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農業戶籍人口的身份認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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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2011年的中國社會調查數據，對城市中農業戶籍人口的身份認同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城市層面的科教文衛支出占GDP的比重、城市主觀排斥，以及個人層面上的基本情況、鄉土記憶、城市體驗、未來期望等因素，對城市中農業戶籍人口的城鄉身份認同均具有顯著影響。根據模型結果，本研究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

城市化;市民化;身份認同;多層次模型

一、引言

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以人為本”，這就要求在城市化研究中，除了探討物質形態、國家制度和相關政策以外，必須強調對人的關注。從人的角度來看，城市化是由農民身份轉變為市民身份的過程。中國的戶籍制度區分了城鄉居民身份，其中農業戶口指在農村生活、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然而，在大規模城市化的進程中，城鎮中出現了大量的農業戶籍人口。這部分人群雖然已經脫離了農村生產生活環境，但其市民化過程卻遇到重重阻礙，導致其身份界定與個人實際活動相分離［1］，因此城鄉融合進程依舊任重道遠。一般而言，城鄉融入或社會融合包括經濟、文化、制度、心理、身份等多個維度，且各維度之間具有不同的次序和階段差異，其中心理和身份層面的認同與融合是城鄉融合的最高層次與核心環節。在其它維度條件滿足的情況下，若個體無法實現心理和身份認同，則說明城鄉社會融合尚未能完全實現［2－8］。本研究試圖從城市中農業戶籍人口自身的視角出發，探究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歸屬，以及影響其身份認同的宏觀與微觀因素。

二、文獻綜述

1．身份認同的內涵及相關理論“身份認同”概念由兩部分組成，一是“身份”，二是“認同”。“身份”泛指人們的出身背景及社會地位。身份對于人們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所附屬的權利、義務以及可以獲得的資源存在差異。“認同”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心理學領域。在社會學領域，泰弗爾(Tajfel)提出了“認同”的經典定義，認為社會認同是個體認識到他屬于特定的社會群體，同時也認識到作為群體成員帶給他的情感和價值意義［9－11］。關于身份認同的理論有許多流派，其中最常被引用的是社會認同理論。該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由泰弗爾(Tajfel)和特納(Turner)等人提出［9］。該理論認為，自我的認同意識產生于群體之間的交往互動，即只有通過群體意識的參照才能產生對群體的評價和自我認同［12－13］。除了社會認同理論之外，還有學者引入了角色理論、族群認同理論、社會距離等理論來進行身份認同研究［12，14－16］。

2．農業戶籍人口在城市中的身份認同在快速城市化的進程中，由戶籍制度導致的身份矛盾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本地”和“外地”、“農民”與“市民”、“體制內”和“體制外”［1］。根據社會認同理論，群體間的矛盾沖突和歧視現象來源于人們追求積極、滿意的社會認同［9］。當群體成員因缺乏改善自身條件和獲得資源的途徑而淪為弱勢群體時，他們會出于個人自尊和自我保護的需要，通過各種途徑離開自己所處的群體，以獲得強勢群體的身份［17］。而強勢群體為保護自身的優勢資源，將采取限制中低階層群體流動的策略。群體之間的矛盾由此產生。在中國城市化的現實情境中，城鄉二元體制導致城鄉差距日益擴大。農業戶籍人口處于弱勢地位，因而為了改變身份地位而進入城市。與此同時，城市利用戶籍限制農業戶籍人口的制度性身份，減少或剝離在其城市住房、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務支持，以限制弱勢群體的上升通道。這使得進入城市的部分農業戶籍人口雖然擺脫了對農村身份的心理認同，卻無法實現城市身份的制度性認同。制度身份與心理認同的分離導致個體完整的身份認同無法實現，從而形成了介于農民和市民之間的邊際人認同［12］，并產生了身份認同的雙向偏離危機［18］。

