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社會問題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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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易卜生在中國的研究起始較早，似乎這一研究對象沒有更多言說空間了。事實并非如此。考察國內易卜生研究現狀，我們會發現學界對易卜生最重要的戲劇及其所蘊含的現代性與審美性的關注遠遠不夠，易卜生在中國其實成了一個最熟悉的陌生人 ，導致這一現狀的原因復雜而有趣。

一、傳播錯位與研究補齊

文學的傳播和流傳從來不是直線和等量的，無論是外國文學在本國的流傳還是本國文學在外國的流傳，完全符合原作精神是不可能的，總會出現一些變異，接受者必然會對放送者的作品有所選擇、吸收和排斥。這是比較文學理論中的常識。

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國的流傳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在國內，提到易卜生的作品，首先出現在人們腦海中的肯定是他的社會問題劇，《玩偶之家》、《社會支柱》可謂人盡皆知。但其早期和晚期劇作并不像中期劇作影響那么大。

易卜生在中國的傳播始于五四時期，他的社會問題劇與當時中國社會思想啟蒙與反封建斗爭的需要相契合，很快在思想界產生了巨大反響。易卜生在中國的譯介最早始于1922年，1918年《新青年》推出易卜生專號，介紹了《娜拉》、《國民之敵》、《小艾友夫》三部作品，前兩者均為社會問題劇，《小艾友夫》屬于象征劇。與此同時，《野鴨》、《海上夫人》等后期劇作雖也被翻譯到中國，但受關注程度不高。直到1980年代，易卜生早期最核心的戲劇《布朗德》和《培爾金特》才公開上演，但影響遠不及他的社會問題劇。

隨著時間的推移，易卜生的歷史劇、思想劇、心理與象征劇的重要性日益彰顯。20世紀2030年代那個充滿內憂外患、思想劇變的時代已然遠去，人們逐漸把眼光投向探索人性弱點，表現生命過程內在矛盾的劇作，從而使過去單一的接受視角得以改 變。然而，時至今日，相較于社會問題劇而言，易卜生其他類型的戲劇在中國的傳播仍顯不足，更不用說學術研究了。

因此，鄒建軍先生主編的《易卜生詩劇研究》意義非凡。鄒建軍先生認為對易卜生整個文學創作來說，無論是早期的詩劇還是后期的象征劇，都比中期的社會問題劇重要得多。（《序二》5）這一評論是具有前瞻性的。國外文學在某一國的流傳，有各取所需，為我所用的特征。也就是說，人們在接受異國文學時，往往根據不同時代、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姿態，吸收不同的成分。這種選擇性的拿來，很容易導致傳播上的錯位。前文已經提及中國社會變遷對易卜生接受的影響，此處不再贅述。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文學研究傾向的變化與文學接受的關系。

很長一段時期，在我國的文學研究中，對西方文學思潮的接受更多地是在工具論的層面而不是在本體論的層面。學者更關注異國文學中所反映的社會狀況、階級沖突等內容，而常常忽略掉了具有作家個人特色的思想和情感，這其實是一種文化過濾。例如：西方學者更關注托爾斯泰作品中的宗教感情、道德的自我完善，而中國學者則更關注作品中所反映的俄國的司法腐敗、階級壓迫。反映在易卜生這里，則是學者更多地關注他的社會問題劇，而忽視了對他其他時期劇作的研究。新時期以來，隨著大量西方文學理論的傳入，中國學者觀照文學的視角出現了多元化特點。人們不再僅僅著眼于文學中的社會歷史因素，而更注重文學本體的研究。顯然，易卜生詩劇和象征劇蘊含了更多文學本體的因素，因此，今天它更受到文學批評家的青睞。

