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判斷的性質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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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判斷是規定性判斷還是反思性判斷?

在康德的哲學視域中，判斷力是作為溝通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橋梁而存在的。康德區分了兩種判斷力，一種是規定的判斷力，另一種是反思的判斷力。規定的判斷力是按照一般原理來思考特殊，它是一種演繹式的判斷，即從一般概念開始，推演到某種特殊事物。比如當我們看到一座橋的時候，由于我們頭腦中存在著一座橋似的普遍模式，所以我們可以根據這種橋的普遍模式很快推導出眼前的事物為一座橋。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道德和法律領域，比如我們接受了一條現行規則:“不可殺人。”那么我們由此就可以推出一個特定的行動:我不能殺死眼前這個人。②而反思的判斷力則要為千姿百態的特殊尋找屬于自身的原理，“判斷就是把特殊與普遍聯系在一起。”但是這些千姿百態的事物背后都有什么樣的原理呢?康德認為，為了保證千差萬別的特殊能夠歸屬于統一的自然秩序，就需要為反思的判斷力規定一個先驗原則以統攝特殊，這個先驗原則就是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則。③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則是使判斷力能夠成為溝通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中介的關鍵所在。因為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則相當于給無窮的特殊頒布了一個統一律，使得紛繁蕪雜的特殊事物在“合目的性”上走向一致。通過判斷是否合目的，實踐理性取得了高于理論理性的地位，同時也是通過這種判斷，理論理性取得了到達實踐理性的途徑。康德認為自然的合目的性包括“形式的合目的性”與“質料的合目的性”，或者說是主觀的合目的性與客觀的合目的性，兩者分別對應著《判斷力批判》中的“審美判斷力批判”部分和“目的論判斷力批判”部分。④康德本人認為道德判斷和法律判斷都應該是演繹式的:最終有一條普遍規則，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絕對律令，當人們想知道如何處理一個特殊事件時，都可以從絕對律令中演繹出來。但是阿倫特、雅斯貝斯和布呂歇爾等人則認為反思性的判斷可以用于道德判斷和法律判斷。⑤筆者認為，在司法裁判中，如果將案件劃分為常規案件和疑難案件兩種類型，其中關于常規案件的司法裁判基本上是一種規定性判斷，即按照清晰明確的法律規則來判斷具有典型性的事實;而關于疑難案件的司法裁判，事實與法律之間的對應關系出現了問題，此時要么結合法律對事實加以修剪，要么結合事實對法律加以解釋、續造和選擇，這一過程顯然缺乏自明的統一規則的統轄，它需要反思的判斷來找到基本原理，即在疑難案件中，圍繞著大小前提的論證其實是一個價值選擇和判斷的過程，而這種價值選擇和判斷顯然也不存在一個統一的原理作為指導，即無法依據特定的原則或原理來進行演繹式的判斷，而只能就每一個決定過程分別進行就事論事的判斷，但是這種判斷當然也不是漫無目的的，它服從于實踐理性的合目的性原則，因此，疑難案件中的判斷無疑是一種反思的判斷的模式。

二、司法判斷是理性判斷還是非理性判斷?

總體來說，法律判斷包括了有關案件事實的判斷和有關適用法律的判斷。關于案件事實的判斷，是建立在對于案件事實的科學認識的基礎上的，為了更準確地更科學地作出有關案件事實的判斷，人們發展了許多方法來達成對于案件事實的認識，主要包括⑥:

1．觀察。觀察是一種有目的、有計劃的、持久的感知過程，包括偵查觀察和訴訟觀察。偵查觀察比如觀察現場的防衛、案犯進入現場的路線、現場是否被破壞或偽裝、現場各種物體的方位、遺留物品、尸體、血跡、足跡、兇器、指紋、犯罪痕跡等;觀察被告人、證人、知情人等的態度，以及回答問題時的表情;觀察、盤查和辨認對象的體貌特征;觀察被搜查人可能藏匿的地點及體貌特征、犯罪證據、贓物、贓款可能隱藏的地點等;觀察周圍環境、犯罪嫌疑人的體貌特征等。訴訟觀察是指在訴訟過程中發生的觀察，比如觀察實物證據、圖像資料等;或者法官去現場觀察等。（本文來自于《前沿》雜志。《前沿》雜志簡介詳見）

