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老年人犯罪刑罰制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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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隨著人口老齡化時代的到來，老年人的犯罪與刑罰問題已成為我國當前理論界與實務界的熱點話題。我國現行法律對此雖有所規定，但仍有許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從《唐律疏議》中有關老年人犯罪的立法規定著手，具體分析有關老年人犯罪的寬宥制度，并對這種制度進行深度分析，以期能夠為我國現行法律的完善帶來一定的啟發，并促進我國刑事法制建設的良性發展。

關鍵詞：《唐律疏議》；老年人犯罪；刑罰寬宥制度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憫老恤老”的傳統美德，而這種美德在古代社會的刑罰制度當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在唐代更是如此。隨著經濟的繁榮以及醫療條件的改善，人類壽命不斷延長，人口老齡化的出現，使老年人犯罪問題成為不可小覷的社會問題。為了適應這樣的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創建了老年人犯罪從寬處罰的刑罰制度。雖如此，但我國現行法律中有關老年人犯罪寬宥制度的規定仍有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相比之下，《唐律疏議》中有關老年人犯罪寬宥制度的規定卻很詳細具體，值得借鑒。已有文獻表明，在刑事律法中規定老年人犯罪和刑罰問題已有較長歷史。我國老年人刑罰制度從西周開始出現，并在秦漢時期有所發展，唐朝時期該項制度已較為完備，唐朝統治者將其作為一項基本法律制度納入《唐律疏議》中，之后的各朝各代大多以《唐律疏議》為藍本建立此項制度。學者王立民(2016)指出：“唐律是匯唐前立法之精華，集唐前立法之大成，是史無前例的杰作。”本文擬對《唐律疏議》中有關老年人犯罪寬宥制度進行詳細探討，以期從中得到一些啟迪。

