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人權理論體制論綱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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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具有中國氣派、中國風格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權理論體系是一種時代要求，是中國當代人權理論研究者的歷史使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體系的構建自始至終應堅持以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作為指導。堅持以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體系不僅能滿足各種現實的人權實踐對理論的需求，而且能正確地指導中國當代人權制度的構建，為中國人權事業的健康發展奠定理論基礎。
一、人權本原觀：自然與社會的統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首先要解決人權的正當性問題，這是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所在。在此問題上，學界存在不同的觀點，如“斗爭得來說”1、“商賦人權說”2、“國賦人權說”3、“生賦人權說”4、“學賦人權說”5、“契約主義說”6、“預付人權說”7等。這些觀點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人權實現的方式或手段與人權的本原混淆，將人權的實現方式當作人權的本原來理解。例如，較為典型的“斗爭得來說”，它表明在一個階級對立的社會，斗爭的確是人權獲得實現的重要渠道。在斗爭論者看來，人們所擁有的人權從來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而是不懈斗爭的結果。但是，斗爭獲得人權并不代表人權的源頭就是斗爭，只是表明斗爭是人權得以實現的一種方式而已。人是人權的本原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的立論基礎。人權如果不是源自于人，既無存在的必要，也無存在的可能。這是因為，人權是因人的需要歷史產生的，人權的價值與作用都是針對人自身而言的。人權源自于構成人之根本特質的人的本性，即人的社會屬性與自然屬性，二者缺一不可。8人的社會性是人權的充分條件，沒有人的社會性，不可能產生人權。人的社會性表明，在人類社會中，人自始至終都存在社會屬性，這正如馬克思所言“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9因此，人的本質也就“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0生活在各種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中的人，其利益與道德、思想與行為的實現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會逐步地表現為人權訴求。脫離了社會、集體以及他人完全孤獨的個人是不會產生這種訴求的。因而，人權既不是先天就有的神秘的東西，也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客觀的、現實的、具體的，是由人的后天的社會實踐所決定的。自然屬性則是人權的必要條件，沒有人的自然屬性，人權便喪失其基本前提。正如馬克思所說“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動物的自然存在物；這些力量作為天賦和才能、作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1即“人是肉體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12人的自然屬性是人與生俱來的本性，沒有人的自然屬性，人就不會存在，也就談不上人的社會性與人權。所以，人的自然性為人權提供了前提，人的存在也永遠難以完全擺脫人的這種自然屬性。正是基于人的社會屬性與自然屬性的存在，人類才會有生生不息的人權追求，追求人權的充分實現才會成為長期以來人類的偉大理想。總之，人的社會屬性與人的自然屬性作為人權的本原，二者是辨證統一體。人的自然屬性是前提，而人的社會屬性是條件，它們共同證成了人權的存在。人的社會屬性與自然屬性的統一的不同比例與程度決定了一個社會或國家不同時期的人權的內容與種類。相對于自然屬性，人的社會屬性對現實社會的人權觀念更具有支配性，現實社會的人權觀念也總是在更大的程度上體現人的社會屬性的要求。當然，如果人沒有自然屬性，人權也就無所憑借、不復存在。從歷史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本原觀是對古典人權本原觀的揚棄。一方面，在一個新的歷史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本原觀重新喚醒了人們在人權問題上對人自身的關注，是“以人為本”思想在人權本原觀領域的生動體現。另一方面，結合中國具體國情，使得古典人權本原觀在新的歷史場景下得以創新與轉換。即在肯定人的自然屬性對于人權而言的積極價值的同時，強調人的社會屬性對于人權而言的重要性。
二、人權主體觀：個人與集體的統一
