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期刊發(fā)展中的鄉(xiāng)土融合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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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8月5日，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和米連共同主編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在馬六甲創(chuàng)刊，它是近代以來以中國人為對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揭開了中國期刊史的序幕。“察世俗”可能是英文“Chinese”的譯音，“每月”即月刊，“統計傳”即雜志的意思，也就是說，第一本中文期刊的名字應該叫作“中國月刊”，盡管該刊每期只有五至七頁，文字量不足兩千，印量只有區(qū)區(qū)500到1000冊，而且是免費散發(fā)的形式在南洋華僑中傳播，但是，這本存世80多期的期刊，卻是中文期刊的鼻祖。1872年11月，《申報》館以文藝副刊形式，開始出版每月一期的《瀛寰瑣記》[1](后更名《四溟瑣記》、《寰宇瑣記》)。24開線裝本的《瀛寰瑣記》側重文藝，刊發(fā)的文章有隨筆、詩詞、書信、散文、人物小傳、專著序跋、譯作等等。《瀛寰瑣記》還曾連載的蠡勺居士譯的小說《昕文閑談》和靜軒居士譯的日本名著《江戶繁昌記》，雖然《瀛寰瑣記》只辦了5年，到1877年2月停刊，但是，它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期刊，期欄目設置和內容框架基本上涵蓋了文學期刊所涉及的領域。《瀛寰瑣記》對我國文學期刊的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作為第一本中文文學期刊，《瀛寰瑣記》為后來的文學期刊發(fā)展樹立了模式，也為文學期刊的發(fā)展和傳播帶來靈感。

一、我國文學期刊的啟蒙時期

就在《瀛寰瑣記》逐漸打開文學期刊市場的同時，1876年冬，上海機器印書局開始出版沈飽山編輯的《侯鯖新錄》[2]。該刊曾發(fā)表秦云的《裁云閣詞鈔》、張維屏的《海天霞唱》、朱蔭培的《蕓香閣尺一書》、六幸翁的《花海四游圖記》等。1892年2月，《申報》館又創(chuàng)辦文學雜志《海上奇書》，由韓邦慶編輯。它的前10期為半月刊，后改為月刊。到清末，上海中小商人和一般市民階層不斷壯大，構成都市新型的大眾群體。其中不乏一些閑暇之人，他們的文化消遣需求，對文學期刊的發(fā)展起到了促進作用。文學期刊從誕生開始，就始終和社會發(fā)展聯系在一起，這一點，在文學期刊啟蒙時期就可以得到印證。中國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為展開的他們的維新運動，開始在各地組織學會創(chuàng)辦報刊，從而“結束了外國人在中國壟斷創(chuàng)辦雜志的舊時代，開始了由中國人揮寫中國近代期刊史壯麗畫卷和首創(chuàng)民間辦刊，并議政、參政的新時代”[3]。在中國期刊發(fā)展初期，文學期刊是最活躍的，可以說，是文學期刊對推動中國期刊的發(fā)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十八世紀初期創(chuàng)刊的57種文藝雜志中，以小說命名的就達26種之多。僅上海一地出版的文學期刊，就占全國總數的80%以上。影響較大的是被稱為“清末四大文藝雜志”的《新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和《繡像小說》。其中由梁啟超主編的《新小說》于1902年11月在日本橫濱創(chuàng)刊，從第二卷起由上海民智書局發(fā)行，至1906年1月停刊。《新小說》是晚清最早提倡新小說的文學期刊，其編排體例、作品內容對后來的文學期刊影響很大。該雜志以發(fā)表小說為主，并刊登劇本、詩歌、燈謎、譯作和文藝理論文章，主要撰稿人有梁啟超、吳趼人、羽衣女士、春夢生、曼殊室主人等。梁啟超的小說《新中國未來記》，吳趼人的成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痛史》《九命奇案》，均發(fā)表在《新小說》上。這本雜志還開創(chuàng)了中文期刊傳播外國文學的先河，最先刊登了托爾斯泰、拜倫、雨果等外國文豪的頭像，還譯載《世界末日記》《電術奇譚》《雙公使》、《神女再世奇冤》等外國小說。在文學期刊的啟蒙時期，文學期刊雖然于社會政治發(fā)展息息相關，但文學期刊的運行模式還是以市場為主體的。發(fā)展初期的文學期刊都非常重視市場的作用，并借鑒了外國期刊的運行機制，創(chuàng)造性地將中國讀者所關心的內容融入其中，雖然其歷史都很短暫，但卻反映了文學期刊與讀者的緊密聯系。文學期刊從一開始，就把握住了為讀者服務這一主線。綜合起來，啟蒙時期的文學期刊都有“創(chuàng)新、融合、研究”三大特點。盡管每本雜志的重點有所不同、欄目各異，但都積極譯介外國優(yōu)秀小說，尤其鄉(xiāng)土作品的融入，給國內文學造成一種新氣象。

二、時期的文學期刊

時期，雜志不僅數量大增，涉及內容也開始從文學領域擴展到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領域，出現了青年學生雜志、勞動者雜志、專業(yè)學術性雜志等。這一時期，時政綜合類雜志開始空前繁榮，文學雜志也開始走向繁榮期。1933年到1934年，中國雜志出版物達到空前的1200多種，1935年達到1518種，1935年成為中國雜志發(fā)展史上的“雜志年”[4]。其中文學雜志有143種。1932年5月，隨著《現代》月刊的面世，文學期刊迎來興盛的局面，文學期刊的第一個發(fā)展高潮也因此出現了。《現代》由施蟄存主編，從第三卷起由施蟄存、杜衡合編，第六卷第二期起由汪馥泉接編，上海現代書局發(fā)行。該雜志整合、強化了海派作家的文學趣味和藝術，陸續(xù)推出施蟄存、穆時英、劉吶鷗、葉靈鳳、杜衡等的許多體現流派特點的作品，登載了戴望舒、杜衡、李金發(fā)、林庚等人翻譯的大量具有西方現代主義色彩的作品，也發(fā)表不少左翼作家如王魯彥、魏金枝、沙汀、彭家煌等反映社會底層百姓生活的作品，還同步跟蹤和譯介國外的文學。在“現代”思想的主導下，施蟄存始終堅持使《現代》成為“綜合性的、百家爭鳴的萬華鏡”，強調“雜志的內容，除了好之外，還得以活潑、新鮮為標準”；開設“畫”專欄，用稿范圍為“中外古今文藝上有價值或趣味的圖版”；又開辟“編輯茶座”欄目，加強同讀者的交流。正因如此，《現代》成為當時著名的文學期刊。左翼雜志的迅猛發(fā)展，是這一時期文學期刊發(fā)展的另一個重要特點。1930年，中國左翼作者聯盟成立，一些有影響的文學雜志相繼問世，如矛盾主編的《文學》，巴金主編的《文學季刊》，魯迅編輯出版的《莽原》《朝花旬刊》等，這些雜志對推動文學期刊的發(fā)展起到積極的作用，也彰顯了文學期刊明顯的時代特征和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