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治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經濟政治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公共選擇理論的基礎奠定在一個十分簡單但卻很有爭議的根本思想之上，即擔任政府公職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為可通過分析這些公職擔任者在其任期內面臨的各種誘因而得到理解。這種思想的主要推論是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場一樣嚴重，所以政府不一定能糾正市場錯誤，事實上反倒可能使之惡化。這一學說攻擊了勢力強大的兩大學術集團所珍視的理論：一批經濟學家認為政府只要采用“福利經濟學”的處方就可以實現公眾利益，而一批政治學家則認為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多元化競爭將為公眾謀得利益。簡言之，公共選擇理論的宗旨是把人類行為的上述兩個方面重新納入單一的模式，該模式指出，社會行為模式的特點，是在經濟市場或在政治市場活動的人采用不同方式處理人類決定的過程。一切傳統模式都把經濟決定視為制度的內在變化，而把政治決定視為外部因素，人們拒絕就這些外因的規律及其生產進行探討。該模式指出：承擔政治決定的結果的人應該就是選擇決策者的人。這番話奠定了整個公共選擇理論的基礎，從此將經濟學引入一個全新的境界。

首先，布坎南指出“經濟人”與國家理論的困境：經濟學以“經濟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作為唯一的工具，而作為政治學的國家理論則以國家代表社會利益作為分析的出發點。這兩個學科的分離，使對經濟行為的分析和對政府行為的分析分屬于兩個不同的概念體系。布坎南指出，國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沒有無所不知和正確無誤的天賦。因為國家仍是一種人類的組織，在這里做決定的人和其他人沒有什么差別，既不更好，也不更壞，這些人一樣會犯錯誤。因此建立在道德神話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理論一遇上“經濟人”這一現實問題便陷入難以解決的困境。為此，布坎南指出“我們必須從另一方面是利己主義和狹隘個人利益所驅使的經濟人，另一方面是超凡入圣的國家這一邏輯虛構中擺脫出來，將調查市場經濟的缺陷與過失的方法應用于國家和公共經濟的一切部門”。這樣便使所有的分析有了一個共同的出發點：經濟人——當人們必須在若干取舍面前進行選擇時，他們將更愿意選擇那種能為自己帶來較多好處的方法。這背后始終包含著人們對這一選擇的費用和收益的計算，不管這一費用是明晰的還是模糊的。而將這一前提用于對微觀經濟和對政府行為的分析時，就會發現它所導致的后果大相徑庭。布坎南正是從這里開始了對政府行為的分析。h鮽??????/p>

在這一基礎上，布坎南將政府的模式歸納為三種完全不同的類型：

第一種被稱之為慈善的專普摺U庵終隕緇嶗約豪媯⑶野牙孀畬蠡慈褡畬蟾＠魑約旱惱吣勘輳彼摯梢員3忠恢志緣娜ㄍ皇莧魏臥際2伎材先銜庵幟J街淮嬖謨詮娣毒美礪壑校捎謁懦蘇我蛩厝綣慚竦淖饔茫雜美捶治鑫鞣焦藝木瞇形誒礪凵媳厝皇腔拿模質抵幸慘歡ㄒ允О芏嬤鍘?/p>

第二種模式被布坎南譬喻為“擁有獨立利益的巨物”。在這一種模式下，政府的目標便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最大的財政收入，以滿足官員的生活和權力需求等，一些不發達國家的政權就屬于這種模式。對此布坎南分析，盡管這是政府權力膨脹的一種極端形式，但它至少說明有必要對政府的經濟行為給予法律上的約束與監督。

第三種是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布坎南假定全體社會成員都通過選票的形式參與政治決策，而政府的經濟行為則直接受到民主投票的制約，于是政府決策的取向往往受制于公共選擇這一決定性的因素。根據“經濟人”這一出發點，布坎南認為，在這種民主模式中，甚至那種“巨物”也比慈善的專制者更具有現實意義。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實際上正處在民主模式和巨物模式之間。

第2篇

農民既是農業活動的主要從事者，又是生活資料的消費者，同時還是農村社區公民，農民的環境行為包括農民的生產型環境行為、生活型環境行為和農民的公民參與環境行為。農民的公民參與環境行為是指農民在環境保護領域依據相關的法律規范或規章規定，有權通過一定的程序或途徑平等地參與到與環境利益相關的一切活動中。農民參與環境保護與治理，包括預案參與、過程參與、末端參與以及行為參與等。農民是基于環境正義和環境效益的價值追求參與環境治理的[2]。制約因素產權不清晰明晰的自然資源產權關系，可以減少成本的外部化。然而我國農村土地資源、林業資源產權殘缺不全和不穩定，使得這些環境資源利用者———農民的外部行為嚴重，而生態環境的公共性使農村環境保護存在嚴重的“搭便車”現象。我國農村土地使用權和所用權分離，集體擁有所有權、使用權歸農民所有。

