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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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統計結果的分析

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在研究方法方面，表1顯示2008—2013這五年期間，采用規范方法進行研究的占大多數，達到了58.11%;采用實證研究方法的也較多，占到了35．13%:其中經驗研究占29.73%、調查研究占2.70%、案例研究占2.70%，因為隨著對公允價值研究的不斷深入，各國對公允價值相關信息的披露也加強了規定，實證研究數據采集條件逐漸成熟;最后還有6.76%的學術研討會綜述。在文獻研究側重方面，表1顯示2008—2013這五年間，側重于理論研究的占大多數，占到56.76%，因為對于公允價值的適用條件和范圍，還處于理論完善階段，對于公允價值三個級次的劃分，以及估值技術的應用等，都需要先從理論上解決其存在的問題，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配合著實踐領域的應用與發展，實務研究逐漸深入，達到了24.32%，其中還有12.16%的文章是對IASB、FASB或我國公允價值計量準則的研究評述。另外，從作者任職單位的總體分布方面，第一作者為高校的研究者發表52篇，占樣本數74篇的70.27%，這說明高校是公允價值研究方面的主要力量;其他研究機構中，科研機構發表11篇，占比14.86%，行政事業單位發表7篇，占比9.46%，相關企業的研究4篇，占比5.41%。由此可見國家在公允價值研究問題上的投入力度也較大。表2表明，公允價值研究涉及的領域較廣，關鍵主題詞出現在74—27這個范圍內，出現頻數較高;如金融危機出現了58次，金融工具48次，公允價值計量相關的可靠性、估值和級次共101次。說明公允價值會計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在經歷了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后，如何更好的改進和應用公允價值這種計量屬性，使其更加真實有效的反映企業相關資產的內在價值。

二、金融工具公允價值研究主題

依據表2，圍繞12個主題詞中的六個相關研究主題深入評析。

(一)公允價值的定義由于各個國家都有各自的準則制定機構，因此對公允價值的定義也不盡相同，目前主流的定義主要有3個:第一，我國2006年2月出臺的《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在相關計量屬性中增加了“公允價值計量”這一屬性，對其定義如下［2］:在公允價值計量下，資產和負債按照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者負債清償的金額計量。我國對于公允價值計量屬性作的定義，基本上借鑒了IASB32號國際會計準則《金融工具披露與列報》中對于公允價值的定義。由于現行企業會計準則(2006)體系中，有關公允價值計量的相關要求分散于多個準則中，無法更清晰的達到計量和披露的目標，因此為了更有效、統一地應用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并且進一步與國際準則趨同，在IASB于2011年5月12日IFRS13號之后，我國財政部也于2014年1月26日了修訂的CAS39號公允價值計量準則，統一規范了公允價值的定義［3］:市場參與者在計量日發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項資產所能收到或者轉移一項負債所需支付的價格。該定義規范了公允價值實為一種“脫手價格”，而非“入賬價格”。該定義基本與IFRS13號準則相趨同。第二，IASB在第32號國際會計準則中，對公允價值的定義為［4］:公允價值，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當事人自愿據以進行資產交換或負債清償的金額。在這個定義中，強調了三點概念:公平交易、熟悉情況的自愿的當事人、交換的金額。葛家澍［5］(2010)從中總結出IASB對公允價值定義的3個特點:第一，該定義由于分散于若干個會計準則中，因此缺乏統一性;第二，該定義是以具有活躍市場的交易價格為前提，強調了市場價格是對公允價值的最佳估計;第三，該定義隱含了“持續經營”假設條件，將公允價值與清算價格相區別。為了進一步完善公允價值計量屬性，2011年5月12日，IASB了IFRS13號準則，該準則修訂了公允價值的定義［6］:市場參與者在計量日發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項資產所能收到或者轉移一項負債所需支付的價格，即脫手價格。由該定義可知，所謂的公允價值應以市場交易原則為基礎，而不應強調特定主體的主觀計量。在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時，相關計量主體應當考慮在當前市場交易下，相關市場參與者在對資產或者負債進行評估時可能會采用的假設，因此，相關計量主體持有資產或結算負債的主觀意圖在計量公允價值是不相關的。第三，美國FASB在《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第157號》中，修訂了公允價值的定義［7］:在計量日當天，市場參與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資產所能收到的價格或轉移負債所愿意支付的價格。綜上所述，雖然各國準則制定機構對公允價值的定義表述有所差別，但從實質上看卻是相同的。周明春等［8］(2009)將各個準則中關于公允價值的定義概括為以下幾個要點:第一是“公平交易”、第二是“動態時態觀”、第三是“持續經營”，并且強調，公允價值最根本的要點就是從公平市場交易中考慮交易雙方對資產或者負債進行評估時所確定的相關價格，然后計量。因為公允價值是基于交易雙方信息對稱情況下，理性的雙方自愿達成資產交換或者債務清償的交易價格，所以公允價值的確定并不在于交易是否真實發生，而是在于相關交易雙方對某一交易內在價值的合理預計，并且雙方達成一致意見。

