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經濟走勢及若干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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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世界雜志》2016年第7期

進入2016年，全球經濟依然沒有擺脫2008—2009年那場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影響。4月12日，IMF在其的最新《世界經濟展望》中，再次下調2016年世界經濟增長率至3.2%，比1月19日的預測值下降0.2個百分點。而早前在1月6日，世界銀行已經將2016年全球經濟增速下調至2.9%，比半年前的預測值低0.4個百分點，并且將2016年稱為風險防范年。在此風險警示下，當前拉美地區經濟不容樂觀。

2015—2016年拉美經濟走勢分析

一、經濟形勢特征

（一）經濟衰退和通脹上升并存使其陷入滯漲陷阱根據聯合國拉美經委會數據，[1]2015年拉美經濟衰退0.4%，人均GDP下降1.5%，是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最差的表現。與此同時，地區通貨膨脹率由2014年的6.3%升至6.6%，連續兩年超過6%。而占地區GDP超過40%的巴西，其經濟衰退3.8%，嚴重拖累了地區經濟增長。一方面，經濟衰退直接對就業活力和減貧努力造成嚴重打擊。另一方面，淺析當前拉美經濟走勢及若干思考2015年拉美經濟陷入經濟衰退，財政赤字惡化，資本外逃壓力加大，國家間差異化趨勢明顯。影響其經濟增長的因素在于國際經濟環境不好，國內經濟政策失效和結構失衡。雖現在全球經濟面臨風險，但并不意味著拉美整個地區會陷入系統性危機。■張勇／文通脹持續高企，居民消費能力必將受到侵蝕，以消費拉動增長的拉美國家傳統增長模式失去動力。

（二）財政賬戶和經常賬戶處于“雙赤字”狀態2015年在中央政府一級，拉美地區初級財政赤字占GDP比例為1%，整體赤字（包含公共債務利息支付）占GDP的3%。巴西、智利、哥斯達黎加、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拿馬等主要拉美國家整體赤字占GDP均超過3%。盡管來自公共部門赤字的壓力很大，但是，2015年拉美整體公共債務僅微幅增至占GDP的34.3%，仍然處于相對低的水平。然而，巴西債務占比增加顯著，經濟學人智庫（EIU）數據顯示2015年巴西公共債務占GDP比重高達71.5%，遠超60%的警戒線，主要原因是財政赤字惡化以及用于公共債券利息支出的利率較高。從對外貿易看，拉美地區同時遭遇全球需求疲軟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的雙重打擊，而價格下跌的影響更甚。就整個地區而言，拉美貿易條件2015年下降9%，預計2016年將繼續下降。受此影響，拉美地區經常賬戶赤字占GDP比例增至3.5%。2015年流入拉美地區的金融資源凈值占GDP比例為2.8%，不足以完全彌補經常賬戶赤字，因此，該地區要使用占GDP0.7%的國際儲備去覆蓋這一缺口，給國際儲備造成壓力。簡而言之，雙赤字狀況不僅給債務管理和國際收支平衡造成壓力，而且會動搖投資者對拉美地區經濟前景的信心。

（三）貨幣波動加劇，資本外逃壓力陡增環亞經濟數據有限公司（CEIC）數據庫顯示，2015年拉美主要國家貨幣出現集體貶值趨勢。根據月均兌美元匯率計算，巴西、哥倫比亞、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墨西哥、智利貨幣貶值幅度分別為32.1%、26.1%、24.6%、17.7%、16.8%、13.9%和11.8%[2]。巴西雷亞爾貶值居于首位，一方面源于美元走強引發避險投機資本回流美國，另一方面歸因于其國內政治經濟的雙重危機削弱投資者信心。拉美經委會報告指出，作為金融賬戶的主要部分，流入拉美地區的凈外國直接投資在2014年約為1370億美元，2015年下降22%，至1070億美元。同時拉美地區證券資本（包括債券和股票）凈流入大幅減少，2015年約為700億美元，比2014年（1150 億美元）下降40%。貨幣貶值引發的資本外逃，最終會給國內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造成沖擊。