雖然規定土地承包權為30年，但一些地方并未嚴格落實。由于土地流轉制度缺乏，使得農民不會真正關心土地資源。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存在的缺陷導致農民對土地進行粗放經營，短期化傾向嚴重，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生產要素以追求最大產量，造成農村生態環境問題日趨嚴重[3]。激勵不足農民環境行為的發生是由內在需求和外部因素決定，若付出超過收益，則農民環境行為很難發生。農民的生產生活性環境行為可能要求其采用低殘留農藥、可降解地膜、節水灌溉技術、綠色肥料等，這樣就要求農民不得不付出更多的金錢和勞力。而農民的公民參與環境行為也要求農民有時間、金錢和精力的消耗，以及其他社會成本的付出。農民的環境行為需要一定的社會補償，誰給與補償、采用什么方式、補償多少，都會影響農民的環境行為。實踐上，政府會給與農民一定資金補償，但補償資金數量有限、補償種類單一，不能有效激勵農民環境行為的發生。

生態需求不旺生態需求是指現代人類經濟活動中社會經濟系統對自然生態系統的生態環境資源的需要，即對生存環境、后代利益、地球生態利益的關注[4]。一般來說，生態需求高于生存性物質需求，生態需求是農民環境行為的內在動因。由于我國農民生活還不富裕，絕大多數處于剛解決溫飽狀態，再加上農民所受教育較少，農民的物質需求還占據主導地位。農民生態需求的缺乏使其還不能自覺追求行為的生態環境化。法律不完備現行法律更多關注城市環境問題，雖農村與城市有相似之處，但并不完全相同。農村環境法律的邊緣化，農民參與環境治理的法律規定自然缺失。而且，對于農民成功參與環境治理的環境知情權，法律也未給與明確規定。我國《憲法》和《環境保護法》中都沒有直接規定公民包括農民享有獲取環境信息的權利，缺乏對政府和企業的環境信息提供和環境信息批露義務的規定，以及環境信息公開的形式不夠全面等，都影響了農民環境信息的知情權的實現，最終阻礙了農民對農村環境保護的有效參與[5]。組織不健全由于受到自身特點的限制，農民環境行為的發生要通過農村社區“自組織”才會實現。農村社區環境保護“自組織”是指在政府環境管理政策與法規的框架內，村民為所在社區的共同環境利益而自主組建的具有自我管理功能的機構。“自組織”可以為農民環境行為提供合作框架和集體支持。

農村的“自組織”機構有村委會、農民合作社和義務環保小組3種。然而，這3種組織各有缺陷，大大限制了其環保功能的發揮：①村委會具有濃厚的行政色彩，村民自治易與其發生沖突，且村委會利益與村民利益未必能保持一致；②農民合作組織有自身的優勢，但還處在發展的早期，其內外關系的治理還需時日；③義務環保小組是農村社區專門從事環境保護的民間組織，其天生發育不全，資源不足，業余性強，一時還難以有所作為。信息不完全無論是農民的生產生活型環境行為，還是公民參與環境行為，都需要充分的環境信息。然而，農民獲取環保信息受到2個因素的限制：①農民自身獲取信息的途徑窄、時效滯后、容量少，農民主要通過電視和個人相傳獲得有關信息；②環境治理的利益相關方公布信息的熱情不高，除了農民外，農村環境治理的主體還有政府、企業、村委會，然而他們要么不公布環境信息，要么避重就輕，不公布農民關心的環境信息。環保信息的不對稱，使農民不能準確理解政策的價值，也缺乏對政策的認同感，既不能指導農民自身的環境行為，也使農民參與環境治理的熱情和效率大為降低。能力不足由于青壯年農民1年中大多時間在外打工，目前留守在家的多是老人、婦女和小孩，造成農村勞動力短缺，且由于城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大量高素質農民到城市里謀生，農村高素質人才的流失加劇了城鄉的知識水平差距，使得現有的農民不論從知識還是技術上都難以勝任環境保護行為和環境參與治理行為。

個體生態素養的高低會影響其環境行為的開展水平。農民生態素養包括農民從事生態農業生產的生態素養和參與環境管理的生態素養。農民的生態素養主要通過后天的教育和環境行為實踐逐漸獲得。農民生態素質培育不能脫離農村和農民實際。由于我國農村還不富裕，農民科學文化知識水平有限，其參與社會管理的意識還處于萌芽階段，所以農民的生態素質教育要與農民的生產消費等活動結合起來：①要引導農民大力發展生態種植業、生態畜禽業和節約型經濟，鼓勵農民參與社區環境管理，讓農民在生態環境活動中學習生態知識、生態技術以及有關環境參與治理的知識和技能；②農民生態素質教育要充分利用現有的資源，比如可以編寫反映本土生態觀念的鄉土教材，讓農民對生態素質教育產生天然的親切感，還可以通過中小學生以“反哺”形式向其父輩宣傳生態意識[6]；③要利用農家書屋、電視、互聯網向農民宣傳生態知識、生態技術等；④可以通過農村“自組織”渠道向成員宣傳相關環境知識及技術；⑤必須重視農民生態需求的培養，生態需要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環境行為是否發生，以及發生的強度。一般來說，一個人只有先滿足自己的生存型物質需求，才會去追求生態需求。所以，要通過提高農民的收入激發和保持他們的生態需求。

