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經濟范文

一

在封建社會，所謂“農村經濟”，實質乃是宵(商?)業經濟。人口、土地、種植業，是構成它的三個主要因素。其中，人口是最為關鍵的。明代中國的農村經濟經過唐宋以來的長期發展和世界經濟發展大勢的剌激，有了新的發展，出現了具有深遠影響的歷史性變革。

這個變革，以王朝政策為導向，以農村人口流動為契機，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封建國家組織了規模空前的移民運動，使農村經濟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并改變了人口和土地布局。但同時又存在著大批農民棄家逃亡的嚴重現象，制約著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第二階段，由于土地兼并加劇，農民紛紛破產，出現大批流民群，最后發展成為大規模的流民起義，使農村經濟由迅速復興而陷入徘徊之中。第三階段，以東南沿海地區農民為先導，開始更新“本”、“末”觀念，自發地進行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從單一經營轉向農、工、商并舉的多種經營。從而引發了農村人口的大分化、大流動，大批勞動力從糧食生產中分流出來，從事商業性宵業和工商業活動，削弱了自然經濟的統治地位，為新的生產方式的誕生開辟了道路。并由此奠定了近現代中國農業與工商業經濟，以東南沿海地區為最發達的基本態勢。

深入研究這一時期中國農村人口流動與農村經濟變革之間的關系，對于了解農村人口流動在整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影響與作用，無疑是很有意義的。同時也有助于從歷史的角度，認識今日中國的經濟發展因何仍以東南沿海居領先地位的淵源所在。本文擬以農村人口流動為主線，結合土地利用和種植業的變化，對此做一個初步探討。不妥之處，敬希指正。

二

人口的再生與流動，是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兩個必要前提條件。沒有一定數量的人口做保證，社會生產就無法進行，而沒有人口的合理流動，社會生產就難以向縱深發展。人口流動涵容兩層意思：一是空間流動，二是職業流動。前者，是人們居住地域的變動；后者，是自身社會層次的位移（每一種流動有時可能兼具這兩種情況）。如果從人口流動的歷史價值考察，更為重要的是必須對人口流動的社會效應進行具體分析。有些流動具有積極作用，有些流動則帶有破壞性質。明代中國農村的人口流動就是這樣。

在明代初年，中國農村同時存在著兩種不同形式的人口大流動。

一種是，由封建國家統一策劃、統一組織的人口大流動，即政府移民運動。“朝廷所移民曰移徙”，這些人可以稱為“移徙”之民。

摘要：關于人口經濟學觀點對開發扶貧的啟示和影響，從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兩個角度出發，闡述了人口和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系。從正面效應的角度分析了一定的人口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動因；從負面效應的角度探討了過度的人口阻礙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尤其是膨脹的人口會對貧困地區人口與經濟協調發展產生主要障礙，最后以貧困地區為落腳點，提出適度的人口是貧困地區協調人與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關鍵詞：人口經濟學;經濟發展;貧困地區

1一定的人口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動因

人是經濟活動的主體，沒有人的存在，既不會有經濟活動的動因，也沒有經濟活動的動力，正是人的存在和人類活動，才推動了經濟不斷向前發展，才推動了人類歷史不斷向前演進。滿足人的生存和消費需要是人類經濟活動的動機和目的，它將人類經濟活動從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到復雜、從原始向現展的逐步推進。從生產角度看，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正面影響主要體現為：首先，小規模的人口制約著市場的發育和發展，不利于規模經營的采用，男耕女織是與中世紀的人口規模相聯系的，人口增長卻擴大和提高了總的需求，從而擴展了市場規模，機械化大農業和紡織業就是與當代人口規模的擴大密切聯系的。其次，人口增長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多的勞動力。在農業社會，無論是農業還是手工業，都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要增加產出，就必須增加勞動人手，就要求更大規模的人口。在當代，包括旅游業在內的第三產業基本上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沒有足夠的人口，人們就難以享受到優質的人性化服務。從另一個方面說，人口越多就意味著具有創造能力的人口也就越多，科技和經濟活動的潛能就越大。其三，如果說人口的膨脹限制了經濟增長的話，那么，勞動力的擴充則有利于產量的提高和財富總量的增長。在人口問題上，我們不能只看到口和嘴的增加，還要看到手和腦的增加，不能因為資源和環境問題而過度強調人口增長的負面影響。其四，人口與資源、環境的關系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在一定條件下，人口壓力會變為一種反壓力，正如赫希曼所認為：“社會共同體進行的阻止生活水平下降的活動，使得該共同體增加了控制環境的能力和為發展而組織自己的能力”。從消費角度看，人口增加不僅推動著生產規模的發展、組織生產體制和能力的進步，還推動生產朝著多樣化和專業化的方向發展，朝著精耕細作和節約資源的方向發展。人們不斷萌生的新需求不僅推動著科技進步和產出的提高，還會促使人們去發現新的資源，充分地利用舊資源。正是滿足人們不斷增加的多樣化消費和需求欲望，人類才在生產上有了各種發明和創造，才最終推動著生產和人類文明的進步，馬爾薩斯也曾說：“假若沒有強大的人口壓力，人類本身就不會擺脫野蠻狀況。”