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易卜生詩劇研究》一書不因襲舊路，有意回避流俗，展現出了銳意創新的學術精神。該書收錄的論文研究目標集中于易卜生早期劇作，這與過去的易卜生研究截然不同。整部論文集為我們展現出一個完整、動態、現代的易卜生：①該書有利于修正易卜生在中國的傳播錯位，讓更多人關注易卜生的前后期戲劇創作，從而為我們還原一個完整的易卜生。比起簡單地把易卜生視作現實主義作家，這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突破意義。②無論內容還是形式，易卜生中期的社會問題劇都不是突然產生、戛然而止的，它有其思想淵源并產生后續影響。因此，研究易卜生早、晚期戲劇，把早、中、晚期的易卜生劇作銜接起來，有利于了解其思想的動態變化，也能夠加深對其中期戲劇的理解。③作為社會問題劇作家的易卜生只能被視為現實主義作家，而其作為現代戲劇之父的身份則得不到體現。易卜生詩劇的現代性更多地體現在他的思想劇、象征劇中。著重研究這些戲劇類型，發掘其劇作的現代性，從而給現代戲劇之父以應有之義。正如鄒建軍所言，易卜生早期的10部詩劇現在看來真是經過時間檢驗而具有經典性的作品，與后期象征劇和中期社會問題劇中的優秀作品相比，也毫不遜色，其優勢與特點還更加鮮明。更為重要的是，易卜生中期社會問題劇與后期象征劇里面的一些作品，往往都來自于早期詩劇，或者說與早期詩劇存在密切關系；如果不讀其早期詩劇，就不可能準確地理解其中期社會問題劇與后期象征劇因此，我認為易卜生早期的詩劇，在其整個文學創作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應該特別引起關注與重點開掘。（《序二》5）這段話宏觀且動態地把握了易卜生戲劇體系的全貌。這種思想貫串于整部論文集中。如王芳實在《論弗瑞亞與凱蒂琳的三層關系》中引用盧卡契之言《凱蒂琳》已包括劇作家最后一部作品的所有問題，把該作放置于整個戲劇體系中來研究；《〈諾爾瑪，或政治家的愛情〉的三重隱喻》（杜雪琴）一文認為在其早期詩劇中，往往也存在著強大包容性和多義的闡釋空間，易卜生從此劇始逐漸走向一條未來的象征藝術之路。

二、前沿理論與多元視角

英國學者朱利安沃爾弗雷澤（以下簡稱朱利安）在《21世紀批評述介》中將空間與場所作為21世紀文學批評的一種趨勢。最近25年中，興起了多學科的關于空間、地點、文化地理學的研究。這是一個涉及廣泛、形式多樣的研究領域。它認為我們對自己居住場所的性質進行批評干預的同時，居住場所反過來也決定了我們對自身的看法。批評家們以各自迥然不同的方式揭示出：空間自身是如何既作為一種產品（經過不同的社會過程和人類干預所產生的），又作為一種作用力（它反過來影響、指引、限定人類在世界上的活動和路線的潛能）而存在的。

文學地理學為文學系統多層結構分析提供了研究方法與路徑。朱利安指出空間和地理批評是諸多批評導向之一，但并沒有明確描述方法論、步驟和思想譜系。鄒建軍先生在文學地理學批評實踐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啟發性的觀點，并在方法論上做出了指引。他曾在《文學地理研究的主要領域》一文中指出文學地理批評的領域（《文學地理研究的主要領域》），其中，一國自然山水對作家文學構成和演變的影響，文學作品對地理空間的建構，文學作品中自然山水的描寫及其意義等方面在易卜生早期戲劇的研究中可以得到靈活運用。在《易卜生詩劇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學者們對這一批評方法的創造性實踐。論文集中有6篇文章是從地理與空間批評的視閾研究易卜生詩劇的。

王曉燕和胡紅梅的論文雖同認為《凱蒂琳》展示了自然、地獄、天堂三重地理空間，但王曉燕指出它們在凱蒂琳犯錯、受罰與贖罪的生命歷程中，起到了暗示命運發展脈絡的作用；而胡紅梅則認為三重地理空間展示的是一幅人類從原罪到煉獄到救贖的宗教儀式畫面，各有旨歸。高丹的論文《論培爾金特中的三重地理空間建構》將劇中空間分為真實地理空間戀戀故園、虛擬意象空間山妖王國與索爾維格森林、現實與虛幻的空間中年旅行足跡，真實的地理空間推動了情節的發展，凸顯了培爾金特的性格；虛擬空間是易卜生內在精神的外化和分離，而現實與虛幻交織的空間則代表了培爾金特夢游式的旅途，不同地理環境對培爾金特不同人生階段的性格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試析〈海爾格倫的海盜〉男女主人公性格中的地理因素》通過分析北歐及挪威峽灣的地理環境，指出人物性格和精神氣質與其生長和生存的地理環境息息相關。

