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理政的法治化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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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絡使信息的溝通和交流變得更快捷，使公眾之間得以進行更大范圍的互動。根據第3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得知，截至2014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已經高達6.49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7.9%。網絡已成為公民參政議政的重要渠道，并為中國民主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嶄新而有效的工具。在此背景下，政府該如何運用網絡進行理政，創新社會治理方式顯得尤為重要。網絡理政應納入法治化進程，完善相關立法工作，既要加強政府對互聯網的監管，又要保護和拓寬公民網絡政治參與的權利，只有這樣我國政治文明才能在互聯網時代下得到更快的發展。

關鍵詞：

網絡理政；社會治理；法治化

一、網絡理政的含義及現狀

（一）網絡理政的基本理論

網絡理政是具有公共對話、互動性、開放性的網絡被政府和公眾用作討論和解決公共問題、政策決策的平臺，并動態的反映決策的過程、執行的結果等。所以，網絡理政至少應當含有以下兩方面的內容：一是“話題”，即政府與不特定的社會公眾需要共同設立、討論的關于公共利益問題，并圍繞該問題進行開展決策討論。二是政府與公眾的對話和交流必須是在網絡平臺之上進行[1]。作為一種新興的、特殊的網絡政治現象，網絡理政既是科技進步的成果，也是政治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成果。也可以認為，將公共問題或政策問題在電子政府和網絡公眾之間展開公共對話與互動就是網絡理政。政府權力與公眾權利被網絡化，出現利用網絡進行對外對內的政務處理的政府網絡部門，并有密切關注政府網絡政務進展的公眾集體。

（二）我國政府網絡理政的興起與發展

在我國，與公眾網絡參政相比，網絡理政的生命就更為短暫。依據“政府應用互聯網與公眾進行對話”的形式變化，可以將網絡理政的發展歷程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06年至2008年，網絡理政的孕育和萌芽時期。在此期間，討論的熱點話題是網絡政治參與和網絡監督。如人民網在2006年創建“有話網上說”專欄，供網絡用戶向各級領導干部反映情況和問題，新華網、新浪網、搜狐網開始嘗試建立政府博客。第二階段為2008年至2011年，網絡理政的形成與興起時期。2008年主席在人民網上的“強國論壇”欄目與網友互動；從2009年到2011年總理在“兩會”前夕，通過中國政府網與國內外網友進行在線交流。這些行為標志著日漸強大的網絡公眾的呼聲與意見開始獲得政府關注，并開啟了政府與網絡公眾在網絡平臺上的對話和互動。第三個階段為2011年至今，網絡理政的整合與發展時期。2011年以來，各級政府機構或者官員在網絡平臺上注冊的理政平臺，其數量創造了新高峰，政府微博超過萬人的平臺主要集中在新浪網、騰訊網、新華網和人民網。這標志著政府利用網絡媒體建設網絡理政平臺發展至一個新的水平。至此，憑借網絡這個媒體，政府利用網絡問政、理政的模式已經被推廣開來。

二、我國政府網絡理政的不足與成因分析

網絡理政給政府進行社會治理帶來了很多便利和創新，如信息化辦公、網絡參政議政等一些列全新的治理模式的出現。但是，任何事物都是有兩面性的，網絡也不例外。網絡的興起和廣泛應用，也給現時代的政府治理提出了很多挑戰。

（一）立法的缺失和漏洞

當前我國的相關法律法規規章包括如下幾個方面：1.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現行的《憲法》《刑法》《國家安全法》《治安管理處罰法》、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審理擾亂電信市場管理秩序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并未對政府在網絡時代應如何治理社會做出特別的規定，但是對僅利用網絡手段進行傳統違法犯罪行為的主體，還是有約束力的。2.行政法規及部門規章。按照立法時間先后，包括①1994年國務院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②1997年國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③200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④2000年國務院頒布實施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⑤2001年國務院頒布，于2002年實施的《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⑥2005年公安部頒布，并于2006年起實施的《互聯網安全保護技術措施規定》等。綜上得知，我國的相關網絡立法，調整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安全性方面；立法的機構大多是行政部門、司法部門等；立法層次多為行政法規、部門規章。這暴露出來，盡管關于網絡的法律法規數量很多，但是也存在以下幾方面的缺陷：首先，調整內容存在盲區，不全面。其次，立法滯后，無法很好的適應網絡社會的新形勢。例如因為政府的行為導致公民在網絡上的虛擬財產損失，如何界定何為虛擬財產？如何計算賠償額度？如何進行國家賠償？這些問題都沒有統一法律標準。第三，相關立法的機構大多是行政部門、司法部門等，每個部門在制定部門規章時，難免從本部門利益出發，缺乏整體意識，且各個部門分別進行立法，容易出現內容沖突、各自為政的現象，而對于管理成本較高，收益較小的現象，各個部門又容易相互推諉，導致法律調整的空白。第四，相關立法的層次多為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立法層次較低，效力位階不高，且難以保證立法水平。

