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用品家族企業發展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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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體育用品業發展勢頭強勁，在體育產業總產值中占比逾80%，凸顯其在體育產業中的龍頭地位。我國絕大部分體育用品企業為民營企業，其大多采用家族制管理模式。目前，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逐漸完善，市場化程度逐步提高，但在不同程度上依然存在著非市場環境因素［2］。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家族企業發展受到內外部多重因素的影響，制度和市場環境的不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體育用品家族企業的治理制度和經營效率。家族企業的運作機制使它更接近于西方的現代企業，但長期以來，中國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存在復雜的“互動”性，它們之間并未像西方那樣形成良性發展態勢，家族企業在管理與政府關系方面依然不規范、不到位。企業家最根本的目標是創造財富，而地方政府既要創造財富，又要維持社會秩序。基于不同的利益需求，兩者之間的“互動”彰顯了權威的政治體制和競爭日益加劇的市場之間的摩擦，如:民營企業缺乏有效的私人投資產權保護制度;政府對外資企業實施“超國民待遇”，對國有企業也有一些減免稅的優惠，但對民營企業在市場準入、土地征用、資源取得、經營保護等方面仍存在“次國民待遇”。這些問題使得民營企業在同其他所有制企業競爭中明顯處于劣勢地位。

家族企業如何處理與政府的關系成為企業成長的關鍵因素，相應地，如何處理與政府的關系就構成了企業戰略決策和經營行為的重要方面。相對于市場行為，企業的政治行為是指試圖通過運用政府的權力謀取企業自身利益的行為。在西方，政治行為的總體目標是創造有利于企業生存和持續成功的公共政策結果。同時，家族企業創始人為了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會更有動力與那些控制著政策及物質資源的政府部門打交道，而對于政府部門而言，為了應對上級的政績考核及自身的稅收利益，也會有動力向有盈利能力的企業提供相應的政策及資源支持。對于中國的體育用品家族企業而言，政府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政治戰略在企業戰略中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基于管家理論及利益相關者理論，本研究擬以體育用品民營企業中的家族企業為樣本，對企業獲得政府扶持過程中的利益相關者進行博弈分析，研究體育用品家族企業發展與政府扶持之間的關系，對創業者控制下的企業是否更易于從政府處獲得支持和幫助加以探討并檢驗。

1理論依據與研究假設

在體育用品家族企業爭取獲得政府扶持的過程中，涉及2個關鍵的利益相關者:企業管理者(如創始人)和政府官員。以往相關研究表明，政府政策會影響到企業競爭地位的形成與改變，進而影響到企業的績效水平，因為政府控制著能夠塑造企業競爭環境的重要資源。企業的社會網絡尤其是企業管理者所占有的社會網絡更有利于企業獲得較多資源，提升企業業績。對于我國體育用品家族企業而言，在其謀求獲取政府控制的資源過程中，往往有三方面的問題要面對:①雖然政府在經濟運行及對國有資源控制上有較大變化，但是在關鍵性資源及行政審批權的控制、對企業運營的干預方面，與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仍有很大差距;②政府對于自己的職責權力邊界認識較模糊，這使得政府對企業的監管在規則上呈現模糊和不夠細致的特點，同時在很多領域還存在規則空白。同一些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我國的這種狀況使得執行者在執行時的自由裁決權相對較大，這為政府官員和企業雙方均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間;③政府行為不夠規范，任意性和隨意性普遍存在，依法辦事的環境遠未形成。政府的服務仍在相當程度上根據關系的親疏而存在差別，甚至政府產品和服務還存在買賣關系(腐敗)。

創始人創業的經歷使其對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對政府政策或管理的不確定性有清醒的認識，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強制性等特點也使得政府更容易影響到社會經濟的運行，故在很多時候他們會更留意與政府的關系。有研究結果顯示，盡管民營企業家政治參與的層次高低不一，政治需求的內容多種多樣，但大多數均與其切身經濟利益緊密相關。企業家的政治關聯對于企業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良好的關聯有利于企業獲取較多的高質量信息和優質的稀缺資源。許多研究也表明，政府政策對企業獲取資源和提升競爭地位都會產生重要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創始人從企業成立之初及后續經營過程中，有必要妥善管理與政府的關系。教育水平越高的企業家其戰略靈活應變能力也越強。高社會認知水平有助于創業者在復雜的經營環境中進行準確定位，并快速確定適合企業自身的行為模式。對于企業的創始人而言，相對于那些學歷層次低的人，高學歷不僅意味著其具有較高的人力資本，也意味著企業把握所需的關鍵資源。假設1創始人控制下的體育用品企業更易獲得政府扶持。假設2創始人學歷與體育用品企業獲得的政府扶持成正比。假設3體育用品家族企業規模與企業獲得政府扶持正相關。假設4體育用品家族企業的業績與企業獲得政府扶持正相關。

