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制度變遷經濟績效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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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文獻綜述

Mussa(1986)最早研究了匯率制度的經濟績效，他發現，在固定名義匯率和可變動名義匯率兩種匯率制度安排下，實際匯率行為存在系統性差別。Calvo(1986)對拉美國家的名義匯率制度與經濟表現的關系做了描述性說明。BaxterandStockman(1989)開創了實證研究“匯率制度與經濟績效關系”的先河，比較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前后重要經濟總量的時間級數后發現，在靈活匯率制度下,除了實際匯率具有更大的可變性之外,關鍵的宏觀經濟總量和不同匯率制度之間沒有顯著差異。EdisonandMelvin(1990)研究發現，用經驗主義對不同匯率制度下經濟績效比較，最終證明沒有結論。Little，Corden，CooperandRajapatirana(1993)以18個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某些國家低通貨膨脹與釘住匯率有關。FloodandRose(1995)研究表明，除了實際匯率行為的差異之外，匯率制度與經濟績效發生的差異不存在相關關系。Mundell(1995)檢驗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前后工業國的經濟增長，發現在固定匯率制度盛行的早期與更快的經濟增長相聯系。Edward(1996)實證分析得出，釘住匯率制度下通貨膨脹較小。Ghosh，Gulde，OstryandWolf(1997)根據1960-1997年間約140個國家數據建立了實證模型，按實際情況把匯率制度分為9種，研究發現實行釘住匯率制的國家通貨膨脹率要低得多，波動性也較小，釘住制匯率國家的人均經濟增長率要稍低些，盡管這些國家的投資率稍高。Ghosh等人(2000)還發現，實行貨幣局制度的國家，其通貨膨脹表現要優于實行“軟”釘住匯率制的國家。在經濟增長方面，貨幣局和自由浮動優于“軟”釘住國家。Levy-YeyatiandSturzenegger(2000)，考察了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1974-1999)150多個國家的情形，構筑了事實分類法LYS數據庫，分析發現，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通貨膨脹率要高于固定和浮動匯率制國家。在人均增長率方面，實行釘住匯率制的發展中國家不但增長率低，波動率也高。Corker(2000)通過對東歐五國的研究發現，一國一攬子政策的一致性對于宏觀經濟績效非常重要，而不是匯率制度本身。Bailliu(2000)認為，靈活匯率安排只在資本流動相對開放的國家與更高的增長相關，匯率制度變化是與低的經濟增長相關，匯率靈活性本身不足以促進中期經濟增長。Levy-YeyatiandSturzenegger(2001)的研究證實，在發展中國家中，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有較低的經濟增長率和較高的產出波動。Wolf(2001)研究發現，法定分類和實際分類下，釘住匯率都顯示出最低通脹和貨幣增長率，但是，匯率固定與通脹之間的關系非線性。

GoldsteinandTuner(1996)研究了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問題，他們認為，固定匯率制度下國民經濟對外部沖擊的應對能力下降，因此，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增加。BordoandSchwartz(1997)認為，亞洲新型市場國家(地區)的金融危機反映了經濟基本面與釘住匯率制度之間的沖突。EichengreenandRose(1998)提出了相反的意見，保持匯率駐錨的目標可以制約政策制定者作出反復無常的政策選擇，把引發金融危機的國內沖擊降到最低程度。VelascoandLespends(1999)發現，發展中國家美元債務的大量存在需要選擇固定匯率制度。EichengreenandArteta(2000)研究得出，匯率制度對銀行危機爆發的可能性沒有顯著影響。DomacandPeria(2000)用實證方法研究發現，在控制了宏觀經濟和外部因素之后，固定匯率制減少了發展中國家發生銀行業危機的可能性。CalvoandReinh-art(2000)也認為，浮動匯率制度不適合發展中國家，強調了匯率固定對發展中國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性。ChangandVelasco(2000)研究指出，即使某一金融體系在其他方面來說有效率，但如果該體系中流動性不足，則釘住匯率制可能會促進金融恐慌。Williamson(2000)從防范危機的角度出發，研究結果表明角點解匯率制度(貨幣局和浮動匯率)同樣可能形成危機。