2．實驗。偵查實驗是指在偵查過程中，為了查明案情、驗證某種案件事實是否存在而進行的一種模擬演示。偵查實驗既可以在偵查中使用，也可以在檢察院起訴和法院審判中使用。通過偵查實驗，人們可以審查案件是否成立、審查對案件推斷的準確性、核實受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辯解是否真實等。

3．鑒定。鑒定包括偵查鑒定和司法鑒定。偵查鑒定是指由偵查機關指派或聘請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就案件中的專門性問題進行科學鑒別和判斷的一種偵查行為。包括司法會計鑒定、文書司法鑒定、法醫鑒定、法醫物證鑒定、指紋鑒定、DNA鑒定等。司法鑒定是指在訴訟活動中，鑒定人運用科學技術或者專門知識，對訴訟涉及的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別和判斷并提供鑒定意見的活動。包括法醫類鑒定、物證類鑒定、聲像資料鑒定等。

4．推定。推定是指根據事物間已經存在的必然性聯系，從法律價值或政策出發，直接確定法律上所需要的事實，即當一個事實存在便可認定另外一個事實存在。推定一般包括法律推定、事實推定以及經驗推定。法律推定是指根據法律規定使用邏輯規則來推定另一事實的存在;事實推定是從已知事實的存在推出未知事實的存在;經驗推定是指根據經驗或常理推出某種事實的存在。

5．對言詞證據的認定。對刑事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供述與辯解、證人證言等言辭證據的認定，也有著科學的方法，比如形式審查是否存在刑訊逼供，內容上也可結合具體情況來審查是否合理。雖然人們對于事物的判斷往往是基于一瞬間的直覺，因而顯得并非理性(其實，即使直覺有時候也是一種基于內隱認知的條件放射，雖未經反思，但不一定就意味著非理性)，但是司法判斷中的事實卻是建立在一系列對于案件事實的客觀認識的基礎上的，經過理性的檢驗和反思，因而是一種理性的判斷。

關于適用法律的判斷，牽涉到對法律的解釋、續造和選擇，因而與適用者的前理解、經歷、性格乃至心情都脫不了關系，但是這不意味著對于適用法律的判斷就是一種純粹非理性的判斷，事實上，法律適用者為了成功證立自己關于法律的判斷，他們往往也會采用下列一些論證方法:

1．融貫性論證。融貫性論證所要保證的，是法律適用必須與過去的實踐保持一致。在這里，我們可以發現判例法制度的生命力所在，遵循先例意味著要同案同判，不同案則不同判，遵循先例制度以逐案推理的方式保證了同案同判之最大可能性，這是因為，遵循先例制度中的識別技術或步驟總是可能發現什么是同案，什么是異案，按照遵循先例的原則，如果待決案件與先例在性質上是相同的，則裁判理由必須與先例的裁判理由保持一致;如果待決案件與先例不僅性質相同，而且情節也相同，那么裁判理由與裁判結果均須與先例保持一致，這樣，就最大化地保證了法律適用融貫性，所以，判例制度本身就可以視為是一種融貫性論證。相較而言，基于規則的法律適用由于缺乏個案之間的比較，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連究竟是否屬于同案都不清楚，又怎么可能實現同案同判呢?這一點尤其在疑難案件中更是明顯。

2．修辭學論證。從語用學出發，修辭學論證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在現實的生活情境之下，如何保證法律適用的可接受性問題。在現時是可接受的意味著法官必須在當下的法律語境和社會語境中權衡裁判理由與裁判結果。遵循先例雖然是形式正義的一項內在要求，但并非是不可打破的，這是因為，法律或先例都具有一種時滯性(time－lag)的特點，它總是發生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當時過境遷，當初非常正確的判決也有可能變得不再適宜，此時，法官必須把待決案件置于當下的時空背景下進行權衡，以確定是繼續遵循先例，還是適當改變，甚至是完全顛覆。法官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實際上是根據實質正義的命令去修正形式正義的束縛。

3．后果主義論證。后果主義論證要保證法律適用的結果在未來是可欲的。在未來是可欲的意味著裁判理由與裁判結果必須在未來仍然能夠站得住，能夠經受住考驗，能夠給社會帶來正效用。這就要求法官在裁判待決案件時，能夠高瞻遠矚，采取一種現在的未來的視角，評估其所作的理由和結論在未來的可能影響，這實際上稱得上是一種“后果主義”衡量，⑦只不過衡量的因素既包括了裁判理由，又包括了裁判結果，而所謂的后果，正如波斯納所說，不僅指的是經濟學上的后果，而是指的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后果。法律適用在過去(融貫性)、現在(可接受性)和未來(可欲性)三個方面的論證要求表明，司法判斷中對于法律適用的判斷決不可能是隨意的、直覺性的、充滿個人情感因素的，它必須瞻前顧后，考慮到種種制約性力量，這種建立在充分權衡基礎上的判斷，當然是一種理性的判斷。

三、司法判斷是獨斷的判斷還是主體間性的判斷?

