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政府及政論重要問題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當前我國政府及政論重要問題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2010年5月28～29日，由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中山大學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中國留美公共管理學會、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共同主辦的華人公共管理學者研討會在廣州中山大學召開。來自美國、英國、荷蘭、新加坡、中國的華人公共管理學者約50人，共同深入探討30年經濟改革后政府轉型和國家治理等問題。

會議開幕式由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院長、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馬駿教授主持，中山大學校長黃達人教授致歡迎辭。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名譽會長、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夏書章教授，留美公共管理學會會長侯一麟教授，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院長朱正威教授先后致辭。

主題發言部分由中國人民大學藍志勇教授主持。圍繞“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重要問題”的議題，中國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美國斯坦福大學周雪光教授、中國中山大學馬駿教授、英國謝菲爾德大學臧小偉教授、中國臺灣世新大學徐仁輝教授等5位專家分別從不同視角進行探討，為整個會議的發言拋磚引玉。王紹光教授將重慶經驗放在中國式社會主義3.0中進行理解。他認為，重慶僅僅是全國各地在探索社會主義3.0版本的一種實踐。這種實踐既有對1.0版和2.0版的繼承，也有新的發展階段，是解決公共消費的試點。中國最大的活力在于各地分權探索。周雪光教授以中國政府考核驗收過程為例，考察了科層制權力的局限。他主要強調科層制被非正式制度削弱、弱化或者是被挖掘，并探討了如何重新審視科層制國家的效率。

馬駿教授從中國財政國家轉型的視角出發，探討經過30多年的經濟改革，中國在多大程度上已發展成為一個稅收國家，以及中國的財政國家轉型對國家和社會關系以及國家治理產生了或者將產生何種影響的問題。其認為中國最終將演變成何種類型的財政國家這一問題，主要取決于三大因素：一是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是否會出現方向性的轉變；二是中國財政預算體制改革；三是中國的自然資源稟賦。臧小偉教授從公共政策的角度，以少數民族問題為例，討論中國管治能力建設的問題。

他指出，現有的民族政策并未考慮到少數民族的不安全感，因此現有的政策制訂要意識到這個問題，這是文化和社會的問題，也是少數民族自我認同的問題。徐仁輝教授以金融風暴后的預算赤字與預算政策為研究問題，提出一國的財政可以因為經濟循環或國家安全因素出現暫時性的赤字，但長期來看為了財政的穩健，仍應追求經濟景氣循環的收支平衡；在經濟景氣復蘇跡象明確時，各國政府應加速檢討各項振興經濟景氣方案的出場，以避免因為財政政策落差問題，對經濟景氣循環產生反向刺激效果，造成通貨膨漲壓力加大。

隨后，會議分多場次、多議題進行了探討。在“中國國家治理”場次，中國人民大學的任劍濤教授分享了題為《國家治理的簡約主義》的研究。

這種簡約主義可以理解為：國家必須要分權制衡，國家權利具體運行需要簡約主義的邏輯，特別要強調在政治法律和環境的途徑當中，依法治理是國家得到很好治理最重要的簡約原則。美國杜克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的牛銘實教授用生動的“豆選”例子，深入探討了選舉與地方治理改善的問題———改善地方治理是中國穩定的根本之道，而欲改善地方治理，最好的方法就是采用公平、公正的選舉程序，導引地方官員認真地為民服務，這也就是“豆選”所蘊含的道理。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楊開峰教授，則關注及反思中國科技治理及其工具的演變。他從比較的視角，討論了中外相關治理理念，即市民社會、府際關系以及企業政府等，在此基礎上，基于政治民主以及多層級治理理念提出科技治理的思想，并從中國科技管理模式的變遷進一步論述了科技治理的演化。最后提出科技政策工具，包括結構式控制工具、合同式誘導工具以及互動式影響工具3種。