0bstfeldandRogoff(2000)指出，釘住匯率制會阻止順周期調節，在粘性工資條件下，當發生對生產率的沖擊時，匯率釘住不允許實際工資發生調節，從而不允許產出進行相應的調節。Moreno(2000)研究發現，東亞國家中釘住匯率制不能帶來明顯的公信力和宏觀紀律的好處。同時釘住制下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略高，但在控制了“幸存者偏差”之后，兩者的差別顯著縮小。Reinhart-Rogoff(2002)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和資本流動程度的不同，把所選擇的樣本劃分為發達國家、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然后分別研究不同類型國家匯率制度與經濟績效的關系。BrooksandOomes(2003)認為中間匯率制度比起兩極匯率制度更能表現出明顯的持久力。對于相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固定或相對剛性的匯率制度能夠表現出較低的通貨膨脹不以經濟的高速增長作為代價。對于發達國家，相對浮動的匯率制度能提供更高的發展速度而不需要更多的信用成本。GenbergandSwobada(2004)在“害怕固定”的假設下，證明相對于那些實施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實施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他們的匯率頻率分配性質的變化是不一樣的。

近年來國內學者也開始關注匯率制度與經濟績效的研究。陳平、王曦(2002)討論了人民幣匯率穩定運行態勢后面的微觀行為原因，建立了我國的外匯需求和供給函數，研究發現現行匯率制度構成了對匯率政策的嚴重制約，調節國際收支不得不倚重于直接管制的運用，貨幣政策喪失了獨立性。余波(2002)認為人民幣匯率變動基本上不反映經濟趨勢，他引入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框架來分析政策選擇，證明了現行的人民幣管理浮動匯率制并不是一個穩定、唯一的均衡，存在效率問題，需要制度創新。唐建華(2003)回顧了匯率制度選擇的理論爭論，從匯率制度與匯率的表現、通貨膨脹、真實經濟變量以及銀行危機的關系等方面，對匯率制度與經濟績效進行了研究。李靜萍(2004)重點闡釋了不同分類法對匯率制度與經濟績效關系實證研究的不同影響。

以上研究成果基于開放條件下市場經濟體系的狀況，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但是，對我國匯率制度變遷的經濟績效研究很少。本文通過研究匯率制度變遷對內外部經濟均衡指標的影響，分析我國匯率制度變遷產生的經濟績效，從中得到啟示。

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匯率制度變遷

我國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以來，人民幣匯率制度先后經歷了多次演變。

1981年，外匯體制改革邁步，嘗試雙重匯率制度，即復合匯率制度。官方匯率仍沿用一籃子貨幣加權計算，保持1美元兌1.50元人民幣；對外貿易內部結算匯率按1：2.80元人民幣的水平結算，實行外匯留成制度。人民幣匯率制度由固定匯率制轉向較有彈性的匯率制度，但幅度很小。

1985年，實行單一匯率，取消了內部貿易結算價，將官方匯率調為1美元兌2.80元人民幣，之后連續多次下調。這期間名義上實行單一匯率，實際上是雙重匯率制度，即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價格并存。1991年，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由于中央銀行對官方匯率部分直接控制，對調劑價進行管理，因此，人民幣實際是進入到了管理浮動匯率制。

1994年，匯率制度改革力度加大，確立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建立了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外匯交易中心，將外匯調劑價和官方匯率牌價并軌，人民幣大幅度貶值為1美元兌8.70元人民幣。取消外匯留成制度，實行統一銀行結售匯制度，實行在經常項目下的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制度，取消外匯收支的指令性計劃，國家主要運用經濟、法律手段實現對外匯和國際收支的調控。人民幣對美元保持固定比價，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人民幣匯率一直保持穩定，實際上是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

2005年，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這個被視為BBC(band,basket,crawling；浮動區間+籃子貨幣+爬行盯住)的規則，確定了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不超過千分之三，但中心匯率(央行外匯市場干預的目標匯率)不公布，給中央銀行留下了緩沖余地。事實證明，此次匯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決策完全正確。2007年4月3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為7.73：1，人民幣累計升值約5.9%。

從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背景解析，匯率制度變遷可分為兩個階段：政府推動改革階段和市場推動改革階段。1980--2004年，是政府主導的匯率制度變遷階段。在經濟體制改革的背景下，政府主動改革僵化的匯率制度以適應經濟體制的轉型，主要通過兩方面推進，一方面，逐步放松對外匯的嚴格管制，引入市場運行機制，另一方面，降低人民幣匯價，人民幣整體呈現持續貶值趨勢，推動國際貿易發展增加外匯積累。這一時期的匯率制度變遷，實現了穩定外匯市場和推動經濟發展的目標，非常成功。2005—2007年，是市場推動的匯率變遷階段。

