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對當今教育影響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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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會學領域的一個基本問題是教育是否可以減弱社會不均等。在以農業為主的傳統社會，出身于什么樣的家庭基本就決定了一個年輕人能夠接受什么程度的教育，從事什么類型的職業，擁有怎樣的社會地位。進入工業社會之后，學校教育開始普及，家庭在人才選拔中的影響逐漸下降，學校教育的影響逐漸凸顯。世襲原則（ascription）與績效原則（achievement）由此成為教育取得和社會分層研究中的重要話題，兩種因素的力量對比也決定了教育在社會分層中扮演的角色。有關家庭背景對教育的影響作用，有兩種基本假設：最大化維持不平等假設（MaximallyMaintainedInequality）認為，如果教育機會增長快于教育需求，那么低社會階級的人可以獲得更多教育，但是階級的作用不變；如果某一階段的教育已經在高社會階級中普及，那么家庭背景在這一階段的升學上的影響會逐步消除；但如果公共財政對教育的投入減少，家庭背景的作用反而會增加[1]。有效地維持不平等假設（EffectivelyMaintainedInequality）則認為，無論某一階段的教育是否普及，社會經濟地位高的家庭總會為子女尋求一定程度的優勢；如果數量上的差異普遍存在，他們獲得的就是數量上的優勢，如果質量上的差異普遍存在，他們獲得的就是質量上的優勢；高等教育階段由于公共投資減少，家庭背景的作用會增強，但即使在基礎教育階段，家庭背景的作用也沒有消失；教育機會的增加不能抵消家庭背景對升學的影響。[2]針對家庭背景對教育的影響作用的研究，主要有兩種分析取向：一是以階級位置或者階級結構為起點，研究家庭背景對教育機會或教育取得的影響；二是以階級文化為起點，通過階級行動研究家庭背景如何對教育取得產生影響。下面本文將分別介紹這兩種路向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并以此為基礎分析中國相關領域的研究狀況，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一、階級結構與教育

（一）階級結構理論作為社會不平等分析的經典遺產，馬克思主義、韋伯主義及其后繼者的相關理論，都具有較強的實證主義傾向，即更強調對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研究，而非對個人行為的研究。馬克思主義以生產過程中的生產關系，尤其是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作為階級劃分的標準，認為階級之間是對抗性階級關系[3][4]。分析馬克思主義者賴特（Wright）在馬克思以生產資料占有關系為標準的基礎上，增加了稀缺技術掌握程度、組織中的權威兩個分析維度，對不占有生產資料的受雇者進行了進一步的劃分[5]。基于對生活機會（lifechance）的分析，韋伯（Weber）的社會分層分析框架包括階級（class）、地位（status）和政黨（party）三個維度。其中，階級維度主要關注市場交換領域里個人的市場機遇；地位主要是指個人在社會秩序中具有的聲望，它以生活方式為主要體現方式，這種由聲望地位組成的社會秩序與個人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緊密聯系；政黨維度主要依據個人掌握的權力進行社會分層的劃分[6]。盡管馬克思主義講生產關系，韋伯主義講市場關系，兩者劃分社會分層的依據和由此構建出來的社會結構圖景有所不同，但識別結構本身是這些理論的共同關注點。這種對結構的側重也反映在后來發展起來的以職業為主的階級結構測量研究中[7]。

（二）階級結構與教育在階級結構和教育的問題上，主要的理論是附應理論（correspondenceprinciple）。鮑爾斯（Bowles）和金帝斯（Gintis）認為：一方面，學生在家庭習得的行為規范與父母在社會生產中的行為規范一致；另一方面，學生在學校習得的行為規范與他們自己將來在社會生產中的行為規范一致[8]。階級結構和教育研究取向的實證研究以各種教育取得和地位取得研究為主要代表，大多是采用路徑分析的方式，通過多元回歸計算家庭背景各因素在教育取得和職業地位取得中的影響力。比如布勞（Blau）和鄧肯（Duncan）建立的經典模型，就是把地位取得的過程看作一個由多變量影響的因果過程，通過計算路徑模型中的各個相關系數，發現父親的職業地位通過兒子的教育和第一個職業來影響兒子目前的職業地位[9]。也有研究者將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智力作為自變量，通過描述性統計、關聯表分析和路徑分析等方法，呈現兩個自變量對接受大學教育情況的影響力及其在男性和女性群體間的差異[10]。威爾森（Wilson）等人在自變量中增加社會心理因素，如重要他人的影響和對能力的自我評價，作為中介變量，通過模型檢驗發現客觀性的結構因素對教育取得的影響更為顯著[11]。