3．現有研究存在的問題與不足近年來，通過問卷調查、個案訪談、田野調查、跟蹤觀察等方法，對城市中農業戶籍人口的身份認同的研究日益增多，其中多數研究均采用問卷調查法。王春光等學者針對流動人口的城鄉身份認同進行了研究［12，20－22］。還有少數學者并不強調流動人口的身份矛盾，而是更關注本地與外地之間的身份問題［8］。此外，部分研究更加關注特定群體，如農民工、高學歷流動人口以及失地農民的身份認同問題［2，4，7，10，23－26］。有研究發現，盡管農業戶籍人口進入了城市，但只有少數農民認為自己是城市人，而近半數獲得城市戶口的人認為自己仍是農村人，并且對其生活水平做出負面評價［26－27］。由此可見，只有實現戶籍身份和心理身份的統一，才可以說農民真正實現了市民化。上述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第一，大部分研究反針對特定區域或城市，而在全國范圍內探討城市中農業戶籍人口身份認同問題的實證研究較為欠缺，導致研究結論缺乏可比性和普遍意義;第二，既有的問卷調查在樣本選擇方面存在隨意性較大、樣本數量較少的問題，使得研究的信度存疑;第三，既有的研究大多探討了微觀層面的個體因素對身份認同的影響，而普遍忽略了宏觀城市或區域層面的因素對身份認同可能產生的影響。有鑒于此，本研究基于2011年中國社會調查數據進行實證研究，考慮到全國性樣本的區域間差異，采用多層次模型分析宏觀和微觀因素對城市中農業戶籍人口的身份認同可能產生的影響。

三、研究設計

1．數據來源本研究使用的數據來自于2011年中國社會狀況調查(CSS)，該調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發起，覆蓋了全國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城鄉區域，共包括128個縣(區)，有效樣本共計7036個。調查嚴格遵守分層多階段抽樣的步驟，以確保問卷設計的合理性、樣本選擇的規范性、數據質量的可靠性和分析結果的代表性。

2．變量選取(1)因變量:城鄉身份認同狀況首先篩選出戶口性質為農業戶口、且居住在非農村地區的樣本。隨后依據問卷中“就您目前的生活狀況來看，您認為自己是城里人，還是農村人?”一題的答案，判斷城市中農業戶籍人口的身份認同狀況。在去掉回答“不清楚”或數據缺失的少量樣本后，得到身份認同明確的樣本1261個，該二分類變量便構成了本研究的因變量。其中，23．63%的受訪者認同自己的城市身份(回歸中賦值為1)，而高達76．37%的受訪者認為自己仍是農村人(回歸中賦值為0)。(2)自變量:城鄉身份認同的影響因素身份認同是一個動態、整體的過程［19，22］，應避免對當前狀態的靜態描繪。因此，本研究在選取自變量時，主要基于社會記憶和情境理論以及城鄉社會融合的理論框架，以動態視角進行個人層面“過去—現在—未來”的全過程分析。社會記憶理論和情境理論認為，個人的身份認同是社會記憶和時空情境相互作用的結果［20，22，28］。農業戶籍人口的社會記憶包括進城前的農村鄉土記憶、家庭背景、外出動機以及城市生活的各方面體驗。根據情境理論，生活場所的變更對個人和群體的認知將產生長久的影響。因此，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情境中，農業戶籍人口的身份認知無疑受到了農村背景和城市環境的雙重影響。在城市體驗方面，本研究引入了城鄉社會融合的研究框架，并結合問卷調查內容，將該群體的城市融合分為經濟融合、社交融合、制度融合等維度來考察。此外，還借鑒了一些學者對未來的身份歸屬意識的探討［10，12，21，26］。本研究根據上述“基本情況—鄉土記憶—城市體驗—未來期望”的變量選取框架，最終選取了14個個體層面的自變量，如表1所示。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假設是:個體行為既受到自身特征的影響，也受到其所處環境的影響［29］。考慮到宏觀層面的因素也可能會影響到個體的身份認同，本研究以樣本所在的82個地級單元作為空間尺度，引入了2010年各城市的人均GDP、城鄉收入比和科教文衛支出占GDP比重等宏觀層次變量，以反映各城市的經濟發展狀況、城鄉差距和公共服務水平等方面的差異。此外，根據社會認同理論，“我”群的自我認同與“他”群的群體意識密切關聯，而城市居民作為本研究中的“他”群，對農業戶籍人口構成了隱形的社會排斥。研究表明，這種社會排斥對外來人口的本地身份認同具有顯著影響，應作為宏觀層面的變量進行分析［8］。因此，本研究篩選出問卷中的城市戶籍居民，以其對農村外來務工人員在城市就業、買房和子女上學行為的態度，來計算出農業戶籍人口在城市中受到的社會排斥。

