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體育公共服務供給能力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
隨著新型城鎮化進程,由于農村勞動資本溢出所導致的社會公共管理與社會公共資源供給問題也日趨顯著。農村轉移人口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處于社會公共服務的“盲區”,其公共權益難以得到保障。文章基于公共服務均等化視闕下對蘇南地區農村轉移人口體育公共服務供給能力進行調研分析,并通過DEA數據包絡分析法對蘇南農村轉移人口體育公共服務供給效率進行分解,解構蘇南體育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存在的不足。
關鍵詞:
體育公共服務;服務供給能力;農村轉移人口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城鎮化的加速,農村人力資本溢出的問題日趨顯著。我國在長期的二元經濟體制下,逐漸形成“重城輕鄉”、“以農補工”的發展趨勢,這也導致我國農村溢出人口數量增多與城市公共服務承載力的矛盾。在我國2014年最新制定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明確指出:加快推進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時期,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路徑,同時在文件中明確指出“公共體育服務”成為我國政府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實現公共體育服務均等化,成為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目標。現階段我國體育公共服務已基本實現區域內體育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繼而將逐步縮小區域間、城鄉間、公民個人間的體育公共服務差距為著眼點,全面加強對公共體育服務的財政與設施投入,將公共體育服務覆蓋至社會各群體。[1]蘇南江蘇經濟最發達的區域,也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區域之一,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吸納大量的農村轉移人口,據統計,2014年蘇南農村轉移人口高達3381.2萬人[2],然而蘇南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水平低且發展滯后,農村轉移人口村獲得的公共體育服務資源明顯低于城鎮水平導,致體育公共服務的非均等化出現。
1體育公共服務供給能力概述
體育公共服務供給能力是指,“體育”領域的社會公共服務的供給現狀;是基于公共服務供給理論而實現的概念界定。依據體育公共服務供給能力概念進行分層解構,可以依據公共服務提供的主體差異進行分類,一類分為樊炳有(2009)[3]提出,以政府部門為主體的為群眾提供的公共體育服務產品與制度的總和。而另一類則是肖林鵬(2008)[4]為代表,將體育公共服務的主體擴大至社會“公共組織”,為了滿足大眾公共體育服務需求,社會“公共組織”面向全民而提出的體育公共服務;第三類如曹可強(2010)[5]將體育公共服務供給的主體擴大至“公共”或“準公共”組織,指出體育公共服務是由以上組織部門所提供的,以滿足大眾體育需求為基礎的體育環境與條件的公共產品和服務行為的總稱。在本次研究中,以考量我國政府部門提供體育公共產品與服務能力水平為主的研究,因而將體育公共服務供給的主體設定為政府機關。體育公共服務供給能力與水平,通常取決于政府資源的配置與服務供給效率,現階段體育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呈現出“城鄉體育設施與財政資金配置的非均衡”;“城鄉二元制背景下的權益失衡”。農村轉移人口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與城鎮居民相比所獲得的公共體育服務的資源占有、服務能力及供給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導致農村轉移人口的體育權益及公共體育服務享有的權益嚴重失衡。
2蘇南地區農村轉移人口體育公共服務供給能力現狀分析
隨著新型城鎮化進程“,農村轉移人口”成為農村“勞動資本溢出”的產物,進一步加速社會現代化發展,優化勞動資源優化配置。然而“農村轉移人口”增多為社會公共管理與社會公共資源供給帶來巨大壓力。農村轉移人口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處于社會公共服務的“盲區”,其公共權益難以得到保障。蘇南作為我國經濟最發達地區吸納優質的勞動資源,因而,大量農村勞動力的涌入為蘇南經濟建設提供人力資源保障,關注蘇南地區農村轉移人口體育公共服務供給能力現狀具有重要意義。
2.1研究樣本蘇南位于我國江蘇省南部,是“長三角”經濟帶的中心區域,是我國經濟最發達地區,蘇南主要包括:南京、無錫、常州、鎮江、蘇州五個城市。此次研究采用整群分層抽樣法,從蘇南五市抽取300名“農村轉移人口”進行體育公共服務供給水平調研,詳見表1,通過調研樣本分層分析得出蘇南地區移動人口分布人口學特征:(1)年齡以“20~30歲”、“31~40歲”兩個年齡區間為主,這說明農村移動人口年齡結構以中青年為主體,這是由于蘇南城市依舊以勞動力轉移為主,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從農村轉移至城市,參與城市的發展與建設。(2)學歷以“初中及以下”、“高中與中?!眱蓚€區間為主,這說明蘇南農村移動人口文化素養水平相對較低,在轉移居住地至城市后多數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3)收入以“1500~3000元”、“3001~4500元”的中低水平為主,高收入人群相對較少。