二、階級文化與教育

（一）階級文化理論布迪厄（Bourdieu）在他的理論中開始批判經典社會不平等理論那種側重經濟的、結構清晰的分析模式。他認為階級分析不能化約為經濟關系，而是同時包含著符號性的關系，他也反對在階級之間劃出非此即彼的清晰界限。根據資本占有情況，社會空間在各個維度上都是連續的而不是間斷的[12]。處于社會空間的人是一群能動者，他們擁有相似的位置，面臨相似的情境，受到相似的限制，因而很有可能具有相似的慣習（habitus），但是這種相似性未必以階級的形成作為最后的結果[13]。面對現代社會的急速變化和原有超穩定結構的松動，僅將文化維度和個人引入社會不平等的分析已經不足以解釋復雜的社會現實。具有明顯階級烙印的文化與生活方式逐漸被更加個人化的消費方式取代；通過慣習復制原有社會結構的個人也有了更多反思和行動的可能。阿切爾（Archer）在批判布迪厄理論中有關個人能動性的論述的基礎上，提出形態生成理論（morphogenesis），更加強調結構中的個人通過反身性（reflexivity）與行動可能帶來的結構變化[14]。在理解結構與能動者的關系問題上，布迪厄的慣習概念更側重個人通過無意識的行動對社會結構進行復制的一方面；阿切爾則更側重個人通過反身性產生變化的一方面。但與經典社會結構理論相比，兩者都開始意識到社會不均等不能單純地理解為一種由經濟因素決定的客觀存在的結構，而是一種主觀建構的階級文化實踐，即個人通過策略運用或自我反思而產生行動的過程。

（二）階級文化與教育與鮑爾斯和金帝斯的經濟復制理論不同，布迪厄尤其強調文化資本的作用，通過對教育活動（pedagogicaction）和家庭文化資本的分析，提出了文化復制的理論（culturalreproduction）。布迪厄指出，以往針對人力資本的研究往往注重經濟方面的或者可以以經濟方式體現的教育投資，但忽略了在家庭內部傳承的更具有決定性的教育投資，即文化資本或稱學術投資。這種文化資本就成為學校中師生互動時無意識而使用的參照體系。對于具有精英階層文化資本的學生，教師傾向于更多的關注和更好的評價，這樣文化資本在家庭成員中的傳承也成為社會復制的途徑[15]。以階級文化和教育為研究取向的實證研究多采用質的研究方法，試圖探究從階級結構到下一代教育取得的過程、個體的行動策略與階級文化對個人的作用機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威利斯（Willis）采用人類學方法對工人階級子女進行的一系列研究。在1977年的研究中，工人階級學生主要反對的是學校的主流文化———個人主義和績效主義，反抗行為帶來的結果是繼續進入工人階級的隊伍。80年代之后，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失業成了許多工人階級子女面對的現實問題。這一時期學生的反抗行為不是僅針對學校的主流文化，而是作為學生表達對外部社會環境不滿和對未來生活無助感的渠道。第三階段的商品化，尤其是電子時代的到來，工人階級子女既要面對日益消減的民間文化，又很難進入主流的和資產階級的文化形式，文化成為這個時代不同人群之間相互區隔的標志[16][17]。通過深入訪談，瑞伊（Reay）等研究者認為，如果把關注點放在那些不可直接測量的因素，比如自信水平、對事物把握的確定性和對應得權利的意識等方面，就會發現這些因素在學生進行高等教育決策的過程中具有重要影響。這些在家庭中積累下來的并且由家庭成員共享的態度、經驗和性情傾向可以視為是一種家庭的慣習（familialhabitus），他們不僅影響了家長在學生教育過程中的介入程度如何、能夠提供什么類型及多大程度上的支持，也因為營造了學生成長于其中的環境而作用于學生自己在教育過程中的表現和選擇。不同家庭具有的慣習是不同的，所以對一些學生來說升學時選擇繼續讀書或者進入什么樣的學校都是在此之前的教育過程中已經設想過的、理所當然的決策。決策過程中家庭不僅能夠為學生提供關于大學學習與生活的各種硬信息（hardinformation），而且還能在自己的圈子中得到有價值的非正式信息（hotknowledge）。而另一些學生則要面臨經濟情況的約束，因為介入不熟悉的領域而產生的焦慮，以及選擇失誤可能造成的雙重羞愧感，因此他們的升學決策更為復雜、充滿風險[18][19][20]。家庭培養模式對升學決策也有影響：工人階級家長更傾向于采用放任不管的方式，認為教育是專業人士的責任；而中產階級家長更大程度地參與子女的升學決策過程，采用的是一種與學校類似的有意識的培養方式[21]。在決定子女未來教育和職業生涯走向時，中產階級家庭更傾向于鼓勵孩子走出居住的地區，嘗試不熟悉的領域；工人階級家庭更傾向于讓孩子在熟悉的區域和領域，以自己熟悉的方式發展[22]。