文學倫理學批評也是21世紀文學批評的導向之一。倫理問題對當代文學批評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倫理批評意在分析藝術作品的倫理本質，希望能因此在敘事的生活和讀者的生活之間建立起有意義的聯系。（沃爾弗雷斯 143）北美倫理批評的代表人物西伯斯在《批評的倫理》中指出承認倫理在批評理論中的地位，使這一學科中的實踐者們具備了自主能力，能提出與文學文本及其可觀的社會和意識形態涵義相關的結論（沃爾弗雷斯 145）。倫理批評者的作用就在于指明特定文本向讀者傳達知識和普世的善的概念。倫理批評的實踐者已取得多方面的成績，《易卜生詩劇研究》中收錄了這樣的范例約6篇。

鄒建軍的《無愛的悲劇：布朗德形象本質新探》在對布朗德與家庭、社會、宗教三重倫理關系進行考察后，認為布朗德的悲劇是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的悲劇，這種極端個人主義是排斥他者的，導致他對家庭、社會、宗教缺乏真正的愛，無愛的倫理關系導致個體的悲劇。在傳統批評中，學者更傾向于從哲學角度同情和理解布朗德的自我主義，并肯定它所蘊含的反封建、反傳統的社會意義。鄒建軍對這一闡釋方式產生了懷疑，他站在倫理批評的角度得出的頗具新意的結論與先前的認識迥然不同，這也充分顯示了新的批評方法的創造力和生命力。在《英格夫人的倫理主題》一文中，譚認為易卜生在劇中描繪了圍繞在英格夫人這一女性形象周圍的復雜倫理關系，展現了當時的社會家庭倫理準則；并通過對以英格夫人為中心的多方倫理關系的分析，探討其悲劇中的倫理內涵。張武進、周美蘭在《從〈蘇爾豪格的宴會〉看易卜生的倫理困惑》一文中認為，易卜生的戲劇創作始終貫串著人性自由與道德禁忌之間近乎二律背反的矛盾和沖突。個體有尋求獨立與自由意志的內在需求，同時又處于道德原則與倫理秩序之中，人需要依靠理性在二者之中尋找平衡點。《蘇爾豪格的宴會》正好體現了自由意志與道德禁忌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又正好是易卜生本人的倫理困惑，從而把作家的倫理觀念與文本中所體現的矛盾很好的結合在一起。在《論〈海爾格倫的海盜〉中的倫理因素》中，劉遙引用了易卜生的話在各種男女之間的關系、女人和女人之間的關系和人際關系的故事中，我看到了個人生活的豐富和鮮活資料。就是在和所有這些男男女女的相處中，產生了《海爾格倫的海盜》的原始和模糊的初稿，并指出該劇立足于人和人之間的倫理關系，這種人際關系在該劇中被設定為家庭成員關系，倫理困境是主要人物走向悲劇命運的深層原因。

文學地理批評和倫理批評兩種新的批評方法在文集中得到了廣泛應用，除此之外，我們還能看到其他一些新的批評方法的運用。《〈海爾格倫的海盜〉的生態女性主義解讀》即是一例，安安通過分析女主人公伊厄棣斯與三個主要人物的矛盾關系和象征意義的分析，揭示出這部悲劇所蘊含的生態意識、女權意識及其社會批判意義。趙義華將信息管理學理論運用到文學批評實踐中的做法則頗具創造性。他在《〈海爾格倫的海盜〉中的交流阻滯型悲劇 》中表明悲劇原因無關命運，而是人物在交流過程中發生的信息交流阻滯。