三、匯率制度變遷的經濟績效

我國匯率制度變遷的經濟績效，需要從不同的層面進行考察。

我們將匯率改革后的實際匯率水平和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作比較。

（一）對1981-1984年的匯率制度改革績效分析

1981年實行復合匯率制度，較高的對外貿易內部結算匯率對出口有促進作用，也給國家造成了財政負擔的不利影響。因此，國家逐步調低了對外公布的官方匯率，這種政策性的調整造成了1983年開始人民幣逐漸高估。這時期的匯率高估導致了貿易收支狀況的急劇惡化，1983年我國外貿凈出口出現負增長，貿易順差從1982年的30.3億美元減少到8.4億美元，1984年出現12.7億美元的外貿逆差。說明內部結算價的實施，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我國貿易的迅速發展，匯率制度表現為負的經濟績效。

同時，由于改革開放前的就業體制僵化，加上“”十年城鎮積累了大量的失業人員，到1983年有所緩解，說明本幣適度貶值和釘住匯率制度緩解了失業壓力。這一時期，通貨膨脹率年均值2.92%，經濟增長率年均值9.6%。因此，匯率制度在促進內部宏觀經濟均衡目標的實現上產生了作用。

（二）1985-1993年的匯率制度改革績效分析

1985、1986、1989和1990年，人民幣匯率先后4次大幅度貶值，分別達12.5%、13.6%、21.2%和9.8%。匯率低估平均值為12.53%，人民幣一直處于低估狀態。1991年4月9日，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當年匯率貶值10%，低估幅度一度增加，到1993年高達19.3%。

人民幣幾次大幅度貶值應該對出口的刺激作用顯著，但是，經濟績效并不明顯。原因是，當商品換匯成本降低從虧損轉為盈利時，外貿部門競相提高收購價格，抵消了匯率下調的效果。另一方面，匯率大幅度貶值不同程度提高了以人民幣計價的進口商品價格。對于高價進平價出的商品，財政“補貼”增加了負擔；對于高進高出的商品，加重了物價上漲的壓力，1989年，通貨膨脹率高達17.8%。這次匯率低估盡管沒有徹底扭轉貿易收支逆差的局面，但1986年至1988年期間的貿易逆差的確減小了，出口增幅高達35.85%，國際收支出現了盈余。但受到當時外貿體制和外匯管理體制的制約，效果未能充分展示，但進出口額開始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奧肯定律描述了就業與產出之間存在正向相關的關系，在短缺時代經濟增長和就業彈性系數方向一致，促進經濟增長是增加就業。然而，與理論研究相反，這期間我國平均失業率為2.23%。這一時期的通貨膨脹最嚴重，人民幣經歷了5次較大幅度的變動，小幅波動更為頻繁。1991年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后，1993、1994兩年通貨膨脹一度達到歷史最高的21.7%，表明相對浮動的匯率制度易造成通貨膨脹。因此，相對浮動的匯率制度在促進我國內部均衡目標實現方面的經濟績效不顯著。

（三）1994-2005年的匯率制度改革績效分析

1994年，開始實行以市場調節為基礎的、單一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名義匯率大幅度貶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各國貨幣紛紛貶值，使得人民幣實際匯率相對提高。當年人民幣高估13.03%，達到歷史最高水平。1998年我國物價出現負增長，使金融危機的影響加深，匯率持續高估。2001年，經濟開放度提高，隨著物價上升，實際匯率有所回升。由于美元自2001年之后持續貶值，從2002年開始人民幣實際匯率下降，由于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使人民幣匯率隨之貶值。

這一階段，我國外匯體制改革后人民幣大幅度的貶值，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貿易體制改革的深化，出口產品競爭力顯著增強，保持了較大的貿易順差，1994年貿易順差461.7億元，出口增幅高達97.2%；1995年順差持續增長到1403.7億；1996年貿易順差為1019億元；1998年擴大到3605.5億元；1999年貿易順差趨勢開始逐漸縮小，直至2001年下降到1864.9億元；2002年再次擴大為2517.6億元；2004年貿易順差319.8億美元；2005年順差1039.55億美元；2006年順差1174.7億美元。此次匯率制度的變遷，促進了經濟迅速發展，保持了長期貿易順差，穩定的匯價進一步吸引外商來華投資，匯率制度的改革績效比較顯著。

1995-2005年，我國實際GDP增長在7%-10%，從匯率對經濟增長的績效看，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與Wolf的結論較為一致，我國經濟增長與貿易增長和外商直接投資有密切關聯。1998年以后，國內需求疲軟的經濟背景下，出口貿易增長對經濟增長起到了拉動作用。相對穩定的匯率政策有利于穩定出口預期，有助于穩定外商的預期，促進外商直接投資。2004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實際金額與1993年相比增幅達64.8%。FDI的乘數效應直接帶動經濟增長，“技術外溢”刺激促進了技術提高。

