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領導者素質探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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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古代政治講求人治，十分強調人的素質，尤其是領導者的素質。因而在古代歷史文化典籍中，有很多關于領導者素質的精彩論述。這是領導者素質理論的源頭活水，也是當今領導者應該具備的最基本的理論修養。

古代關于領導者素質的認識，多見于皇帝、大臣、思想家、政治家的論述中.最早是伊尹的一段話:“任官唯賢才，左右惟其人，臣以上為德，以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姜尚認為領導者素質包括六個方面:“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其中仁義忠信可歸結為道德素質，勇謀可歸結為才能素質。

最早系統論述領導素質的是《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圣、義、中、和;二日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二樂、射、御、書、數”。領導者須具備這樣的素質，才能做到“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其中，“六德”和“六行”，是對道德素質的具體要求，“六藝”則是對才能素質的具體要求。這“三物”被后人視為領導者素質論述的“先王法典”，總的說來領導者是德才兼備，即包括道德素質和才能素質兩個方面。

后來的帝王將相以及學者繼承并發展了上述理論。唐太宗說:“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魏征強調，’j卜才行兼備不可用也。”王安石提出“立教”、“習行”、“學藝”應以《周禮》中的“三物”為宗旨，認為領導者必須德才兼備。

在德才關系方面，古人一般認為領導者應“以德為先，才次之”，這就是所謂“德者，才之師”。我國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其中以立德最難。“大學之首，在明明德。”何謂“明明德”?即《帝典》中的“克明峻德”。司馬光認為“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全盡謂之‘圣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夕，才德全盡謂之‘小人’。可見，領導者應該德才兼備，以德為帥。作為最高的領導者，元世祖忽必烈、明太祖朱元璋和康熙大帝均贊成這種觀點，康熙說:“聯觀人必先心術，次才學，心術不善，縱有才學何用!”(((康熙政要•擇官)))

道德素質的內涵非常廣泛。《禮記•大學》認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如果領導者有了修養和人格魅力，就能樹立威信，實施有效的領導。我們可以把領導者道德素質分為兩面:一是個人道德素質，二是為政道德素質。

個人道德素質是領導者個人在修養、禮儀、操行方面的素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論述:

1.器宇開闊。孔子強調待人應以忠恕為本，“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徒。”(((孔子家語}))。《菜根譚》認為:“君子當存含垢納污之量，不可潔獨行之操。”領導者應該有器量，能受善言，能容賢才。因為統籌全局，領率眾人，規劃長遠，必須器宇開闊。

2.勤勞耐苦。孔子認為“敏則有功”。曾國藩認為習勞則神欽，為政作官，一定要“耐煩”，能受辛苦，能忍諸多繁雜之事。“古之圣君賢相，若湯之昧旦王顯，文王日員不逞，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大禹之周乘四載，過門不人，墨子之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極儉以本身，而極勤以救民。”

3.儉省廉潔。作為一個領導者，首先要節制欲望，省儉奉身，“夫安人寧國，惟在于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聯所以抑制自損，克己自勵耳。”(((貞觀政要•務農)));其次，“為儉可以助廉。”(《宋史•范純仁傳》);第三，領導者應“公則自廉”(錢琦:《錢子語測•法語}))，在處理公私問題上要出于公心，才可能保持廉潔。

為政道德素質是指領導者在從政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對國家、君王、民眾的道德素質:

1.精忠報國。領導者為政必須精忠報國。孫子認為將“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國之寶也。”吳起也認為將帥“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孫中山認為“中國固有的道德，首稱是忠孝”，忠于國家，忠于民族，忠于職守，是每個領導者所必備的素質。

2.仁善愛民。領導者應該仁者愛人，“已欲立則立人，已欲達則達人”。孟子認為，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人之善，則取以益己，己之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抱注，故善源不竭。領導者應有仁善愛民的道德素質，象舜禹一樣對待人民，關心人微。

3.剛直事君。古人雖強調忠君，但并非強調盲目忠君，搞“愚忠”。而是強調忠于明君。孟子認為:“民為貴，社被次之，君為輕”。各級領導者不能枉道事君，成為一姓之家奴，要公而忘私，敢于為國家之利益，為民眾利益向最高領導者直言進諫。

關于領導者才能素質的論述，可以從多個方面論述。諸葛亮認為，將帥的素質，不僅僅是軍事和經驗，而且是“攬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操剛柔之術，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后智勇。”(《諸葛亮集•將才》)，謀士之才“思若懸泉，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碩才。”(((諸葛亮集•三賓》)。清世宗認為高級領導者的才能素質必須全面。

我們認為，領導者的才能素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論述:1.富有見識。對于領導者來說，“識”是判斷能力。裴行儉曾說:“士先器識而后文藝”，袁枚也認為:“學如弓弩，才如箭簇，識以領之，才能中鵲。”領導者應當審時度勢，高瞻遠矚，視利害，辯安危，明盛衰之源，能成敗之端，知去就之節;同時，能見微知著，礎潤知雨，“履薄霜而知堅冰至”。2.知人曉事。曾國藩認為:“居高位，以知人、曉事二者為職，”領導者有舉賢、察才、制人、用人、教人的能力，能通過《六韜》中“六守八微”來觀人和知人，能通過《呂氏春秋》的“八觀六驗”來考察人才。同時，領導者也應該有“曉事”的能力，《孫子兵法》認為:“為將者要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日法”。3.敏而好學。《論語》開章強調“學而時習之”，說明領導者應該具備學習能力。學習不僅從書本上學，更要從實踐中學;不僅要從自己的經歷中學，還要從別人的智慧中學習。“納諫”，“從策”，“資群議”，都是“假人之長，以補己短”的重要方法。更重要的是，領導者應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師法天地自然”，成為“上知天文，下習地形，中察人情的飽學之士。”

關于道德素質和才能素質的關系，除以上的德為才主的觀點外，還有唯才是舉的觀點。曹操認為，領導者素質應以才能素質為主，他在《求賢令》中指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恒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子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蘇詢也持這種觀點，他曾批評所謂的“重賢賤能”的選人方法，認為真正的賢才，是指治國平天下的人才，而不是那種一味循規韜矩，專講仁義、禮、智、信的所謂“道德之士”。清世宗選擇官吏時要求德才兼備，但在有才而不肖者和賢而無才者之間，寧取前者而放棄后者，那些安行徐言，庸碌圓滑，決非有德之人，而是“祿蠢”。如何評價這兩種觀點，魏征說得透徹:“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資治通鑒•唐紀》)，因此，《長短經•自序》有“三代不同理，五霸不同法”的說法。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環境中，對領導者素質的要求也不同，打天下以才力為主，唯才是舉，守天下以德為主，德為才帥。

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國內政治清明，形勢安定，對于領導者而言，當然強調德先才后。但我們并非僅是“守成”以求穩定，而是更需創業，更需有才之士;在以發展為主題的世界環境中，國際競爭加劇，更需唯才是舉。因此領導者應該注意吸取古人處理德才關系的經驗，根據不同的情境恰當處理好德才之間的關系，以合乎時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