一、《唐律疏議》中有關老年人犯罪刑罰處罰的法律規定

(一)《唐律疏議》中有關老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唐律疏議》之“老小及疾有犯”條對老年人刑事責任年齡做了細致劃分：“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犯加役流、反逆緣坐流、會赦猶流者，不用此律。至配所，免居作。……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有官爵者，各從官當、除、免法，余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長孫無忌等，1983)80-83這里按照老年人的不同年齡階段及其身體狀況，將老年人的刑事責任年齡劃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具體分析如下：第一，減輕刑事責任年齡。“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犯加役流、反逆緣坐流、會赦猶流者，不用此律；至配所，免居作。”即如果行為人的年齡是在70歲到80歲之間，那么一般情況下要對其所有的犯罪行為承擔法律后果，但考慮到其已經邁入老年階段，可以適當減輕處罰。具體來說就是，如果行為人犯的是“流罪”以下的罪行，可以繳納贖金的方式代替其應當承擔的刑事責任。但是此條規定有一些例外情況，在《唐律疏議》卷四提到：“加役流者，本是死刑，元無贖例，故不許贖。反逆緣坐流者，逆人至親，義同休戚，處以緣坐，重累其心，此雖老疾，亦不許贖。會赦猶流者，為害深重，雖會大恩，猶從流配。此等三流，特重常法，故總不許收贖。至配所免居作者，矜其老小，不堪役身，故免居作。”(長孫無忌等，1983)81也就是說，犯“加役流”“反逆緣坐流”“會赦猶流”的人，即使年齡已經達到70歲以上，但是考慮到這些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較大，故不能免其刑事責任。不過，由于老年人的體力每況愈下，無法承擔繁重的勞役，因此，將其發配到流配之地后，可以免除其勞役之苦。第二，相對刑事責任年齡。“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有官爵者，各從官當、除、免法。余皆勿論。”即如果行為人的年齡是在80歲到90歲之間，那么除謀反、謀大逆、殺人、盜、傷人這五種罪行以外，其他罪行都無須承擔刑事責任。具體分析如下。首先，《唐律疏議》卷四中提到：“周禮有三赦之法：一曰赦幼弱，二曰赦老耄，三曰赦戇愚。今十歲合于‘幼弱’，八十歲為‘老耄’，篤疾‘戇愚’之類，并合‘三赦’之法。有不可赦者，年雖老小，情狀難原，故反逆及殺人，準律應合死者，曹司不斷，依上請之式，奏聽敕裁。”(長孫無忌等，1983)82即犯謀反、謀大逆、殺人罪的行為人本應該被處以死刑，但考慮到其已入耄耋之年，符合周禮“三赦”之法，所以應當啟動“上請”程序。其次，犯盜罪或者傷人罪的，可以使用贖金的方式，并且如果行為人是有官位的，則必須對其實行“官當”(以官品折抵徒刑)、除名、免官，不允許其用贖金的方式保留官位。之所以這樣規定，其原因在《唐律疏議》卷四中有所提及：“盜者，雖是老小及篤疾，并為意在貪財。傷人者，老小疾人未離忿恨。此等二事，既侵損于人，故不許全免，令其收贖。若有官爵者，須從官當、除、免之法，不得留官征贖。”(長孫無忌等，1983)83最后，對于上述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一概不予處罰，也就是所謂的“余皆勿論”。第三，無刑事責任年齡。“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即如果行為人的年齡是在90歲以上，那么其將不用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并且沒有任何的例外情況。《唐律疏議》對此規定的解釋是：“《禮》云：九十曰耄，七歲曰悼，悼與耄雖有死罪不加刑。愛幼養老之義也。”(長孫無忌等，1983)84綜上可知，《唐律疏議》中關于老年人的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劃分非常細致，比唐之前歷朝歷代的立法更具有進步性。之前的各個朝代對于老年人的刑事責任年齡劃分都比較粗糙、簡單；相比之下，《唐律疏議》按照不同的年齡階段劃分的方式，使得老年人犯罪寬宥制度更加完善，并且還將各種例外的情形進行羅列，使其更加明確具體。就具體制度來看，對于處于減輕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老年人來說，其所適用的是贖刑。這種制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因為這不僅體現了憫老恤老的倫理觀念，而且對于維護社會秩序穩定也有很大的幫助。《唐律疏議》將處于相對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老年人再劃分為三種情況，這種細致的程度是其他朝代無法比擬的。對于一些嚴重的犯罪，唐代統治者也是給予了最大程度的寬容。《唐律疏議》規定，處于無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老年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處罰。這主要是考慮到，這個年齡段的老年人很難再對社會造成重大的危害，因此就沒有必要對其施以刑罰。這樣做不僅有利于在社會上形成尊老敬老的良好風尚，也會使社會公眾從內心深處接受刑罰處罰，從而督促自己遵守法律規范。這些對于我國現行立法而言，無疑都是值得借鑒的。需要說明的是，《唐律疏議》中的這些規定雖然有其合理的價值，但如果將其直接移植到我國現行的法律體系中，則可能并不妥當，因為這不免會滋生“以錢買刑”的不良風氣。

