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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級市出現的背景:傳統城鎮化忽視人的城鎮化
現代化就是一個農村城鎮化的過程。早在1858年馬克思就明確指出,“現代的歷史是鄉村城市化,而不是像古代那樣,是城市鄉村化”,鄉村城鎮化的實現方式主要是鄉村人口向城鎮的轉移。但囿于特定的歷史條件,我國的城鎮化之路異常蜿蜒,它主要有三大特征:一是城鎮化落后于工業化;二是人的城鎮化落后于土地的城鎮化;三是戶籍的城鎮化落后于居住人口的城鎮化。城鎮化落后于工業化是我國城鎮化的首要特征。城鎮化是指第二三次產業在城鎮聚集,農村人口不斷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使城鎮數量增加、規模增大,城鎮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向農村擴散,城鎮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向農村普及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由此可知,城鎮化與工業化是相伴而生的一個人口轉移過程,城鎮化是工業化的孿生姐妹,城鎮化與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兩大引擎。其中,工業化是城鎮化的動力來源,城鎮化是工業化進一步發展的人口保障。西方近代工業革命的結果是出現了大規模的生產集中,生產集中的結果便是人口集中,自然而然地導致了城鎮化的出現。城鎮人口的聚集又反過來為集中的工業生產提供了勞動力保障,進一步促進工業發展。因此,缺乏城鎮化及時跟進并協調發展的工業化,必然是畸形的工業化。然而,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城鎮化長期處于一個低速徘徊的發展水平,其表現是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城鎮化率遠遠低于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口在全國就業總人口的比例。直到2012年底,我國的城鎮化率僅為52.6%,明顯低于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口比例66.4%[12]。人的城鎮化落后于土地的城鎮化是近年來我國城鎮化的重要特征。城鎮化既需要大量土地的城鎮化,又需要農民的市民化。但在這一問題上,農民與政府的期望截然相反:廣大農民愿意在不喪失土地增值收益的預期下,獲得與城鎮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務;而城鎮政府需要的是先低價取得土地,之后才是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城鎮政府之所以對土地城鎮化熱情有加,是因為土地收益在當地政府的財政收入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據專家預計,2013年全國的土地出讓收入將達到3.78萬億元,而全年地方財政收入也僅為6.9萬億元[13],土地財政收入將占地方政府全年財政收入的54.8%。對此,陸學藝的說法頗為生動:“中國城市化就是要了你的土地、要了你的樹、你的糧食卻不要你的人,中國的城市化一直很粗暴地把農民排除在外面。”1996年~2008年,全國城市用地和建制鎮用地分別增長了53.5%和52.5%,但農業戶籍人口僅減少了2.5%[1](P36)。戶籍的城鎮化明顯落后于城市居住人口的城鎮化是我國當前城鎮化的又一特征。“在中國,只有戶籍移民才能被正式稱為‘遷移’,而其他方式的遷移均被視為‘人口流動’,意味著這僅是一個‘暫時的’、不能永久居住的流動。盡管實際上許多非戶籍移民可能在某地居住多年,但在官方統計中僅僅將其視為‘暫時的’流動人口。”[15]2012年底52.6%的城鎮化率即城市居住人口的城鎮化率,而戶籍的城鎮化率僅為35%。在我國,將居住城鎮化的農民擋在戶籍城鎮化門檻之外的,正是戶口。戶口在中國城鎮化過程中的作用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改革開放前戶口有雙重功能,既阻止人口向城鎮流動,又是一個歧視性的“福利分配”機制;改革開放后,戶籍政策開始松動,但能夠獲得城市戶口的往往都是富人、有才華或受過教育的人,普通農民進城依然困難,戶口排斥農民享受城市福利的功能依然存在[16](P45-51)。戶籍在城市福利分配上的歧視功能繼續阻礙著農民市民化的順利實現。在傳統城鎮化模式之下,對于許多農民來說,城市生活永遠只是一個美麗但又遙不可及的夢想。在這種背景之下,西辛莊支書李連成反其道而行之,創造性地將城市中最現代化的交通、醫院、學校以及水電暖等公共服務一一搬到了農村,并且在村委門口掛上了西辛莊市的牌子,宣布過上了城市生活。
