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民主塌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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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主/民主塌陷/發展中國家/比較政治
內容提要:發展中國家在民主發展的過程中都遇到過各種挫折，但很少發生整體性的民主崩潰，主要表現為不同程度的民主塌陷。塌陷的原因與民主發生的模式密切相關。在演化型民主中，導致塌陷的主要因素有某個階段的產業升級、激進的中間階級、缺乏自主性的制度、大眾與精英的對抗、軍隊與政府的觀念沖突、外部的顛覆等。在種植型民主中，導致塌陷的主要因素有經濟的衰退、社會的分裂、制度的軟弱、大眾對精英墮落的放縱、軍隊在利益上的不滿、外部援助的減少等。沒有一種變量可以進行普遍化的解釋，民主塌陷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但所面臨的這些變量越多、越強時，民主面臨的塌陷危險就越大。
迄今為止，極少有發展中國家能夠一勞永逸地建立一個持久穩定的民主政體，也極少有發展中國家歷史上沒有任何民主經歷。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在歷史上的某個時期都或多或少地建立起某種民主體系，但隨后大多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塌陷，當然，整體性的民主崩潰則很少發生過。
這種民主塌陷的現象引起了許多政治學者的興趣，自1978年瓊恩·J·林茲和阿爾弗里德·斯特潘的《民主政體的崩潰》出版之后，關于民主塌陷的研究成果就不斷涌現，成為政治發展研究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圍繞民主塌陷的原因對這種研究作一簡要介紹。
一、民主發生的類型
民主塌陷與民主發生有著密切的關聯，不同類型的民主發生會導致不同類型的民主塌陷。民主發生有兩種不同的模式：一種是由內部力量互動出來的民主體系，可稱之為演化型民主；一種是由外部力量種植下來的民主體系，可稱之為種植型民主。前者包括拉丁美洲和中東的大部分地區，后者包括赤道非洲和亞洲的部分地區。
演化型民主并非不受外部影響而發展出來的民主。實際上這種民主大多發生在原殖民地，但殖民國家并沒有直接栽種民主體系。譬如說，在拉丁美洲，殖民統治結束時，殖民母國都還沒有過上民主生活，因此在獨立時就沒法留下什么民主種子。那里的政治體系一直在威權統治和無政府狀態之間搖擺，直到內部的社會變遷導致越來越多的政治參與，當統治精英感覺到普選權和自由選舉不會帶來不可接受的結果時，政治體系就開始朝著民主的方向發生變化。
中東地區的民主發生也大體屬于演化型，這里的國家有許多是從奧斯曼帝國的解體中產生出來的，它們受到不同程度的歐洲控制。然而，這種控制不同于赤道非洲那種直接的管治，它們的民主萌芽準確地說是受西方影響的結果，而不是西方人直接種植的結果。這些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其精英的地位逐漸受到新的受過現代教育的中產階層的挑戰。這些中產階層成員逐漸被國家機器吸納，建立了某種準民主的政體。在這種政體中，選舉產生的政府在決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它們建立在狹窄的社會基礎上面，而且選舉常常受國王和首相的操縱。這種準民主對于受過現代教育的教師、官僚、技術人員和工程師等新興中產階層來說，或者對于有著類似價值觀的改革派軍官來說，吸引力不大。
種植型民主一般出現在二戰后的去殖民化時期，殖民母國在離去時，一般與殖民地達成一個協議，以建立或維持一種民主體系。殖民母國一般不愿意自動退出，很多地方如肯尼亞、馬來西亞、津巴布韋等，只是在發生暴力沖突后，才獲得獨立。在獨立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民族主義運動，這些運動的領導人一般接受了民主理想，并希望自己的權威具有源于自由選舉的合法性。在那些沒有發生暴力沖突，而是通過談判而獲得獨立的殖民地，民主的發生要平緩一些，也相對持久一些。在殖民者離去時，那里的人民一般被賦予了普選權，并且常常在殖民國家的監督下，舉行了自由競爭性的選舉。