(二)《唐律疏議》中追究老年人刑事責任的時間點《唐律疏議》對于追究老年人刑事責任的時間點也做出了具體規定，其“犯時未成疾”條云：“諸犯罪時雖未老、疾，而事發時老、疾者，依老、疾論；若在徒年限內老、疾，亦如之。”(長孫無忌等，1983)84-85從該規定中可以看出，司法者在裁判過程中判斷行為人是否為老年人，是以事發時的年齡為準，而并不是以犯罪時的年齡為準，即如果行為人是在服刑期間達到老年人年齡標準的，也會對其按照老年人的相關制度進行處理。對此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面來理解。第一，即使犯罪人在犯罪時并非處于老年階段，只要在事發時已經進入老年階段，就按照老年人犯罪來處理，并對其適用相應的刑罰處罰。《唐律疏議》中有：“假有六十九以下犯罪，年七十事發，或無疾時犯罪，廢疾后事發，并依上解‘收贖’之法；七十九以下犯反逆、殺人應死，八十事發，或廢疾時犯罪，篤疾時事發，得入‘上請’之條；八十九犯死罪，九十事發，并入‘勿論’之色。故云‘依老、疾論’。”(長孫無忌等，1983)84即行為人是在69歲時實施犯罪行為，而在70歲時才東窗事發，此時仍然可以采用贖金的方式進行處罰；行為人是在79歲時觸犯了謀反、謀逆及殺人罪的，但其是在80歲之后才被發現的，此時依然要啟動“上請”程序，奏請皇帝裁決；行為人是90歲之前犯罪，90歲以后事發，一概不追究刑事責任。第二，如果是在事發之后、判決之前進入老年人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仍然按照老年人犯罪的相關寬宥制度來對待。《唐律疏議》卷四中提到：“事發以后未斷決，然始老、疾者，若為科斷？答曰：律以老、疾不堪受刑，故節級優異。七十衰老，不能徒役，聽以贖論。雖發在六十九時，至年七十始斷，衰老是一，不可仍遣役身，此是役徒內老疾依老疾論。假有七十九犯加役流事發，至八十始斷，止得依老免罪，不可仍配徒流。”(長孫無忌等，1983)85這主要是考慮到，老年人由于其身體機能的衰退而確實無法承受嚴酷的刑罰所帶來的痛苦，此時就應該對其處罰進行適當的減免，以體現“矜老”之傳統。第三，如果是在判決之后、刑罰執行期內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自然進入老年人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對其剩下的刑期也要按照老年人犯罪的相關制度處理。例如，《唐律疏議》規定：“假有六十九以下配徒役，或二年、三年，役限未滿，年入七十；又有配役時無疾，役限內成廢疾：并聽準上法‘收贖’。故云‘在徒限內老、疾，亦如之’。又，計徒一年三百六十日，應贖者征銅二十斤，即是一斤銅折役一十八日，計余役不滿十八日，征銅不滿一斤，數既不滿，并宜免放。”(長孫無忌等，1983)85即一斤銅可以折抵徒刑18天，如果行為人余下的刑期已經少于18天，那么就可以將其提前釋放而無須執行完畢剩下的刑期。綜上可知：《唐律疏議》將追究老年人刑事責任的時間點劃分為三個階段，即事發時、事發后至判決前、判決后。這樣細致的劃分，使得法律在適用時更加靈活便利；更為重要的是，《唐律疏議》的此種規定囊括了整個訴訟程序乃至刑罰執行期間，對老年人的權益給予了最大限度的寬宥。從我國現行的立法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第一條規定：(作者按：審判時)已滿75周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將時間界限規定在“審判時”，要比《唐律疏議》規定在“事發時”更具有進步性。因為根據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時間界限越往后，越有可能對其適用從寬處罰，對于維護其合法權益也越有利；而且“事發時”這個節點不容易被確定下來，不同的案件可能會有所差異，而“審判時”則是一個確切的時間，在司法實踐中更容易形成統一的標準。因此，關于時間界限的問題，我國在完善老年人犯罪刑事立法時，可以保留“審判時”這個節點。當然僅僅規定“審判時”還這個時間節點還遠遠不夠，還需要進一步細化。

(三)《唐律疏議》中針對教唆老年人犯罪的特別規定在《唐律疏議》中對于教唆老年人犯罪處罰的主要規定在“老小及疾有犯”條中：“若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贓應備，受贓者備之。”(長孫無忌等，1983)84即如果行為人實施了教唆老年人犯罪的行為，那么接受刑罰處罰的是行為人自己而非被教唆的老年人。這樣做的立法目的就在于，預防他人將老年人作為犯罪工具并進而逃脫法律制裁，也就是現代刑法中所說的預防“間接正犯”。《唐律疏議》卷四：“問曰：悼耄者被人教令，唯坐教令之者。未知所教令罪，亦有色目以否？答曰：但是教令作罪，皆以所犯之罪，坐所教令。或教七歲小兒毆打父母，或教九十耄者斫殺子孫，所教令者，各同自毆打及殺凡人之罪，不得以犯親之罪加于凡人。”(長孫無忌等，1983)84即對于教唆一個90歲的老年人殺害其子孫的行為人，是按照普通的毆打罪或者殺人罪對其進行定罪，而不是按照犯親之罪進行處罰的，而老年人本身，則無須承擔任何責任。因為立法者認為：“悼耄之人，皆少智力，若有教令之者，唯坐教令之人。”另外，《唐律疏議》卷四中有云：“或所盜財物，旁人受而將用，既合備償，受用者備之；若老小自用，還征老小。故云‘有贓應備，受贓者備之’。”(長孫無忌等1983年)84即如果老年人盜得的財物是由他人來使用，那么就由使用者來賠償，如果是被教唆的老年人自己使用的，那就由老年人本人來賠償。《唐律疏議》中對于教唆老年人犯罪的特別規定，再次體現了統治者對老年人的寬宥。其從老年人的智力狀況出發，充分考慮到很有可能出現的“間接正犯”的情況而對此加以具體規定，而且從法律上消除了他人占有和使用老年人犯罪所得財物的企圖，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疑具有很大的進步性。即使是我國現行立法，也很難做到如此事無巨細。因此，這種規定值得我們借鑒。