3．計量模型本研究的因變量，即身份認同狀況為分類變量，應采取二元Logistic模型進行回歸分析。但由于絕大多數調查數據來源于不同城市(不同組別)，且同組內個體的相似性要高于不同組之間個體的相似性，即樣本誤差具有相關性，因此，如果回歸分析忽略了數據樣本的組間差異，將會違背殘差獨立、隨機的假設，可能導致有偏估計［30］。考慮到傳統logistic模型無法處理嵌套數據問題，首先需要建立元模型(nullmodel)，檢驗因變量的總變異有多少是由于組間差異造成的，繼而探討建構多層多分類logistic模型的必要性。元模型是最簡化的多層模型，在微觀層次和宏觀層次均沒有解釋變量，僅包括截距均值γ00和組水平上截距的隨機變量u0。

四、計量結果分析

本研究構建的多層logistic模型包括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解釋變量分為微觀層面的自變量Xm和宏觀層面的自變量Xn兩部分。微觀層面的統計模型與傳統logistic模型的形式相同，而多層模型認為，各地級行政單元的回歸截距β0具有顯著差異，應以β0作為宏觀層次的因變量，探究宏觀層次解釋變量回歸系數β0n的方向與顯著性。此外，γ00是平均截距，u0為各城市截距與平均截距的隨機離差;γm0是各地級行政單元估計得出的平均斜率，為固定變量，而um為隨機變量［30］。分析可知，只有年齡、擁有的社會保障數量、房屋性質這三個自變量在不同城市間的差異顯著，因此將其納入隨機變量um，以反映不同情境下微觀層面解釋變量的差異化影響，而其余自變量則不納入um，選擇固定斜率。計量回歸的結果如表3所示。

1．城市宏觀層面 第一，科教文衛支出占GDP的比重與農業戶籍人群的城市身份認同呈顯著正相關，即基礎公共服務的支出比重越大，城市中農業戶籍人口就越傾向于認同城市身份。第二，城市居民對于農村務工人員在城市中的就業、住房、子女教育問題的主觀排斥與農業戶籍人口的城市身份認同呈顯著的正相關，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體現了城鄉心理之間的激烈沖突。社會認同理論認為，地位高的強勢群體由于對有限資源的競爭而排斥低層次群體的向上流動，以消除其對于自身的威脅［9］。此外，也有研究發現，城市居民的主觀排斥并不能被農業戶籍人口明顯感知，大部分人認為自己受到的排斥主要來自制度和政策［32］。因此，市民主觀排斥對農業戶籍人口身份認同的影響并不直接，這種正相關關系也許與流動人口政策的開放程度有關。第三，城鄉收入比在0．1的水平下顯著，雖然未達到最佳顯著水平，但其系數為負，表明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利于農業戶籍人口的城市身份認同。