四、宏觀經濟發展外部經濟的均衡

宏觀經濟外部均衡體現為國際收支自主性交易均衡，即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差額應能相互抵消。國際收支與匯率存在雙向的關系，一國國際收支差額既受匯率變化的影響，又會影響到外匯供求關系和匯率的變化。一方面，當一國處于國際收支順差時，會造成本幣對外幣升值；另一方面，匯率變化也會影響經常項目收支和資本項目收支。

（一）1985-1993年的外部均衡狀況

這9年期間我國經常項目出現順差的年份只有3年，資本項目卻保留著較低的順差，因此，國際收支基本保持平衡，處于略有盈余階段。由此可以發現，相對浮動的匯率制度不利于對外貿易，卻有利于實現國際收支平衡。這一階段，國際收支總額占GDP的平均比重為1.5%，只有1990、1991年達到3%、5.2%，其余年份均在1%以下。因此，這一時期的匯率制度在促進宏觀經濟外部均衡目標實現方面的績效比較顯著。

（二）1994-2005年外部均衡狀況

1994年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以來，除了1998年出現較小的資本項目逆差外，國際收支一直保持“雙順差”，2004、2005年國際收支經順差為1793億美元、2238億美元，占GDP的比重分別達10.84%和10.01%。一方面說明，穩定的政治環境和良好的經濟發展態勢，保持著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另一發面，持續的“雙順差”造成我國國際收支嚴重失衡，貿易磨擦增加，人民幣面臨更大的升值壓力。從國際收支的資本項目來看，資本項目下引進外資的效果顯著。從1993年以來，連續多年吸收外資排名世界第二位，到2006年我國吸引外資世界第一位，對于提升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促進人力資本開發利用、增加國際收支盈余等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都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根據宏觀經濟計量模型測算，1980-1999年的20年里，中國年均9.7%的增長速度中，約有27%是外商直接投資做出的貢獻。

從外匯儲備來看，截至2007年初，外匯儲備己超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高額外匯儲備一方面保證了我國在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的過程中具有較為充足的流動性，另一方面也使中央銀行調控貨幣政策的難度加大，同時，高額外匯儲備也帶來了較高成本。

內外均衡的統一是我國經濟開放面臨的重大課題，也是匯率改革的方向和長期目標。從實際來看，目前的外部失衡已較明顯。伴隨著“雙順差”的外匯儲備快速增長，人民幣匯率面臨愈來愈大的升值壓力。然而，長期的嚴重外部失衡似乎并未對內部均衡形成較大沖擊，國內經濟保持了低通脹、快增長的良好態勢。需要看到，在外部非均衡狀態下的國內經濟可持續增長壓力逐步增大。

五、幾點結論

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1994年匯改以來我國匯率制度變遷的績效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官方匯率與內部貿易結算匯率的“雙重匯率”制度，對出口缺乏足夠的激勵。“外匯指標”的低價格鼓勵了用匯的沖動，這種匯率制度表現為負的經濟績效。實行管理浮動匯率制度階段，雖然人民幣匯率逐步貶值，但經濟績效并不顯著的原因，是國內貿易出口主要依賴簡單加工“三來一補”小項目，沒有形成大量出口經濟結構和市場能力，內地農村大規模廉價剩余勞動力還沒有得到配置與開發，勞動密集型產業正在形成之中。

第二，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階段，本幣匯率的貶值鼓勵了出口。在國內已經形成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環境下，匯率制度的經濟績效比較顯著。所以，匯率制度變遷的績效，需要國家經濟結構和市場能力的適應。相應的，外匯儲備高居下的人民幣升值雖然是趨勢，但一定要循序漸進，給予目前已經形成的國內經濟結構和出口行業，留有一定的轉型時間和空間，否則，容易造成經濟結構的剛性轉型和大量失業。

第三，釘住匯率制度能在穩定物價的基礎上，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a的釘住匯率制度較好地實現了宏觀經濟內部發展目標，但不能協調外部均衡目標。相對浮動的匯率制度，可以促進經濟的高速發展，減少失業人數，在促進國內均衡目標實現方面的經濟績效不顯著。

第四，在經濟開放不斷加大的環境下，匯率制度改革需要從國內經濟和國際間經濟協調的雙重視角慎重決策。如果我國對外經濟長期非均衡的現狀不能緩解，國家之間的摩擦無疑將堆積加重。從長期審視，我國均衡匯率終將逐步形成，其中重要的衡量指標之一，是實現貿易國家之間的“雙贏”，即實現國家經濟績效和國際經濟績效的協調同步，否則，難以實現開放經濟的穩定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