二、影響塌陷的變量
研究政治發展的中國學者一般比較熟悉支持民主的一些變量，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經濟發展：這是由利普塞特于1959年提出的變量，他認為人均財富、工業化、都市化、教育等與穩定的民主制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較好的生活條件會讓較低階層放棄極端意識形態，被整合進民主政體。
公民文化：這是由阿爾蒙德最早提出的解釋變量，它強調公民接受用民主方式解決沖突的意愿，強調社會共同體的某種共識。
精英關系：這是由羅斯托推薦的變量，他認為當精英們同意遵守政治博弈規則而不是冒國家解體的威脅時，民主就發生了，然后將非精英納入到這些規則之中。
社會結構：這是政治社會學者非常重視的變量，著名的有莫爾，他提出當君主與貴族之間實現了相互制衡，貴族進入商業領域以及強大的中產階級興起之后，民主就容易發生。
政治制度：這是政治學中非常古老的變量，荷伯、斯特芬斯等都強調政治制度容納和抑制政治沖突的能力，民主要求壓力集團、政黨等制度的發展，以便過濾大眾需求，方便妥協的達成。
發展序列：這是賓德和達爾提出來的觀點。達爾認為，當政治競爭先于大眾參與發生時，民主化就相對容易。賓德則認為民主化過程中的認同危機、合法性危機、管治危機要在參與危機和分配危機之前得到解決。
外部影響：這是格林等許多學者的觀點，認為民主化，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民主化大多是受到外部力量（政府、機構或個人）影響的結果，它們供給思想、提供誘因或實施制裁。
一般看來，支持民主化的因素反過來就會成為民主塌陷的因素，但這不是對稱性的關系，因為民主發生常常是一個比較緩慢的過程，而民主塌陷則往往是一個比較突然的過程，更多地依賴于人的選擇。因此，影響民主塌陷的變量與影響民主發生的變量會有所不同。羅伯特·賓克尼在《第三世界的民主》中總結出了影響民主塌陷的六個變量：經濟變量、社會變量、制度變量、行為變量、軍事變量和外部變量。這些變量會在演化型民主和種植型民主中分別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
經濟變量：在演化型民主中表現為經濟發展帶來的階級沖突尖銳化，在種植型民主中表現為經濟衰退。
社會變量：在演化型民主中表現為在容納或排斥程度上的沖突，在種植型民主中表現為社會凝聚力的缺乏。
制度變量：在演化型民主中表現為制度缺乏相對于國家的自主性，在種植型民主中表現為制度不能有效運作。
行為變量：在演化型民主中表現為對大眾壓力的擔心導致當選政治家的非民主行為，在種植型民主中表現為大眾冷漠促進當選政治家的非民主行為。
軍事變量：在演化型民主中表現為軍隊與政治家之間實際或潛在的意識形態鴻溝，在種植型民主中表現為軍隊認識到利用自己地位的能力。
外部變量：在演化型民主中表現為外部對意識形態上不可接受的統治者的反應，在種植型民主中表現為外部勢力保護民主的努力有限。
下面進一步描述這些變量對兩類民主塌陷的影響。
三、演化型民主的塌陷
（一）經濟解釋
對于演化型民主來說，民主的塌陷通常是在參與和沖突的壓力下出現的。亨廷頓和內爾森認為在現代化后期，存在經濟增長與參與之間的沖突。實際上也就是在政治體系缺乏足夠資源的情況下，出現了難以應付的參與危機和分配危機。
盡管民主的基本架構已經形成，但在越來越強的大眾壓力下，這種架構是很脆弱的，無法支付越來越強烈的平民主義要求。如果經濟發展水平特別低下，平民的不滿還難以通過有組織的渠道表達出來，形成不了現實的政治壓力，而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一方面拉大了多數大眾期望與滿足之間的差距，另一方面增加了大眾的政治表達能力。維納指出，經濟變化產生了一個不斷增長的善于表達的工人階級，而通過模仿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還未在本土的環境中扎下根來，因而缺乏持久性。
