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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革命實踐孕育革命精神,但革命精神生成為理論形態總是滯后于革命實踐的。從黨的歷史來看,政治儀式是革命精神孕育、傳播和傳承的重要載體。建黨紀念活動、黨的領導人的觀瞻、群眾性的拜謁等儀式化的政治活動對于紅船精神的孕育、傳播及傳承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關鍵詞:紅船精神;革命精神;政治儀式
“偉大的革命實踐產生偉大的革命精神。”①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精神客觀地存在于、自然地體現于革命、建設與改革的實踐中。但是,精神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人們要自覺地認識它,并用一個形象、科學的名字來命名它,從理論層面揭示其內涵,需要有一個過程。也就是說,革命精神生成為理論形態總是滯后于革命實踐。政治儀式,是規范化的帶有象征意義、記憶功能與觀念傳播作用的政治行為。從黨的歷史來看,政治儀式是革命精神孕育、傳播和傳承的重要載體。建黨紀念活動、黨的領導人的觀瞻、群眾性的拜謁等儀式化的政治活動對于紅船精神的孕育、傳播及傳承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一、政治儀式與紅船精神的孕育
紅船精神,指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建黨精神。十月革命及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同中國工人運動的初步結合,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被提上了日程。在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的基礎上,1921年7月下旬,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召開,后因遇到特務和法租界巡捕襲擾,于8月初轉移到嘉興南湖的一條小船上完成了建黨的議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總起來講,中國共產黨創立是一個相對較長的歷史時段,但其成立大會最終是在嘉興南湖游船上勝利閉幕的,是以“一天、一會、一船”的形式結束的。“紅船起航于浙江,既有歷史的偶然性,也有歷史的必然性。”①這是紅船精神產生的主要實踐基礎。因見證了一個偉大政黨的誕生、見證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的會議室后來被稱為中國共產黨的“產床”(語),南湖小船則被譽為“紅船”,成為具有神圣性、歷史性、記憶性的紀念場所。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共產黨歷史的豐富性、復雜性日益顯現出來。為幫助黨內外人士正確認識和評價中國共產黨,有必要從整體上回顧和把握黨的歷史。因此,對于建黨歷史開展紀念活動的任務客觀上便提了出來。但因時局和環境的限制,中國共產黨在較長時間內并沒有組織統一的建黨紀念活動,并且長期以來由于缺乏可靠的文字記載,②對于建黨歷史的記憶存在著某種模糊性,更談不上對于建黨精神進行總結。直到1935年,共產國際才倡議對中國共產黨成立15周年舉行紀念活動。但因當時三大主力紅軍尚未會師,共產國際的倡議并沒有得到中國共產黨黨內的關注。從1936年起,陳潭秋、等開始陸續著文紀念黨的建立。1941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提出要“采取各種辦法,舉行紀念”,并明確規定7月1日為建黨紀念日。全黨范圍的建黨紀念活動自此拉開帷幕。建黨紀念活動形式多樣,其中“紀念大會是民主革命時期建黨紀念運用最為廣泛的形式”③。而每次建黨紀念活動,自然都要回顧黨產生的歷史根源和過程。例如:194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發出通知,要求在建黨紀念大會上“報告‘中共略史’或‘學習方法’”④。1948年7月1日,劉少奇在紀念建黨27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說:“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是中國歷史上空前重大的一個事件。從中國共產黨產生以后,中國歷史的發展就離不開共產黨,不但離不開共產黨,而且是以共產黨為中堅來發展的。”⑤1949年7月1日,中共華北局及中共北平市委在先農壇運動場舉行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大會,中共領導人及民主人士3萬多人參加,、郭沫若等人先后致詞,暢談黨的歷史、經驗、未來。在大會結束之時來到現場并帶領大家高呼口號。⑥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雖然為紀念建黨而召開的,但在4月21日召開的七大預備會議上所作報告中卻以較長的篇幅回憶了黨成立的情況。