人權主體理論在人權理論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因為所有的人權理論都是建立在對人權主體預設的基礎之上的。13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以來，我國法學界許多學者加入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主體觀問題的論證，并形成了三種具有代表性的理論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只有個人才是人權主體，如有學者提出“人是人權的唯一主體”。14也有學者指出人權的主體主要是個體，即馬克思所說的“有感覺的、有個性的、直接存在的人”，“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15第二種觀點認為人權主體包括三類：個人、法人與集體。例如，有學者指出人權主體范圍的擴展大體可歸結為三個過程，即“從有限主體到普遍主體”、“從生命主體到人格主體”、“從個體到集體”。在他們看來，個體、法人、集體均為人權主體，但只有個體是目的性主體，法人、集體則是手段性主體。16第三種觀點則認為人權主體包括個人、社會群體、民族、一國人民、全人類。17在人權主體問題上，盡管理論分歧還將持續，但目前在人權保障上既強調對集體人權又強調對個人人權的保障已是不爭的事實。“以人為本”理念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主體理論構建的啟示意義在于，不管何種主體學說的存在，一個不容否定的基本事實是，作為個體的人應該是當然的人權主體。這里所指的人乃是具體與普遍聯系存在的個人，而非抽象與孤立存在的個體。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上的“人”與古典人權理論上的“人”不可同日而語。古典人權理論中的人是具有生物性、抽象性、普遍性的人，將人懸于空中并歸于抽象，忽視了人的社會性與個體差異。古典人權理論的弊端導致了人權在實際生活之中不能普及眾生，人權僅僅成了部分既得利益者的特權，卻以所謂的“所有人”的人權的名義冠之，所以其一產生便具有欺騙性與虛偽性。這一缺陷曾被馬克思一語道破，即“人權本身就是特權”。18從根本上來講，古典人權理論的這種局限性是由生產資料私有制及其生產方式所決定的。眾所周知，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為了獲得剩余價值的需要，于是“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人權”19就成了資本主義社會人權狀況的真實寫照。在此狀況下，資本家的人權被放大，而工人的人權則被踐踏。而與之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是以人人為本、所有人為本，即目的以每一個人為本，而且也能以每一個人為本，并能實現以每一個人為本的理論。這里的“人”是“在一定歷史條件和關系中的個人，而不是思想家們所理解的‘純粹的’個人”，20是鮮活的、具有生命力的個體，不再是形而上的抽象觀念。這一理論不僅僅關注人的整體化存在與抽象存在，更關注人的社會存在及其個性差異，認為人是具有種種欲望與需求的現實之人，將人置于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之中，并使人從中獲得解放。這正如馬克思所言：“任何一種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己。”2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主體觀并非抽象的原則或一般的宣示，而是構建在現實社會蕓蕓眾生之上的理論。這一人權理論由于以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為依托，以不斷發展的生產力為保障，以廣大人民的利益為依歸，因而是真實的、可實現的。正確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主體觀有兩點需特別注意。其一，人權主體是以所有個人為本，并非以部分人為本。從這種主體視角出發，認為“人權就是公民權”顯然難以成立。公民作為一個法律概念專指具有一國國籍身份的人，而且，在一個國家里，除了公民，還有無國籍人、難民和外國人。這種不同身份的人在一國法律中享有的權利并非都是相同的，而人權只僅僅因為人的資格不作權利區分，因此人權與公民權不可相提并論、等量齊觀。而且，主體以所有人為本，尤以弱勢群體為本。其二，個人與集體作為人權主體辯證統一。個人人權是集體人權的基礎，集體人權是個人人權的保障。集體人權的出發點與實際受益者都是個人，集體人權也是人類權利追求與實現的一種重要形式。22
三、人權內容觀：A約與B約的統一
學界對于人權內容的理解有狹義與廣義兩種內涵。有人認為“人權概念無論是在被發明出來的時候，還是現代的使用中，都不指涉和涵蓋公民的全部權利，而僅指涉那些基本的和普遍的權利”，或者說僅指那些“屈指可數的主要的權利”。23人權“指人身自由和其他民主權利”。顯然這一理解比較狹隘，沒有概括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的全部權利內容。與之相對，另一種傾向是對人權內容解釋得過于寬泛。如有些人將某些社會團體或組織中的成員在其組織中的權利視為“人權”；有些人將一個買賣合同中合同雙方當事人約定的“權利”視為“人權”；有些人將法官、檢察官、警察及政府行政工作人員在其特定崗位上所享有的權利視為“人權”等等。這一理解肯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的人權內容作了擴大解釋。科學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的內容，關鍵在于對人權與權利之間度的把握。