另一個有意思的解釋模型是“官僚威權模型”，它是由拉美學者發展起來的。這種模型認為在經濟發展的某個階段上，也許會出現一種平民主義的初級民主，它通過一個各階級聯合支持的政府，發展以普通消費品為主的簡單加工業。但這種產品市場飽和之后，就需要向較深層次的制造業發展，而這通常需要高度資本化的大企業來支撐，它們與政府、與跨國公司保持著緊密的聯系。這一階段的發展不會給平民帶來多少實惠，因而得不到大眾選票的支持，只有一個威權政府才能強制推動這種發展。1964年后的巴西，1976年后的阿根廷，1973年后的智利都是例證。在大眾民主抵制這種發展，而文職精英又軟弱無力的情況下，似乎只有軍事接管才能確保資本主義發展先于大眾需求發生。
（二）社會解釋
官僚威權模型受到不少的批評，其構造的某種經濟發展導致民主塌陷也許受到錯誤的經驗支持。即使它們之間有聯系，也許是通過另外的變量起作用的，社會結構就是其中之一。前面談經濟變化時，已經隱含了社會變化，譬如說，在拉丁美洲，新的階層和群體，帶著新的需求，給政治體系帶來了壓力。
通常認為，新興中間群體的發展會有利于民主，但在中東，情況并非如此。這里的新興群體似乎容易持極端立場，排斥民主。這也許有兩個原因。首先，諸如教師、官僚、工程師和現代化士兵等新興群體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市場力量的結果，而更多的是政府政策的結果，是直接或間接附著在政府權力之上的。其次，這些中間群體一般是受過一定教育的，然而，這些教育并沒有增加他們的流行民主觀念，倒更多地加強了本土的反民主觀念，在他們眼里，民主被視為一種外來的概念，在伊斯蘭本土文化中，外來的常常可以與有害的劃等號。第三，這些新興群體有強烈的參與政治的愿望，如果他們不能通過說服執政精英擴大參與基礎，而執政精英的反民主情結比較濃厚，那么這種政治緊張就容易導致強人政治，初級的、有限的民主就難逃塌陷的命運。在拉丁美洲，也有類似的情況，要求參與的大眾與反對參與的精英之間沖突超過了現有民主框架的容納限度，軍人干政幾乎成了自然而然的結果。
（三）制度解釋
產生演化型民主的國家一般也是在模仿西方的基礎上建立了一系列政治制度，但與西方相比，這些制度是早產嬰兒，也就是說在經濟社會發展不成熟的較早階段就出現了，因而存活率就較低。根據賓德的“發展危機和序列”理論，這些制度是在特定的危機環境下被催生出來的，而不是扮演西方類似制度所扮演的角色。在西方國家，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逐漸采用了鼓勵大眾參與的選舉制度、政黨制度、利益集團制度，并發展了帶有福利傾向的官僚制度。而非西方國家在經濟發展的相對較早的階段就采用了這些制度，結果讓人們覺悟到一種更高的生活水準和政治權利，從而激發大眾對公共權威的要求越來越多。
伊姆在《南韓官僚威權主義興起》一文中指出了反對黨所帶來的參與和福利的快速增長。他寫道：“反對黨候選人金大中將大眾的民主要求融進新的政綱。他的競選主題是實現基于平民主義經濟的平民主義時代。根據金大中的看法，大眾民主會反對發展型獨裁，而一個平民主義經濟會基于大眾福利，經濟增長成果的公平分配，雇員分享所有權的體制，土地革命，以及對富人征新稅等。”
這些制度一方面帶來參與和福利要求的增長，這對治理精英形成巨大壓力，招來他們的不滿，另一方面則因為它們自身沒有充分地制度化，基礎很不安全，顯得非常脆弱，使它們難以抵制既得利益的精英反抗。于是，在1972年的南韓，“大眾部門在政治上被排除了：競爭性選舉被禁止；罷工被禁止；工會組織受到嚴格限制；而基本人權受到任意侵犯”。
在拉丁美洲，譬如阿根廷和智利，也有類似的情況。民主制度一般傾向于促進大眾參與，這讓精英們感受到巨大挑戰，而且這些制度似乎又不成熟，無法在精英與平民主義要求之間帶來任何妥協。因此一些學者認為，民主化過程中，軍事獨裁的產生主要不是因為經濟力量，而是因為“自上強加的”民主制度。科恩認為，在巴西，國家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了更積極的角色，而不像在西方國家的早期階段，國家采取了較為自由放任的政策，結果是，政黨和壓力集團自上而下地發展，而不是因應大眾要求自下而上地有序發展，這阻礙了穩定的政治競爭。