第2篇

新聞評論定義外延之辨析

目前學術界對于新聞評論的定義出現了這樣幾種不同的表述,筆者現搜羅展示于其下:

(1)“新聞為事實的客觀記載,評論為基于事實而發表的意見。”①――林大椿

(2)“新聞評論是就當天或最近報道的新聞,或者雖未見諸報端但確有新聞意義的事實,所發表的具有政治傾向性的,以廣大讀者為對象的評論文章。”②

――范榮康

(3)“新聞評論,是媒體編輯部或作者對最新發生的有價值的新聞事件和有普遍意義的緊迫問題發議論、講道理,有著鮮明針對性和引導性的一種新聞文體,是現代新聞傳播工具經常采用的社論、評論、評論員文章、短評、編者按、專欄評論和述評等的總稱,屬于論說文的范疇。”③――丁法章

(4)“所謂新聞評論是傳者借用大眾傳播工具或載體,對新近發生或發現的新聞事實、問題、現象直接表達自己意愿的一種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識的論說形式。新聞評論在報紙、廣播、電視和網絡上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或文字,或聲音,或音像結合,或圖文并茂,在新聞傳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④――趙振宇

(5)“新聞評論是新聞體裁中重要的一類,它表達人們對新聞事件的判斷、對由新聞引發的各類社會問題的思考。”⑤

――馬少華

(6)“新聞評論,顧名思義是相關新聞的評述、議論。作為信息傳播的一種方式,它是針對新聞報道中重要事實或社會現象及人們思想中的突出問題等,在新聞媒體上發表的具有一定傾向的言論,是新聞傳播媒體的各種言論的統稱。”⑥

――薛中軍

要想下定義,首先要找準它的屬概念。從邏輯上講,下定義就是要明確被定義概念的屬概念(外延),同時揭示被定義概念與其同一屬概念之下的種概念之間的差別,即種差(內涵)。因此學者們對新聞評論所下的定義,無非也就是從新聞評論這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上來加以概括把握,引申得之的。根據觀察,學者們對新聞評論概念的外延概括不外乎這樣幾種表述:評論文章、論說文、論說形式、言論、新聞文體、新聞體裁。我們把它們分為兩組:1.評論文章、論說文、論說形式、言論;2.新聞文體、新聞體裁。然后逐組來進行分析。首先,第一組外延,根據考察我們可以發現,“評論文章”、“論說文”、“論說形式”、“言論”這些表述除了語詞形式和語義范疇的一些差別外,實際語義是基本相同的,但是“論說形式”和“言論”的語義范疇明顯大于“評論文章”和“論說文”。換言之,“評論文章”、“論說文”一定屬于“論說形式”和“言論”,但“論說形式”、“言論”不一定都屬于“評論文章”和“論說文”。胡喬木同志曾經指出:“每篇文章都有它的結構,也就是形式。”⑦既然是評論“文章”、論說“文”,自然具有內在的文體結構。而“論說形式”和“言論”語義則比較寬泛,它們可以僅僅只是一些零星的觀點碎片,不必言之成文。因此,從概念限定的精確性方面來考量,“評論文章”、“論說文”更適合于作為新聞評論概念的外延。

其次,再來分析第二組外延。“新聞文體”和“新聞體裁”僅僅只是所適用的語境不同,語義也是基本相通的。在中外新聞史上,學者專家們曾相繼提出過各自對報紙的定義,其中大多關涉新聞評論。比如,1818年英國的《報紙法》就指出:“報紙系指揭載公報新聞事件、注釋及觀察之紙片,因販賣而印刷……”就把極富評論成分的“注釋”與對事件的“觀察”記載并列提出,初步表示了報紙兩大基本文體樣式的端倪。中國著名報業史專家戈公振為報紙所下的定義也很具代表性:“報紙者,報告新聞,揭載評論,定期為公眾而刊行者也。”⑧中國著名新聞學家甘惜分也表示:“新聞是報道或評述最新的重要事實以影響輿論的特殊手段。”⑨由此可見,新聞評論早就是學者們公認的一種新聞體裁。而“新聞體裁作為新聞內容的表達方式,也是新聞內容最常用的分類方式,它往往依據新聞內容的基本性質對新聞進行分類,有消息、新聞通訊、新聞特寫、新聞專訪、新聞分析評論等”。⑩通過以上對歷史和概念的梳理可以得知,把新聞評論歸屬于一種特定的新聞體裁或新聞文體,不但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而且也符合當代新聞評論實踐的發展,因而以新聞體裁或新聞文體來定義新聞評論概念的外延同樣也是可行的。