三、中國階層結構與高等教育

（一）中國階層結構研究由于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特別是70年代末開始的經濟和社會轉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倪志偉于80年代末明確提出市場轉型理論，并提出三個命題，即市場權力論、市場刺激論和市場機會論。市場權力論認為，在市場轉型過程中，再分配對資源控制的權力減少，而市場交換的權力增加，也就是會出現一個權力基礎的轉移。市場刺激論認為，與再分配經濟相比，市場交換經濟更能刺激生產者，因此在市場轉型過程中，人力資本，尤其是教育，作為人的生產力的最好體現指標，能夠得到更大的經濟回報。市場機會論認為，轉型將創造出另一個社會流動渠道和新的機會結構[23]。市場權力論和市場刺激論的命題引起了許多研究者的不同意見，倪志偉也進行了后續的實證研究并修正和補充了他所提出的市場轉型理論。他認為，其他研究與市場轉型理論之所以有不一致的地方，是因為中國實行的是一種混合式的經濟，即國家控制之下的市場經濟，在社會分層中出現的無法預測的特征正是源于這樣的混合式經濟模式，社會分層的主要機制如何，取決于它與再分配體制的關系如何[24]。有研究者認為，社會分層機制作為制度化的社會不平等的再生機制，總是嵌入特定社會經濟形態之中，并由規定著這一社會經濟形態特征的產權所有制及其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來解釋。在嵌入權威結構的市場制度中，國家公共權力在管理非國家經濟中衍生出了尋租能力。這樣，在經濟轉型后的中國，再分配權力、尋租能力、市場能力就共同構成了階層分化的動力基礎[25]。

在對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狀況進行實證研究時，較為常見的是使用韋伯的多元分析模式，包括對社會主義國家政黨權力在社會分層中的作用分析[25][26][27]；以收入，職業聲望，社會經濟地位，或者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等各種資源的占有情況進行的階層劃分[28][29][30][31]。這些研究的理論基礎是職業為主的結構測量，關注點是如何確立分層標準，并依此標準辨認現有社會階層結構的形態。較少關注的問題是：階層之間的界限是否受到后現代社會和消費社會的影響而變得更加模糊和不確定，不同階層中的人是否存在不同的生活方式、行為實踐模式和策略運用過程，這些更側重階層文化和微觀個人行動的方面與宏觀的社會階層結構有何關系，它們如何復制或者改變現有的社會結構。