2.2研究方法與工具此次針對蘇南地區農村轉移人口公共體育服務能力研究,采用問卷調研法與數據分析法。在研究過程中首先通過問卷調研法,獲取原始的資料與信息,實現對蘇南地區農村轉移人口公共體育服務能力指標量化,其次通過運用數據分析法將獲取的數據資料進行整理與加工,本次研究的主要數據分析法包括“描述性統計分析”、“因子分析”與“DEA分析”。本次研究中調研問卷與統計軟件為主要研究工具。在《蘇南地區農村轉移人口公共服務供給能力調研問卷》擬定過程中依據張麗娜(2014)編制的《山西農村體育公共服務供給現狀調研問卷》與張文(2014)《上海流動人口體育公共服務供給現狀調研問卷》[6]在問卷中將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分為“體育設施服務”“、體育活動服務”、“體育組織服務”“、體育指導服務”“、體育信息服務”“、體制檢測服務”六個維度,將其細化如表2。問卷共計12題,每題采用李克特五級計分法,賦值0~4分。在調研實施前抽取80名蘇南地區農村轉移人口,進行問卷信效度檢驗,通過信效度檢驗得出:KMO值為0.859(P<0.01),說明問卷具有較高的結構效度,適于蘇南地區農村轉移人口體育公共服務供給能力調研。同時,通過克隆巴赫系數法進行問卷信度分析,得出:問卷各項指標克隆巴赫系數均在0.9以上,總問卷克隆巴赫系數為0.983,因而各指標均具有較高信度,適于此次研究。
2.3數據分析與討論通過統計分析,體育設施服務均值為3.19±1.09;體育活動服務均值為3.27±1.07;體育組織服務均值為3.33±1.05;體育指導服務均值為3.30±1.03;體育信息服務均值為3.26±1.03;體制監測服務3.28±1.04,蘇南地區農村轉移人口體育公共服務供給能力整體處于“較好”水平,各項指標均值處于“3~4”分,原因分析:蘇南位于我國長三角核心經濟帶,該地區在經濟發展的帶動下,民眾的文娛生活也得到極大的改善。體育健身場地與設施的供給是體育公共服務核心,體育健身場地與設施是推進“大眾健身”的基礎硬件條件,成為衡量政府體育公共服務供給能力的重要指標。隨著體育公共服務供給主體的多元化,體育公共服務項目與產品也呈現出盈利與非盈利特征,對于農村轉移人口而言經濟能力差、文化程度低,成為其選擇非盈利性體育公共服務產品與服務的重要因素?,F階段南京、蘇州、無錫各地以建成功能齊全、設施完善、輻射范圍廣的社區體育中心,可以基本滿足群眾的健身需求,因而南京、蘇州、無錫體育設施服務水平較高,而鎮江、常州的健身場地數量與配置水平較低,且缺乏有效的設施管理,因而分值僅為2.92±1.18、2.97±1.19。體育組織服務指標值為“3.30±1.05”;其中蘇州、無錫、南京指標均值分別為3.56±0.69、3.41±0.98、3.63±0.90,指標水平相對較高。體育組織服務是體育公共服務的紐帶,在體育公共服務過程中起主導作用。體育社團、體育協會、體育俱樂部、民辦非企業單位等都是體育組織的構成成分。他們有自發組成的,有由官方牽頭組建的,也有企業內部成立的。近些年,蘇南多地政府加強對農村轉移人口的關注,牽頭成立農村轉移人口相關的組織機構。
3基于DEA的蘇南地區農村轉移人口體育公共服務供給效率分析
DEA非參數數據包絡分析法,最初由美國運籌學家E.Rhodes與A.Charnes,W.W.Cooper[7]于1978年提出,該分析法主要用于決策單位間相對有效性評價。DEA分析法分為CCR模型與BCC模型,率先提出的CCR模型,是基于生產函數視角進行分析,適于研究多個輸入與輸出的“生產單位”同時為“技術有效”“、規模有效”的決策研究。本次研究中運用DEA-Malmquist生產率指數進行蘇南地區農村轉移人口體育公共服務供給效率分析,將綜合技術效率進行深入分解,將其分解為規模效率與純技術效率變動。在指標帶入中將農村轉移人口體育公共服務供給6項目指標作為“投入”;并依據我國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新時期體育工作意見》中所提出“全民健身”行為與意近的推進,具體指:蘇南農村轉移人口體育活動參與率;蘇南農村轉移人口“終身體育”意識形成。通過進行DEA-VRS分析,繼而得出:蘇南地區農村轉移人口體育公共服務供給效率的綜合技術效率為0.986;純技術效率均值為0.999;規模效率為0.987;在指標數據中南京與常州農村轉移人口體育公共服務供給效率分析結果為最優,DEA指標效率結果排序為:南京、常州、無錫、鎮江、蘇州,其中無錫純技術效率值成為限制體育公共服務供給效率的關鍵因素,呈現出規模報酬遞減趨勢;鎮江純技術效率值成為拉低綜合技術效率的主要因素;而蘇州規模效率值較低成為影響綜合技術效率的關鍵因素。通過“SUMMARYOFOUTPUTTARGETS”分析得出蘇南5市的體育供給指標期望值,南京與常州處于理想狀態,而鎮江“體育設施服務”、“體育活動服務”“、體育組織服務”、“體育指導服務”、“體育檢測服務”實際值均低于期望值,因而5項指標均有待提高;無錫市“體育組織服務”“、體質監測服務”實際值低于期望值,2項指標有待提升;蘇州市“體育活動服務”、“體育信息服務”有待進一步提升。
參考文獻:
[1]張麗娜.山西省農村體育公共服務供給現狀與對策研究[D].山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2]江蘇流動人口特征、服務管理現狀及差異———基于蘇南、蘇中、蘇北的調查[J].人口與發展,2013(2).
[3]樊炳有.我國體育公共服務供給制度及實踐路徑選擇探討[J].體育與科學,2009(2).
[4]肖林鵬.論我國公共體育服務的供給困境[J].山東體育學院學報,2008(10).
[5]曹可強.論體育公共服務供給主體的多元化[J].體育學刊,2010(10).
[6]張文.上海流動人口體育公共服務供給現狀調研問卷[D].華東大學,2013.
[7]CharnesA,CooperWW,RhodesE.Measuringtheefficiencyofdecisionmakingunits[J].EuropeanJournalofOperationResearch,1978(6):429-444.
作者:劉淑彬 單位:常州大學懷德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