在“公共財政”場次，美國喬治亞大學的侯一麟教授，對我國近年行政體制改革進行了實證分析，并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地方官員激勵機制要改變，從“發展-提升”轉到“服務-褒獎”。“科學發展及和諧社會”口號表明最高層的指向標已經開始變化。在地方裁量權增加后，轉移支付和自由資金的使用要配以嚴格監督，以達到最優使用。為此，透明的預

、算體系至為關鍵。

在“中國政府改革”場次，浙江大學的郁建興教授用一種新路徑分析“治理的中國適用性”的問題。

他指出，中國的治理研究者應充分意識到“轉型期”特征，認知豐富的事實；“足夠好的治理”需要我們確切地理解制度演化和國家能力，在這個世界中權衡并找到優先的東西；“策略性-關系性”方法目前更多是一種分析路徑，但經過對結構和能動的確切描述，未來可能發展為一種能避免事實、理論與概念錯位的解釋框架。復旦大學的竺乾威教授，則關注地方改革的問題。他以廣東順德為案例，探討地方政府的管理體制改革創新。順德的改革涉及了地方政府體制改革的3個最核心的問題：黨政關系問題、改革的路徑依賴問題、改革的動力問題。

在“公共服務供給問題研究”場次，中山大學的倪星教授，建基于對警察行為的實證研究之上，分析了警察這一“行動中的街頭官僚”，并得出結論：街頭官僚行為特征復雜多樣的，其工作時間和工作投入情況差異明顯。街頭官僚行為在各類機構之間的差異遠遠大于同類機構內部的差異，機構屬性等因素的影響突出，說明街頭官僚更是一種組織的現象。復旦大學的敬乂嘉博士，探討了隨著社會服務提供方式從“制造”向“購買”轉移的這種公共非營利合作關系。在政策和實踐層面，我國社會服務外包的關鍵治理問題，是如何實現公共非營利關系的形態變化，實現從管家關系到委托關系的變遷。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趙志榮博士，探討了中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兩個模式：資金結構與融資機制。他認為，就趨勢而言，市場融資的增長速度明顯快于財政資金，因此在總投入中變得越來越重要。同時，東部省份對財政資金的依賴程度最高，這主要是由于土地出讓轉讓金明顯高于其他地區；直轄市的市場融資比例最高。如果從政府和市場作為基礎設施提供者的角度來看，政府主導模式的重要性在逐漸下降；城投公司主導型和私有部門參與模式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和經緯博士，聚焦過去10年中國城市公立醫院的民營化改革，提煉出中國社會福利領域民營化改革政策過程的分析框架：從理解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開始；識別主要的行動者（Actors）和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s）并理解他們的各自立場、偏好、效用函數和相對力量；行動者和利益相關者的互動直接型塑著政策改革過程并決定其結果。

在“中國社會建設”場次，中山大學的岳經綸教授，獨特地創造出“社會中國”(SocialChina)概念，社會中國的著眼點就是中國的社會模式，特別是中國的社會福利模式。他以此為分析視角，梳理了中國社會政策的演變。中山大學的何艷玲教授則從“市場建設推動了社會建設嗎？”這一問題出發，提出了中國式的國家-社會-市場同構邏輯，并認為，中國的國家建設有兩個重要的任務，一個是在政治層面，重建政權合法性，以應對社會壓力；一個是在行政層面，重建公共服務供給機制，以回應社會需求。中國社會建設所指向的利益調節的壓力，將在這樣的國家建設中被吸納。

在“非營利組織與協同治理”場次，來自喬治亞大學的郭超和來自南洋理工大學的張志斌兩位博士，運用五維代表性概念框架，對中國非營利組織代表性進行實證分析。

來自不同地區的學者對中國公共管理學界的普遍和獨特現象、分析框架、實證方法、研究結論、政策建議等都展開了充分的探討，此次會議將有助于我國公共管理學界聚焦中國發展經驗，借鑒國際視野。

會議凝聚的智慧，為進一步推動中國公共管理學界的發展，強化公共管理學界作為政府的“智庫”作用，構建可持續發展的和諧國家建設體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