2研究設計

為深入全面了解我國體育用品家族企業發展和政府扶持現狀，本文以文獻研究為理論基礎，通過專家審查、企業界高管把關、問卷測試等步驟，形成本研究問卷。以2014年在全國舉行的6次大型體育用品展覽會，即第24屆中國國際自行車展覽會(上海)、2014(上海)國際運動休閑用品博覽會、第11屆上海戶外旅游用品及裝備展覽會、2014中國(上海)國際健身保健康復器材展覽會、第32屆中國國際體育博覽會(武漢)和長三角國際體育休閑用品博覽會暨第3屆中國戶外用品博覽會(寧海)的企業名錄為樣本目標，廣泛收集數據。在展覽會組織方的幫助下共發放了500份調查問卷，收回380份，占發放總數的76．0%;剔除不完整的問卷，共有353份有效問卷，占發放總數的70．6%。所有有效問卷的數據在進入數據庫前都被核對2遍。雖然相對于全國體育用品家族企業的龐大數量，353家企業的樣本過小，但在缺少其他更優數據來源的情況下，可作為國內體育用品家族企業的不完全反映。另外，國際上相關研究的企業樣本數在7～306家不等，其中，大多數研究的樣本數在100家左右，因此本文研究樣本總體達到了研究所需數量。本文在參考以往經典文獻的基礎上，結合深度訪談和專家咨詢對關鍵變量進行選取。以政府扶持為因變量，創始人控制、創始人學歷、企業規模、企業績效作為自變量，以企業經營時間、企業家性別、企業家年齡、企業所在地域為控制變量。

3實驗結果與分析

3．1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結果為驗證前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設，采用SPSS19．0作為主要數據分析工具。首先對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在被調查的353家體育用品企業樣本中，企業創始人的人口統計學特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85%的創始人為男性;大多數創始人在30～50歲，占總樣本的65．2%，其中近1/3(30．3%)的創始人在50歲以上，這意味著部分企業面臨著管理者交接班的問題;在創始人的學歷結構中(多選題項)，16．15%的創始人只有中學及以下學歷，23．51%的創始人有高中或中專學歷，23．23%的創始人有大專學歷，32．01%的創始人有本科學歷，5．1%的創始人有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創辦企業之前，6．50%的創始人為農民，22．6%的人在企業務工，36．0%的人為企業高管，40．5%的人有經商經歷，89．4%的人有創辦企業經歷。這在總體上反映了體育用品家族企業創始人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從樣本企業的經營年限看，其中有67家樣本企業經營時間少于5年，113家企業經營時間為5～10年，129家企業經營時間為11～21年，44家企業經營時間在21年以上，由此可見，大部分體育用品樣本企業(81．02%)的經營年限超過5年，基本上處于企業的穩定發展時期，因此，本研究的樣本分析結果更具穩健性。表1所示為相關研究變量的均值、方差和相關系數，從中可以看出，政府扶持與創始人性別(r=0．42，P＜0．01)、創始人年齡(r=－0．30，P＜0．05)、創始人學歷(r=－0．19，P＜0．05)、企業成立時間(r=－0．24，P＜0．01)、企業規模(r=0．21，P＜0．01)部分存在著顯著相關關系，結果與研究假設的部分存在一致性，為假設的驗證提供了初步的證據。