(二)公允價值計量對金融危機的影響從2007年下半年起，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開始蔓延并已席卷全球，至今仍在蔓延與擴大。這是自1933年“經濟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在這次危機中，受沖擊最大的是銀行、其他金融機構和上市公司的投資部門，因為他們持有大量的金融資產和其他價格飄忽不定的投資，如房地產。這次危機導致了銀行、金融機構等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大量金融資產賬面價值的狂瀉，因而招致“經營失敗”，致使這些金融機構將憤怒的矛頭直指“公允價值會計”，從而引發了全球范圍內，對于公允價值會計存廢的大討論。在危機時代，公允價值的順周期特性與金融危機時期市場經濟的衰退、市場不活躍、金融工具和衍生工具的價格不正常產生碰撞，公允價值迅速戳破“經濟泡沫”，使得金融機構被迫承認“經營失敗”，因此遭到了金融界及其利益集團的猛烈抨擊，但是葛家澍［9］(2010)、胡庭清［10］(2011)等學者一致認為，批評者夸大了公允價值會計對金融機構“經營失敗”所起的“放大”作用，其目的是為其“經營失敗”尋找“替罪羊”。對金融危機的爆發原因，進行系統的分析與評述的，主要有:王守海［11］(2009)、黃世忠［12］(2010)、葛家澍［13］(2011)等人，他們認為，金融危機并非起源于會計，其原因正如SEC所分析的:一是銀行糟糕的信貸政策;二是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內部風險控制不嚴格;三是市場監管不力，而公允價值會計只是將這一切用會計的術語反應了出來而已，如果取消透明度很高的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無疑會掩蓋這些金融機構經營失敗和流動性不足的事實。但是由于會計計量方法的選擇本身就會產生很強的經濟后果，公允價值計量確實對金融危機時期的金融市場穩定帶來了不利的影響，主要為:(1)在缺乏流動性的市場中對資產進行估價難度較高;(2)公允價值在金融危機中產生的金融市場波動，進一步惡化了金融危機。其中黃世忠還系統的總結了反對公允價值會計的8個理由，以及支持公允價值會計的8個論點，客觀辯證的從正反兩方面的視角對公允價值會計的優缺點進行了闡述，并且提出了8個方面的改革建議。

