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機事故中的輿論指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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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風險社會及其特征
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在其1986年出版的著作《風險社會》中首次提出風險社會的概念并指出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風險社會”。貝克認為，風險社會是現代社會發(fā)展的一個階段，在這個發(fā)展階段里，由于工業(yè)化過程中所出現的一些問題，導致全球性風險開始出現，使人類日益“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面臨著越來越多的風險景象。①在這里，貝克將我們所處的后現代社會界定為風險社會,認為其主要特征在于人類面臨著威脅其生存的由社會原因所造成的風險。人類社會自進入新世紀以來，在發(fā)展日益迅速的同時，各種社會風險也日益凸顯，當今的人類社會已經在不自覺中步入了風險時代。風險社會的顯著特征在于：
（一）風險的普遍性風險不僅僅反映的是某個人、某些地區(qū)、某些領域的問題，而是一種具有普遍聯(lián)系的社會現象。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種因素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錯綜復雜，某一地區(qū)發(fā)生的風險可以迅速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區(qū)，風險發(fā)生的領域也非常廣泛，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衛(wèi)生、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風險還牽涉到每一個人，食品安全、環(huán)境衛(wèi)生、生存狀況等與每個人息息相關。
（二）風險的不可預見性風險發(fā)生的時間、區(qū)域、后果等各個方面均難以預測，人們無法用以往的生活規(guī)則進行判斷，缺乏經驗性的知識作為行為的指導，在這樣的狀態(tài)下極易陷入恐慌與混亂的境地。
（三）風險影響的共振性隨著網絡的普及與空前發(fā)達，事物之間的聯(lián)系越發(fā)緊密，各單位之間的相互關聯(lián)度變得越來越強。一旦某個單位出現了問題，相關單位也會受到影響，導致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或曰蝴蝶效應的生成。一場金融危機、一次疾病暴發(fā)、一個未經證實的傳聞，都會即時呈放射狀傳遞，產生破壞穩(wěn)定的影響。
（四）風險后果的嚴重性由于風險影響范圍的廣泛且風險影響具有共振性，某一領域的風險容易向其他領域拓展，形成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又因風險的發(fā)生具有不可預見性，很難甚至無法在風險發(fā)生前采取有力措施規(guī)避風險，因而風險具有極大的破壞性，會對人們造成災難性的后果甚至是毀滅性的打擊。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轉型帶來巨大的社會變遷，使我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tài)、技術等諸多領域也存在多種風險因素，已經進入風險高發(fā)時期。2004年國家發(fā)改委的報告中指出當代中國社會正在進入“高風險社會”。
公共危機，是一種緊急事件或者緊急狀態(tài)，它的出現和爆發(fā)嚴重影響社會的正常運作，對生命、財產、環(huán)境等造成威脅、損害，超出了政府和社會常態(tài)的管理能力，要求政府和社會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應對。②