他說:“一九二一年,我們黨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所謂代表,哪有同志們現在這樣高明,懂得這樣,懂得那樣……我們中國《莊子》上有句話說:‘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現在我們還沒有‘畢’,已經很大……我們那時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謂年幼無知,不知世事。但是這以后二十四年就了不得,翻天覆地!”他回顧黨走過的24年歷程,動情地說:“我們黨嘗盡了艱難困苦,轟轟烈烈,英勇奮斗。從古以來,中國沒有一個集團,像共產黨一樣,不惜犧牲一切,犧牲多少人,干這樣的大事。”⑦是中共一大代表,后來成長為黨的最高領袖,他對于中共一大的回憶和評述自然具有高度的權威性。“當時絕大多數代表是第一次聽到關于中共一大的情況介紹,感到很新鮮,很興奮,同時又備受鼓舞。”①“其將始也簡,其將畢也巨”的論斷,與他后來回憶中共一大時所說的“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②、“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③等論斷,是關于一大歷史地位和意義的經典論述。其中實際上包含著習所總結的紅船精神“首創、奮斗、奉獻”等基本要素,可以視為“紅船精神”的理論之源。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建黨紀念活動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大事。中共中央一般選擇逢十周年(也有個別逢五周年)舉行高規格的紀念大會,黨的主要領導人出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歷史紀念活動往往帶有強烈的現實意圖。”④在紀念大會上所發表的紀念講話通常都要回顧黨發展的歷史進程、頌揚黨的偉大歷史貢獻,總結歷史經驗,并著重結合當下的實踐需要提出黨的建設任務,闡釋如何發揚歷史傳統:在紀念建黨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同志強調“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進一步動員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努力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目標,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繼續前進”⑤。在紀念建黨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同志強調“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勇敢擔當起團結帶領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⑥。在紀念建黨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強調“我們黨已經走過了95年的歷程,但我們要永遠保持建黨時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精神,永遠保持對人民的赤子之心”⑦。建黨紀念活動在儀式上有著明確的制度規定,屬于典型的政治儀式活動。⑧而無論是民主革命時期的建黨紀念,還是建國后的建黨紀念,都要追根溯源,結合當下所面臨的形勢與任務,對于包括建黨史在內的黨的歷史進行回顧并從中吸取歷史經驗與精神力量。正如法國大文學家雨果所說:回憶是力量之源——永遠不要忘記周年紀念日。開展紀念活動,如同點燃一支火炬。正是在周期性的歷史回憶和對于建黨史的不斷言說中,歷史記憶得以保存、歷史知識得以建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篳路藍縷、披荊斬棘、艱辛建黨的活動所體現的革命精神逐漸為全黨所感悟、所挖掘、所認同。中國共產黨建黨史的當代價值、現實意義便在一次次的紀念活動中,逐漸被揭示、構建起來了,其作為黨史文化精神坐標的地位得以明晰和確立。“紅船精神”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逐步萌芽、成長起來的,成為照亮中國共產黨發展的火炬、成為中國共產黨前進的力量之源,給人以啟迪和智慧。在此意義上講,歷史的各種建黨紀念活動也是“紅船精神”生成的實踐來源。
二、政治儀式與紅船精神的傳播
