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空間轉移的措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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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排放的空間轉移是一個地緣現象，而本質上也是一種經濟現象。主流經濟學一直用環境要素的H-O模型、企業內部化理論以及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解釋污染排放的空間轉移機制。這些理論的解釋主要基于發達國家自身的貿易及投資利益，美化污染轉移帶來的副作用，且對國際貿易中垂直化專業分工的背景認識不足。而今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垂直化分工的貿易模式盛行，中間產品貿易隨之興盛。以污染密集型中間生產環節、生產活動外遷的方式帶來了“隱性”污染產業轉移，其發生機制和由此引發的生態問題、氣候責任歸屬問題應該寄予充分重視，碳排放的空間轉移問題是對傳統污染產業轉移研究領域的重要補充，而以碳排放為污染指標分析污染轉移的課題還鮮有涉足。經濟學原始經驗告訴我們：當污染排放的負外部性需要通過科斯提出的產權明晰解決的時候，計算單位主體的污染排放量確定排污權就是必要的問題。碳排放交易市場培育的過程中，除了核算各地區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以外，更重要的是計算為滿足其他地區消費與生產需求而在本地產生的排放量，也就是隱性轉移的排放，這為中國在國際氣候公約制定爭取有力地位合理承擔碳排放減排指標顯得尤為重要。從以往相關實證檢驗可以發現，國外向我國境內輸入大量的碳轉移排放，而中國區域內部的碳排放格局也較為明顯，我國協調環境與經濟以及區域協調發展的任務充滿了復雜性和挑戰性。因此，針對這些問題，我國應采取如下的政策與措施迎接挑戰：

一、構建減排指標體系

現居全球首位的碳排放量超級大國，中國一直強調其在氣候問題上的重要原則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然而碳減排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也愈發明顯。以先進減排技術著名的歐盟諸國集團反復苛求中國承擔剛性減排指標，這對我國經濟轉型轉軌帶來巨大壓力。為爭取合理的減排指標和責任分配，不僅要看區域空間中的最終需求排放、人均排放，更要動態看待污染在空間上的轉移與重構。作為世界的制造業工廠，中國的最終需求商品、中間產品被其他很多地區消費，生產排放的二氧化碳很大部分不屬于被本國需求吸收帶來的，不應該不合理地承受著國際隱含碳排放轉移帶來的氣候責任壓力。中國變相承擔了大量進口替代下的碳排放生產活動環節，沒有歸內報告的這部分實際上屬于轉移排放量。即使發達國家完成了既定的減排目標，把中間產品的高污染生產過程轉移到中國，也會帶來碳轉移問題，這種暗度陳倉式的做法對于全球而言是毫無意義的。為維持世界碳排放的合理分配，構建公平、可持續的國際氣候制度，必須改變以地區生產為原則的靜態碳排放核算體系，轉而建立起一個更為公平的、責任清晰的、以最終需求為標準的動態核算體系。我國應以精確核算碳排放轉移量為突破口，積極參與國際氣候政策制定，利用集團峰會、能源報告等重要國際會議和高層領導會晤的契機，參與國際氣候政策規制的制定，避免陷入“碳排放大國”責任陷阱。

二、積極利用CDM機制爭取技術援助

清潔發展機制(CDM)是發達國家以幫助非技術優勢國減排而換取的碳排放權機制，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環境生產技術提升、環境生產效率提高的基本要求。中國正處于加速工業化和城市化建設的進程中，利用CDM機制不僅讓發達國家合理“融資”減排指標，跨期安排減排目標，而且還能大大提升中國企業的節能減排技術與降低能耗，加快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盡快過度到清潔技術領先的資源節約型社會。

三、鼓勵本土企業通過中間品進口替代

在國際垂直專業化的新型國際分工背景下，中間產品貿易的開展為我國轉移碳密集型生產環節提供了渠道。國內企業也可利用國外清潔型進口中間品的生產投入替代本國生產，淘汰國內生產力落后的“骯臟”生產環節，同時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貿易、外包等多種手段引導企業將國內污染密集型生產環節向環境承載力更高的境外轉移，減少國內資源能耗的壓力。通過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實現中國產業升級、碳排放轉移布局的整體戰略。

四、合理引導區域間污染轉移

對于我國而言，中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各地區之間的要素稟賦、主體功能、產業布局、經濟發展水平都存在差距。受第一輪國際產業轉移影響，我國東部沿海地區中心城市的生產要素和工業企業較為集中，而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在中西部地區較為集中，造成了工業化生產與生產要素投入的脫節、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和運力緊張。從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來看，區域非均衡發展的差異持續增大：2014年，西部地區12省的人均GDP不到東部10省市的二分之一，是京津地區、珠三角、長三角的四分之一。中國政府將在長期以內協調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激發欠發達地區潛在經濟增長力、在轉結構、調方式大背景下實現經濟平穩過渡是亟待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實際上，地區間較為明顯的產業梯度差特征為國內產業轉移提供了內在動力。順應這一趨勢，中央政府劃分了我國各大區域的主體功能區，出臺一系列戰略方針力求在各地區資源稟賦基礎上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鼓勵區域間產業轉移。東部沿海地區地方政府也將深化區域間產業轉移、促進地區“騰籠換鳥”的經濟轉型的戰略作為實現地區經濟向更高水平收斂的重要舉措。然而，類似于國際產業轉移，在區域內部某些地區的環境標準較低，形成了專業化生產高能耗、高排放產業的比較優勢，而某些環境標準較高的地區將相對高耗能、高排放的污染中間環節遷移到欠發達區域，從而發生區際間隱性污染轉移。同樣的，污染排放的空間轉移會在一國行政范圍產生污染物的收入效應與支出效應，而環境惡化的后果往往是全國一起承擔，因此地區間的生態責任、環境補償問題也不容忽視。在全國尺度上，我國協調區域間經濟協調發展與經濟可持續化發展的工作的充滿了挑戰和機遇。特別是區域承擔的生態氣候責任問題，比如減排指標的分配不能是“一刀切”，更不能按照生產地排放總額進行分配。鑒于空間上生產與消費的非統一性，減排指標的分配必須考慮區域間經濟活動的聯系與區域分工體系。這也需要本文提出的科學核算方法，精確衡量地區間包含隱含碳排放在內的總排放量問題，進而公平和客觀地劃分地區生態氣候責任。

作者：代迪爾 單位：貴州財經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