二、村級市建設:一種新的就地城鎮化
西辛莊的村級市掛牌并非像有些學者或媒體批評的“瞎折騰”或異想天開,也有其理論與現實依據。從理論上來說,城市的形成和發展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村鎮轉化型,二是大城市擴展型,三是中小城市擴展型。第二種和第三種類型即大中小城市擴展型也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通過人口由鄉村向城市轉移的過程,而第一種類型村鎮轉化型則是通常人們所說的就地城鎮化模式。所謂就地城鎮化,就是農村人口不向大中城市遷移,而是以中小城鎮為依托,通過發展生產和增加收入,發展社會事業,提高自身素質,改變生活方式,過上和城市人一樣的生活[18]。由此可見,就地城鎮化也主要是依托中小城鎮聚集鄉村人口而實現城鎮化。河南西辛莊村民正在嘗試一種新的就地城鎮化———以村為依托的城鎮化模式。與一般人口相對集中、商業比較發達的中小城鎮相比,西辛莊的就地城鎮化更為艱難,畢竟它只是一個擁有幾百人的貧困小村莊。基于這種薄弱的基礎,西辛莊的就地城鎮化主要經歷了生產工業化、規劃城鎮化和公共服務城鎮化三個階段的建設過程。西辛莊生產工業化。西辛莊原本只是河南省濮陽縣慶祖鎮下轄的小窮村,周邊與東辛莊、常寨村、后楊村、前楊村、西李寨村、后鄭寨村、前鄭寨村、后貫道村和前貫道村等相鄰。全村只有172戶人家,共680人,四個生產隊,耕地970畝。1991年率先致富的李連成當選西辛莊村支書,帶領村民發展蔬菜大棚、集體股份制企業、工業園,將昔日人均收入不足600元、遠近聞名的落后村發展成全國知名的富裕村。在“村級市”掛牌之前的2011年,西辛莊已有20家村辦企業,建成了位列濮陽市八大村級工業園之首的電光源工業園,企業總產值超過10億元,村民人均收入2.6萬元,全村有8000多名外來務工人員,可以解決周邊村莊一萬多人的就業問題[5]。西辛莊規劃城鎮化。富裕起來的西辛莊從2002年起就開始進行新村規劃建設,先后投入八千余萬元,開挖人工湖、安裝路燈、綠化街道、擴寬道路,戶戶建起別墅式住宅樓。西辛莊因此榮獲了“河南人居環境范例獎”、“河南省生態建設示范村”。富裕起來的西辛莊村在當地起到了很好的帶頭示范效應,周邊的村莊開始向西辛莊村靠攏。包括西辛莊在內的15個村聯合,按照以西辛莊為中心村的“中心村拉動”模式,建設了萬人規模的新型社區。西辛莊公共服務城鎮化。除了上述兩方面城鎮化的內容,西辛莊還投資建設小學、幼兒園、敬老院、社區民生醫院、社區服務中心、文體廣場等公益事業,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娛樂活動,被評為“全國文明村”、“中州新村”。掛牌“西辛莊市”一年之后,西辛莊又投資建設了造價1600萬元的幼兒園和兩棟18層高的住宅樓,幼兒園門前巨石上刻下了“西辛莊市教育園區”八個大字,八十多套房子,已有六十多套被周邊村民、醫院職工、學校老師和公司職工訂購。此外還有一些新的城市元素不斷注入,新開了一家賓館,路燈安裝上了太陽能電池板。
三、村級市的價值:農民市民化的新模式
傳統城鎮化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農民市民化過程中的城市融入問題,無論進城務工的農民工,還是因城郊土地城鎮化而“被進城”的農民,都面臨這一問題。如陸學藝所言,“農民和城市的相處,已經成為了社會矛盾最集中的問題”。農民融入城市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城市對農民的排斥既包括既有的制度排斥又包括文化與心理排斥。現有城市制度對農民的排斥最重要的表現就是戶籍制度,以及由此產生的城市福利供給體制對進城農民的歧視。正如美國學者蘇黛瑞所言,對于進城的失地農民來說,“不只是暫時缺乏國家為他們在城鎮的日常生活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而且他們的到來也完全沒有資格獲得這樣的支持。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們沒有獲得城市戶口,因而不能享受到城市居民生來就享有的福利和社會公益服務”(P6)。陳錫文將城市制度與服務對農民的排斥概括為就業、住房、社保和子女教育等四大問題。老市民對農民的排斥也是農民融入城市不可忽視的排斥力量。