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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變革組織變革是公立醫院管理體制改革的一種形態表現:上海和無錫模式是通過成立與衛生局平級的醫院管理集團來改革原有的外部管理結構,醫管集團以法人代表的身份代替政府行使出資人和監管職權,實現對公立醫院的法人化和自主化管理。這種法人化經驗探索有助于提升基層公立醫院的運營管理效率和實現醫療資源的優化配置。但這種改革沒有做到真正去行政化,同時也加重了醫院管理的碎片化問題。北京海淀區通過成立公共衛生委員會,將原來放在衛生局的醫院管理事務剝離,加強對公立醫院組織資源的優化配置,其改革經驗特點在于理順政府行政部門和公立醫院之間的關系。但從組織形式上看,公共委是政府的特設機構,對公立醫院仍然是行政管理,不僅與同級的衛生局出現管理職能重疊問題,而且多頭管理也約束了公立醫院的自主發展。濰坊模式是在市衛生局下面成立醫院管理中心,將分散在其他各行政部門的醫院管理職能統一起來,由醫管中心對所屬公立醫院進行管理,理順了之前各部門舉辦和管理醫院時責權利不分、管理效率低下的狀況。但其實質上并沒有觸及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部分,改革仍沒有脫離行政管控的路徑,新成立的行政部門也會產生政府失靈問題。宿遷模式的組織變革特點是引進社會資本辦醫,將醫院所有權轉賣,實現產權變更。其改革是在縣鎮財力無法支撐對公立醫院財政投入背景下的產權變更探索。近年來,由于民眾的看病問題未能得到有效解決,產權變更后的醫療機構的社會職能一直受社會和學界詬病。
(二)社會功能社會功能主要體現為通過有效的管理方式使公立醫院最大程度上滿足國民對基礎醫療服務的需求。目前我國公立醫院在承擔社會職能方面還缺乏明確的功能定位。這五種典型模式由于改革背景不一樣,其公立醫院履行社會功能的方式也不盡相同。上海申康集團在任免公立醫院院長時,規定了相應的績效考核內容,通過考核方式來約束并落實對公立醫院的社會功能管理;北京海淀公共委通過契約式管理方式對醫院院長的責任和醫院發展的公益性方向進行明確規定和嚴格問責;濰坊進行的改革就是要在衛生部門內部實現醫院有效率的統一管理,因而其主要通過行政手段來落實對公立醫院的社會功能管理;無錫在委托管理合同中明確了各公立醫院的社會功能,并通過階段性績效考核制度進行督和保障實施;民營化后的宿遷醫療機構在追求效益性方面的動力大于承擔公益性責任,宿遷的衛生部門期望用行政手段來保證醫療機構的公益性,但效果不明顯。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對于社會功能這個關鍵性改革維度,政府需要解決好當前對公立醫院財政補償的責任失位問題,若依靠公立醫院自身在公益性、管理效率和經濟效益之間尋求合適平衡點是很難的,即公立醫院自身不能主動替政府履行完全的社會功能。
(三)政府監管政府監管是公立醫院管理體制中的重要一環。政府出資舉辦公立醫院,代表國民實行對公立醫院的監督管理,能夠有效保障公立醫院更好履行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職責。在這五種模式中,承擔政府監管責任的主體是衛生行政部門,每種模式的監管方式和內容不盡相同。上海模式中,政府監管機制較為復雜,實行多個監管主體的相互監督,申康集團作為法人代表對所管理的公立醫院行使出資人的監察權,為了有效監督申康集團的管理工作,申康集團內部又成立監事會,以及政府派駐財務總監對其運營工作進行監督,同時市衛生局在這個監管體制中對申康集團和醫院發揮行政上的宏觀監督作用。濰坊通過在衛生局下面成立衛生監督中心來履行監督職能,代替政府對公立醫院經營管理、發展決策、績效考評等多方面內容行使監督管理權。無錫模式中,衛生行政部門實行全行業監管,但其執業力度弱,其主要的監管職能通常由醫管中心來履行。宿遷的行政部門監督和北京海淀公共委的績效考評則是政府通過行政力量和行業監管方式來落實監管責任。
(四)制度環境制度環境是公立醫院能否有效實現良好改革的重要影響因素。在這五種改革模式中,濰坊自主化管理模式是從行政部門內部尋求制度突破,將管理權集攏到衛生部門,然后再實現內部管理的管辦分開,但這種改革僅是行政管理權的一種重新配置,管辦分離流諸于形式。宿遷的民營化管理模式是地方政府受財力不足影響而進行的產權更變改革,醫院產權從政府到社資、民資的產權置換方式,一方面導致了國有資產的流失,另一方面也進一步淡化了醫院的公益性。上海和江蘇無錫處于經濟發達、人才等各種資源雄厚、現代化管理水平較高的長三角地區,其公共財政實力強,又一直充當改革排頭兵的角色,有相應優惠政策支持,因而它們的改革制度環境比較相似,都是實現對公立醫院管理體制管辦分開和政事分開的探索,而且這種法人化改革探索取得了明顯成效。北京海淀契約式管理模式有其特定的改革制度環境,在大部制改革和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背景下成立的公共委承擔了公立醫院政事分開改革的重任,北京期望通過公共委將各類具有醫療衛生性質的事業單位資源整合,實現政事分開的目標,提升公立醫院管理的效率。
二、結論
通過上述四個方面的改革模式評價,可以看到,本文所選的五種改革模式各有其特點和不足。相應的研究結論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第一,公立醫院管理體制改革需要政府進行明確的醫院功能定位及確定合理的財政補償機制。縱觀我國三次醫改歷程,就是政府對于公立醫院的財政補償機制變遷歷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競爭體制下,政府財政補償責任的缺失會造成公立醫院自身無法在公益性與效益性之間找到平衡點,因而要求公立醫院完全履行政府所要求的所有社會職能就顯得很勉強,最主要還是政府要在明確醫院功能定位的同時完善對公立醫院的財政補償機制。第二,當前的試點探索與改制環境并不協調。上述五種不同的基層公立醫院改革實踐模式的形成,與各醫院所在地區的社會、經濟、政府管理等改革背景差異有關,不同制度環境下,公立醫院所面臨的發展問題不一樣,當然針對問題所進行改革探索而形成的經驗模式也會不同。當前如火如荼的縣級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僅有一系列中央層面的改制政策是不行的,還需要出臺相應的配套措施。第三,公立醫院管理體制改革是對管理手段的科學配置,而不是對現有體制的重構。政府當前花大氣力推進基層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并不是推倒之前的體制重建,而是要如何在現存的矛盾中配置科學的管理手段。當前政府倡導管理體制改革“四個分開”中的管辦分開也好,濰坊模式中完善外部管理資源的管辦合一也好,本質上是政府通過有效配置方法來治理醫院,使之更好地發揮供給基本醫療服務需求的作用。
作者:廖藏宜單位:東北財經大學社會保障專業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