(四)《唐律疏議》有關老年人在家人共犯問題中的規定《唐律疏議》規定：“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長；于法不坐者，歸罪于其次尊長。尊長，謂男夫。”(長孫無忌等，1983)116關于“家人共犯”，《唐律疏議》卷五中有：“家人共犯者，謂祖、父、伯、叔、子、孫、弟、侄共犯，唯同居尊長獨坐，卑幼無罪。”(長孫無忌等，1983)116也就是說，如果一家人一起實施共同犯罪，那么應該由最年長的男性長輩一個人接受刑罰處罰(王立民，2008)。但是如果這位長輩已經是八十歲以上，則無須承擔責任而由在共犯中僅次于他的長輩來接受處罰。這種例外的規定，無疑又是唐律對老年人犯罪寬宥的重要體現。雖然該項規定在當時的法律環境下是值得稱頌和肯定的，但是如果將其直接運用到我國現行的法律體系中卻是不妥當的。因為《唐律疏議》制定該項規定是建立在“連坐制度”基礎之上的，而現代刑法已經摒棄了“連坐制度”，主張“罪責自負原則”。正如日本刑法學家曾根威彥(2005)所云：“刑事責任只能就行為人個人自己所實施的行為而承擔，不能以行為人屬于一定團體為由而讓他對他人的犯罪承擔責任。”所以，我國在完善老年人犯罪刑事立法時，遇到有老年人參與的共犯問題，可以考慮如何對其進行從寬處罰，但是有一點需要把握的是，不可以讓其他人來承擔老年人自己應該承擔的罪責。綜上所述，《唐律疏議》中關于老年人犯罪問題的立場基本上沿襲了歷代以來寬宥的傳統，而這種立場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它不僅細致規定了老年人的刑事責任年齡階段劃分，以及跨刑事責任年齡犯罪的問題，而且還考慮到教唆犯罪以及家人共犯這些特別的問題。這樣細化的法律規定，是以往任何一個朝代的法律都無法比擬的，而以后任何封建社會的朝代也無法超越。這足以見得《唐律疏議》的進步性。由此可以看出，“尊老敬老”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而且是我國古代刑法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對老年人犯罪采取寬宥態度，是符合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也是順應民心的做法(王玉杰，2009)。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也對老年人犯罪從寬處罰做出了一定的規定，但是與一千多年前的《唐律疏議》相比仍有值得改進之處。我國立法者在完善針對老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時，《唐律疏議》應該是這一過程中不可忽視的藍本。

二、對《唐律疏議》中老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評價

(一)《唐律疏議》中老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合理性1．有利于“尊老敬老”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揚“尊老敬老”是中國古代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悠久的歷史和文明的重要表現之一。不能想象一個不尊重老人、不贍養老人的社會能夠成為具有高度文明的、穩定和諧并且能夠不斷發展的社會(謝元魯等，2004)。這種傳統文化在刑事立法中的體現最早出現在西周時期，《唐律疏議》作為我國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不僅傳承了“尊老敬老”的理念，而且其法律規定更加科學、規范、細致，成了此后各代效仿的范本。例如，民國時期的《中華民國刑法》第六十三條規定：“未滿十八歲人或滿八十歲人犯罪者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本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者，減輕其刑。”而在現代社會，倡導“尊老敬老”的思想更加具有現實意義，我國的公民道德規范之家庭美德就要求“尊老愛幼”，但是在法律層面對于老年人利益的保護卻顯得較為單薄。所以，為了使“尊老敬老”的思想繼續傳承下去，有必要在法律體系中將這種優秀的傳統文化加以落實。2．有利于預防犯罪，感化和改造罪犯“尊老敬老”的原則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法律當中可以說是比較具有“人道”精神的(王春林，2006)。這樣的規定使得法律這樣一個冷酷無情的制裁工具有了人情味，不僅使受到寬宥的老年人及其家人心甘情愿地接受法律的懲罰，而且對于社會大眾來說也會更加擁護和遵守國家的法律。但需要注意的是，唐代的老年人寬宥制度所具有的人道精神還不能被稱之為“人道主義”，因為在我國古代的法律文化當中，這種人性的關懷畢竟還沒有成型為一種“主義”，它還只是星星之火，并沒有形成一種燎原之勢的固定的刑法價值追求(崔月月，2011)。3．體現了儒家的“仁、禮”思想，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在中國的古代社會當中，儒家所倡導的“仁”“禮”是社會秩序的核心，對“仁”“禮”的重視是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共識，而“尊老敬老”的寬宥原則正是統治者在“仁”“禮”的思想指導下制定出的親民政策的體現。儒家也正是以“仁”“禮”為基點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社會秩序。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楊樹達，2007)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果統治者在治理國家時僅僅將政令和刑法作為統治工具，那么盡管在一定期間內其對于禁止民眾做出違法亂紀的事情能起到一定作用(饒宗頤，2015)，也并不能使民眾對法律政令心服口服，他們也不會因為違法亂紀而感到羞恥，當然也就不會自覺地遵守法律；但是如果統治者是用“仁”“禮”思想來教育民眾，他們會因為做了違法亂紀的事而感到羞愧，從而自覺地用法律約束自己，自覺遵守法律。比如，西漢孝宣帝在元康四年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發齒墜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羅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邱漢平，2017)這充分體現了統治者將儒家“禮”“仁”思想與刑法相結合，并以此來維護社會穩定的思想。