(三)公允價值中三級估值技術的應用在FAS157《公允價值計量》準則中，將公允價值定義為一種估計價格，并把估計分為三個層次［7］:第一級估計，主要依據在活躍市場中可觀察到的相同資產或相同負債的公開標價，這其實不屬于估價，而是公允的市場定價，即真正意義上的公允價值;第二級估計，是在同類資產和負債公開標價的基礎上，作出必要的調整后的價格，而調整時難免會帶有主觀估計的成分，但是如果調整的假設、方法與步驟都比較合理，并且可以驗證，則這種調整是必要的，由此產生的價格是以市場的公開標價為基礎，仍可視為公允，也不是估計價格。主要的問題集中于第三級估計，它允許主體自行輸入變量來確定價格，如按預計的未來現金流量進行折現確定價值或用估價模型進行估價，這個評估過程顯然脫離了市場參與者這個重要的定價方，脫離了公平、公正的市場基礎，這樣形成的價格顯然與公允價值的真正含義相去甚遠，所作出的估計也必是帶有主觀性、不可稽核性和不可比性的。對公允價值計量的方法———三級估值技術的探討，李紅霞［14］(2008)、許新霞［15］(2011)等學者研究后一致認為:對于在活躍市場中不存在同樣或類似的資產或負債，采用第三級次的估價方法來確定公允價值，就會涉及較多的主體判斷，并需要考慮選用合適的估價模型來計量，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考慮，這一級次所得出的公允價值，與定義中所闡述的公允價值能夠提供更相關、更有用的信息的初衷相去甚遠;葛家澍［16］(2011)甚至直接指出，為了使公允價值名副其實的“公允”，最好應在FAS157中直接取消第三級估計，也不必把公允價值說成是估計價格。如果市場是正常的、可觀察的、公開、公正的，同種或類似資產或負債的市場標價隨時可以取得，第三級估計完全沒有必要，財務會計應當反映會計主體真實的價值，而主觀程度較高的預期和估計只能作為財務會計必要的補充，而不應當把財務會計變成財務估計，因此，他認為無論有無金融危機，都應當停止應用公允價值第三級次估計。在最新的CAS39號準則中，并未取消第三級估計，而是要求企業盡可能多地使用相關的可觀察輸入值，盡可能少地使用估值技術，并且估值技術一經選定，不得隨意變更。

(四)公允價值會計的順周期效應對公允價值會計的順周期效應及其應對策略的研究，主要有黃世忠［17］(2009)、葛家澍［13］等(2010)、胡庭清［10］等(2011)以及韓俊華［18］(2012)等共27篇文章。所謂的順周期效應，國際金融穩定理事會將其定義為:其會放大金融系統波動幅度，加劇金融系統不穩定性的一種具有正反饋效應的機制。即，在金融危機的市場環境下，按公允價值對金融資產進行計量，會使得金融機構在賬面上確認其未實現且未涉及現金流量的巨額損失，從而誘使投資者恐慌性地拋售股票，進而又迫使金融機構降低次債和其他金融產品的風險暴露頭寸，結果導致金融市場幾近崩潰的邊緣，金融機構只得在賬上進一步確認資產減值損失或公允價值變動損失，最終引發金融產品價格狂瀉，即所謂的“羊群效應”。因此，公允價值顯示出的“順周期”效應，表現為凡是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證券投資都會因市場繁榮或衰退而升值或貶值。在會計學界，眾多學者都認為公允價值計量的順周期效應或多或少地對金融危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其中:黃世忠(2009)為了論述公允價值計量導致的順周期效應的機理，將兩類銀行賬戶(交易賬戶和銀行賬戶)的計量目標和要求相互對比，提出了公允價值會計順周期效應的3個傳導機制:資本監管機制、風險管理機制和心理反應機制;李文泓［19］(2009)也認真分析了如何緩解金融資本的順周期效應，以及引入逆周期資本的要求，從而減少金融失衡，緩解系統性風險，最終達到維護金融穩定的目標。韓俊華(2012)采用了公允價值目標資產貼現模型和可轉債估價Black-Shoes模型，分析了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不可靠的原因;并通過運用銀行的風險管理工具和金融監管的相關指標分析了公允價值計量的順周期性。文章最后給出了完善公允價值計量的動態減值準備模型，該模型具有逆周期機制，能實現金融穩定，克服公允價值順周期缺陷。但是，也有學者認為“順周期效應”與公允價值會計之間并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于永生［20］(2009)通過論述順周期效應的根源，指出“順周期效應”產生的原因，即財務報告與金融資本監管政策之間的聯系，以及相關金融產品的復雜性，文章揭露了金融機構意欲停止公允價值會計，恢復歷史成本計量的動機，論述了應當將公允價值會計確定為計量金融工具方法的正確性。鄭鳴、倪玉娟和劉林［21］(2009)認為，公允價值會計的應用是否會對金融市場的穩定性產生影響，這主要取決于會計信息功能鎖定的程度和不同資本市場之間的關聯性。若資本市場是完全有效的，則投資者在決策過程中可以充分理解和利用相關信息來評估證券價值，不存在功能鎖定現象，則不同的會計制度在被投資者充分理解后也就不會產生嚴重的經濟后果，公允價值會計就不會產生順周期效應。

