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實踐中情況說明的實踐路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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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偵查機關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有疑問，可以要求偵查機關進行“作出說明”、“補正或解釋”、“進行說明”，這就使得在實踐中廣泛使用的“情況說明”雖然不屬于法定證據的種類，但是真正有了法律依據。值得關注的是，當前司法實踐中廣泛使用的“情況說明”，與新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規則(試行)要求的“情況說明”大相徑庭。實踐中的“情況說明”多為對證據證明力和證據鏈銜接上的補充、說明，存在大量制作、不規范使用的現象，而新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規則規范下的“作出說明”、“補正或解釋”、“進行說明”等雖然為書寫“情況說明”提供了依據，但是這是一種對非法實物證據出現疑問，采取裁量排除的一種方式，明確規定了啟動程序、對象、危害程度、補正方式和形式要件要求等。

一、“情況說明”存在的問題及危害

(一)“情況說明”存在的問題分析

1．司法實踐中廣泛存在

“情況說明”在司法實踐中廣泛存在，不僅在偵查階段大量使用，在審查起訴和法庭審理階段，也大量使用，“情況說明”已經成為刑事案件的“標配”。如:W檢察院在2012年3－9月份的234件刑事案件中共計518份“情況說明”，其中218個刑事案件由公安機關移送，16個職務犯罪案件由檢察院自偵部門移送，公安機關出具“情況說明”367份，檢察院出具“情況說明”18份，每個刑事案件平均擁有2．21份“情況說明”，而每份“情況說明”又具有多個說明事項。

2．稱謂和出具的主體不規范

稱謂上不規范，有的稱謂為:“工作說明”、“工作情況”，有的則為“說明”、“關于…的情況說明”等等，不僅不同案件使用的稱謂不規范，甚至在同一案件的多份“情況說明”稱謂上也不規范;出具主體上不規范，如:關于自首、立功、抓獲經過等“情況說明”，以公安機關刑偵支隊、派出所出具較多，而鑒定結論、勘驗檢察筆錄等證據進一步完善、補充的“情況說明”，則通常由公安局物證鑒定所、物價鑒定中心等出具。［3］

3．內容具有隨意性

既存在實體法事實的“情況說明”，說明在偵查過程所具有的實體法上的法定或者酌定從重、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情節，又有程序法事實的“情況說明”，說明在偵查過程中所獲取的證據是否具有可采性和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是否被侵害。還有大量由于存在籠統、模糊、遺漏等質量問題，偵查機關自動或者應要求而做的“情況說明”。甚至有的偵查機關不說明犯罪嫌疑人的具體歸案情況，只是表示犯罪嫌疑人有或者沒有主動投案因而屬于或不屬于自首;有的“情況說明”不說明具體事實，只給出結論;有的偵查機關在偵查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或者一審、二審過程中針對同一個問題出具了兩份截然不同的情況說明。［4］

4．采納不嚴謹

由于實踐中廣泛存在“情況說明”，既包括實體法的“情況說明”，又包括程序法的“情況說明”，還有一些彌補性的“情況說明”。法院對于“情況說明”所證實的內容是否屬實、程序是否違法，如何舉證、質證，是否符合證據的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等，采納的方式、方法不統一，不同法院、不同法官由于個人對于上述“證據”的認知不統一、有無統一要求，無規范可循，因而存在對“情況說明”的不規范、不嚴謹采納，甚至任意采納，憑個人意志和經驗采納，也不排除選擇性采納。

(二)“情況說明”的危害性分析

1．破壞證據的規范性和嚴肅性作為刑事案件中的定罪量刑的證據，必須符合證據的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符合證據的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才能作為證據使用，“情況說明”作為實踐中常用的一類證明方式，在“身份不明”的情況下，已經被廣泛使用，甚至被濫用，這種帶有偵查人員主觀臆想特征的“證據”已經嚴重地破壞了證據的規范性和嚴肅性。

2．為徇私枉法提供了空間實踐中，偵查機關出具“情況說明”，在偵查人員不出庭作證的情況下，出庭宣讀“情況說明”的只能是公訴人，而這份“情況說明”只要符合簽名加蓋公章的形式要件，就能夠作為公安機關取證合法性的“證據”，這樣無法開展質證活動，實際上是變相地剝奪了辯方進行質證的權利。

3．充當非法證據的合法化的“轉化器”對于一份偵查機關出具的“情況說明”，特別是偵查機關關于取證過程中程序合法的“情況說明”，僅用寥寥數語，通過這樣一種表面合法的方法把一個嚴格規范偵查行為的法定程序給代替了。事實上，即便偵查機關在取證過程中程序合法，程序合法的外衣下也并不能證明在具體案件中作為證據使用的實體本身的合法性，而公安機關一旦出具“情況說明”就可能把像把兩個原本沒有關聯的證據粘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一種形式上完整的證據鏈。［5］

二、“情況說明”實踐路徑

(一)認真梳理，捋順證據

整個刑事訴訟過程就是一個依靠證據不斷揭示案件事實的過程，人對于案件的記憶和表述都有客觀或主觀的不可靠性，通過證據證明的法律事實和客觀事實之間會存在一定的差異甚至相左之處。在復雜的現實面前和證據不能悉數以法定證據規范獲取的情況下，偵查人員為了還原案件事實，必然出現“情況說明”等“實踐產物”。因而，對于偵查機關書寫有“工作說明”、“工作情況”、“說明”、“情況說明”等字樣的證明材料，不應當一概地認為不符合證據種類的說明材料，一味地拒絕采納，而應當嚴格、細致審查，做到明察秋毫、抽絲剝離，捋順隱藏在“工作說明”、“工作情況”、“說明”、“情況說明”等字樣下的書證、證人證言等證據，依法規范使用。

(二)嚴格限制、依法使用

實踐中，大量存在“情況說明”并不利用偵辦案件的規范化、法制化，也不利于公安機關查清案件事實、嚴格依法辦事。因而，有必要嚴格限制在司法實踐中使用“情況說明”代替法定證據，盡可能最少地書寫“情況說明”，除非有必要或者在實踐中只能通過出具“情況說明”的方式才能固定證據、移送證據等。“情況說明”的使用是一種嚴格條件下、針對特定證據種類，必須達到一定危害程度才使用，而不是“萬金油”、“萬能貼膏”，不加限制、無規范地使用。

(三)認真核查、強化監督

司法實踐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多通過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辦案人員、詢問在場人員及證人、聽取辯護律師意見、調取訊問筆錄、訊問錄音、錄像、調取、查詢犯罪嫌疑人出入看守所的身體檢查記錄及相關材料、進行傷情、病情檢查或者鑒定等方式進行調查核實。要嚴格依法監督法庭對于可以依法劃入證據種類的“情況說明”的采納情況，防止由于舉證、質證，采納的方式、方法并不統一，不同法院、不同法官由于個人對“情況說明”認知不統一、要求不統一下不規范、不嚴謹采納，甚至任意采納的情形。（本文作者：余響鈴單位：天津市武清區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