（二）家庭階層背景與高等教育關于家庭階層背景和高等教育升學的問題，國內現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兩方面。一方面是采用描述性統計、邏輯回歸、多元回歸、事件史分析，以前述職業與社會分層標準為基礎，對家庭階層背景與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關系進行研究。其中一些研究發現家庭背景有重要影響，且有加強的趨勢[32][33][34][35]；也有研究發現入學機會開始向弱勢階層移動，但在教育的質量上仍處于弱勢[36][37][38]。這些研究中有不少在自變量中引入了家庭文化背景，揭示了在職業地位和經濟因素之外，文化資本在子女教育取得中的重要作用，但其測量指標基本是以父親或母親的教育水平為主，無法關顧到行動策略、教育期望、培養方式、信息獲取方式等不能直接測量的因素對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影響。根據前文列舉的對階級文化和教育的實證研究來看，這些因素同樣具有重要的討論價值。另一方面是對升學選擇與決策進行研究。其中一些是使用因素分析、邏輯回歸等方法，分析升學決策中的影響因素，包括學生財政、高校學術地位與設施、獲得信息策略、專業及發展前景、家庭與同學壓力[39]、家庭背景、學費支付能力、預期收益[40]?；蛘咄ㄟ^因素分析、結構模型擬合程度檢驗，試圖構建或者修正升學選擇的行為決策模型[41][42]。這些研究的基本假設是高等教育升學是在衡量家庭、學生、學校各方情況的基礎上做出的完全理性或有限理性選擇，因此缺少了對家庭教養方式、家長行為方式、階級身份認同等非理性情感因素在升學選擇中影響作用的分析，不能解釋各種因素在具體的情境中如何影響選擇行為。也有一些研究者采用質的研究取向對升學選擇中人際關系的影響和農村貧困學生的升學選擇過程進行了個案研究[43][44]，但就階級文化如何影響個人的策略選擇，以至最終影響升學選擇的作用機制，尚未形成清晰完備的理論框架，有必要以此為研究取向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四、結語

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了多樣化的經濟成分，社會分層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日益凸顯，僅以職業、收入等劃分標準不能揭示社會分層背后的根本動力機制。即使揭示了社會分層背后的動力機制，僅從結構入手的階層分析也無法真正把握現代社會個人流動頻繁、個人的階層位置不斷變化的情況，而且無法處理每個階層內部的異質性。因此，有必要從階層文化入手，把階層作為一種不斷形成的過程，其中涉及個人和群體身份的建構、行動策略的使用。在家庭階層背景對教育的影響問題上，最大化維持不平等假設和有效地維持不平等假設都認為：隨著高等教育獲得的公共財政支持減小、家庭背景在升學中的影響力增強，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家庭階層背景如何作用于高等教育升學是一個值得通過實證研究加以探討的重要問題。與此問題相關的實證研究較多采用“階級結構和教育”的研究路向，運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分析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在不同家庭背景學生中的分配問題，或者是分析升學決策中的影響因素，而較少采用“階級文化和教育”的研究路向，通過質的研究方法關注升學決策的過程以及家庭階層文化在其中的作用機制。研究方法不僅涉及收集數據和分析數據時使用的具體策略，同時也關涉到方法論層面對研究對象和研究問題的不同假設。量的研究方法通過描述統計或者回歸分析計算教育機會在不同社會群體中的實際分布，并與理想狀態下的機會分布進行比較，以此呈現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問題。這種研究方法在家庭背景方面持一種階級界限清晰、結構穩定的假設，在教育機會方面側重于機會分配的靜態結果。根據前文對階級研究的評析可以看出，這種以馬克思和韋伯經典理論為基礎的“階級結構與教育”的研究取向應該接受來自階級文化研究取向的挑戰與補充。90年代以來消費文化、新媒體的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青少年社會態度與身份認同的變化，都使得高等教育的決策過程越來越復雜，成為一種受到多因素影響的社會、心理的過程[19]。只關注升學機會的分配，或者把升學決策視為一種完全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的行為，不足以充分而深刻地理解家庭背景在教育過程中的作用。影響子女高等教育升學決策的，與其說是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不如說是個人有意或無意利用各種資源達成其教育期望的實踐行動；看似靜態的機會分配實質上是由一系列的行動策略和選擇決策形成。通過開展個案研究，借助深入訪談、觀察等資料收集方式，質的研究方法更聚焦于這些個體的行動策略和選擇過程，并通過對數據的深入分析，揭示個體如何在相對穩定的階級結構中發揮主體能動性，對階級結構產生怎樣的影響。采用這種研究取向，個體不再是階級結構的被動承受者，而是階級文化的實踐者和階級結構形成的參與者，與子女教育有關的各種具體行為則是參與的表現之一。在中國社會歷來重視子女教育的情境之下，側重于主體意識和行動的研究取向更有利于解釋教育機會分布不均等的形成過程，挖掘高等教育升學選擇的社會學意義。因此，今后該領域的實證研究有必要更加關注文化實踐，采用質的研究方法探究家庭背景在教育機會獲得中的作用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