(五)雙重計量模式的選擇公允價值與歷史成本是眾多會計計量屬性中最重要的兩種，他們各自具有不同的優缺點，分別適用于不同的會計領域。葛家澍［22］(2010)指出:歷史成本最主要的優點是能夠如實反映取得資產和發生負債的原始價值，其數據最大限度來自于已發生的實際交易和事項，最小限度地來自于估計，因此也由此引出歷史成本最主要的缺點:歷史成本的計量主要面向于過去，與主體面臨的現實和未來脫節，由此可能導致提供的會計數據與信息可能與使用者的經濟決策的關聯性較低。盡管歷史成本有上述局限性，然而它卻可以立足于過去，對現在和未來起到反饋和預測的作用，同時，歷史成本提供的信息具有很強的可驗證性，與公允價值提供的信息相比更加的客觀、可靠，這也是它一直沿用至今的原因。而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主要優點是:它始終立足于現在，面向未來，在它金額的確定上力求反映市場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為會計信息使用者做出決策提供相關的會計信息;但是，由于估計價格會出現一定的偏差，因此公允價值的一個重要局限性就是會損害會計計量真實性的基本要求。但是，從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的性質與用途角度考慮，公允價值是其最為相關且可靠的計量屬性。因此，每一種計量屬性都有其自身的優缺點和各自的適用范圍，并且伴隨著衍生金融工具種類的日益繁多，公允價值會計仍然會保持甚至擴大它的應用領域。在今后財務會計的舞臺上，包括歷史成本和公允價值在內的雙重計量模式將繼續同時并存，分別在非金融資產和非金融負債與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兩個領域各顯風采。對于公允價值會計的改進措施———采用雙重計量模式，即歷史成本與公允價值兩種計量方法并用，為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大勢所趨。謝詩芬［23］(2010)、葛家澍［13］(2010)等學者一致認為，在財務會計中，之所以會持續運用雙重計量模式，是因為它兼顧了主體持有資產的不同特點和用途，以及主體的經營目標———對于長期使用而非旨在出售的資產，歷史成本計量最符合此類資產的特性;對于雖有活躍市場的公開報價，但主體的經營目標是在合同到期時取得確定的現金流入，則應按攤余成本計量;而持有資產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時出售，則按公允價值計量最具相關性。雙重計量模式將有利于報告使用者評估主體的未來現金流量，這也是投資者最為關心的問題。因此，在會計計量上采用兩分法，即同時采用公允價值與歷史成本兩種計量屬性，不但提高了會計信息的可理解性與可操作性，而且增加了會計計量的靈活性，所以雙重計量模式應當得到持續的運用。

(六)公允價值審計公允價值審計是從審計角度使財務報表使用者合理確信財務報表中公允價值計量和披露可靠性的一種方式，它可以促進企業公允價值計量和披露程序相關控制活動的有效運行。金融危機過后，社會公眾和監管機構開始指責審計師，這是由于公允價值在金融工具中的廣泛運用，會導致會計數字的劇烈波動，加上審計的復雜性，使得被審計單位財務報表發生錯誤和舞弊的可能性加大，審計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素增加，提高了審計風險，進而引發社會公眾和監管機構對于審計質量的疑慮。楊書懷［24］(2013)采用2003—2010年含有“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上市公司為樣本、朱松［25］(2010)以2001—2007年的審計收費為研究對象，通過研究公允價值與審計收費、審計質量之間的關聯性，均發現:公允價值計量的不確定性和變動性會導致財務報表信息質量可靠性降低，同時公允價值計量成為了企業盈余管理和利潤操縱的工具，加大了審計風險，增加了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成本，“四大”等聲譽較高的事務所對公允價值計量提出了更高的聲譽補償溢價，但是高審計收費并沒有帶來期望的高質量的審計服務。馬建威等［26］(2012)通過運用2007—2010年滬市A股數據，研究“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分類與審計收費”的相關性，發現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分類會對審計收費造成影響，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占交易性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兩類金融資產之和的比例越大，審計收費越高;金融危機下，審計收費與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分類的相關性增強。賈平、陳關亭［27］(2010)通過對2006—2008中國A股上市公司研究發現，審計質量對提高公允價值損益的價值相關性和降低盈余信息的不對稱程度上有一定貢獻。耿建新、朱友干［28］(2008)等人則對公允價值會計與政府審計之間的聯系進行了研究，從政府審計的角度對相關業務的實施進行了分析，對相關的審計規范進行了探討。以上研究表明，審計質量的提高能加強公允價值計量下會計盈余信息的價值相關性，同時，高質量的審計能提高會計信息的一致性，使其更真實的反映資產和負債的內在價值，因此提高審計質量對提高公允價值的相關性和降低盈余信息的不對稱性有一定貢獻。