在制度論者看來，演化型民主需要自愿參與的成熟實體如大眾政黨和壓力集團來支撐，而這些制度在很多發展中國家不是沒有，而是因為早產造成功能不良，不能自主地發揮作用，從而帶來民主塌陷。
（四）行為解釋
行為解釋也就是選擇解釋，認為人在某種局面下是能動的，既可以這樣選擇，也可以那樣選擇，但選擇之后便對后來的結果產生影響。因此，一些學者認為政治結果更多地依賴于人為的因素，而不是非人為的因素。在演化型民主中，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帶來大眾參與的壓力局面，政治精英面臨困難選擇。這時候，大眾行為與當選政客的行為都很重要，如果大眾過量顯示自己的強力，就有可能帶來當選政客的強力反應。這種反應也許只是為了暫時維持秩序的需要，但它會帶來民主塌陷。
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很多。查莫斯就認為，拉丁美洲軍人政權的出現，不是因為這個地方的國家、社會和文化具有某種一般特征，而是因為在特定的危機中，人們所做的選擇導致了這種結果。這個觀點得到凡倫佐拉和盧夫曼的回應，他們認為，在智利，在政治危機發生時，關鍵性的角色不是努力利用現有的體制來尋求妥協，而是希望利用軍隊來冒險，這不是制度的問題，而是行為的問題。輥輶訛在土耳其也有類似的過程，蘇那和薩亞里在《土耳其的民主：問題與展望》中談到，土耳其主要政黨在政治危機中不能達成共識，執政的決定在現有的威權體制內解決問題，而反對派共和人民黨決定讓軍隊介入政治，以挑戰當局。
在演化型民主中，行為解釋者認為，關鍵是執政角色與反對角色沒有努力達成妥協的共識，導致民主不能維持。
（五）軍事解釋
在演化型民主中，軍隊和民主政府之間，或者說軍官與當選政治家之間一般存在意識形態上的沖突。軍隊一般持保守的意識形態，而政府則持較為民主的意識形態。但軍隊所要保守的內容隨國情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別。在中東地區，軍隊所持的意識形態具有反西方色彩，對受西方支持的民主政府不信任，而愿意支持帶有更多本土文化色彩的政府。而在拉丁美洲，軍隊常常是右翼既得利益者，它們一般不支持民主，尤其反對平民主義，但常常同西方國家保持友好關系。在冷戰中，美國幫助拉丁美洲的軍官打擊激進的大眾運動，將它視為拉丁美洲的威脅。
除了受原教旨主義影響的那些軍隊之外，軍隊一般不是現代化的反對者，因為這些國家的軍隊本身就是現代化的產物。不過，這些國家的軍隊通常是民主化的反對者，軍官們通常總是在政治危機中尋找機會，推翻當選政府，將民主壓制在萌芽狀態。
（六）外部影響
在發展中國家，每一次大的政治變動中，幾乎都能找到西方強國的影子。在面對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危機時，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強國通常有道義與利益的沖突。促進民主發展是這些國家的一般道義責任，但是，如果這樣做不符合自身的利益，它們也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反民主行為。在演化型民主中，當選政府的愿望常常與西方強國的利益不一致，從而導致外來干預。穆勒用很多的證據說明，拉丁美洲的民主塌陷主要來自美國顛覆，而非如某些學者所說，是經濟發展的某個階段導致了官僚威權制的出現。輦輯訛他指出，在牙買加和多巴哥，哥斯達黎加和危內瑞拉等國，在沒有民主塌陷的情況下，進口替代型經濟也照樣在發展。而在其他發生民主塌陷的國家，如巴西、智利等，都出現了美國對親政變軍隊的援助。美國出于自身戰略利益的考慮來選擇是否干預。為了應付古巴的影響，美國深度卷入了中美洲的內部事務，如支持尼加拉瓜的軍人勢力。為了防止左翼勢力的擴張，美國支持巴西、智利的軍事政變。
外部影響通常是存在的，但這種影響是否構成了關鍵性的或決定的影響，則是一個爭議性問題。很多的外部影響只是對政變者提供某種道義上的支持，或者暗示如果政變者成功，他們就會得到某種禮遇等。因此很多學者認為，外部影響是只是補充性的，而不是關鍵性的。