人權是一種權利，但并非所有的權利都是人權。24究竟哪些權利是人權？哪些權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的內容呢？就人權的歷史發展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的內容至少包括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社會權利和文化權利五個方面。自古典人權理論形成以來，人權曾長期被視為是一種個人的、對抗性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因此，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作為人權的歷史與傳統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就此意義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在其內容上不在于僅承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是人權，而在于對傳統人權觀的發展，即高度肯定經濟權利、社會權利和文化權利的人權地位，并將之提高到與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同等高度。公民權利、政治權利與經濟權利、社會權利、文化權利這兩大類權利相對獨立、相互依賴、相輔相成、不可分割。從其歷史來看，這兩大類權利是不同歷史時代的人權需求。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反映了文藝復興以來人們的人權需求，而經濟權利、社會權利與文化權利則更多地體現了福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人們的人權需求。從其內容來看，公民權利、政治權利更多地關注人們的政治生活領域，而經濟權利、社會權利和文化權利更多地關注經濟社會文化領域；從其實現來看，公民權利、政治權利更多地要求國家消極不作為，而經濟權利、社會權利和文化權利更多地要求國家積極作為。因此，這兩大類權利滿足了人類一般生活不同層面、不同性質的需求，具有重要的價值與功能，自然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內容的應有之義。因此，我國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別簽署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A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B約），并于2001年由我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關于人權的內容，我國理論界爭論的焦點集中在首要人權問題上。1991年《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提出生存權與發展權是中國人民的首要人權。此后，學界提出了不同觀點，如有學者認為隨著生存權問題的基本解決，我國現實首要人權便發生變化，今后幾十年我國人民的首要人權不再是生存權，而是自由權特別是言論自由權。25也有學者認為，為保障生存權，有賴于爭得民主與自由等政治人權，從而取得經濟人權。民主自由本身固然不能當飯吃，但歷史已經證明，沒有民主自由就一定沒有飯吃。所以，政治人權應是我國現今的首要人權。26還有學者指出，在人權的普遍性、關聯性、同等重要性等內在的邏輯關系中，不應出現何種人權為首要、次要之分，因為每一種人權都是其他類權利所不可替代、不可置換的。如果認為一種人權優于另一種人權，那么在邏輯上就可能使得某種人權被取消。但這一邏輯關聯并不妨礙政府或個人在人權發展方面進行優先選擇及作出戰略安排。從這一意義講，“首要”僅可理解為優先選擇。27筆者認為，從以人為本的視角出發，何為“首要人權”需以不同時期、不同國家人們的不同需求來界定。如果在一定時期，某種人權受限嚴重影響到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則該人權可毫無疑問地列為首要人權。
四、人權本質觀：利益與道德的統一
權利的本質是權利區別于其他法學范疇的基本屬性。拉丁文“jus”兼指“正義”和“權利”，英文“right”同樣如此。因此，一些學者往往將正義看作權利的本質。當然，近代以來一些思想家已經認識到，盡管權利概念緣起于正義，但簡單地將正義歸結為權利的本質值得反思。如格老秀斯把權利看作“道德資格”；霍布斯、斯賓諾莎等人將自由看作權利的本質；洛克、普芬道夫雖然不像霍布斯那樣把法律和權利對立起來，但還是采用了霍布斯關于“在例舉上，一項權利是一項自由”的概念；康德、黑格爾也用“自由”來解說權利，但偏重于“意志”。以上解釋都是將權利看作人基于道德上的理由或超驗的根據所應該享有的東西，這種東西可能指向某種利益，如擁有某物或做某事，但這些思想家并不以利益本身為原點來解釋權利。28對權利本質的另一種理解著重于權利的客觀方面，即從利益的角度來認識權利。如耶林就提出權利就是受法律保護的利益。整體而言，道德與利益基本上左右了上世紀以來權利本質觀念的發展歷程。這一理解對作為權利的人權而言同樣可以適用，即人權的本質與利益、道德均有一定的關聯。馬克思在《關于新聞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級會議辯論情況的辯論》一文中曾指出：“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29這一表述實際上深刻地揭示了人權的本質，即人權指向人的利益。