依據不同的判斷標準，可以把公共危機劃分為不同的類型：按其影響的地域范圍劃分，可以分為全球性、全國性以及地區(qū)性三類；按其性質劃分，可以分為政治性公共危機、經濟性公共危機、民族宗教公共危機、生態(tài)性公共危機等；③按其系統(tǒng)劃分，可以分為自然性公共危機和社會性公共危機。公共危機事件具有幾個比較明顯的特征：第一，危機突發(fā)性。它常在人們毫無防范，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發(fā)生。第二，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表現為危機狀態(tài)的不確定性、反應的不確定性以及危機回應的不確定性。第三，時間的緊迫性。危機事件的嚴重破壞性要求人們必須盡快地處理好它。另外，決策者對于危機的處理，在決策上只有有限的時間來做出反應。第四，危險性。危機事件具有危害性，它涉及人民生活安定和社會穩(wěn)定，以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為標志，包括直接損害和間接損害，還有可能對個人心理和社會心理造成破壞性沖擊。近年來，隨著各種公共危機的不斷發(fā)生，我國目前已處于“公共危機事件”的高發(fā)階段。由以上“風險”與“危機”二者的特征可知，“風險”與“危機”具有相似性，“風險”與“危機”均具有不確定性與危害性等特點。“風險”與“危機”之間具有天然的緊密聯(lián)系。有學者認為，“風險”指的是損失的可能性，而“危機”，則指的是已經明確發(fā)生的損失；風險如果任其發(fā)展，最終必然會演變成危機。風險與危機之間存在著實踐上的因果關系，風險是前期形態(tài)，危機是后期表現。④
風險社會的到來加大了危機出現的可能性，風險社會易發(fā)生公共危機事件。公共危機是風險社會中國家、政府與公眾經常需要面對的社會現實。從當前世界范圍內的社會現實來看，風險社會實際上也就是一個充滿危機的社會，應對風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應對危機。要化解和規(guī)避風險與危機需要利用各種資源，采取多種方式。新聞傳媒由于在新聞傳播、輿論引導等方面的天然優(yōu)勢，自然成為化解和規(guī)避社會風險與危機的可以利用的重要資源、重要手段和方式。由此看來，在當前風險社會情況下，在公共危機事件處置中，新聞媒介需要積極地引導輿論，達到化解風險與危機的目的。
三、公共危機事件中輿論引導的必要性
輿論是在特定的時間空間里，公眾對于特定的社會公共事務公開表達的基本一致的意見或態(tài)度。⑤“沉默的螺旋”理論認為，為了防止孤立和避免社會制裁，個人在表明自己觀點之際首先要對周圍的“意見環(huán)境”進行觀察，當感受到自己屬于優(yōu)勢時，他們便傾向于積極大膽地表明自己的觀點。而當發(fā)覺自己是少數時，許多人便會屈于壓力而趨向保持沉默。于是輿論的形成便成為一個“一方越來越大聲疾呼，而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過程。”⑥在輿論形成過程中，分散的公眾成員發(fā)表意見時會受到從眾心理的很大制約，由于避免被孤立，會自覺不自覺地受到占優(yōu)勢地位的多數意見的影響或左右。這種對外界優(yōu)勢多數意見的感知主要來自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在現代社會，則尤其是來自新聞媒介。由于新聞媒介在社會意見中具有獨特的權威感，使之很容易成為主流意見。公眾感知外界意見時也往往將其視為多數意見，即人們主要是根據“大眾傳播媒介”來判斷意見環(huán)境的。這種對媒介意見的遵從、附和，往往也就是新聞媒介有意識地引導輿論的過程。即大眾傳播通過自身報道活動所營造的“意見環(huán)境”來影響和制約輿論，它是新聞媒介對輿論最積極的作用方式。在公共危機事件中，新聞媒介在引導輿論方面的重要作用有：