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從1959年成立南湖革命紀念館起,根據王會悟、董必武回憶仿制的“紅船”就一直停泊在南湖煙雨樓前水面上,作為革命的重要象征,接受一批批中共黨員和民眾的瞻仰。董必武曾兩返嘉興南湖并題詩:煙雨樓臺革命萌生,此間曾著星星火;風云世界逢春蟄起,到處皆聞殷殷雷。改革開放后,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或瞻仰紅船,或親筆題詞,要求“沿著南湖紅船開辟的革命航道奮勇前進”①。但直到2005年6月21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弘揚“紅船精神”走在時代前列》,“紅船精神”才正式首次提出并得到完整闡釋: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自此,紅船精神的理論形態生成了,其作為一個理論命題,開始被理論界所接受并得到日益廣泛的宣傳、研究。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建黨精神,其在中國革命精神譜系中的精神之源地位得以確立。但在一個時期內,還主要是理論工作者在對紅船精神進行研討,并具有明顯的地域性。2017年10月31日,黨的閉幕僅一周,帶領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專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興,瞻仰中共一大會址和南湖紅船,回顧建黨歷史,重溫入黨誓詞,宣示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的堅定政治信念。在活動期間發表了重要講話,強調要結合時代特點弘揚紅船精神,讓紅船精神永放光芒。相關活動屬于儀式感極強的政治活動,極具象征意義:其一,參觀上海一大會址、瞻仰南湖紅船,是繼2017年10月25日一中全會后與中外記者例行見面會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全國人民面前的集體亮相,相當于黨的新一屆領導集體的就職儀式。通過這樣的儀式化活動使黨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大會主題具象地展現在社會面前,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有了生動的展示;其二,正如法國思想家列斐伏爾指出:“空間從來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蘊涵著某種意義。”②在中國共產黨“夢想起航”之地舉行這種政治儀式活動并通過媒體傳播給大眾,能夠讓人們回到歷史場景中去,感受歷史、觸摸歷史,喚醒歷史記憶,形成強有力的情感共鳴。在歷史上,“小小紅船承載千鈞,播下了中國革命的火種,開啟了中國共產黨的跨世紀航程”③;在當下,則由紅船再次見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開啟,這就使得紅船精神以生動的形態展現在世人面前,紅船精神變得可見、可聽、可觸摸了,過去、現在和將來聯接在一起了,“從小船一直劃到巨輪上,駛向光輝的彼岸”④。由此可見,紅船精神雖然孕育于中國共產黨建黨的過程之中,但其凝練卻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黨的領導人的總結、中央領導集體的政治儀式活動在這一過程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每種變化都是量到質的轉化,是物體所固有的或所承受的某種形式的運動的量發生量變的結果。”⑤紅船精神的凝練和總結經歷由量變(建黨紀念等活動關于建黨歷史認識的逐步深化)到質變(領導人的權威表述以及紅船精神的儀式化展示)的過程,便從歷史的蠶繭中破繭而出、羽化成蝶了。在此意義上,紅船精神的產生是必然的,也是自覺的。比較起來可以發現,黨的領導人到具有象征意義的紅色革命圣地拜謁并對黨的革命精神作出適合時代需要的闡釋,實際上已經成為黨內政治生活的一種慣例。1989年9月9日,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總書記的同志視察延安,參觀中共七大舊址。他說:“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延安精神沒有過時。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艱苦歲月要發揚延安精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離不開延安精神。否則,我們的社會主義是很難建成的。”①1990年4月,他為《共產黨人》雜志題詞“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從危難走向興盛的時期,延安所在的陜甘寧邊區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樞紐,中國革命的起承轉合點”②。聯系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遇到重大挫折的時代背景,同志的相關視察和談話無疑是有著深刻的隱喻意義的。2002年12月,在黨的十六大上當選總書記的同志到革命圣地西柏坡學習考察。他回顧黨帶領人民進行革命斗爭的歷史,強調全黨一定要牢記同志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倡導的“兩個務必”,牢記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礎國情和黨的使命,增強憂患意識,樹立長期艱苦奮斗的思想。③這使得以“兩個務必”為核心內容的西柏坡精神獲得了深刻的現實意義。這些視察活動與黨的后瞻仰一大舊址及紅船一樣,都是新當選的黨的最高領導人在全國人民面前亮相的政治儀式。“儀式與象征既可以表達權威,又可以創造和再造權威,它們與權力關系相互依存、互為因果。”④在革命圣地亮相并闡述革命精神,不僅表明了新當選領導人對于黨的歷史傳統的尊重,有利于樹立革命接班人的政治形象,同時也使得革命精神在繼承中得到升華,獲得了嶄新的時代內涵,產生獨特的政治宣傳與社會動員效果。