有學者調查發現,城市中老市民對新市民的社會心理排斥比制度排斥更為嚴重,老市民們這種“集體自私”行為對新市民的城市融入障礙更大,影響更為持久,因為制度的排斥可以通過改革加以解決,而社會心理層面的問題不可能短期內解決。制度與社會心理兩方面的排斥決定了農民融入城市必然是一個異常艱辛的過程。與傳統的城鎮化相比,西辛莊的就地城鎮化可以有效避免傳統城鎮化過程中農民市民化所遭受的制度與社會心理的雙重排斥,農民實現市民化的過程更加順利。首先,西辛莊的就地城鎮化不存在制度性歧視問題。傳統城鎮化過程中的服務歧視來源于進城農民與原住市民的戶籍差異,即所謂的身份缺損與賦權不足,進城農民由于不具備城市戶籍,要想在城市生存必須辦理暫住證,同時,他們在就業、入學、就醫和社保等方面還存在服務歧視。而西辛莊在城鎮化的過程中不存在這一現象:西辛莊的成員均為農民,大家所接受的公共服務也完全相同,都是西辛莊統一提供的教育、醫療、水電暖等服務。村級市的掛牌所帶來的影響也只是提升服務的質量,而不會帶來服務上的歧視。在西辛莊就地城鎮化模式中,村民們切實感受到了城市生活所帶來的便利,對城市戶籍并不在意。筆者在村民中進行了“對城市生活”的認知調查,調查的數據顯示,48%的受訪者認為城市生活的特征是環境優美,34.9%選擇了社會保障完備,31.4%選擇了城市公共服務好,34.3%選擇了工作穩定,只有10%選擇了城市戶口。從受訪者的答案來看,農村居民向往城市生活更多是追求環境優美、保障完備、服務良好和工作穩定,看中城市戶口的人微乎其微。在“村級市掛牌對公共服務的影響”的調查中,有57.0%的受訪者認為“教學質量會有提高”,27.9%的人認為可以帶來更加完善的軟硬件,但也有14.5%的人認為可能會產生“招生規模擴大帶來的資源相對匱乏”。24.3%的人認為“村容村貌發生了巨大變化”,但也有15.6%的人認為“沒有什么變化”。在醫療問題上,有59.1%的受訪對象認為會帶來更加先進的醫療設備,47.0%的人認為會產生更好的服務態度,認為診療效果會變得更好的僅占42.7%。可見,醫療效果的變化相對需要更長的時間。從上述數據來看,絕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為“村級市”會給西辛莊人帶來公共服務上的積極影響。其次,西辛莊的就地城鎮化更不存在老市民對農民的心理與文化歧視。傳統城鎮化過程中,老市民對農民的心理排斥主要是由老市民與農民不同群體間的文化素質、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等差異造成的。而在西辛莊的就地城鎮化過程中,村民的身份直接由農民變市民,其身份具有高度同一性,其文化、觀念和行為方式也具有高度同質性,因此不會出現不同群體間相互排斥的問題。即便存在外村農民并入西辛莊“市”的問題,由于大家都是鄰村農民,相互之間在風俗文化、行為方式方面也不存在大的差異,因而不會產生城鄉居民間的心理與文化歧視。實地調查的數據也顯示,西辛莊村民與鄰村村民在西辛莊的城鎮化問題上,態度比較一致。我們在調查過程中問及“是否支持‘村級市’建設”這一問題時,在所有受訪者中,對“村級市”建設不支持的比例非常小,僅占3.31%。其中,外村居民也多持“非常支持”或“支持”態度,高達57.8%的外村人持肯定態度。可見,無論是本村人還是外村人,大都比較支持“村級市”建設。在西辛莊與濮陽縣城市生活水平比較一項中,其中有94人、52.2%的被調查者認為西辛莊的生活水平與城市社區“差不多”,其中本村村民為50人;有44人、被調查者的24.4%認為“比城里好”,其中本村村民29人。也就是說,在回答此項的180人中,有138人、76.6%受訪者認為西辛莊已經趕上了濮陽縣的生活水平;只有29人、16%的受訪者認為西辛莊生活水平不及濮陽縣城。這說明,無論村內還是村外,當地居民絕大多數認同西辛莊生活水平已經實現了對濮陽縣城的趕超這種觀點。周邊村莊農民也對西辛莊“城市生活”高度認同,并渴望加入,在是否同意并入西辛莊這一問題上,附近各村90%以上村民都摁了手印要并入西辛莊,甚至有的村100%同意,他們非常向往西辛莊的生活,渴望被并入西辛莊[24]。由于村級市實現了對進城農民的分流,因此,它還有助于緩解“城市病”的癥狀。李連成指出:“現在農民在大城市看病難,還有農民孩子在城市上學難。‘村級市’既解決農民在城市里遇到的困難,也是解決現在城市的困難。”所謂城市的困難即通常所說的城市病:在城市化的加速發展階段,鄉村為城市準備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但城市建設系統滯后于城市規模的擴張,城市無法為大量涌入的人口提供充足的服務,由此造成了城市建設和服務相對滯后的問題,這些問題集中發作,便形成了城市病。而“村級市”的出現可以吸引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緩解大中城市壓力,有效緩解“城市病”的癥狀。
四、村級市的局限與前景:會涌現更多的“西辛莊”嗎?
