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正義作為人權的體現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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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認為，分配作為利益重新配置的手段，關乎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相關比例和效果的實現程度，將正義賦予分配當中，則體現了濃厚的人本主義色彩，而這種正義性則完全和最終體現在了公民或人民的基本權利當中，是個人付出與回報、認可與被認可的表現形式。分配正義既是個體權利的需求，也是個體權利的保障。

關鍵詞:

分配;正義性;人權;權利與義務

一、分配正義的存在性必要

分配一般指社會產品分給社會(或國家)、社會集團以及社會成員的過程和形式，其中包括社會總產品的分配、國民收入的分配、個人消費品的分配等。以國家為主體進行的分配，不只是生產資料等物質方面的分配，同時也包含了分配制度對生產結構的的影響和社會成員在此類分配制度下的分配性質、分配地位。基于以上判斷，國家分配首先是經濟體現，體現生產關系、反映國家經濟制度，其次是政治體現，以分配定義人民地位、國家階級屬性等等。在這里引入分配正義，就是以正義作為分配的目的和原則，將人本注入冰冷的制度，把“人”作為分配制度下的最終和最大效益獲得者。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將正義分為分配正義、校正正義和回報正義。分配正義涉及財富、榮譽、權利等有價值的東西的分配，在該領域，對不同的人給予不同對待，對相同的人給予相同對待，即為正義。分配正義，即給每個人以其應得［1］。亞里士多德詮釋了分配正義的兩大原則:公平與平等。公平指付出即所得，在個人物質價值創造中，實現得到其所得到，是自身付出與外界回報的正當性與公平性體現。平等則是指在同樣付出的前提下，應給予相同回報，實際上是人與人之間、個人與集體之間的利益均衡的體現。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層面:一是個體將分配正義看作自身價值實現或實現程度的尺度和原則，二是國家或集體作為制度的主控者，如何將分配制度以正義作為價值導向進行貫徹與執行。

二、分配正義之于個人意義

分配涉及價值的再一次優化配置，而價值對于個人而言，可分為顯性價值即物質材料和隱性價值即個人內心期許。分配的正義性也由此涵蓋了包括對個人的物質利益分配和精神價值分配，而個人對分配制度的適應性以及在此分配制度下個人的自由度則很明確地反映出此分配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和正義性。

(一)從物質分配層面探究分配正義人要生存首先要面對的是生產資料等生存必需品的獲取，個人的力量甚微于是開始演變為群聚生活，個人在集體的蔽蔭下獲得更好的生存，而這種更好的生存是在群體充分保障個人生存條件下進行，在這里個人的生存條件就是個人生存必需品權利。無論是人類生存的低級階段(指人類對外界自然的改造能力)，還是進入高級的階級社會，個人在集體中所享受的首先是基本生存權，它來自于集體對于個人的保障，起碼是在基本生存條件的保障。現代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保證每個公民最起碼的生存權利，給予必要的最低生活需求，在社會保障的建樹方面很多地方都值得我們國家學習。個人的必需品權利進一步講就是個人的財產權利，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中，私有財產一直是作為個人的基本權利而得以體現，私有財產是個人、家庭存在發展的必要基礎，財產權利基于個人而言不單單是財產的物質利益體現，更多的是附于財產權之上的個人生存和發展權利，在現代意義而言，財產權作為一項民事權利，它代表著個人對于自身創造物質財富的支配權，并且相應的帶來享受的權利，是對于自身價值的肯定。某種意義上講，這種財產的保障實際上是國家物質分配的規范化和合理化，是一種分配正義的體現，它保障了個人“創造即所得”的最大化實現。

(二)從個人精神層面來探討分配正義的意義分配作為經濟范疇，當正義與分配聯系在一起，正義就是作為個人在分配制度下所尋求的意義。在國家分配體系當中，對公民的分配實際上是價值分配，前面已經講過物質資料的實物價值，這里講的是作為個體所承載的精神價值涵義上的分配。價值分配是基于價值創造和價值評價，個人在此過程中得到相應的補償和收益性分配，個人的分配權就是此類價值分配。價值的創造基于自身的付出與貢獻，在于創造了物質和精神財富，同時增加了群體效益，個體在此付出中理應獲得回報，這種回報是對于個體價值的認可，同時也是對于個人政治權利而言的分配權、發展權等權利的保障體現，更深層次講，無論是從個人自身角度，還是國家或外界方面，分配的正義性是對個人存在的切實認可，同時也是合理化評估個體價值的最佳手段。個人價值的創造是作為自身義務的最大化體現，其作用和效果受益于大眾或國家，與此同時，個人在集體或國家中履行了價值創造的義務，也需要自身價值得到外界的認可，以適應自身為外界付出的程度和比例，就是我們所說的權利。分配權并不只是物質財富方面的簡單再一輪配置，對于個體而言也是對自身存在價值的認可，分配權的正義能夠使得公民個體更加務實和安心，確保自己價值所得，同時不斷提高自身價值以更好地維護分配正義。