再次,為了確保對新聞評論概念外延的精確限定,我們再來分析一下“評論文章”和“新聞體裁”之間的語義關系,二者之間存在著一種交叉包含關系,相交領地就是:一切刊載在新聞媒體上的具有新聞價值的評論文章。因此,從新聞評論定義外延的層面上來考量,我們可以把那些不具備新聞文體特征的語錄形式或碎片形式的言論意見拒之于新聞評論概念的門外。

新聞評論定義內涵之辨析

在這個限定的外延區域內,我們還能否對新聞評論概念的內涵做出更加精準的概括呢?為了便于具體分析,我們把學者們對新聞評論定義的內涵限定濃縮為這樣幾組關鍵詞:

第二組評論客體:新聞事件、緊迫問題、社會現象、思想傾向

第三組表達形式:闡述觀點立場、發議論講道理、判斷思考

第四組性質特征:政治傾向性、針對性、引導性

第五組傳播載體:現代新聞傳播工具、大眾傳播工具

第六組服務對象:廣大讀者、廣大受眾

對于第一組、第五組、第六組關鍵詞,學者們的觀點比較統一,從學者們各自所下的定義中,可以看出他們所達成的共識。但是在第四組關鍵詞“政治傾向性”的揭示上,就可以聽到來自學界的不同聲音,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政治傾向性應該屬于政論文的特點,現代的新聞評論不必都具有政治傾向性。而且,隨著當今新聞評論日新月異的發展,許多專業評論基于從可讀性方面考慮而自覺摒棄了政治性話語,如果我們再三強調以政治傾向性來統率新聞評論的話,就會畫地為牢,扭曲新聞評論概念的本身,因此政治傾向性不應該成為拘囿現代新聞評論發展的枷鎖。

分歧最大的當數第二組:評論客體。范榮康、丁法章、趙振宇先生認為,新聞評論的對象包括新聞事件、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而馬少華先生則認為新聞評論的對象是新聞事件。討論至此,相關問題也就浮出水面。既然“一切刊載在新聞媒體上的具有新聞價值的評論文章”是成為“新聞評論”的一個要件,可以推導出,任何的“新聞評論”都必須刊載在媒體上,而且還須具有新聞價值。由此派生出來的問題是:在長期的新聞評論業務實踐中,那些刊載在媒體上的關于社會現象、社會問題、思想傾向的評論文章,究竟具不具有新聞價值?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重新回顧一下學術界對“新聞”定義的探討。“新聞”定義在20世紀末經過新聞傳播學者們的廣泛探討后,目前被學界一致認可的有三種說法,即“事實說”、“報道說”、“信息說”,它們分別對應著不同的語用學范疇。暨南大學新聞傳播學者董天策經過分析后提出:“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只有信息才是新聞的屬概念,也只有信息概念才能整合‘事實說’和‘報道說’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概念。”“完整的新聞定義應當是‘新聞是報道新近變動事實的信息’。”(11)如果以此認識基礎來思考分析問題,那么“當前重大的社會現象、社會問題、思想傾向”都應該屬于“新近變動事實信息”的范疇,或者說它們都是從“新近變動事實信息”的認識基礎上推導或提煉出來的,因此也就天然地具備了新聞價值的某種要素,如時效性、重要性、顯著性等,具備了新聞品格。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新聞評論客體當應包含“新聞事件”、“社會現象”、“思想傾向”、“社會問題”等這些包含有新聞價值的內容元素。