基于這一思想根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本質觀實際上就是將利益人權化。這可從三個方面來解讀：人權是利益的外衣，而利益是人權的內在；人權是利益的保障，而利益是人權的方向；人權是利益的升華，而利益是人權的動力。在本質問題上，與其他人權觀念基本一致，利益觀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本質觀的形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規定了當代中國特色人權本質觀的內在精神。就此而言，離開“利益”講人權是沒有意義的，也不可能正確理解人權問題上經常存在的種種矛盾和斗爭的實質。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話語體系里，也應牢牢地抓住“利益”這個基本點。而且，就中國社會現存問題而言，抓住“利益”談人權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從法治層面分析，將“利益”置于人權本質的核心位置就蘊含了法治建設所應遵循的基本精神，即法治保障人權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保障人的利益。與直接討論利益不同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用人權范疇取代利益范疇，用人權話語取代利益話語，使得利益以人權形式出現，賦予了利益以新的時代特征與更加廣泛的內涵。當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體系之中，人權范疇顯然比利益范疇居于更高層次。換言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認為人權不僅僅是利益，且要受到人們的一定道德觀念的支持與認可。什么樣的個人或群體應當享有什么樣的人權，法律是否和應當如何確認和保護某項人權，由于人們的道德觀念在某些方面存在差異，因而其看法與做法也往往不一致。因此在強調人權的利益本質的同時，也強調道德，即主張支持和認可人權的倫理道德觀念的核心是人道主義。所以，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本質觀中，利益僅僅是其本質之一，另一個本質就是道德。顯然，將道德引入人權范疇，既體現了人之為人的人性精神，又抑制了人權范疇之利益的內在張力，大大豐富了人權本質內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中的利益與道德存在辯證統一的關系，即在人權問題上談利益必講道德，講道德必談利益，利益與道德不能分離，只有二者同時存在才具有人權上的意義。利益是人權的客觀本質，道德是人權的主觀本質，客觀本質與主觀本質辯證統一。人權的客觀存在是由人權的客觀本質決定的。在人權的本質之中，人權的客觀本質更具有基礎性的地位。而人權的主觀本質即道德，由于只是全人類一種共同的道德價值取向與追求，因而相對于人權的客觀本質而言居于形而上的地位。二者之中，不管社會如何變化與人類如何發展，人類對利益的追求是永恒的，而道德卻潛移默化地發生變化，這一切使得人權朝著更美好的方向發展。
五、人的價值觀：自由與平等的統一
實現人的幸福始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永恒主題。從人的價值實現而言，只有充分實現人的主體價值，才能使人類獲得解放與幸福。因此，人的主體價值是人權價值的核心所在，即人的價值高于一切。主體價值內涵豐富，既概括了人之為人的各個方面，反映了人的自然存在，又包含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系，反映了人的社會存在。概而言之，這種主體價值不僅承載了人之為人的自由、利益、尊嚴、理性、斗爭等主體性觀念，而且還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平等、正義與博愛等主體間性觀念。其中自由與平等是主體價值最為重要組成部分，無自由與平等觀念則不可能存有主體價值意識。因此，自由與平等集中彰顯了人權的核心價值，人的自由與平等也是人區別于動物的基本特征。從人的價值層面看，“以人為本”理念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的影響表現為，在社會發展的整體性價值訴求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應該秉持人的價值是第一位的觀念，主張不能以犧牲人的價值為代價謀求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發展。這一價值訴求首先就表現為對人性與人格尊嚴的尊重。就此意義而言，人性與人格尊嚴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價值觀的理論源泉與基本前提。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價值觀就是人為人權之源的價值觀、人的全面發展的價值觀、實現人的幸福的價值觀，它的核心價值就是人的價值。這一價值觀要求，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要把人的價值當作宗教來信仰，要確立人是發展的中心地位，要把人的全面發展看作是最主要的事情，要以尊重人的方式處理人的問題。這表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視野之中，每一個具體的個人的價值自始至終都值得認真、嚴肅與慎重地對待。其中，自由的人與平等的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價值觀的出發點與歸宿。