三、研究趨勢分析、不足及展望

(一)趨勢分析從圖2可以看出，2008—2013年這6年間，對公允價值的研究呈下降趨勢。自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后的2年間，對公允價值的討論迅速攀升，無論是準則制定機構，還是眾多研究學者，都注意到了公允價值計量存在的缺陷性，因此，在這2年間對于如何從理論上改進公允價值計量，消除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對市場的不利影響，使之更加真實的反映企業的內在價值，最大限度地發揮公允價值的積極作用，眾多學者展開了激烈的探討，其中主流的觀點是: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出現有其歷史必然性，是適應現階段復雜多樣的衍生金融工具計量的最相關可靠的計量屬性，如果放棄公允價值計量，回歸歷史成本，將會是歷史的倒退，是一種“削足適履”的表現。而全面實施公允價值計量，將放大反映資產內在價值的目標，則是發展的快進。因此，在當前經濟環境下，在財務報表中應用“雙重計量模式”仍然是最合理的方式，按資產的不同計量特征，同時披露歷史成本與公允價值，使之更加真實的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有助于投資者決策。而在2011—2013年間，金融危機的洪峰已經過去，對于金融危機的探討也歸于平靜，因此這3年間，對于金融工具公允價值的研究較之前相比較少。隨著金融工具種類的日趨多樣化，對于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計量的研究也會日趨增多，研究的重點應圍繞著如何更加準確的計量金融工具的內在價值。

(二)不足從以上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在對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計量問題的研究中，公允價值的順周期效應和金融市場上的負面傳染機制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且研究方法多為規范性研究，實證性研究的文章較少，并且大多建立在嚴格的假設、最優化的模型分析上，這說明學者們還是專注于從理論上解決公允價值計量的不足，而沒有深入到企業的內部去調研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雖然說理論研究是基礎，但是運用到實務中，和實踐相結合，才能使研究更加具有現實意義。從作者來源分布統計中我們可以看出，對于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計量研究的主力軍是高校，而企業對于這方面的研究較少，但是對金融危機的危害體會最深、最有發言權的卻是企業，企業有足夠的經驗和數據對此進行研究，但是我們看到，企業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是不夠的。

(三)展望本文通過對相關領域主流期刊所載文獻的梳理和述評，簡要概括了后金融危機時期，國內學者對于公允價值會計研究的基本成果，目的是能夠為將來的研究起到借鑒和啟示作用。同時，我們也希望我國能夠出現更多具有原創性質、更加貼近我國國情的研究成果，為完善我國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發展公允價值會計理論以及將相關研究成果運用到會計實務中去做出重要的貢獻。未來關于金融工具公允價值會計研究的問題:1．公允價值“順周期性”的研究，與阻止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計量的負向傳導機制研究以及金融創新的公允價值計量與披露研究。2．結合我國市場經濟的固有特點和CAS39號公允價值計量準則的實施，深入探討適合我國國情的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計量的原創性理論和CAS39號準則實施效果的研究。3．公允價值與企業行為相互作用的實證研究，分析CAS39號公允價值計量準則實施后企業的異常會計行為，如企業進行盈余管理、操縱利潤的行為，扭曲市場定價的行為以及市場監管失靈等，并深入的探討、研究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發生機制和影響因素，為規范金融市場秩序，更加真實的反映金融工具的內在價值作出貢獻。4．結合我國金融市場的深化改革和發展，利率市場化和公允價值計量關系問題將是金融市場公允價值研究重要議題等。

作者：郝玉貴王航單位：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會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