（一）新聞媒介正確的輿論引導有助于將危機事件造成的損失降低到最低程度。在災難發(fā)生時，新聞媒介是危機傳播的主要途徑，是公眾獲取新聞的主要渠道，是政府對公眾發(fā)言的渠道，是政府和公眾得以溝通、共同解決危機的橋梁。而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和監(jiān)督權又是通過新聞媒介來實現的。因此，危機事件發(fā)生后，新聞媒介如何引導輿論就成了關鍵。正確引導社會輿論，及時向公眾公布危機事件發(fā)生的時間、地點、造成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可以起到廣泛的社會動員、社會組織的作用，能夠幫助社會各階層統(tǒng)一認識，使政府和公眾明確面臨的困難和應該采取的措施，迅速集結力量，有效開展救助工作。新聞媒介正確的輿論引導有助于形成有利于政府妥善、高效處理危機事件，化危機為轉機的輿論氛圍，從而將危機事件造成的損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二）新聞媒介正確引導輿論有助于安定民心、維護社會穩(wěn)定。公共危機事件由于不可預知且破壞性大，對人民的傷害大，所以容易引起混亂和恐慌，而新聞媒介在塑造公眾價值觀念、反映和引導輿論方面具有難以替代的作用。在面對公共危機事件時,新聞媒介正確引導輿論有助于澄清事實、安定民心、維護社會穩(wěn)定。這是因為：危機具有破壞性、突發(fā)性、多樣性、復雜性，它不論大小，總是會危及到一部分人的生命財產安全，新聞媒介及早地傳遞相關的信息，主動引導輿論，可以緩解公眾的緊張情緒和恐慌心理，使公眾準確了解自己身處的環(huán)境，從容面對危機，以做出應對措施來避免或減少不必要的損失。
（三）新聞媒介正確引導輿論有助于防范此類危機的再次出現。公共危機事件結束后，新聞媒介對危機事件發(fā)生的原因、背景，危機應對中的經驗、教訓等進行及時的總結，在全社會形成廣泛的危機規(guī)避和防范意識，有助于降低再次發(fā)生類似危機的風險。
四、風險社會公共危機事件中輿論引導的舉措
新世紀以來，中國進入“矛盾凸顯期”，我國社會已進入風險社會，各類公共危機事件頻頻發(fā)生，影響面也越來越廣。在公共危機事件處置中，如何做好輿論引導工作，是擺在新聞媒介面前的重要課題。新聞媒介應采取有效措施，將輿論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一）依靠及時、準確的報道和有效的密集傳播獲得輿論主導權
公共危機事件事關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從而使其在發(fā)生之初，就引發(fā)公眾對信息的高度關注。公共危機事件發(fā)生后，公眾希望獲得及時準確的信息以便做出正確的決策與行動，急于知曉事件發(fā)生情況、態(tài)勢和發(fā)展過程，急于知道政府目前的態(tài)度和所采取的相關處置措施。新聞媒介應該抓住人們迫切希望了解危機變化趨勢的心理，把有關危機態(tài)勢、發(fā)展過程等相關信息，及時準確地傳遞給公眾，每日公布危機情況以及權威部門的應對措施，尊重、維護和滿足公眾的知情權。新聞媒介每日通報危機情況使得媒體成為公眾估計形勢的主要信息來源。如果新聞媒介在這時缺位或是信息的傳播不夠及時、準確、充分，各種流言、謠言便會甚囂塵上，加劇公眾的恐慌心理。隨著網絡的普及，信息傳播的渠道日益多樣化，公眾如果不能從正常的、權威的渠道獲取信息，就會轉向其他渠道，從而造成小道消息、傳聞的泛濫，進而形成公眾對媒體和政府不信任的局面，造成不必要的社會恐慌和混亂。所以，新聞媒介必須主動出擊，主動引導輿論，在第一時間里，權威信息，集中優(yōu)勢力量，密集傳播，避免造成媒體失語，以牢牢掌握輿論主導權。
（二）依靠先進典型報道進行正面引導，弘揚真善美以提升社會核心價值觀
媒體對奮戰(zhàn)在危機抗戰(zhàn)第一線的工作者英雄事跡的報道可以起到鼓舞社會公眾、增強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新聞媒介應以樹立良性的、健康的價值觀為核心，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選擇、保留、弘揚先進的思想觀念、良好的道德風尚等方面的報道內容。在公共危機事件的報道中，要樹立先進典型對輿論進行正面引導，要通過對先進典型人物的報道引導人們樹立積極向上的思想觀念。對先進典型的報道有助于弘揚正氣，也有助于群眾樹立共同面對危機的決心。要弘揚人們在應對危機事件中體現出來的人性善良的一面，報道公共危機事件不等于極力渲染危機，對危機事件中慘烈、暴力、殘酷、恐怖、血腥等消極的一面，新聞媒介應當予以回避。在人類的社會活動中往往難以避免危機事件包括重大的人身傷亡事故的發(fā)生。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面對危機，尤其是在重大的人身傷亡事故發(fā)生的瞬間，人的求生本能，人與人之間的關愛等，都會表現出來。對于新聞媒介來說，引導輿論的關鍵問題在于報道這些重大人身傷亡事故時，如何去進一步發(fā)掘其中所蘊含著的更美好、更感人的主題。新聞媒介應該在讓受眾看到危機事件帶給人們悲傷的同時，也深刻地體味到危難中人間的真情以及人與人之間互相幫助、互相關愛的美好情懷。在公共危機事件報道中，新聞媒介除及時地報道危機事件、科學理智地分析危機事件之外，還應關注危機事件中生命個體的生存狀態(tài)，去挖掘生命在危難中的尊嚴與價值，弘揚真善美，讓人們感受到無私、堅強、智慧等人性光輝以提升社會核心價值觀。