當然,學者們的觀點產生分歧的還有第四組關鍵詞,那就是“判斷”是不是新聞評論的本質特征。我們知道,作為評論必須闡述觀點、發議論講道理、表達意見。但是,僅僅這幾種表達形式還不能夠揭示出新聞評論的本質規律。因為它們只是反映了論說文的一般規律,并沒有揭示出新聞評論的特殊規律和特殊要求。任何一種顯在的表達形式都對應著一種內在的思考路徑,因而表達形式也是一個思考方式的問題。邏輯學告訴我們:思考的一個最有效的向度就是認識,新聞評論的表達形式應該也是一個合乎理性、合乎邏輯的認識過程,因此我們也就可以從認識論的層面上來把握新聞評論的特殊規律。

在認識論的層面上,“判斷”這種表達形式,是否揭示了新聞評論的本質特征呢?關于這一點,港臺和大陸的不少學者都已經闡述得非常清楚,比如郭步陶先生在講到新聞評論的性質時說:“判斷,‘這是評論最重要的部分’。”(12)臺灣《聯合報》的主筆王民先生寫的《新聞評論寫作》第七章的標準就是:“最重要的一課――判斷。”他說:“在大多數情況下,新聞評論所討論的問題,不外是真或偽的問題,是或非的問題,善或惡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個判斷問題。”(13)另一位臺灣新聞學者林大椿在《新聞評論學》中把新聞評論的性能分為五種,其中第三種即為判斷性,他說:“新聞評論對一切問題作評斷,是一種最要緊的工作。”(14)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評論學者馬少華也認為:“新聞評論的基本功能就是對新聞進行認識,判斷是新聞評論的核心價值。”(15)既然新聞評論不同于任何寬泛意義上的公民言說,那么它就必須符合一種“內在的文體自覺”,而“判斷”正好是新聞評論文體表達形式上的一個特殊標志。

為了滿足廣大受眾的認識需求,任何新聞評論都必須表達判斷。對于那些評價具體新聞事件的評論,不但需要作者做出有力的價值判斷,還需要作者做出及時的事實判斷;而對于那些評價社會現象、思想傾向、社會問題等寬泛意義上的評論,如果不能做出事實判斷,做出一定的價值判斷是必要也是必須的,因而“判斷”應該是新聞評論的立身之本。認準了這個基點,我們就可以把新聞評論和其他的邊緣文體(如雜文)區分開來。新聞評論的結構遵循著嚴格的邏輯程序,有概念、有判斷、有推理,有完整清晰的論證過程;而雜文的結構沿襲著形象思維的脈絡,它不需要做出判斷,也不需要完整清晰的論證過程。因此,在新聞評論定義內涵的層面上來考量,有無判斷、有無內在論證結構則可以成為新聞評論和雜文等邊緣文體的分水嶺。

通過上述甄別分析,我們可以把在媒體上發表的這兩種類型的評論文章納入到新聞評論概念的范疇:1.針對具體新聞事件表達判斷的具有內在論證結構的評論文章(如新聞時評、新聞述評)。2.針對當前重大社會問題、社會現象和思想傾向表達判斷的具有內在論證結構的評論文章(如社論、評論員文章、短評、編者按等)。

結語

根據各位學者的觀點,結合本文的語義學分析,筆者認為可以把新聞評論的定義概括為:新聞評論是媒體編輯部或作者對當前重要的新聞事實、社會現象、社會問題、思想傾向表達判斷、闡述自己觀點、立場,具有內在論證結構的一種新聞體裁。

注釋:

①③丁法章:《新聞評論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②范榮康:《新聞評論學》,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

④趙振宇:《論新聞評論的根本特性》,《新聞大學》,2006(1)。

⑤馬少華:《新聞評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⑥⑦⑧薛中軍:《新編新聞評論》,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⑨⑩甘惜分:《新聞學大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董天策:《新聞傳播學論稿》,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頁。

(12)(13)(14)(15)馬少華:《時評的歷史與規范》,《新聞大學》,2002(73)。

第3篇

論文摘要:體育社會問題的出現和存在，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生活，嚴重制約著我國體育的發展。為了維護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促進我國體育事業的健康發展，需用一系列手段對體育社會問題予以解決和控制。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手段主要包括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紀律手段、社會奧論手段。

