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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據2011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文章采用Heckman模型控制樣本選擇問題,研究了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參加率對家庭創業資產規模的影響。結果顯示,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加水平對家庭創業資產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文章還發現,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通過緩解健康狀況和風險厭惡對家庭創業資產的制約作用,從而激勵了家庭創業投資。
關鍵詞:
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創業資產;Heckman模型
一、引言
創業研究作為一個新興領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關注。激勵創業是解決失業的有效途徑。創業投資是一項風險比較大的投資。家庭在決策創業投資時會考慮家庭的背景風險。背景風險本指居民在金融資產配置過程中,居民投資者實際承受的除金融資產價格波動外的其他風險,包括健康風險、支出風險、收入風險、長壽風險、住房價格風險等。Cardak和Wilkins(2009)發現,居民的背景風險會影響他的風險態度,而風險態度會影響他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判斷。居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判斷會影響當期的消費、投資決策。未來的不確定性越大,當期的風險投資的可能性更小。醫療保險能減小家庭的背景風險中的健康風險和支出風險,從而減小家庭未來的不確定性,對家庭創業投資起到激勵的作用。本文根據2011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的數據,并運用赫克曼(Heckman)模型對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家庭創業資產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
二、文獻綜述
國內外對醫療保險的研究主要方向是,醫療保險可以降低醫療支出的不確定性帶來的經濟上的沖擊,從而影響家庭的儲蓄和消費決策。醫療支出風險增加家庭支出的不確定性,風險厭惡者會以增加預防性儲蓄的方式應對醫療支出風險。早在20世紀60年代,Arrow(1963)就指出,醫療保險能分擔健康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醫療成本。Chou和Liu(2004)將未來醫療花費的不確定性引入居民預算約束,就得出居民最優的消費路徑受醫療花費的不確定性的影響。Goldman和Maestas(2013)研究發現,居民如果參與了單位的職工醫療保險計劃,則持有更高比例的風險資產。何興強、史衛等(2009)研究也發現,中國居民享有社會醫療保險或者購買了商業健康保險的,進行有風險的金融資產投資的可能性更高。國內外研究醫療保險對創業資產的影響的文獻比較少。美國主要的醫療保險是企業職工醫療保險,關于美國醫療保險與創業的關系的研究大部分顯示,企業職工醫療保險增加了職工離職的成本,減小了職工放棄現在工作的意愿,從而導致勞動力流動性減弱,從這一方面來看,職工醫療保險減小了創業的可能性。美國在1986年實施了一項稅收改革法案,法案減小了企業職工通過企業主購買的醫療保險和創業者自己購買醫療保險的稅后價格的差距,法案使創業者在1986年少交25%的保險金,1999年減少60%,2002年減少70%,到2003年減少100%,大大降低了創業者的稅后健康醫療保險價格。Heim和Lurie(2010)利用1999-2004年面板數據研究發現,這項政策使個人進入創業者隊伍的可能性上升1.5%,并且使個人離開創業者隊伍的可能性減少2.8%。國內的保險制度和國外有很大區別,特別是針對沒有被正規用人單位雇傭的居民,國內有專門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為他們提供基本醫療保險。而這部分群體正是失業人口或者潛在的失業人口,研究社會保險政策對他們創業投資規模的影響非常有意義。
三、數據
本文擬利用2011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①的數據,獲取家庭及個人的相關信息。Chfs數據中包含以下幾種社會基本醫療保險的信息,即城鎮職工基本社會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社會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等。本文主要考察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家庭創業資產的影響。對于創業的數據,問卷中有關于家庭最主要的一個工商業生產經營項目的具體情況的系列問題,文章把家庭有工商業生產經營項目并且最主要的項目最初以創立形式開始的樣本定義為創業,以該項目目前的總資產②的數據作為創業資產。考慮到家庭規模、家庭人均收入、家庭風險厭惡程度、戶主年齡、政治身份、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家庭平均健康狀況、行業、所在區域對家庭的投資決策都有影響,在研究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家庭創業投資規模的影響的時候,本文控制這些變量(表1)。2011年,家庭金融調查數據總共有8438個樣本家庭,刪除樣本缺失值,得到6565個樣本家庭,再排除320個戶主及其配偶都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樣本家庭,得到6245個有效樣本家庭。表2變量描述統計顯示,在有效的6245個樣本中,有10.9%的家庭有創業項目,即683個家庭有創業項目;有10.1%的家庭有成員參加了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即有633個家庭有成員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
四、估計結果及分析
(一)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對創業資產的影響