三、政治儀式與紅船精神的傳承
2014年2月24日,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強調:“要建立和規范一些禮儀制度,組織開展形式多樣的紀念慶典活動,傳播主流價值,增強人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⑤中國是禮儀之邦,古代文化是禮樂文化。“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⑥禮儀則是禮的行為表達與儀式表現。自古以來,中國人都非常重視將政治、社會、人倫價值和理想的教育融入各種禮儀活動中,有著豐富的禮儀思想與實踐,因而習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會上的講話可以說是對中國古人通過禮儀活動進行思想教化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對于我們弘揚革命精神具有重要啟示意義。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精神,長期存在的根本價值在于能夠促進革命實踐的發展。同時,革命精神不是一種外在的客觀精神,而是活生生的人的精神。習指出:歷史是由人民書寫的。在此意義上講,雖然建黨紀念活動、黨的領導人出席相關儀式化的政治活動對于紅船精神的孕育、傳播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但紅船精神等革命精神必須掌握群眾,成為他們手中的工具和法寶,才能轉化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物質力量,實現其價值。而要讓紅船精神等革命精神掌握群眾,為群眾所自覺踐行,必須重視政治儀式的作用。紅船劈波行,精神聚人心。在紅船精神“大眾化”的過程中,有不少利用政治儀式傳播、傳承紅船精神的成功實踐:浙江嘉興學院利用近水樓臺的地利,多年前就把新黨員入黨宣誓安排在南湖紅船邊,開展“參加一次黨史報告會,瞻仰一次南湖紅船,聆聽一堂紅船黨課,重溫一次入黨宣誓,參加一次黨員奉獻日,做出一次先鋒承諾”系列活動,使每個大學生黨員都受到紅船精神的感召。①2018年的第一天,上海松江組委會聯合浙江嘉興組委會及平湖組委會舉辦新華小記者元旦宣誓活動,在黨的誕生地——嘉興南湖,追尋腳步,重溫南湖講話精神,為新一批新華小記者樹立“初心”,做到“心中有黨”。新華小記者在南湖紀念館前,隊列四方,話語鏗鏘,誓做“社會主義接班人”。②2018年2月2日上午,鳳凰網黨支部組織部分黨員代表,并邀請全體高層管理人員赴嘉興南湖參觀學習,接受黨史和革命傳統教育,重溫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兒女近百年的艱苦奮斗歷程,感悟“紅船精神”。③類似的儀式化活動幾乎每天都上演于紅船之側(以及井岡山、延安等各紅色革命圣地的紀念場所)。一般來講,有組織的群眾性的拜謁上海一大舊址、南湖紅船活動,“看展覽,聽黨課,學黨章,重溫入黨誓言,觀主題片,瞻仰紅船”成為較為固定的內容。從形式上來講,實現了把紅色旅游與學習紅色革命文化的有機結合,為群眾所喜聞樂見,能夠吸引群眾的主動參與;從學習內容來講,不僅包括了對于基于黨史的原生形態紅船精神的學習,也包括了對于習關于“紅船精神”、“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等論述的學習。學習內容既具有歷史感,也具有現實感;從其過程來講,通常都要舉行展示黨旗、面對黨旗重溫入黨誓詞集體宣誓等固定的儀式化活動,具有很強的儀式參與感。西方研究政治儀式問題的學者認為:在政治儀式活動中,儀式共同體成員“面對同一種對象喊出同樣的叫聲,說出同樣的話或者做出同樣的動作,人們實現了言行一致,并感受到這種一體性”④。在這些集體活動中,普通黨員、群眾不僅是紅船精神的“觀劇人”、學習者,而且也成為“劇中人”、參與者。他們置身于歷史與現實交融的情景場域中,其意識、思想、情感及行為將隨著拜謁的過程和儀式化活動的開展而發生由境及情、由情及理的牽引和變化,集體記憶得到強化、精神得到洗禮、黨性修養得到提升。從紅船精神的傳播與傳承來講,難以計數的參觀者到現場學習、觀瞻,睹物思人品史,感悟紅船精神,紅船精神便從廟堂走向了民間,由先前主要是理論工作者的小眾探討走向了普通社會大眾,從浙江一隅走向了全國,變得真正為社會大眾所熟知了。在此意義上講,紅船精神既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精神,也是扎根于人民群眾沃土的人民精神,是階級性與群眾性、先進性與大眾性的統一。紅船精神的生命力在于其有著深刻而廣泛的群眾基礎,紅船精神的價值在于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并轉化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物質力量。“秀水泱泱,紅船依舊;時代變遷,精神永恒。”在黨的領導人與廣大黨員群眾的儀式化的拜謁中,紅船精神走向了永恒。
作者:李建勇;于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