一、體育社會問題及危害

體育—這一人類社會活動，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在人們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國體育的實際社會效能不僅表現在增強人們體質，同時在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促進國家安定團結、豐富文化生活、培養人們良好的個性心理、促進經濟發展、發展國際交往和促進人們之間的友誼過程中也起著重要作用。現在出現了一些體育社會問題，不僅影響正常的社會生活，干擾人們生活，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正常運行;同時妨礙體育的正常健康發展，既不利于正確地完成體育的目標，也不能充分發揮體育的各種效能，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并采取有效的方法予以治理。

所謂體育社會問題是指:以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與體育運動相關聯的社會行為、關系、作用和事實，出現病態或失調，危害了正常社會秩序，并影響體育運動正常運行和協調發展，需動用社會力量解決和控制的社會現象。具體的體育社會問題，有時表現為一種客觀行為，如“吹黑哨”、“打假球”、“濫用違禁藥物”等等;有時表現為一種客觀現象，如“競技體育與群眾體育發展失衡”問題，“我國競技隊伍文化素質普遍偏低”以及“‘體育政治化”問題等等。

綜合起來說，我國體育社會問題的影響和危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對體育的影響:妨礙體育的公平競爭，站污了體育的形象，_對運動員、教練員及人民群眾身心產生危害，導致體育畸形發展。第二、對社會的危害:干擾人們的生活，嚴重時能擾亂社會正常運行秩序，甚至引起和激化社會矛盾。

二.體育社會問題的治理

1、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必要性。

正因為體育社會問題同時具有兩方面的危害和影響，所以要對體育社會問題進行治理。另外，治理好體育社會問題，對消除體育中不公平競爭現象，維護體育原有的純潔的精神，促進體育的健康發展，讓體育更好地為建設我國的“兩個文明”服務，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具有現實的意義。同時，我國的某些體育社會問題幾近“瘋狂”，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如前段鬧得沸沸揚揚的“黑哨”事件，但是我就是不明白為什么有些人要“捂著蓋子”，不敢揭開。當我們為中國足球“沖出亞洲，走向世界”而歡呼時，又有誰知道正是中國的這種“國粹”—“假球”、“黑哨”，耽誤了我國足球運動多少時間。

2、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手段。

①行政手段。因為目前我國政府是利用行政力量來對體育實施宏觀調控，那么治理體育社會問題就少不了要通過使用行政手段。采用行政手段治理體育社會問題，是通過制定體育的方針、政策、調撥體育經費、任免體育官員、審批體育社會團體、開展重大體育活動，以及通過對各種體育理論的選擇和評價，組織研究體育的發展戰略，編制體育的規劃和計劃來實現。

②法律手段。法律手段在治理體育社會問題中起著主導性和規定性的作用，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和各體育社團的群眾團體法等。它具有明顯的強制性、穩定性和不可違背性，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規定:“在體育競賽中嚴禁使用禁用的藥物和方法，禁用藥物檢測機構應當對禁用的藥物和方法進行檢查”，“在體育競賽中使用禁用的藥物和方法的，體育社會團體按照章程規定給予處罰;對國家工作人員中直接負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這是對解決“濫用違禁藥物”問題的直接寫照。在運用法律手段對體育社會問題進行治理的過程中，應注意兩點:其一，具體針對某些問題的法律條文，隨著這類具體問題的解決而自動失效，對于這些條文要予以揚棄。其二，對可預見性的新的體育社會問題，應通過立法的手段提前予以控制，以避免這類問題的進一步發展和惡化。

③紀律手段。紀律是國家機關或社會團體為自己的成員規定的行為準則，與法律不同的是，因各組織的性質、目標不同，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的紀律，所以紀律有多樣性的特點。紀律是法律的輔助手段，也具有強制性和不可違背性。紀律手段在治理行為性體育社會問題中起著重要作用。