本文首先估計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對家庭創業資產的影響,結果見表3。①由表3(1)列顯示全樣本的估計結果,由結果可知,從總體來看,家庭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的系數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意味著家庭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越高,家庭創業項目的資產越大。在表3(2)列顯示農村子樣本的估計結果,結果顯示,農村家庭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的系數也為正,并且也在1%的水平上顯著,意味著農村家庭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越高,家庭創業投入資產更大。表3(3)列顯示城鎮戶口家庭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對家庭創業資產的影響,從結果看,城鎮家庭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對家庭創業資產的影響并不顯著。可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農村家庭創業資產投入的邊際激勵作用比城鎮家庭更顯著。本文考察的對象是家庭創業資產的情況,但是研究的一個難題是有一部分家庭不存在創業資產,如果將沒有創業項目的家庭忽略或剔除,將不可避免導致估計結果的偏誤。這是因為只有當沒有創業資產的發生是隨機的時候,忽略或者剔除這些家庭才不會導致估計誤差。而事實是,家庭是否創業與家庭的風險厭惡水平、健康狀況、戶主年齡、受教育情況、周邊的創業環境等因素有關,所以,家庭是否創業的發生及其創業資產大小并非隨機事件。人為地將那些沒有創業資產的家庭排除在外,僅對有創業資產的家庭進行估計是采用了一個自我選擇樣本,而不是隨機樣本,這種非隨機的數據篩選本身將導致有偏估計。赫克曼模型為解決樣本選擇問題提供了方法。基于前面的分析,文章在樣本選擇模型中,除加入影響家庭創業資產的自變量外,還加入戶主受教育程度平方項、戶主年齡平方項、社區創業率作為選擇模型的自變量。從選擇模型的估計結果來看(表4),lambda的系數顯著異于0,意味著樣本選擇的偏差確實存在。社區創業比例系數為正,意味著社區創業比例越大,家庭創業的可能性更大;而年齡的平方項系數顯著為負,意味著年齡對創業可能性的影響呈倒“U”型,即戶主是中年人的家庭更有可能創業。在考慮樣本選擇問題后,rateurban的系數顯著為正,意味著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對家庭創業資產仍有正向的影響,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
(二)城居保參保率緩解健康水平和風險厭惡程度對家庭創業資產的制約作用
健康狀況是醫療保險影響家庭創業資產投資的重要渠道。健康水平差的家庭醫療支出風險更大,家庭出于未來不確定性的考慮,會減小有風險投資。美國調查數據研究就發現,健康狀況會負向影響居民對于風險資產的投資的可能性及其比例。Rosen和Wu(2004)用澳大利亞的數據研究也發現,健康狀況不良的人因為風險暴露的提高,會更少持有風險資產。醫療保險能夠減小家庭醫療支出風險,減小未來的不確定性。因此,本文預期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能夠緩解健康水平對家庭創業投資的制約作用。為了驗證這個推論,本文加入家庭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和戶主健康水平的交叉項。結果見表5(1)列顯示,健康水平的系數顯著為負,意味著戶主健康水平越差的家庭,創業資產投入越小;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和戶主健康水平的交叉項的系數為正,意味著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確實緩解了健康水平對家庭創業資產投入的制約作用,激勵了家庭創業投資。風險態度影響家庭創業投資,較高的風險厭惡程度制約了家庭創業投資,即在其他條件給定的情況下,風險厭惡程度更高的家庭,家庭進行有風險的創業投資更小。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能減小家庭醫療支出風險,減小家庭未來支出的不確定性,因此,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能減小風險厭惡程度對家庭創業投資的制約作用。為驗證這個推論,文章加入家庭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和戶主風險厭惡水平的交叉項,估計結果見表5第(2)列。結果顯示,風險厭惡程度對家庭創業資產有負向的影響,而家庭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和風險厭惡程度的交叉項顯著為正,意味著家庭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緩解了家庭的風險厭惡程度對家庭創業資產的負向影響,從而對家庭投入創業資產起到激勵作用。
五、結論
本文通過2011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的數據,研究家庭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對家庭創業資產的影響,研究發現,家庭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對家庭創業資產投資都有正向的作用。從子樣本估計結果顯示,相對于城鎮居民來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農村家庭創業資產的激勵作用更顯著。通過加入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和健康水平、風險厭惡程度的交叉項以及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賬戶余額與健康水平、風險厭惡程度的交叉項,文章發現,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通過緩解健康水平和風險厭惡程度對家庭創業投資的制約作用,從而達到激勵家庭創業投資的效果。
參考文獻:
1何興強、史衛、周開國,背景風險與居民風險金融資產投資,經濟研究,2009年第12期,第119-130頁。
作者:張玲玲 單位:西南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