3．2回歸結果與分析為檢驗前文提出的體育用品家族企業發展與政府扶持關系的假設，在控制企業所在地域、企業創辦時間、創始人性別、年齡的基礎上，將企業獲得的政府支持對家族企業是否由創始人控制、創始人學歷、企業規模、企業績效等變量的影響進行回歸檢驗(表2)。從表2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出，創始人控制對企業獲得政府扶持的影響假設未獲得數據支持(假設1:β=0．00，P＞0．1)，對于政府而言，其在選擇企業時，更看重企業的經營績效(假設4:β=0．16，P＜0．01)，并且創始人的性別(β=－0．10，P＜0．05)及學歷(假設2:β=0．11，P＜0．05)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同時也看到，對于規模較大的企業，更易獲得政府的扶持(假設3:β=0．36，P＜0．01)。從數據可以看出，創始人控制下的體育用品企業更易獲政府扶持的假設1未通過驗證;而創始人學歷、體育用品家族企業規模及企業經營績效均與體育用品企業獲得的政府扶持成正比，假設2～4得到驗證，而本文未發現政府扶持在省份之間的差異。根據本研究理論分析及相關數據結果，基于管家理論對創業者與政府之間的博弈分析認為，在華人家族企業中，家族企業成長的實質是企業融合社會人力資本、社會金融資本、社會網絡資本和社會文化資本的過程，其中華人社會特有的社會關系網絡起著特別重要的作用。在當前國有經濟占主導的轉型經濟條件下，相較與政府具有天然聯系，擁有政策優勢的國有企業而言，我國體育用品制造業家族企業為謀求健康、可持續發展，其政府交往能力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體育用品家族企業與政府之間進行互動獲取資源的過程中，企業與政府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利益訴求。(1)對于政府而言，地方政府既要創造財富，又要維持社會秩序。盡管以往有研究表明，與政府之間的私人關系往往會給企業帶來相關的經濟收益，但給予那些經濟效益好的企業更多的政策扶持，不僅有利于政府利益，如高的政府可支配稅收收入、地方經濟增長，同時，也有利于大部分有決策權力的政府官員自身利益，如可調動更多的社會資源等。因此，當面對政策扶持選擇時，出于自身的利益考慮，更傾向于扶持那些能夠促進當地政府業績、經濟效益更好的企業。對于政府而言，這也是一種較為理性的選擇，但是對于企業來講，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2)對于體育用品家族企業而言，政府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企業與政府部門的關系是企業獲取最重要外部資源的關鍵。中國的發展道路反映了中國企業和地方政府之間復雜的“互動”。企業家最根本的目標是創造財富，通過與政府部門的聯系，不僅可能獲得與企業發展有利的重要資源和訊息，更有可能獲得相關的政策扶持，從而擴展企業的組織邊界，謀取無法從市場活動中得到的一些利益。因此，體育用品企業謀求政府政策的扶持是現實環境使然。企業的規模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謀求外在的政策利益，這是因為企業規模越大，當外部環境變化時企業調整的時間越長，相應企業受外在環境的影響就越強，這使得企業不得不謀取政府的政策扶持，以減輕外部市場環境變化引起的不確定性。同時，創業者的性別在謀求政府扶持過程中也有一定的差異性，男性創業者更容易獲得政府支持，而創業者學歷也對獲取政府扶持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后續的社會資本研究不僅應關注以往研究中所強調的私人關系所形成的社會資本對企業的影響，還要重視企業創業者及企業自身的社會資源對企業的影響。

4結論、啟示與展望

4．1結論以體育用品企業中的家族企業為樣本，基于管家理論和利益相關者理論，對企業獲得政府扶持過程中的利益相關者進行博弈分析，研究體育用品家族企業發展與政府扶持之間的關系，對企業創始人控制下的企業是否更易于從政府處獲得支持和幫助加以探討并檢驗。發現在體育用品家族企業與政府之間進行互動獲取資源的過程中，企業與政府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利益訴求。依據數據分析結果可知，創始人控制下的體育用品企業更易獲得政府扶持的假設未通過驗證;而創始人的學歷、體育用品家族企業的規模以及企業業績均與企業獲得政府扶持成正比，假設得到驗證。

4．2啟示①在現有條件下，體育用品制造業家族企業如何妥善處理與控制著政策及物質資源的政府部門的關系，已成為企業戰略決策和經營行為的重要方面，企業應積極應對政府之于家族企業成長的關鍵制約因素，改善自身對于社會資本的吸收能力，以幫助企業持續健康的發展;作為民營體育用品制造企業的創始人，應注重自身素質的提高，改善對社會資本的吸收能力。②地方政府應主動扶持規模性的體育用品制造企業，特別是在體育產業集聚效應培育上給予更多的政策和人力資本扶持，以促進民營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4．3不足與展望由于數據樣本數量及相關可獲得數據的限制，使得本文有以下3點不足:①相關變量之間更多的是一種直接關系，忽略了其中的其他中介過程，后續研究可以將其引入相關數據分析中，從而使相關假設的結論得到證實。②樣本的地域分布盡管與統計年鑒的企業分布并無太大的差異，但是，有些地域的樣本數量過少，使得一些地域的環境因素的影響并不能在數據結果上表現出來，因此，在后續研究中，可以針對不同地域企業，收集更多、更為詳細的數據信息以使得數據分析更為精確。③本研究選擇體育用品企業作為分析樣本，其主要原因就是體育用品行業競爭較其他行業激烈，因此，為了更好地突出體育用品行業及體育用品生產企業與其他行業的家族企業的區別，可以在后續研究中收集其他行業的家族企業數據作為對照樣本，找出更多體育用品家族企業與其他家族企業的差異性及相關性。

作者：陳瑜 劉兵 單位：上海財經大學 體育教學部 上海體育學院 體育產業發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