在完成了生產工業化、規劃城鎮化和公共服務城鎮化之后,從外觀上看,西辛莊儼然已是一個現代化小城鎮,然而,西辛莊距離真正的城市還有相當大的差距。美國學者約翰•弗里德曼將完整的城鎮化概括為經濟發展的城鎮化、生活環境的城鎮化、社會生活的城鎮化、行政管理的城鎮化和政治體制的城鎮化五方面內容。其中,行政管理和政治體制的城鎮化分別是指國家在城鎮化的行政區域輔之以相應的行政管理體系和政治制度設計,而這兩方面的城鎮化完全依賴西辛莊農民的力量是無法實現的,這種完全由農民自發建立的村級市自從產生之日就有天然的局限性。村作為法律上的群眾自治組織無權提供治安、防疫、環保等公共產品,這會成為未來村級市發展的一個制約因素。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來自行政機關對“村級市”的阻力,李連成一再對外表示他的“村級市”未來依然是正村級:“俺這個(村級市)并不是行政級別上的(市),是村級(市)。一沒公務員,二不設行政機關,成立后還是正村級,我還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村黨委書記。”根據我國憲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我國農村實行“鄉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國家的基層政權建立在鄉鎮一級,鄉鎮以下實行村民自治,行政村作為一個群眾自治單位,無權提供應當由政權組織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如公共安全、環境保護等。但西辛莊市一旦達到了理想中的數萬人口規模,工商業進一步發展之后,必然會面臨比行政村更為復雜的社會問題,如治安、環保、防疫,這就面臨一個“腳大鞋小”的矛盾,即西辛莊市有更多的公共問題與公共服務需求,但西辛莊作為一個“正村級”單位缺乏相關執法權,無法提供相關服務,未來村級市可能會因此陷入混亂失序。“科層制”的城鎮等級體系天然地排斥一個無任何行政級別村莊的加入。科層制自從韋伯創立以來就獲得了強大的生命力,成為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組織形式。“在當今社會,科層制已成為主導性的組織制度,并在事實上成了現代性的縮影”。但在西方國家,科層制也僅運用于企業、行政或社會組織的內部管理,在城鎮地方政府之間基本不存在上下等級關系。而中國的城鎮地方治理體系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科層體系:直轄市、省會城市、地級市、縣級市和建制鎮,較高級別的城市在政治上享有更大自主權、決策權,掌握更多的公共資源如財政、用人等,更容易得到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便利條件,并且享有領導、指揮和監督較低政府的權力。雖然李連成一再聲稱“建成西辛莊市以后,……俺們都是歸慶祖鎮管”,然而“村級市”掛牌的阻力恰恰來源于我國科層化的城鎮等級體系———掛牌前一天濮陽縣就向慶祖鎮通知禁止村級市更名,毫無行政級別的西辛莊要進入等級森嚴的城鎮體系,在目前的政治生態中幾乎無可能。一言以蔽之,在當前我國的政治環境中,村級市既無法建立城鎮化的行政管理體系,也難以獲得與其他城鎮平等發展的政治地位。不實現這兩方面的城鎮化,村級市永遠只是發生學意義上的城市———人口密集、工商業集中、生活方式現代化,而不會變成一個真正的城市。村級市要想真正實現其農民市民化的價值,將更有賴于我國城鎮化的頂層設計———進一步的簡政放權,實現行政層級扁平化。目前,西辛莊人的城市夢,僅僅實現了一半而已,西辛莊市很難具有普遍意義。
作者:陳國申王小磊宋明爽單位:山東農業大學地方政府與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山東農業大學文法學院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