（三）重點發(fā)揮議程設置功能，化解或轉移社會壓力
新聞媒介具有議程設置功能。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不能直接得到的或本身較為復雜的信息，一般都需要新聞媒介提供，對新聞事件有選擇性的報道會影響人們對社會生活的關注，于是新聞媒介無形中為人們建構著現實社會。議程設置理論認為公眾傾向于關注和思考傳媒所注意的那些問題，依據媒介提示的角度思考，按照媒介對各種問題的重視程度來調整自己對這些問題重要性的看法。公共危機事件發(fā)生后，新聞媒介不僅應及時準確地向公眾提供有關危機事態(tài)、進程等相關信息，還應進一步影響公眾的思維和情感。公共危機事件帶給人們緊張恐慌、焦慮不安的情緒，若不及時化解與轉移這種情緒，容易加劇社會矛盾，引發(fā)社會的動蕩不安。面對危機事件的發(fā)生，新聞媒介必須充分發(fā)揮議程設置功能，在協(xié)調多方利益的前提下，精心策劃與安排報道的主導方向，構建人們關注與討論的中心話題，調動公眾注意力，緩解各方矛盾，降低社會恐慌。如果為了制造轟動效應而大肆渲染負面信息，必然會造成社會危害程度的增加，在公眾中形成不必要的社會恐慌。新聞媒介應引導公眾樹立抗災救災的信心與決心，引導公眾看到希望、看到光明，及時化解或轉移社會壓力。危機雖然只發(fā)生于瞬間，但其發(fā)生與發(fā)展有一定的階段性。新聞媒介應該隨著危機的階段性發(fā)展，有針對性地調整新聞的密度和頻度，系統(tǒng)安排報道的節(jié)奏、規(guī)模、手段和形式，為公眾設置議程，減輕、控制和消除危機事件引起的嚴重社會危害，從根本上消除流言的基礎與動因，以達到與受眾的良性互動，增強公眾戰(zhàn)勝危機的希望與信心，引導好社會危機時期的輿論走向。
（四）對危機事件中的受害者給予充分的人文關懷
一些媒體在公共危機事件報道中沒有融入責任感，站在旁觀者角度，抱著看客心理，單純地、一味地展示事件，看似充分滿足了受眾的知情權，卻忽視了對事件進行正面積極的引導，從而對受害者及家屬造成傷害，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一些媒體為制造轟動效應把危機事件的報道變成了悲劇展覽，用事件的慘烈、當事人的痛苦來填充時段和版面，渲染危機事件中血腥、恐怖、緊張的一面，給受眾帶來不安情緒。這些過于恐怖、殘酷、血腥的場景在媒體刊播后，會引起受眾的緊張、焦慮等心理，給他們帶來不必要的壓力。在SARS報道中，一些媒體過多刊登人們搶購口罩、藥品的照片，無形中渲染了緊張氣氛，為這種不理智的搶購風潮推波助瀾。在對2004年印度洋海嘯的報道中，有些媒體為了吸引受眾眼球，將血肉模糊的罹難者特寫照片十分醒目地刊登于報紙的顯著位置，于是，尸體、廢墟等極具視覺沖擊力的圖片大量充斥于報紙版面中，其報道看似公開、全面，但讓人不忍觀看。這樣的報道不僅會給遇難者家屬帶來二度傷害，也會引起受眾的反感和不安。新聞媒介要以一種深刻的人文關懷去撫慰那些危機事件中的受害者以及關注危機事件的人們。危機事件帶給人的情感情緒反應是悲痛、頹喪、焦慮等，但蘊含著豐富的人文主義關懷精神的報道卻可以轉變受眾的這些消極不良的情感和情緒，使悲痛得到安慰，頹喪得到振奮，焦慮得到舒緩，從而產生積極的和良性的言與行，產生積極的傳播效果。因此，公共危機事件的報道方法不僅關系到信息的傳播效果，而且還關系到危機事件主體的精神面貌和精神狀態(tài)。新聞媒介要對處于極度絕望狀態(tài)下的人類給以人文主義關懷，讓健在的人們體會到人性的溫暖、人的崇高與尊嚴，喚醒人類的良知與道德。危機事件發(fā)生后，要滿足受眾的知情權，要關注事件中“人”的命運，但不能就事論事，冷酷無情，而要在其報道中融入人道主義情感，體現出關切之情和正確的輿論導向，重視社會效果，起到呼喚同情、警示社會、推動預防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