依據“科斯定理”和“庇古稅”理論，市場機制在環境保護方面仍可有作為。要發揮市場對農民行為的導向作用，需要完善農村產權制度、生態補償制度和綠色認證制度等。由于農業資源產權的殘缺不全和不穩定，使得資源利用的外部化和“搭便車”行為時常發生，解決上述問題關鍵是明晰產權、加強保護。明晰產權①建立農業資源的復合所有制，即終極所有權歸政府和村集體所有，初始所有權歸農民所有[7]。政府可對資源進行總體規劃利用，以保證資源的可持續使用。農民對農業資源的初始所有權應體現為其擁有基本的使用權、種植權、經營權、受益權、轉讓權、抵押權等[8]。②農業資源的長久承包制。由外國經驗和我國實踐表明，農業資源承租時間長短是影響其有效運營的重要因素。長久或永久承包制，可以減少農民對資源的掠奪性開發行為。③完善農業資源的合理流轉機制。農業資源產權的合理轉讓，既可以增強農民的收益預期，又可使稀缺的農業資源流向效益更高的地方。加強保護通過生態效益補償機制，依法管制外部經濟負效應。①通過市場主體間協商解決環境侵權問題，即資源所有者可向侵權者收取費用以保護自己的環境權益。②政府可通過稅收、直接管制、限制進入、主動查外、行政處罰等方法約束或禁止資源負外部性的產出。③農民采用親環境行為生產的綠色產品、有機產品、無公害農產品，如果不能被消費者認可而獲得比普通農產品更好的價格，農民就會因為市場風險而放棄生產。規避風險的辦法就是政府對這些綠色農產品給予權威認證，一方面可以讓消費者便于識別，另一方面有利于對生產者行為的監管。目前需要簡化綠色認證程序，降低有關費用，便于農民申請。農民的公民參與環境行為需要法律做堅強保障。要通過立法和完善法律，確保農民的環境權（包括參與權、知情權、監督權等）和司法救濟權的落實，促進農民更好地參與環境治理活動。我國法律應當明確規定公民的環境權利，而且要具體詳盡，便于落實公民的環境權利[9]。#p#分頁標題#e#

環境知情權既是農民的基本權利，也是農民參與環境治理的重要前提。2008年5月1日原國家環保總局制定的《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正式施行。這是政府部門的第一部有關環境信息公開的規范性文件，是保障公民環境知情權、提高公民參與環境治理的重要措施。針對農村實際，有關部門要盡量做到信息公開渠道多元化，要利于農民方便、及時、全面、準確地獲取環境信息。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農民的知情權就難以保障。環境司法救濟是農民環境權利的最后保障。目前我國環境司法制度不能適應農村實際，環境司法訴訟難以開展，主要存在以下問題：①受害農民無法提供環境污染的證據以及環境污染鑒定需要的專業技術知識和較長復雜的訴訟期限而放棄；②受害農民無專業能力從事環境司法訴訟；③受害農民無法承擔生態環境訴訟費用；④農村生態環境訴訟判決執行難。針對上述問題，以借鑒外國的做法，可嘗試環境糾紛法院訴訟外調解和環境賠償先予執行，比如德國的環境責任保險金的先予執行以及訴訟后的執行保證對我國環境司法訴訟執行難是一個很好的啟示。

第3篇

根據目前的經濟發展，現在不少政府部門也已經認識到資源“整合”的重要性，針對資源整合問題已經達成了共識。隨著有關部門的努力，資源整合雖然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財政支農資金也需要配套的支農政策給予支持，否則容易造成更大的資源消耗或降低資源的使用率。在這種情況下，對支農的財政進行大量投入也并不合適。改革開放以后，財政支農系數出現較大波動，1978年，財政系數為0.48，在2005年財政系數為0.61。但是，即便如此，財政支農資金的使用效率仍然存在一定的問題。通過幾十年農業綜合開發的實踐工作證實，中央財政的支農資金能夠發揮較好的“杠桿資金”功能，離不開能吸引地方財政資金配套項目的配合，必需將信貸資金及時的引入，才能發揮財政資金的先導作用，才能體現金融資金具備的主體作用，從而更大范圍的將兩者的資源進行整合，提高農業的績效。