脫離了自由的人與平等的人，不僅不可能存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也不可能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基于人的價值高于一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價值觀的訴求，所以相應法律制度不能“只見物，不見人”；不能只為了經濟的發展，而忽視了對人們的基本人權與自由的尊重；不能把人充當社會發展的工具與手段，而應視人為社會發展的主體與目的。概言之，人的價值高于一切要求，法律與法治建設要以人為本、尊重和保障人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價值觀的人的價值譜系中，僅主張以人的自由為核心的主體性價值，不可能產生人權觀念。純粹的以自由為核心主體性價值所解決的只是人作為存在物的獨立品性與主體資格問題，而沒有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即主體間性價值。在奴役與依附的人身關系之中不可能存在人權觀念，人權觀念的產生必須以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自由等主體間性價值的存在為前提。就此而言，以“以人為本”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理論的人的價值觀是人的自由與平等價值高于一切的價值觀。
六、人權形態觀：應有與法定的統一
自人類社會形成以來，人權的主體、內容與種類便處在不斷地發展變化之中。從馬克思所言的“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30這一表述可知，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制約了權利的發展，而作為權利的人權自然也難以擺脫這一權利發展的一般規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發展觀的“以人為本”的內涵認為，人權的發展應以人賴以存在的物質生活條件為基礎，以人的應有權利向法定權利的歷史演進為基本過程。首先，人權的本義就是指人的應有權利，即人之為人的權利、人區別于動物的權利。人的應有權利是一個歷史范疇，其內涵并非永恒不變，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發展而發展。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發展觀第一層次的基本內涵就是指人的應有權利的發展。從唯物史觀角度來看，應有權利是從人的生產與生活中發展而來的，沒有社會生活的本身，不可能存在應有權利。這一內涵已經被馬克思揭示，即“貧民在自己的活動中已經發現了自己的權利”。31這表明，當一個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新的應有權利應運而生。例如，作為新的應有權利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主要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產生的。其次，在法治社會里，人權發展主要體現為通過立法，將人的應有權利轉化為法定權利，使得人的應有權利獲得法律保障，這是馬克主義人權發展觀第二層次的發展。在人權法定化狀態之下，人的各種應有權利具體表現為公民的各種法定權利，因此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法定權利是法治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的基本要求。從其具體內容來看，這些法定權利包括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經濟權利、文化權利、社會權利等等。從人的應有權利向法定權利發展的過程中，人權的主體與人權的內容都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主體的發展過程主要體現為人權普及到個人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演變，而個人人權發展到集體人權或人格主體人權則是新的歷史態勢。內容的發展過程主要體現為無論是應有權利還是法定權利，其內容總是處于一個不斷發展的狀態。例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之前，我國法律賦予了國有財產、集體財產、私人財產權利所有人在民事法律活動中不同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這種物權上的等級差別使得私人財產權保護受到不平等待遇。經過2004年的憲法修訂特別是2007年物權法的頒布，私人財產權享有了與其他權利同等保護的地位，這充分表明以人為本理念下的人的權利得到了更為全面的發展與保障。
七、人權和諧觀：和諧與對抗的統一