2．個體微觀層面第一，基本情況。年齡較大、政治面貌為中共黨員的農業戶籍人口更加傾向于認同城市身份，受正式教育年數的增加也具有一定正向影響。居住在中心城區或者邊緣城區的人，比住在城鄉結合部之外地區的人對城市身份認同的概率更大。住在農村社區轉變而來的城市社區，或者城中村社區的居民對農村身份認同的概率更高。第二，鄉土記憶。模型中有關農村務農經歷的鄉土記憶對于農業戶籍人口的城市身份認同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表明物質生活的遷移并不一定同時伴隨著認同系統的遷移［26］。與沒有農業經歷的人群相比，曾有過務農經歷或是家里有人正在務農的人群無疑對農村有著更深的感情，其農民身份定位是初始的、明確的自我認同，存在路徑依賴。另外，與工作或學習、拆遷或搬家相關的進城動機對農業戶籍人口的城市身份認同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第三，城市體驗。在本研究中，擁有自有房屋的人群認同城市身份的概率更高。在制度融合方面，城市為農村流動人口等農業戶籍人口開放的社會保障項目越多，越有助于該群體的城市身份認同。第四，未來期望。取得成功的原因在0．1的水平上顯著，可見成功取決于自身努力等內因的群體，其跨越農業戶籍身份、認同城市身份的概率更大。

五、政策建議

在本研究的樣本中，72．3%的農業戶籍人口在城市中認為自己仍然是農村人，約五分之一的農業戶籍人口卻跨越了戶籍障礙而認為自己是城市人。根據社會認同理論，這種現象可以解釋為地位較低的群體為了自尊和更加積極的社會認同而脫離現有的身份，希望通過社會流動加入地位較高的群體中。這種制度身份與主觀身份的矛盾沖突對農民和城市社會來說都是有害無益的［21］。身份認同雖然是最高層面的城鄉融合，但它的實現并不必然表示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等方面融合的實現，反之亦然［7］。若制度和政策層面的配套缺位長期存在，市民化過程中的身份認同將難以實現，進而會產生一系列社會問題。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制度身份市民化戶籍代表了人們的制度性身份，而主觀身份認同代表了自我感知的身份［22］。“市民化”的廣義內涵不僅包括客觀的市民身份和社會權利，還包括主觀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7］。因此，應設計出一套規范、合理的落戶制度，提出滿足農業戶籍人口合理落戶條件的階段目標，使其擁有積極的期盼和提升身份認同的充足動力，以有效避免在城鄉文化沖擊之中的無所適從和邊緣化危機。

2．增加基礎性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投入由多水平Logistic回歸結果可知，科教文衛支出占GDP比重越大、擁有的社會保障數量越多，農業戶籍人口認同城市身份的概率越高。戶籍所體現的價值正是源于依附其上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研究表明，“農轉非”群體戶籍的改變未能帶來該群體對市民身份的心理認同，他們在就業、社會保障等方面與普通市民相比仍存在相對剝奪感，無法完全融入城市生活［26－27，33］。因此，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中的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等問題必須是政策關注的重點。只有縮小制度身份內外在資源配置之間的差距，才能淡化群體的身份認同邊界，進而緩解社會沖突［1］。

3．提供規范且低廉的住房研究表明，擁有自有房屋的人群認同城市身份的概率較大。流動人口由于收入偏低、缺乏城市住房保障而選擇租住于環境惡劣、設施陳舊的城中村，這加劇了包括身份認同偏差在內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政府在推行城中村改造項目的過程中并沒有充分考慮到流動人口的居住需求，只要流動人口仍擁有尋找低廉住房的需求，新的城中村便會卷土重來。因此，應考慮將流動人口的住房納入住房保障體系，探索為該群體提供規范及廉價住房的多樣化途徑。

4．增強城市包容性，減少社會排斥除了減少上述政策性的排斥之外，還應當引導城市居民的包容心態，減少社會主觀心理排斥。城市居民對農業戶籍人口的主觀心理排斥是一種隱形社會排斥，政策、制度、法律等顯性因素的放開可能加劇城市居民的主觀排斥，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應當引導市民和城市中農業戶籍人口之間的彼此理解，培育共同價值觀，促進城鄉文化的融合。

作者：吳凌燕 秦波 張延吉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