四、種植型民主的塌陷
（一）經濟解釋
在演化型民主中，常常是經濟發展導致了民主塌陷，而在種植型民主中，則常常是經濟衰退導致了民主塌陷。在那些經濟衰退的國家，公民對民主政府沒有什么喜好，只希望它能夠提供一點物質利益。然而，經濟衰退到一定時候，政府就很難保證人們所需要的那點物質利益，這時候，民主政府就會面臨垮臺的命運。一些非洲國家常常出現這種情況，加納就是很好的例子。在1950年代末，加納的國內總產值年均增長了5.1%，這是個不錯的增長。在1960年代，增長率逐漸下降，而在1970年代下降到年均3.2%，這個比例低于人口增長率。經濟增長率低于人口增長率，可以被視為經濟衰退的一個標志，它直接導致人們手中物質財富的減少，民主就面臨危機。正如布雷頓所說：“［在非洲］政治制度是保持大眾忠誠的偽裝，而社會經濟內容——錢，金融財富和經濟機會——才是有效政府的基礎”。
（二）社會解釋
在種植型民主中，盡管也存在對各種社會群體進行容納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缺乏社會凝聚力的問題。這里的政治制度是在獨立過程中快速形成的，殖民母國離開時草率地留下一部民主憲法，而社會結構則未能快速地變化以適應這種政治制度。本地的社會群體對殖民母國及其政治遺產存在著疏離傾向，結果是社會很難在民主信念或民主制度下凝聚起來，其表現有三個方面：
第一，本土的民族主義與殖民母國及其后續政權離心離德。勞歐指出，赤道非洲有一種“過剩的本地化鼓動傾向”，這種傾向導致與政權的對抗。作為社會凝聚力缺乏表現的這些沖突自然不利于民主政府的有效運作，在不能協調解決的情況下，這些國家的精英似乎只有放棄民主方式，而選擇威權統治來“摁住”這些沖突。
第二，凝聚力的缺乏不僅表現在社會與政府的關系上，還表現在社會自身缺乏組織力量，形成不了強大的輿論壓力。蒙斯路認為，在西方發現的憲法外制衡，如強有力的經濟機構、報紙以及被組織進壓力群體的受教育的公民等，在赤道非洲找不到。有點強大的經濟機構常常是由外來移民控制，它們常常不是民主的支持者。當統治精英在選舉競爭中采取預防性監禁、操縱選舉或通過腐敗交易購買支持時，很難有強大的社會壓力來阻止他們。
第三，社會凝聚力的缺乏還表現在公民中沒有基本統一的民主理念，一些中產階級公民是從自由民主的角度來理解民主的，而廣大的老百姓則將民主理解為能夠帶來物質利益的一種工具，并表現出強烈的平民主義。當民主不能帶來物質福利的滿足，而又有人在破壞民主時，沒有多少公民能夠站出來維護民主的價值。
（三）制度解釋
在演化型民主中，制度問題主要表現為國家過于強大，政黨、利益集團等缺乏相對于國家的自主性，而在種植型民主中，制度問題則主要表現在政黨、壓力團體、立法機構、官僚機構等比較軟弱，不能為政治輸入與輸出提供有效而充分的管道。
與西方的同類制度相比，這些國家的立法機構一般只是邊際性地發揮作用。一些壓力團體得不到廣泛的支持，缺乏對政府的制裁手段，如撤消選舉支持或組織有效的不合作運動等，而工會則缺乏紀律和組織來發動有效的罷工。對于那些比較重要的壓力團體如跨國公司來說，它們也只是維護狹隘的私利，而不努力在公眾與政府之間起溝通橋梁的作用，而且它們總是按自己的邏輯與政府打交道，在政府不能滿足自己要求的情況下，甚至醞釀顛覆選舉產生的政府。
作為現代政治制度的要件，一些國家的關鍵政黨不能從革命黨或運動黨轉變為執政黨，既無法兌現其早期的政治承諾，也無法提供有效的施政。缺乏政黨基礎的政府只有依賴從殖民時期繼承下來的官僚機構，但這些機構獨立后出現蛻化或變異，它們一方面不能去政治化，從而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們容易蛻化為一種家長制，成為個人獨裁的工具，不能扮演充分專業化的、中立的管理力量。由于在殖民統治時期，官僚與政府幾乎是同義詞，因此它不容易去政治化，像建一所學校，給進出口企業頒發許可證等行政行為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輦輶訛獨立后的官僚機構表現更差，一方面，它沒有殖民時期那種依靠殖民母國強制力保障的權威，另一方面，它在處理利益沖突時也喪失了殖民時期官僚機構的那種公正性。