人權和諧觀，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極富特色之處。因為長久以來人們談及人權，往往都要談到人權的對抗性或抵抗性特征，認為人權與權力之間存在尖銳矛盾，只有嚴格規制國家權力方可保障人權。這一觀念源于“國家權力-公民權利”二元對立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即國家與公民之間有不同的利益與嚴格的界限。因此，古典人權理論高舉人權旗幟，既主張對公民權利進行保障，也要求對國家權力進行限制，這也就造就了權力與人權之間的緊張關系。由于國家公權力的行使者是有生命的個人，這使得權力與人權之間的緊張關系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緊張關系。人權和諧觀的出現，則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于人權實質的這種看法。在“以人為本”理念指導下，人權和諧觀對古典人權觀只強調人權內在的對抗精神的傳統進行反思與創新，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對古典人權觀進行揚棄的應有之義。與古典人權觀相比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不僅僅認識到了權力與人權之間的內在矛盾及其沖突，而且也進一步認識到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國家、文化與文化、宗教與宗教、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沖突只是一個暫時現象，通過循序漸進的法治建設與社會治理，人類社會的各種元素及各種關系必然逐步趨于和諧，從而實現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態文明四大文明的同步協調發展。在這種歷史趨勢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由對立、對抗趨向緩和、對話，人類社會將出現天下為公、其樂融融的局面。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強調人權與權力之間的共生共榮、互信互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這一特征的本質是寬容與尊重，是對人權對抗性品質的補充，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實現人的幸福。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的這一特征也是馬克思關于人的認識在人權領域的拓展。馬克思曾指出：“你希望別人怎樣對待你自己，你就怎樣對待別人。”32這里面的精神就是寬容與尊重，在“以人為本”理念的影響下，它理應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和諧觀的精神內核。有了人與人之間的寬容與尊重，人權與權力之間的寬容與尊重就有了基礎與保障。反過來，通過人權與權力之間的對話與溝通，不僅可以實現人人和諧共處，而且也可以激發社會的發展活力，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只要人權與權力的區分依然存在并發揮其效用，二者之間緊張關系便難以消除。因此，人權和諧觀并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消解人權與權力之間對立與沖突關系，而只是使得人權與權力之間對抗關系對立統一于和諧關系之中。從這一點來看，人權與權力之間的對抗不是為了對抗而對抗，而是為了和諧才對抗，否則這種對抗就有侵犯人權的風險。
八、人權屬性觀：普遍與特殊的統一
在人權的性質中，人權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是最重要的屬性。對于人權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的認識，學界存在較大分歧，主要有四種看法。第一種觀點認為，人權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是在人權同一層面展開且相互對立與辯證統一的一對理論范疇。33第二種觀點認為人權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是人權的非同一層面展開但相互聯系與辯證統一的一對理論范疇。34第三種觀點認為人權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是代表不同文化背景的對立或對應的理論范疇。35第四種觀點認為人權的普遍性就是指普遍的人權，捍衛普遍性需反對各種反調。36這些分歧產生于對人權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內涵的不同界定，不同的內涵導致了不同人權屬性觀的形成。從“以人為本”的視野解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具有普遍性，沒有普遍性就不可能存在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首先這種普遍性就是指作為個體的人理所當然的是人權主體，也就是說，個人作為人權主體應當是平等的，不應有所區分。關于這一點，實際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已經早有所指。他認為：“一切人，作為人來說，都有某些共同點，在這些共同點所及的范圍內，他們是平等的，這樣的觀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現代的平等要求與此完全不同；這種平等要求更應當是從人的這種共同特性中，從人就他們是人而言的這種平等中引申出這樣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個國家的一切公民，或一個社會的一切成員，都應當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37由此可見，任何對個人產生歧視或將某些人排除在人權主體之外的行為都是對人權普遍性的否定。