數族裔是一種天然的屬性，是以自然體質為基礎的形式，同樣道理，仡佬族文化存在形式受制于主流價值意識形態的歸化，自然地又需要融合進與自身特征不同生產體系中。這種地理空間意義上的族群劃分，表面上是空間觀念的差異，實質上是少數族裔自身身份認同的權力性展示。舉例來說，王華在《儺賜》中通過對儺戲表演的環境特質細節性描寫，消解“他者”視角中主流文化的優越感，并通過具體的描述轉化為仡佬族文化內在的抵抗，從而在空間對立隱喻文學敘述中得到強有力支撐。趙劍平《獺祭》中老荒除了捕殺之外很少有語言的表達，他的人物性格遮蔽與凸顯完全存在于對獵物的捕殺。實際上，老荒的失語不是有意識的，而是意識形態規訓與自身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基于自身所處層級的初步判斷，做出了有利于自身的文化權衡與取舍。盡管這種行為本身具有扭曲的特質，但是，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間中，他還是實現了自身價值和意思的語境化的自我認定。

顯然，趙劍平試圖通過“老荒”的自我認同的構造，來表述少數族裔主體空間語境的緊致，以及族裔話語象征空間的脆弱，而以詞匯為基礎的話語暴力背面，潛伏著的恰恰是針對少數族裔知識差異的馴服。三是族群女性區域性異化的邏輯約束。既然族群空間成為權力關系及其運作的文化場域，那么，族群中的女性因其獨特的性別特質自然成為性別表述與空間表述的產物。誠如學者所言，少數族裔文化空間既參與了女性地位的塑形，其本身也是女性區域化異化的本源。傳統仡佬族女性在空間中經驗與認同已經被排除在外，當下，女性在仡佬族群中的表達形式更是形成了一種離散性質的特征。我們發現，仡佬族少數族裔的作家，尤其是王華、肖勤等女性作家，在她們文學化的表述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意弱化或者模糊了對于空間、時間本身的描摹，從而將女性的空間存在感放置于一個相對虛無的區域中。這種虛構的表達，一方面凸顯出少數族裔女性漂泊無根的碎片感、無力感，便于讀者從人性的廣闊圖景解讀小說展示的仡佬文化及少數族裔女性的異化表象；另一方面，拋卻道德與人文關懷來看，這樣的寫作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女性對于整個華語體系關系網絡的開放，便于作者表述保持一種對內對外相互協調的張力和向度。誠如王華在《儺賜》中對“秋秋”生存困境和精神磨難的種種悲憫情愫一樣，我們強調仡佬族女性空間的區域化約束，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于當下仡佬族群女性現狀的剖析，也是對于女性掙脫權力文化實踐的肯定，盡管在當下的仡佬族群文化共同體，對于這種反抗本身仍然缺少有效的或者普遍意義的抵抗邏輯。

（三）空間重建對于仡佬族群的文化調適

誠如上述，仡佬族特定的文化地域空間規囿了仡佬族群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態度，而生活于其中的仡佬族文化精英階層則試圖通過文化調適和價值再造實現文化結構的空間重建。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對于空間的重建既包括現實層面對于物質世界、地理景觀的重塑和挖掘，也包括想象的文化地理空間、歷史記憶的整理和建構。從文化地理空間想象的角度來說，仡佬族的文化重構體現了族群本身對于歷史記憶、民族想象共同體的接續。正如安德森所說的，民族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族裔歷史代表了一種事實與理想結合物……表現出讓人審視起來較為親切的共同體歷史畫像”。共同的起源、祖先、神話等歷史元素成為“想象共同體”建構的關鍵環節。對于文化地理空間的再造則利于實現民族身份的定位，鍛造民族歷史連續感。王華在《儺賜》中寫道，祖輩告訴儺賜人過桐花節，沒告訴過儺賜人屬于哪個民族。我們可以說，這是作家有意藏匿民族身份。因為在仡佬族群聚居地，不僅僅是仡佬族普通民眾缺乏對于語言、服飾的認同，即便是精英階層也缺乏對于本民族語言、服飾、文化活動傳承的自覺意識。從物質世界、地理景觀的重塑和挖掘，以及對于歷史地理儀式再造的角度來看，仡佬族的文化空間也在實現一種文化調適意義上的細微轉變。我們看到，傳統意義上，仡佬族群中的地方中心性空間策略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對于文化的和諧共處是不利的。傳統祭祀的文化表征不自覺地呈現出一種精英與民眾在認同領域的對立。誠如上述，仡佬族祭祖文化實踐中精英利用族群、社會關系，使祭祀活動呈現出一種精英階層與民眾階層不同的參與形式、程度、影響。

這樣本應該是“自下而上”的一種對于祖先的呼應，變成了“自上而下”的精英階層操作的祭祀游戲。這樣的結果是，失去了廣大民眾支持的祭祀儀式，盡管還存在著儀式性、莊重性等諸多表面的特點，祭祀活動內在的認同價值和文化建構意義卻大打折扣，儀式本身也就失去了凝集精神的價值，身份認同的弱化又影響到地方文化空間重構，不利于仡佬族民族記憶、民族文化傳承和接續。實際上，在諸多的仡佬族作家筆下，仡佬族祭祖儀式都是不可或缺的內容，他們在通過文學化的形式表達對于文化調適的價值。或者是一段文字描述，或者是一種巧妙的變形結構呈現出來，比如趙劍平《獺祭》中“老荒”的祭祀活動就是用小說的虛構形式解構了祭祖儀式和場所，使得“河邊”這一自然景觀變為類似于仡佬族族群文化中心景觀。

三、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