司法判斷是由判斷者獨自進行的，這就難免帶來一個疑問，即司法判斷本質上是一種獨斷的判斷嗎?這種獨斷的判斷如何能夠獲得其他判斷主體的認同，獲得主體間性呢?這里一個顯而易見的辦法就是訴諸于交往理性，通過多主體的自由平等無強制的商談來獲得主體間性，在司法領域中，這種商談可以發生在合議庭內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擴展到法律職業共同體，有些案件甚至可以擴展到整個社會。⑧不過，這種商談的辦法顯然是需要相當高昂的成本，對于社會語境也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在現實的司法語境中，當理性商談顯得過于奢侈或不切實際的時候，有必要采納一種更為簡單的方法，為此，漢娜•阿倫特對于反思性判斷的獨到思考進入了我們的視野。對于康德的反思性判斷，阿倫特作了創造性的發揮，她提出了反思性判斷應該具有“擴大的見地”“再現性思維”，以及“共通感”等特點，⑨從而使得反思性判斷具有了主體間性，特別地切合于我們所討論的司法裁判過程所設定的判斷。首先，阿倫特認為反思的判斷立足于“擴大的見地(enlargedmentality)”。“擴大的見地”是指“站到每個別人的地位上思想”。即判斷不是出于一己之私的個人決斷，而毋寧是心靈中與他人的一種溝通與對話的過程，通過這種一個人進行，但是有其他人在場的對話與溝通，我向他人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他人亦向我提出了他(們)的看法，通過彼此之間的說服與論辯，我與他人在默默的思維想象的過程中達成了共識。這種有他人參與對話的判斷，本質上并非判斷者一個人的決定，而是與他人相契合的共識。“通過判斷，個人的私下想法進入公共領域，接受眾人之檢驗，也由于這種進入，判斷超越了個人的限制，而得到了見地的擴大。”

⑩其次，這種反思的判斷是一種再現式的思維過程。擴展的精神雖然擴大了判斷的主體范圍，但是并沒有取消自己的意志，反思的判斷并不意味著采納他人的判斷，同意他人的意見，也不是同情他人的經歷或者解讀他人的想法，它只不過意味著運用你的想象力，從他人的角度觀察事物。正如阿倫特所指出的:“通過從不同的觀點考慮一個給定的問題，通過讓那些不在場的人的立場在我腦海中浮現，也就是通過再現他們，我形成了某種意見。盲目地采納那些立場不同的人的實際的觀點，因此從一種不同的視角觀察世界，這并不是一個再現過程的意思;這既不是一個移情(empathy)的問題，仿佛我努力成為他人或像他人那樣感覺，也不是隨大流，而是在實際上不是只有我自己的情況下堅持自我存在和自我思考的問題。當我思考一個問題時，我心中考慮到的立場越多，我就越能更好地想象，如果我處在他們的位置，我會作何感想，我的再現性思考的能力也就越強，我最后的結論，也即我的意見，也就越站得住腳。”

按照阿倫特的刻畫，這種反思性判斷雖然由單一的判斷主體作出，但是由于他人想象性的在場，這種判斷其實也是一個判斷主體與其他判斷主體進行對話的過程。作為對話過程的產物，反思的判斷顯然具有了主體間性。就司法裁判的過程而言，由于司法的對話很難實現(在合議庭內部進行對話尚有難度，何況擴展至法律職業共同體和整個社會的層面?)，所以，這種具備主體間性的反思的判斷就給實踐理性的衡量帶來了它迫切需要的客觀性，從而使得司法裁判的結果在整個社會層面具有了可接受性;再者，即使司法裁判過程中的對話是可能的，每個參與對話的主體，即法官也必須事先作出獨立的判斷，然后帶著這種獨立判斷參與對話過程，而這種法官事先具有的獨立判斷同樣也應該是我們所說的具有主體間性的判斷，而不能是個人的偏見和先見。

作者：唐豐鶴單位：浙江財經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