其次，個人作為人權主體其享有的人權內容也應具有普遍性。一定時期已經存在與發展的全部人權應該為所有人權主體所享有，而且在任何歷史時期人權主體所享有的人權應當不存在數量上的差異，這是人權普遍性的基本要求之一。最后，對人權價值、人權理想與人權精神的普遍認同是以人為本理念在人權的意識形態領域的必然要求，離開這些基本價值觀念，人權的普遍性蕩然無存。因此，人之為人，不論其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財產、教育等狀況如何，都應當享有其應當享有的人權。在任何一個國家或在一個國家的任何歷史時期，人人都毫無例外地應當享有生命權、人身安全權、人身自由權、思想自由權、人格尊嚴權、最低生活保障權等與生俱來的最基本的人權，這是人權普遍性的最突出表現。人權的特殊性則是基于人的生存與發展環境與條件的特定性、獨特性、具體性等因素，不同的國家在人權政策、人權制度以及人權行動等方面可以采取一些符合自己國家具體國情的立場與方法。歸根結底，人權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都是基于人的存在與價值，只不過人權的普遍性是針對人的應然價值而言，而人權的特殊性則是針對人的實然價值而言。在人權普遍性與特殊性問題上，有兩種論調是必須值得商榷的：一是主張在人權主體、人權客體、人權立法和人權保障機制上，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二是認為人權只有普遍性，沒有特殊性，任何人權特殊性的觀點都是對人權普遍性的否定。從以人為本的視角來看，這兩種觀點的一個共同點就是沒有十分清晰地看到人權的普遍性與特殊性與人的一定特性相關聯，從而導致在人權普遍性問題上的相對化與絕對化觀點的產生。
九、人權實現觀：個人與國家的統一
縱觀古今中外人權實現的理論與實踐，人權實現不僅僅是法律或政治議題，也絕非政治型人權宣誓便可一勞永逸地解決的問題。實現充分的人權是世界各國的共同目標，也是追求科學發展的中國的重要目標。38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認為，人權實現是一項龐大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涉及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諸多因素，沒有這些因素的適度配置與有效整合就不會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權：首先，要保障國家主權。沒有國家主權，就難以有人權保障，國家主權的終極價值與最終目的在于保障人權。這一結論既是對我國近代以來人權保障的經驗總結，又反映了當今世界人權保障的基本現實；39其次，要夯實經濟基礎。要保障人權，必須積累財富。“無財產便無人權”，個人擁有一定的財富是其實現人權的基本條件；再次，要推進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對人權保障作了質的規定，政治文明的程度決定了人權保障的程度。在一個政治社會里，人權首先就是對政治提出的要求；最后，要深化法治建設。法治是人權保障最理想的模式。哪里沒有法治，哪里的人權就不會有充分的保障；哪里的法治造踐踏，哪里的人權就會有嚴重的危機。遵循法治之道，是當代中國人權保障的必由之路。“以人為本”理念對于人權實現的意義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不僅僅強調人作為人權主體即人權享有者的存在，而且同時旗幟鮮明地指出在人權實現上個人負有積極的義務。這一特點改變傳統以來對個人在人權實現上的地位與作用的看法，賦予了人權實現新的內涵與方式。依據古典人權觀，在人權實現上國家負有首要義務，因此國家長期以來被視為人權實現的當然主體。究其原因，這是由國家與公民之間相互關系以及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不同性質與特點所決定的。因此國家承擔人權保障的最主要責任，在國際人權文書中有明確的規定與要求。除國家外，國際組織與非政府組織也在人權保障中發揮重要作用，而個人作為人權實現義務主體的地位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但歷史事實已經證明，在人權實現上，除了國家與社會，并不意味個人不作任何努力、不盡任何義務便可以坐享其成。因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要求每一個人都對自身或他人的人權實現負有義務，任何人不能只享有人權而不承擔相應的義務。“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40換言之，在人權實現上，既沒有無義務的人權，也沒有無人權的義務。人人既是人權的主體，又是人權實現的義務主體。當然，個人充當人權實現的義務主體，更多地是指個人在實現自身人權時承擔的義務。如公民受教育權的實現，國家雖然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受教育者也應承擔各種義務，如遵守規章、道德戒律，努力學習等，否則其受教育權實現面臨許多問題。值得注意的是，要把個人承擔人權實現的人權義務與其作為自然人的法律義務要區別開來，人權義務應是一個更大的理論范疇。簡言之，把人權的實現回歸于人的自身，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對古典人權的發展，也是其對現代人權理論建設的貢獻，將極大激發人們參與人權實現與社會發展的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