④社會輿論手段。社會輿論可以督促某些現象性體育社會問題的解決，特別是對一些行為性體育社會問題具有控制作用。其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社會行為的導向。社會輿論往往暗示出特定社會的價值規范和行為準則，以體育這一特定社會現象作為一個社會層面，它的基本價值規范是“更快、更高、更強”，基本行為準則是“公平競爭”。這正是社會輿論一直關注和監督足球運動中的“假球”問題和“黑哨”問題的原因。其二是社會行為的約束。社會輿論是一種公意，反映大多數人的意見，對少數人的與眾不同的言行，特別是越軌行為具有壓力。如“吹黑哨”、“打假球”等是少數人的行為，這些人迫于社會輿論的壓力，往往會改變或放棄自己原來的行為。

⑤其他手段。包括道德、習俗、信仰等手段，它們主要是通過對人的思想、觀念、認識等產生作用，然后再對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產生影響。如“運動場暴力”問題，不僅影響正常的體育比賽，還對運動員和觀眾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脅，通過對運動員進行“職業道德”教育后，可以適當地緩解或解決這一問題。這些手段雖然不像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來得強烈和直接，但在治理體育社會問題過程中，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3、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基本要求。

①應具有客觀性。只有對實際問題進行正確、客觀的認識，才能發現問題的癥結，進而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然而，我們的認識往往受到許多主觀因素的影響，不能作到公正和客觀，這要求我們對具體的體育社會問題作具體的分析，有效的治理必須建立在正確、客觀的認識上。

②應具有針對性，或稱選擇性。在治理體育社會問題過程中，無論是采取哪一種治理方式或治理手段，都要針對具體的問題。或者說治理具體的問題時，采取的方式、手段應有選擇性，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否則適得其反。

③應具有靈活性。在治理某一問題時，往往有多種方式或手段可供選擇，在選擇具體的方式和手段時，要依據問題的發展和變化，靈活地變換選擇，才能有利于體育社會問題的解決和控制。

④應具有適時性。體育社會問題都是發展變化著的，因此在治理過程中一定要注意適時性。比如，相關的法律條文一定要適用于現時期的問題，而不應只是對過期問題的鞭答;社會輿論一定是關注現時期的問題，而不應僅是對未來假想問題的譴責。

4、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兩個基點。

治理體育社會問題的基點應該放在對現行體育體制和體育法制的改革和完善上。包括體育社會問題在內的任何社會問題的產生，幾乎都與相應的社會制度和體制的失調有關，并且在導致社會問題的各種原因中，體制和法制的失調往往是根源性的。由于我國正處在社會的轉型時期，這一時期社會變遷的廣泛性和迅速性，使得某些體制和法制上的東西存在缺陷或混亂。如我國的足球管理體制，“中國足協”既是民間足球協會又充當足球運動行政管理機關，既是“甲級”聯賽的組織者，又是管理者、經營者，還是執法者。這種體制，與我國球迷痛恨的“黑哨”、“假球”等問題的出現，有著莫大的關系。《體育法》只對體育比賽中的裁判權利義務作了一些規定，但沒有對裁判的違紀違法行為作出相應的處罰。甚至在中國足壇“黑哨”現象曝光后，卻一時找不到適當的法律條款來懲處。

根據以上事實，筆者認為為了有效的治理體育社會問題，應該合理地改革我國的某些體育體制，進一步完善體育法制。具體的說:在體育體制的改革方面，應確實分清行政、管理和經營的性質、權限和責任，不能因體制自身的混亂，而成為體育社會問題產生的“溫床”;在體育法制方面，《體育法》中應該具有詳細的對違反有關規定作出處罰、處理的條文，不能因自身的漏洞，而讓某些體育社會問題的產生有空可鉆。

三、正確認識當前存在的體育社會問題

1、應該充分地認識到體育社會問題存在兩個方面的影響和危害，不能文過飾非，需要我們認真對待和治理。同時應客觀認識到體育社會問題與其它社會問題相比，其對社會的影響力和沖擊力要相對較小，在治理體育社會問題過程中，不要將之盲目擴大化。

2、要認識到體育社會問題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治理這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從理論研究到實際矛盾的解決，往往需要耗費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有些體育社會問題的產生背景相當復雜，需要體育部門和其它部門進行綜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