（四）國家或次地區之間差異化趨勢明顯以往經驗顯示，拉美地區的整體水平往往掩蓋了次地區和國別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地緣經濟聯系的差異。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國家得益于美國經濟穩步復蘇，2015年經濟增長分別為2.5%、4.4%和1%。而市場主要面向歐盟、亞洲的南美洲地區經濟則衰退1.6%，主要受巴西（-3.8%）和委內瑞拉（-7.1%）負增長的拖累。其二，初級產品價格下跌對資源出口國和資源進口國影響不同。初級產品價格下跌，有助于資源進口國（中美洲國家、加勒比國家）降低進口成本、緩解輸入型通貨膨脹。而對于資源出口依賴型國家而言，價格下跌則惡化貿易條件，減少外匯收入，進而影響政府財政收入。始自2014年下半年的石油價格暴跌對巴西、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墨西哥、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等石油出口國影響很大。其三，次區域一體化和各國開放度差異。太平洋聯盟的經濟活力和對外開放度整體高于南方共同市場。而且，從國際資本流動看，巴西、智利、墨西哥和秘魯四國占地區資本流動的比例為80%，它們或因為經濟體量較大或因金融開放度較高而深受外國投資者的關注。

（五）宏觀經濟政策的邊際效應遞減財政政策方面，隨著財政壓力上升，拉美國家開始鞏固公共財政。許多拉美國家通過對公共支出的同比例調整抵消因初級產品出口價格下跌引起的財政收入銳減。同時，通過增加稅收部分彌補財政收入的下降。貨幣政策方面，自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拉美國家貨幣當局致力于刺激總需求（特別是私人消費和投資），但是目前國際環境發生變化（包括初級產品價格下降、國際金融市場波動性增加以及國內價格上升），侵蝕了貨幣政策操作空間。拉美地區宏觀經濟政策出現邊際效應遞減，主要原因來自兩個方面。其一，鑒于經濟復蘇步伐不一，全球宏觀經濟政策難以協調，導致許多拉美國家處于提高利率抑制通脹與資本外逃和維持寬松政策促增長的兩難境地，巴西比較典型。其二，緊縮的財政政策常因政黨難以達成共識而在執行中遭遇掣肘，而貨幣政策又因傳導機制不暢通而效果打折。

二、經濟增長影響因素

短期來看，影響拉美經濟的因素可從內外部兩方面分析。就外部而言，第一，歐美經濟低迷，新興經濟體增長放緩，抑制了全球需求。第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從貿易條件惡化角度削弱了拉美傳統優勢產品的出口。鑒于需求疲軟、供給短期內難以做出適應性調整以及被視為金融資產用于投機，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中期內仍處于下跌周期。第三，美國加息，一方面將導致短期國際資本回流美國，給拉美國家貨幣造成貶值壓力，另一方面將導致國際融資成本上升，進而推升拉美國家國內借貸成本，造成信貸萎縮，不利經濟增長。就內部而言，拉美地區連續五年經濟下滑，是經濟政策失效和結構失衡兩者綜合作用的結果。尤其是，當世界處于大宗商品價格飆漲期時，周期性因素掩蓋了結構性失衡，但是，一旦宏觀環境發生變化，諸如投資率低下、去工業化、非正規就業等結構性問題將加速經濟的惡化程度。鑒于內外部因素短期內無法實質性改善，因此，拉美經濟短期內仍處于低增長階段。長期來看，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生產要素、產業結構、技術和制度四個方面。在生產要素中，拉美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相對年輕的勞動力，但是資本積累速度不及東亞地區，因此吸引私人資本、提高投資率是轉變拉美傳統消費驅動增長模式的重要舉措。對于產業結構而言，拉美要想打破資源詛咒的束縛，需要從專注于初級產品專業化的靜態比較優勢向延長產業鏈及提高附加值的動態比較優勢轉化。技術進步是決定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拉美國家依靠引進先進技術和經驗，可以在較短時間內用較低成本實現自身的技術創新，從而發揮后發優勢，提高效率。在上述既定的投入要素、產業結構和技術水平的情況下，經濟取得的最優結果就取決于制度的安排。完善的制度能夠使各種資源各盡其用，這里也包含政治制度。針對當前一些拉美國家出現經濟下滑和政治動蕩交織的“負螺旋下降”情況，想要打破這種“壞循環”，改革恐怕還需要從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雙管齊下”入手。

拉美地區發生系統性危機的可能性較小

全球經濟面臨風險，拉美經濟也難以獨善其身，滯脹、雙赤字、貨幣加速貶值、資本流入大幅下降，等等，似乎都是發生經濟危機或債務危機的若干前兆。然而，就目前情形看，拉美地區不會重復20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的歷史。局部或單個國家出現債務違約或貨幣危機的風險增加，并不意味著整個地區將發生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疊加的系統性危機。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拉美國家已經從以往的經濟危機中吸取了經驗教訓。從20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中走過來的拉美國家已經逐漸提高了應對危機的能力和韌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拉美地區比以往更加融入全球資本市場，且積累了較為充足的外匯儲備，這將給予它們更大的空間去應對資本流入下降。二是匯率制度具有更大的靈活性，這有助于減緩個體經濟體外部融資環境的緊張。三是外債結構逐漸優化。許多拉美國家已經通過延長債務期限減少了以短期債務為主的結構風險，通過向本幣債務、固定利率或通脹指數化債務轉變有效規避了匯率和利率風險。