（二）政府治理手段的落后

我們國家地域遼闊，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各個省域、地區的經濟、政治發展水平差異較明顯。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一些地方政府的治理方式、治理理念的落后，不能很好的滿足社會發展的要求。進而導致“網絡問政”“網絡參政”“無紙化辦公”等我們在信息時代所倡導的社會治理方式難以有效落實。其次政府在進行社會治理、行政執法時，還存在野蠻執法、任意執法、甚至違法的現象。例如在做出不利于行政相對人的處罰決定之前，沒有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組織聽證程序、未對行政相對人的異議進行回復和解釋、隨意呵斥行政相對人等問題。

三、網絡理政法治化的必要性

人類在長期的發展歷程中逐漸摸索出來一套最大化國家和個體權益的社會治理方式，那就是法治。“現代法治并不僅僅是一種制度，而更主要的是一種生活狀態、行為方式和文化模式。”[2]公眾越來越認同法治是個人生存生活的最佳方式，認同法治是國家治理社會公共生活的最佳方式。法治是一種也應該成為一種社會生態。早在1999年《憲法修正案》中就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個歷史決定，宣告我國告別了數千年的人治模式。

（一）法治的權利保障功能與網絡社會中公眾的權利訴求相一致

法律的本質在于保護公民的權益，法律的全部價值即在于對公民權利的維護和保障。馬克思認為：“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障。”如果一部法律無法保護公民的權益，那就不是一部好的法律。當下頻出的個人信息泄露的社會事件、網絡謠言與攻擊、人肉搜索、網絡傳銷事件等，都反映出對公民人身權、財產權等基本權益的侵害。而我們所追求的社會治理的法治化，就是期望將公民的基本權益寫進法律，通過立法的方式明確下來，成為公民的法定權利。無論是來自現實生活的侵權，還是來自網絡的侵權，都能以國家強制力進行嚴懲，使得公民的權益得到切實的保護[3]。

（二）法治的價值追求與網絡社會中公眾的價值訴求相一致

人類社會發展所追求的目標之一便是實現公平正義，也是我國社會治理進行創新最核心的價值追求。法治能為社會治理創新提供價值指引[4]。秩序、公正、和諧等政府進行社會治理所力圖達致的目標，恰都是法治所倡導的價值追求。在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下，政府進行社會治理的創新嘗試，必須要有法律依據，依法推進。同時，網絡社會崇尚的自由、平等、正義、公平等價值訴求同樣會反饋于政府的創新治理活動，確保任何的社會治理嘗試舉措能夠做到尊重人的自由、以人為本，促進社會平等、公正秩序的形成。同理，任何借口社會治理創新而實則導致社會不公、侵害公眾安全和自由的行為都是與法治訴求背道而馳的，都不具有合法性，也不可能是真正的社會治理創新。

（三）法治為政府設置了社會治理的邊界

法治作為社會治理的方式，是集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為一體的有機統一體。社會治理創新也需要在法律框架下進行，立法為之提供了一整套制度規范；將這些法律規范具體運用到社會治理創新的實踐中，則是執法、司法和守法的協同作用。不難發現，法治為政府進行社會治理創新設置了邊界，也在很大程度上確保了社會治理的合法性和進步性。以下幾個方面體現了法治所設定的社會治理創新的邊界：第一，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權力邊界、公眾的權利和義務邊界，都有法律來規范。法律的作用機制正是通過設定和調整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來發揮的。法律通過規定政府進行社會治理的職權范圍、公眾應享有的權力應承擔的義務，為社會治理和創新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據和范圍。在法律范圍內，可以進行任何的治理新措施的實施；不能從事法律明文禁止的事項。第二，政府創新社會治理采用的程序、手段、方式亦由法律界定。法治社會，不僅政府的權力和職責范圍及公民個人的權利義務有明確的規定，關鍵對各個主體依照什么程序、采用什么方式、運用什么手段來行使自己的權力\權利承擔自己的義務亦進行了明確界定。各個主體在清楚自己的權屬和職責的基礎上，按照法定的程序、方式和手段扮演好各自在社會治理創新中的角色，才能實現法律向法治的轉變，也才能實現治理與法治的統一。第三，政府應該在社會治理創新中承擔何種責任、糾責的標準等也由法律設定。政府社會治理的主要創新舉措，若違反法律應承擔什么樣的法律責任，立法應該且能夠明確規定。綜上，網絡時代將社會治理和創新治理納入法治化軌道，一方面法治的價值目標契合了網絡社會的價值訴求；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杜絕任何濫用職權或借由社會治理創新而逾越法律底線、踐踏法律尊嚴和權威的行為。總之，法治化提供的三重邊界，為社會治理創新提供了一個安全、穩定、和諧的社會秩序。