(二)《唐律疏議》中老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局限性1．限制了老年人的訴訟權利唐朝的立法者在《唐律疏議》中對于為什么限制老年人的訴訟權利進行了簡單的解釋：“即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者，聽告謀反、逆、叛、子孫不孝，及同居之內為人侵犯者，余并不得告。官司受而為理者，各減所理事三等。【疏】議曰：老、小及篤疾之輩，犯法既得勿論，唯知謀反、大逆、謀叛，子孫不孝及闕供養，及同居之內為人侵犯，如此等事，并聽告舉。自余他事，不得告言。如有告發，不合為受。官司受而為理者，從‘被囚禁’以下，減所推罪三等。假有告人徒一年，官司受而為理，合杖八十之類。”(長孫無忌等，1983)441他們認為，既然80歲以上的老年人觸犯一般的法律都無須承擔刑事責任，那么也就沒有必要賦予其訴訟的權利，除了一些特殊的危及統治者利益的犯罪如謀反、謀大逆、謀叛，以及子孫不孝及供養有缺等，老年人仍然可以行使訴訟權之外，其他訴訟，即使老年人提出，官府也不會受理。除此之外，《唐律疏議》中還規定：“‘所犯雖不合論’，謂期親以下，或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若篤疾，犯罪雖不合論，而卑幼告之，依法猶坐。”(長孫無忌等，1983)435即不允許卑幼指控刑事責任能力欠缺的老年人。如果八十歲以上的尊長觸犯了《唐律疏議》中所說的“余皆勿論”之罪，而卑幼堅持要指控的，則屬于“不睦”行為，要對卑幼依法進行處罰(穆中杰，2012)。雖然該規定有利于維護其統治權威，但是從現代刑法的角度分析，這種規定并無任何意義。我們不能因為要貫徹“尊老敬老”的原則，就毫無底線地一味去保護老年人。這樣做不僅限制了老年人應該享有的訴訟權利，侵犯了其基本權利，而且強迫“卑幼”去包庇老年人，從而使實施了犯罪行為的老年人逍遙法外，反而不利于維護社會穩定。所以，這種做法并不可取。2．剝奪了老年人的作證資格《唐律疏議》中規定了關于證人作偽證或作假證應受何種處罰的相關內容，但是立法者為了體現“敬老”思想，在司法審判中不允許老年人作證。《唐律疏議》卷二十九中的“議請減老小疾不合考訊”條規定：“其于律得相容隱，即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皆不得令其為證。違者減罪人事三等。”(長孫無忌等，1983)550究其原因，《唐律疏議》中也解釋道：“其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以其不堪加刑，故并不許為證。”即統治者認為，80歲以上的老年人已經不能忍受加重的刑罰了，所以也不能允許他們作證。這一規定也許可以免除老年人因作偽證或作假證而受到的刑罰處罰，但是從本質上來說，卻剝奪了老年人作證的資格。這樣的規定是不合理的，因為，不能因為擔心老年人無法承擔作假證或作偽證的責任而徹底剝奪其作證的資格，這無論從法理上還是從邏輯上都無法令人信服。我們可以對其作假證或作偽證的行為給予從寬處罰，但是不能因為其因年長而難以承擔法律責任，就剝奪其所應該享有的合法的作證權利。所以，我國在完善立法的過程中必須摒棄這種規定。3．恤刑與酷刑同時存在雖然我們從前述的內容可以看出，《唐律疏議》對于老年人犯罪的寬宥程度已經達到了極限，這也是統治者實施“仁政”的表現，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忽略另一個事實———統治者在標榜“仁政”的同時，也制定和實施了嚴刑峻法，導致“尊老敬老”原則很多時候并不能得到很好地落實與貫徹，會出現“形同虛設”的現象，尤其是在王朝統治的后期更是如此(趙友新等，2007)。這種恤刑與酷刑同時存在的現象，說明以“用刑寬緩”而著稱的《唐律疏議》依然沒有改變其維護封建統治的本質屬性，即它不會因為“矜老恤幼”原則的存在，而動搖其封建統治的根基。當然，從更深層次的角度分析，這種現象也體現了刑罰的工具性與人治主義的弊端。這也反映出古代刑罰“報應刑主義”的色彩。當人類進入現代文明社會之后，“目的刑主義”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再加上人們對人本主義思想的重視和對人自身的關懷，這些都使人們對于酷刑有了強烈的批判精神。