西方殖民者留下來的這些民主制度普遍出現功能不良，沖突不能得到公正的解決，施政能力下降，腐敗得以盛行，最終導致軍人干政和威權統治。
（四）行為解釋
在演化型民主中，過量的大眾參與導致政治精英或軍事精英的強力反應；相反，在種植型民主中，則是大眾冷漠放縱了政治精英的威權行為。
現代民主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一定的大眾參與的基礎上，這在西方國家幾乎成為共識，但在一些非洲國家，這種觀念比較薄弱，人們只知道有政府存在，它需要人們的服從。在加納的許多農民眼里，盡管也有些模糊的民主合法性的觀念，但他們更清楚的是，服從當下的任何政府是一種謹慎的和道德的要求。
這種觀念也是從殖民地時期繼承下來的，因為殖民政府的合法性要求是建立在征服而不是選舉基礎上的。獨立后的一黨制政府與軍人政府也暗合著這種殖民理論，主張合法性建立在信托關系和好政府，而不是選舉的基礎上。人們對民主觀念沒有什么感覺，對民主運作更沒有什么體認。這就讓精英比較容易采取操縱選舉、騷擾反對派或讓媒體噤聲等非民主的行為。在馴服的人民面前，精英選擇了放縱和腐敗的生活，治理也就自然而然地衰敗下去。等到因治理不善導致經濟和社會災難時，大眾的不滿便以非理性方式爆發出來。盡管大眾不滿并不一定導致非民主方式，但由于在大眾冷漠下面，政府沒有應對大眾運動的經驗，等到大眾不滿大面積爆發時，精英們更多地選擇了自己熟悉的威權方式來應對。
（五）軍事解釋
在演化型民主中，軍人干政主要是因為他們與當選政治家之間有一種意識形態的鴻溝，而在種植型民主中，軍人干政則主要源于精英內部的利益紛爭。在種植型民主中，軍隊的歷史不是很長，很難發展起來一種穩固的意識形態，而且在非洲和亞洲的種植型民主中，軍隊和政府的意識形態分歧不那么嚴重，而具體利益的沖突成為主要因素。譬如說，加納1972年預算中減少了軍官補貼，導致軍隊快速復辟，民主被擱置了八年。1975年，孟加拉的平民主義政府試圖裁減過于龐大的軍隊，為其尋求經濟上更有生產性的角色，并在一個分權結構中將其置于省總督的控制之下，結果也導致了政變。
（六）外部影響
在演化型民主中，常常有外國勢力支持的軍事政變，從而導致民主塌陷；在種植型民主中，這種情況很少見，外部影響更多地表現為對民主政府提供援助的多少上面。正如前面所說，這些國家的民主政府通常很脆弱，它常常需要外部援助才能維持下去。尤其當面臨軍人干政的威脅時，外國的援助就更為重要。殖民母國通常希望曾是自己殖民地的國家在民主的道路上走得更好，但在民主面臨威脅時，不一定會伸出援助之手。
加納的布西亞、尼日利亞的巴勒瓦、巴基斯坦的貝布托等所進行的民主努力都在沒有外國援助的情況下失敗了。有學者認為，如果外部力量能夠給予適當的援助，以幫助他們渡過危機，這些國家的民主成果就有可能持續下去。輧輱訛其實，與演化型民主中的外部影響一樣，不管是支持軍事政變，還是援助民主政府，更多地取決于外部力量對自身利益的判斷，而較少出自道義上的考慮。
五、結語
本文盡管沒有全面介紹國外關于民主塌陷的研究狀況，但基本上概括了這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在觀察民主塌陷與上述六個變量的關系時，我們需要注意以下一些問題：
第一，這里所說的民主指的是國際社會流行的民主概念，尤其強調其中的自由競爭式選舉內容，關于其他類型的民主，主流的研究者不怎么重視。
第二，這里選取的六個變量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視為獨立變量，在現實中，有些變量之間是相互支持的，如經濟變量與社會變量之間就有明顯的依賴關系。
第三，沒有哪個國家的民主塌陷可以通過一種變量來解釋，它往往是是多種變量一起造成的結果。不過，即使是很多的變量，也是有主有次的。
第四，沒有一種變量可以進行普遍化的解釋，譬如說，經濟發展有時成為民主塌陷的變量，有時則成為民主鞏固的變量。而且在變量發揮作用的方式和程度上，因國情而有所差異。
如果說有什么比較確定的結論，那就是，當一種民主所面臨的上述變量越多、越強時，它面臨的塌陷危險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