第二，堅持結構改革方向和實施旨在減少體制脆弱性的宏觀審慎政策奠定了基礎。拉美國家已經意識到結構改革的重要性，并為之付出了努力，從“再工業化”的產業升級到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側改革，等等，盡管不能一蹴而就，但都出現了緩慢、積極的變化。從宏觀審慎政策方面看，拉美國家注重金融體系改革，與貨幣和匯率政策互為補充，以抵消潛在的系統風險和適應國際儲備管理的要求。例如，巴西、墨西哥和秘魯修改了有關企業債券及其衍生品市場的規則。委內瑞拉、巴西、多米尼加、危地馬拉、秘魯和巴巴多斯修改了銀行存款的法定準備金要求。諸如中國和某些拉美國家簽署的貨幣互換協議也成為金融創新的工具。此外，拉美經委會也建議，制定反周期的投資保護制度以應對地區的宏觀經濟波動性。

第三，南南合作已成為互利共贏、共同應對挑戰的重要平臺。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區域內和區域外。就區域外而言，合作的平臺更加多元、開放，合作內容針對性強。從G7到G20，彰顯出“后危機時代”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在全球治理中上升的影響力。而早在2015年7月以完善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為己任的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落戶上海。另一機制——初始承諾互換規模為1000億美元的應急儲備安排，被視為向陷入經濟危機的金磚國家提供援助的經濟穩定基金，也是突破地域限制創建集體金融安全網的重大嘗試。就區域內而言，隨著區域一體化向縱深方向發展，金融一體化逐漸提上議程。

中拉經貿合作進入新階段

盡管拉美地區經濟短期內依然低迷，但是，這絲毫沒有改變中拉經貿合作的基礎。中拉經貿合作將隨著雙方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和結構改革深化進入新階段。首先，優勢互補始終是中拉經貿合作的基礎。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盡管鋼鐵、水泥等產業面臨產能過剩，但是，中國的城鎮化潛力、新型工業化、城市基礎設施升級等仍存在大量投資機遇。當這些投資機遇遭遇資源與環境的嚴重約束時，除在節能減排上做足“節流”功夫外，中國還需要從國外市場尋求“開源”渠道，拉美憑借其豐富的資源稟賦是優選目標。其二，隨著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其消費模式和消費品將再度升級，對拉美高附加值產品的進口需求將與日俱增。同時，拉美國家已經認識到出口多元化的重要性，除維持傳統的歐美市場外，積極參與亞洲供應鏈和價值鏈，將直接成為中拉貿易結構不斷優化的強大動力，有利于打造互利雙贏的“升級版”。其三，憑借龐大的經濟規模、充裕的外匯儲備、較高的金融盈利能力和在國際金融領域日益增多的話語權，中國有能力幫助拉美國家積極應對貿易融資萎縮、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不足等困難。同時，不斷創新的金融合作模式，有利于中國外匯儲備管理多元化。其次，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及供給側改革全面鋪開，中拉經貿合作也進入新階段。這意味著，雙邊貿易告別2000—2011年年均近30%的高增長時代，逐步進入結構優化的平穩增長期；中國對拉投資也將形成資源尋求型、效率尋求型和市場尋求型三足鼎立的局面；金融合作也將由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的聯合應對危機轉入“后危機時代”參與重塑國際金融體系、改善全球治理的深入合作。最后，以貿易投資、基礎設施和金融創新三維一體化，有效促進產能合作。其一，通過貿易投資一體化增加總需求，彌補發達國家經濟低迷留下的需求缺口。中國可以積極參與拉美地區產業集聚區、經貿合作區、工業園區、經濟特區等合作園區建設，營造基礎設施相對完善、法律政策配套且具有集聚和輻射效應的良好區域投資環境，引導國內企業抱團出海，有序轉移優勢產能。其二，通過價值鏈延伸、生產和基礎設施的一體化，增強生產率和提高競爭力。中國可以積極參與拉美地區交通能源一體化建設，連接生產網絡，進而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其三，通過金融一體化，打造中國和拉美地區共同應對外部沖擊的安全網以及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催化劑。特別是，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逐步推進，中國金融企業在拉美地區將面臨巨大的發展機遇。

作者：張勇 單位：中國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巴西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