不可否認的是，分配正義首先是“利己”，其次才是“利他”。正義的群體性實現，首先是基于個體利益的滿足，分配正義實現的目的歸根到底是使得每個公民個體在當下分配制度中獲得本應獲得的“收益”，滿足其內心期望和物質享受，甚至通過分配正義，而忽視每個人不同的付出，意圖實現平均主義。雖說個人對待分配正義存在的利己的成分，但個人利益的統一勢必會首先考慮大眾、集體利益，分配正義同時也作為一種道德原則，起到約束個人膨脹的利己之心，以公平的集體責任為重，在配合集體全局的利益同時盡量實現個人分配的應得。康德認為，具有善良意志者擁有足夠的動機去履行其應盡的義務，同時這種不含功利性的目的也顯示了個人的道德水平和對道德準則的遵守，在這種道德準則下個人才能獲得自由發展［2］。分配正義作為價值追求，目的是維護和保障個人分配權的落實，另外對于分配公平的追求，也同樣是個體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個體對于分配制度的認可，或是對于分配正義的追求，則體現了個體對于個人意志的堅定，以及對于公民權利的捍衛。分配正義揭示公民個體的平等、政治權利的平等、分配制度下的保障，只有個體在此正義價值體系框架下的分配制度中享有平等權利，個體與個體、個體與國家之間才會保持共生共榮狀態，個體的自由發展才變得可能。近代西方的社會契約論講求主權在民，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基石。盧梭認為政治權威在我們的自然狀態中并不存在，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社會契約。在社會契約中，每個人都放棄天然自由，而獲取契約自由;在參與政治的過程中，只有每個人同等地放棄全部天然自由，轉讓給整個集體，人類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約自由［3］。我們所講的國家對于國民的分配，實質上是對國民創造物質財富的再次調配，其內容是將公民“義務創造”收歸國家，然后由國家來采取手段進行“權利劃分與配置”，將資源有效安置，各盡其用，公民各取所得，國家機器也得以有效運轉。

三、國家對于個體分配權利的保障

(一)分配正義首先理解“平等”與“差異”我們要明確的是“平等”是基于個體自身的平等即生而平等，是個體權利的自然屬性，而“差異”則是外在的條件、個體資質等所帶來的外部因素。分配正義首先要確保“平等”。這里的“平等”對于個人人權的尊重與維護，要實現真正的分配正義的前提是必須要讓每個公民充分享有分配權。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強調，每個人都有權擁有與他人的自由并存的同樣的自由，包括公民的各種政治權利、財產權利。個體的平等源于自身內心的正義意志，同時也期待外部環境對于自身權利公平的維護，這是民主政治發展的動力和歸宿。同時羅爾斯也認為每個個體都需要“機會平等”，這種平等也就是對于全體公民而言的公平，人們能夠期許在不平等的社會經濟條件中有機會去實現個體分配機會的最大化，并且個人自愿接受制度下的利益［4］333－356。分配正義也要看到“差異”。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與生俱來，無論是自然資質方面，還是社會出身方面，這些先天因素之間的差別有些可以通過社會措施盡量加以消除，有些則難以消除。自身不同的條件和外部環境的差異從而導致個人的付出與獲取不成比例，這里所說的是指“回報”的不同，不會牽涉到個人基本權利的不平等，另外一些無法量化的如機會、權力等等無法真正做到平等分配，隱性價值層面是無法實現分配的均等化。“差異化”某種程度上是社會前進的動力，我們國家在改革開放初期也倡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講求價值創造優先，同時更大程度上確保價值評價、價值再分配的合理性。羅爾斯雖然是平等主義者，但是他也承認差異條件的存在，他希望盡量擴大平等和縮小差距。