二、財政與金融整合過程中需要掌握的基本原則

在對“三農”、建設新農業和小康社會建設有利的基礎上，要具有宏觀的戰略全局和一定的前瞻眼光，要敢于進行開拓，積極的采取各項措施對財政和金融中存在的問題進行突破。首先對整合工作展開試點，在試點工作中積累經驗、對整合方案中存在的錯誤進行及時的修正，令整合方案更具有科學性和操作性，將成功的經驗進行大力的推廣。遵守以下幾點原則：

(一)要遵循國家有關的法律法規在整合過程中要以財政支農為基礎，因為財政支農資金是財政同金融支農的重要準備。因此，需要將財政支農同金融支農作為重要的戰略內容，要意識到整合是財政支農的必然趨勢。在制定相關的政策時，一定要遵循有關的法律法規，不可偏離金融發展的特點軌道。

(二)將財政的支農資金作為先導，將金融支農資金設為金融發展的主力由于財政支農資金規模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如無償性。因此，在對其進行整合時，要體現金融機構的主體性，政府部門應作為輔助的角色，切不可在整合的過程中過于強勢，要保障金融機構在支農整合中的主導地位，令金融機構在政府部門的配合和監督下對支農項目進行審查工作和日常項目的管理工作。在到達這一目標，政府部門需要對項目進行嚴格的篩選，并同金融機構確定政府在扶持工作中的扶持額度及投資預算等。

(三)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多層次整合對開發性財政支農資金進行深度的整合，將有限的財政資金作為投資項目的先導，作為吸引盈利性金融資金投入的引子，由于財政資金可以對信貸資金擔保或補償，能對財政資金的乘數效應的發揮提供幫助，然后對非開發性財政支農資金與金融機構進行整合，可以通過金融機構從中提供結算服務。

(四)要以支農項目為整合的平臺要設立明確的資金使用目標，這是成本、收益核算的主要工作。同時需要體現金融機構在資金貸款方面的優勢。以支農項目為整合的平臺，能夠引到市場進入合理的競爭機制，利用招標的方式篩選出支農貸款機構、期限和利率的最佳組合。政府應給予一定的配合，定期組織一些商業性投標項目，綜合評比出信用、實力最強的商家，中標的金融機構需要按照有關規定的標準展開支農業務，根據財政工作的實際情況給予一定的保證和補充。

三、財政支農與金融支農的整合方式的介紹

隨著經濟市場的發展我們也逐漸意識到若分開對財政支農和金融支農進行改革，那么將會面臨很大困難，若以宏觀的整合為主導，對兩者進行管理將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財政支農同農民金融培訓整合的介紹當前的農村金融困境是供求雙方不平衡造成結果，針對這一問題首先要解決的是提高廣大農民的金融意識和對資源的利用能力。有關的文獻表明，金融支農的基礎工作是能給廣大的農民增長智慧，令其對現代的金融有宏觀的認識，同時學會對金融資源進行合理的運用。具體的整合措施如下：要求專業的金融機構對農民進行具體的培訓，政府可以用專項的資金進行撥款，并對培訓工作進行監督和考核。

(二)財政支農同商業性金融支農的整合介紹將兩者結合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對農業投入創造出更大的收益，但由于彼此間在運營的原則、機制上存在一定的差異性，財政支農資金具有擔保性和補償性，屬于公益性支出，同金融體系獲利性煩人商業支出提供一定的擔保。從而提高資金的利用率，同時也提高商業性金融機構盈利能力，適當的增加對“三農”資金的投入，可增加其盈利能力，從而實現政府、商業金融上的雙贏局面。

(三)金融機構同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整合將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目標設為農村政策性的金融，政府部門給予一定的整合補貼或補償，不僅有助于促進農信社的發展，還可以增強政策金融的支農力度，對財政支農的工作效率有提高作用，從而實現多領域的“雙贏”局面。

(四)注重財政機構同農村增量金融機構的配合將財政支農同農村金融進行增量的整合，可對農村金融增量的發展起到一定的整合作用。可將一部分的財政支農資金投入到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發展中，推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從而令社會更多農村新生組織順利的發展。

四、實施整合的整體配套機制

(一)整合時要同貨幣政策向協調對兩者進行整合時需要相應的貨幣政策進行調控，要利用金融機構同支農之間的互動性，同時貨幣政策還要起到杠桿功效果，同時在注意兩者之間的配合，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①通過貨幣政策的調控吸引社會上其他的金融機構對“三農”的投入，實施稅收優惠政策并不代表要對產證收入的削減，同樣也可看作財政支出的加大，也相當于給農貸進行適當的風險補償，政府也可以試情況實行長期的所得稅優惠政策。②利用對存款的準備金率及貸款利率政策加大對農信貸投放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