四、網絡理政法治化的完善途徑

正如美國著名學者羅斯科•龐德所說：法律的本性要求必須穩定，但同時又不能總是靜止不變的。隨著周邊社會環境不斷的發生變化，也要求法律根據各種社會力量的博弈以及安全所面臨的新形勢不斷做出新的調整。故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立法、執法、司法、守法也要不斷的完善和修正，以適應新的社會形勢。進一步完善網絡時代政府治理的模式，破解網絡理政存在的困境，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健全對網絡的立法

首先，現有的關于網絡的法律法規太過分散，調整內容或者相互沖突或者存在漏洞，所以整合、完善、修訂已有的法律法規是當務之急。刪除已經明顯滯后的法律規定，細化立法，加強可操作性和執行性。同時，對法律空白的調整對象進行規范和健全。第二，以網絡理政為調整對象單獨制定法律。或者可以先行制定行政法規，使網絡理政做到有法可依。網絡理政作為社會治理的創新舉措，它的實施主體、客體、方式、程序、責任等基本問題都需要在法律中明確。不僅政府作為理政主體的職權范圍、義務和歸責原則應當含有，公眾的參政渠道、方式、義務等也應當被規定。因為網絡理政設計主體較多，調整對象特殊，所需調整手段也較復雜，故立法時應該加強各個相關部門的協調溝通，做到全局出發，兼顧各職能部門的管理需求，確保可操作性。摒棄責任主體多元、內容相互沖突制約的現象[5]。第三，加強監管力度，為網絡理政的實施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針對網絡虛假信息、網絡詐騙、網絡信息泄密等利用網絡平臺實施的違法行為，應該從立法上進行問責。可以借鑒金融系統對不良信用記錄的評價機制，通過專業人員或軟件對在網絡理政平臺的信息進行篩查與統計，建立信息違規糾察記錄，凡是在一定期限法律禁止性消息或欺詐性、違法性內容的，限制其權限。其次，設立舉報機制。鼓勵公眾揭露不良信息者和違法行為者。第三，對網絡平臺中傳播的低俗、偽科學等信息進行引導和警示。最后，關鍵是明確在網絡理政平臺中各方主體，特別是政府的監管職責。提升執法人員的網絡偵查能力，或者設立專門的網絡執法隊伍，對網絡犯罪行為和網絡政治謠言、偏激言論等嚴厲打擊，倡導良好的網絡文明和網絡社會公德。

（二）更新政府治理手段

在打擊網絡不良行為的同時，一定要警惕是否過度限制了公眾的言論自由、參政議政的民主權利。這需要政府在創新社會治理理念、方式時，還要創新執法手段、治理手段。最高效的選擇便是政務信息公開。無論是政府決策、還是政府行使管理權對具體行政相對人進行處分或者獎勵，都應該及時進行信息公開。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的政府努力的速度超過公眾預期。從公共安全事件的及時上報、公開，到貪污腐敗官員的打擊，都在第一時間利用網絡平臺和網絡媒體進行公開報道。政務信息公開平臺讓政府真正實現“在陽光下運行”的承諾，并且避免了公眾的知情權得不到有效保障而導致的各種猜疑、謠言、負面輿論大行其道的被動局面，綜上，政府主導的網絡理政在行使治理權時，應該兼顧兩種利益：一是國家的利益，主要是和諧、穩定、合法的社會秩序；二是公眾的言論自由、隱私權、參政議政權[6]。在上述關系中，政府無疑作為國家利益的代表和維護者處在主導地位，其掌握著決策權、管理權、資源分配權、公共服務權等，與公眾屬于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可以說行政管理抑或行政服務已經深深嵌入了公眾生活的各個方面。因為網絡信息的廣泛應用，公眾的人身權、隱私利益、自由等權益比以往任何的時代都更容易被侵犯。行政管理的輕微過錯都可能埋下嚴重的隱患。正是基于此，我們既需要創新社會治理方式，也需要法治化來為創新的治理指引方向并保駕護航，為政府、公眾在網絡這個虛擬的平臺上限定行走的空間。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對國家政治文明建設和社會治理模式帶來了重大歷史機遇和挑戰。伴隨著信息高效傳播，公眾參政議政的權利訴求、自由民主的價值追求也在迅速提升，政府網絡理政的社會治理方式注定要登上歷史舞臺。無論從網絡社會的訴求出發，還是對公權力的約束，抑或是社會治理的需要，網絡理政的法治化都是必須的，網絡理政的法治化建設更是任重道遠。

參考文獻：

〔1〕何精華.網絡空間的政府治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

〔2〕馬長山.社會轉型與法治根基的構筑.浙江社會科學，2003，（04）.

〔3〕俞可平.西方政治學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81.

〔4〕吳鵬森.論社會管理創新的理念與路徑.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03）.

〔5〕李秋芳.略論建設法治政府與推動社會管理創新的結合.人民論壇,2012，（06）.

〔6〕賈玉嬌.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目標、條件及關鍵議題.社會科學戰線，2014，（08）.

作者：郭曉紅 單位：鄭州成功財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