(二)分配正義要明確個人權利、自由、正義的關系個人權利與國家利益、個人自由與外界管轄，這兩對關系中的傾斜度的偏差是羅爾斯與諾齊克關于正義之爭的重要命題。諾齊克認為公民個體權利至上，國家經濟運行包括分配制度應該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同時政府也不應該行使權力進行物質財富的強行分配來改變人與人之間分配占有額的不平均，因為這是違反公民個人權利的自由行使［5］，所以他認為的分配正義，是寧可保持這種不平等的分配現象存在，也要全面捍衛個人權利與自由。而羅爾斯則認為，公民作為社會契約的締造者和受益方，個人應當交付一部分公民權利給予國家，并以國家為主導進行價值的再分配，反過來能夠更好地保障每個公民的個人權利的實現和國家的整體利益［4］75－84。筆者認為，在個人權利、自由與正義的關系處理當中，諾齊克似乎顯得冷冰冰，將個人與他人與國家的利益關系徹底功利化、市場化，個人權利的實現應始終與國家利益相一致，雖公民個體沒有義務去保證他人也享有分配正義下的福利，但個人的財富創造不單單只是為了服務自己滿足自己，同時也會給他人、國家帶來利益，個人財產權利、分配權利需要得到尊重，但同時也應相信權利與義務并存，這是一對共生共亡的關系。羅爾斯的所追求的分配的平等，雖看似空想，但仍有可借鑒意義。個人權利的暫時交予國家，是以個人的自由來換取更多國民、整個國家的更大自由，羅爾斯的分配正義是努力消除差別，消除機會、出身等在倫理上不應得的不平等，在分配制度方面提出補償原則，這并沒有侵犯公民“作為平等的個人而受到同等對待的權利”，而“一個優惠少數民族申請人的政策可能由于它有利于整個社會而合理地得到支持”，因為它“使社會上全體更為平等”。但這種做法無法在現實環境下實現，國家的財富總量、個人的道德水平、分配制度的執行力等等這些都使得財富分配的平等性難以實現，更無法保障個人權利、自由和國家的經濟發展。

(三)分配正義的踐行原則分配正義要求社會收入分配能夠符合正義原則，首先要明確正義原則是可以被認知的，即社會與民眾對正義的可追求性，也就是說分配制度有可能會被民眾和社會對正義的向往和踐行所影響，此時我們將分配正義才有實際效果。其次國家的分配制度以及相關的政治制度能夠貫徹正義價值觀念強有力的實現分配制度和分配形式的發展轉變，使其合理的分配民眾的權利義務，改變社會利益劃分方式［6］。分配正義是一種社會道德價值觀念，它是對國家進行社會資源分配的公正性進行價值認識、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分配正義實質上是個人對自身權利的合理訴求，它基于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的分配，所以都對個人與國家提出了要求。分配之道德基礎是可能的，即影響人們生活的非可控因素所導致的不公正應該被矯正。個人方面，應提高個人道德修養，將正義觀念注入分配正義行為，這不僅僅是對自身分配權利的珍視，也能夠為分配正義立法提供倫理道德基礎［6］。

社會財富的結構重塑主要取決于國家對分配制度合理性的踐行，我們無法從源泉改變經濟的不平等，只能通過對經濟財富的再分配來進行調節。國家在分配制度的踐行當中，應保持平等的價值原則，分配正義作為觀念只能影響個體心理認識，它不應只是作為個體的道德需要，也需要公民切切實實的在物質財富的分配當中享受這項權利。富裕階層需要從分配正義當中尋求未來保障，而低收入階層則尋求對社會財富平等享有的福利條件，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就是維護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保障。羅納德•德沃金反對形式上的平等，主張給予處于不利地位的群體和個人以更多的保護，這就是說，在對社會財富進行分配的時候，要照顧社會上處境最不利者。羅爾斯也認為，由于出身和天賦的不平等在倫理上屬于不應得，所以，這些不平等就多少應給予某種補償［4］75－84。由于社會結構的不同，分配制度的合理性必須結合國家歷史傳統、發展現狀和國情等諸多因素進行考量，而分配的正義性作為一種價值取向在此無法作為單一的考核標準，而必須結合形式與實質、社會心理與社會現實來進行綜合考慮。

參考文獻

［1］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91．

［2］康德．實踐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12，127．

［3］盧梭．社會契約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22．

［4］羅爾斯．外國倫理學名譯叢: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5］諾奇克．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398．

［6］李志江．羅爾斯分配正義理論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2004:61－67．

作者：戴志成 單位：閩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