三、完善老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建議

(一)界定老年人犯罪應劃分年齡段如前所述，《唐律疏議》將老年人的刑事責任年齡劃分為三個階段，即減輕刑事責任年齡、相對刑事責任年齡、無刑事責任年齡，并將相對刑事責任年齡再劃分為三個層次。我國在完善老年人犯罪刑罰制度的過程中，可以借鑒此種做法。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對老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最低限度做出了規定，即年滿75周歲；但是僅僅有這一規定仍然是不夠的，還應該進行更加具體的劃分，比如規定75周歲到80周歲為減輕刑事責任年齡階段，80周歲到90周歲為相對刑事責任年齡階段，90周歲以上為無刑事責任年齡階段。對于處于減輕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老年人，應該繼續適用現行法律中的規定，即對于過失犯罪的，應該從輕或減輕處罰，對于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對于處于相對刑事責任年齡段的老年人，除了一些嚴重犯罪，如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放火、爆炸、投毒等嚴重的暴力性犯罪以外，其他犯罪一律不負刑事責任；對于處于無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老年人，則對其一切犯罪行為都不追究刑事責任，而只是進行社區矯正。

(二)劃分關于追究老年人刑事責任的時間點《唐律疏議》將追究老年人刑事責任的時間點確定為“事發時”。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做出這樣的規定無疑具有很大的進步性；不過，相比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規定的針對年滿75周歲老年人的“審判時”，更加有利于保護老年人的權益。因此，建議老年人刑事責任時間點的確定仍然以“審判時”為準，但是應該對其進行階段性地劃分。例如：犯罪時未進入老年狀態，但審判時(包括一審、二審、再審)已進入老年狀態的，按照老年人進行處理；審判時未進入老年狀態，但判決之后進入老年狀態的，依然可以按照老年犯的相關規定進行從寬處理；在判決之后，刑罰執行期間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進入老年狀態的或者從減輕刑事責任年齡階段過渡到相對刑事責任年齡階段和無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老年人，要按照相應階段的從寬措施，對其剩余的刑期進行減免。

(三)對教唆老年人犯罪的行為進行處罰由于老年人的刑事責任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長會有所下降，其對是非的判斷能力也會有所偏差，再加上法律規定對老年人犯罪的處罰從寬；所以，為避免一些別有用心之人利用老年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借此逃避法律制裁，有必要對教唆老年人犯罪的行為進行法律制裁。對此，我們可以借鑒《唐律疏議》中“坐其教令者”的規定，將教唆老年人犯罪的人作為間接正犯來處理，對其從重處罰。如此不僅與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理方法一致，而且能更好地消除他人利用老年人進行犯罪的企圖，將潛在的犯罪和逃避法律制裁的妄想遏制在搖籃中。

作者：孫紅艷 單位：天津商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