2過度的人口阻礙著經濟社會的發展

伴隨人口的不斷增加，人口對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既從自然資源和環境表現出來，也從影響社會的發展表現出來。從資源環境看，它主要表現為資源枯竭、水土流失、環境污染、生態退化、生物多樣性消失等。馬爾薩斯認為，人口幾何級數的增長必然帶來糧食供給的巨大矛盾，即人糧矛盾，人糧矛盾的解決在科技尚不發達的時代既靠精耕細作也主要靠開墾荒地來解決，樹木的砍伐和草場的開辟，必然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沙漠化、石漠化、鹽堿化，可用的土地資源越來越少，生物的多樣性逐漸消失，工業化和城市化不斷推進中的土地被占用更加劇了這種危機。大量“荒地”被開墾，加上人口增加對森林做原料、建筑材料、生活用材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造成大量森林植被被砍伐，從而帶來一系列生態問題。伴隨人口的增加、工農業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淡水資源也逐漸變為一種稀缺資源，同時，大量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也加劇了水資源污染，這使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污水治理成本越來越高。礦產資源具有不可再生性的特點，人口增加對礦產資源的需求量也越來越大，大量開采和利用不僅使資源走向枯竭，而且還嚴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并可能引發礦難，經濟發展中對此所付出的代價也越來越高。能源是工業生產的潤滑劑，是人們生活中的必需品，過渡使用不僅使不可再生能源走向枯竭，而且還會造成環境污染，新能源的開發也會付出高昂的經濟成本。總之，人口的增加不僅給自然資源增加了壓力，而且還會付出高昂的環境和經濟成本，投入與產出之比越變越小。

人口增加也會從對社會發展構成巨大壓力來影響經濟發展，主要表現為：

第一，人口與人均收入。人口的快速增長不利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這主要通過三個方面對人均收入產生影響，一是加劇了人地矛盾，二是引起消費品生產成本的上升，三是家庭人口的增加使支出增加，不利于資本積累。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摘要：

長期以來，國內外學者都高度關注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目前，我國依舊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經濟實力也在這幾十年中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那么，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究竟會產生何種影響？本文以此為主題展開探討，希望能起到一定的啟發意義。

關鍵詞：

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影響；對策

1前言

眾所周知，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一直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問題，是一個國家可持續發展必須關注的重要話題。長期以來，國內外學者都高度關注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目前，我國依舊是世界頭號人口大國，經濟實力也在這幾十年中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那么，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究竟會產生何種影響？本文以此為主題展開探討，希望能起到一定的啟發意義。

2我國的人口增長概況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公報》顯示，2014年末，我國大陸總人口共達136782萬人，比上年末增加710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2.37‰，死亡率為7.16‰。從這組數據不難看出，我國人口總量依舊很大，但是增長速度開始慢慢放緩(圖1)。自進入近代之后，我國人口在某個階段內一直以較快的速度增長。據葛劍雄教授的統計，我國人口在17世紀中葉大約有1.2億人，到了1850年，增長到了4.3億人，在200年的時間內增長了3億多人，一直被視為人口增長的奇跡。我國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是新中國成立后，1949～1987年之間，我國人口從5.4億增長到了10.9億，幾乎翻了一倍。然而，在1987～2009年之間，我國人口的平均年增長率不足1%，到了2009年之后，人口增長率更是不足0.5%。據王豐、郭志剛和茅卓彥的預測，我國人口將在2025年左右達到14億人口的峰值，然后開始下降。到那個時候，我國將不再是世界頭號人口大國，這一地位會被印度取代。其實，我們不難發現，我國當前的人口增長已經進入新常態模式中，具體體現在以下幾點：一是人口增長率處于5‰左右的低水平；二是勞動年齡人口逐漸減少；三是人口老齡化進程不斷加速；四是人口素質明顯提高；五是人口城鎮化的進程快速發展。人口變化的新常態必然會對經濟發展形成一定影響。

一、研究對象、數據與方法

我國省際流動人口主要來源于中部地區。安徽省人口眾多，緊鄰長三角地區，同時安徽省內部發展差異明顯，包含了不同層次和階段的城市，可以作為研究的典型區域。由于不同區域、城市、縣(縣級市)之間的發展差距較大，為保證研究單元內部的均質性和不同研究單元之間的差異性，以縣（縣級市、地級市區）為基本研究單元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數據包括各研究單元的流動人口數據、各研究單元和流出地的經濟數據及其他相關數據。流動人口數據來自于安徽省人口計生委提供的2001-2012年全員流動人口統計報表，經濟數據和其他相關數據來自安徽省和蘇、浙、滬歷年統計年鑒。研究數據涵蓋安徽省56個縣、5個縣級市和17個地級市市區，共78個研究單元，時間跨度為12年，總體規模為936，剔除沒有統計和無效的數據，有效數據占比為95.9%。本研究主要采取回歸分析法，選取人均GDP作為反映驅動人口流動的經濟因子，為了消除量綱，采用凈流出地與凈流入地的人均GDP比值作為自變量，各研究單元跨省凈流出（入）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為因變量，通過回歸分析構建定量模型（式1-3），進而做歷史分析和斷面分析判斷經濟因子對人口流動影響的時空差異。式中，Y1、Y2分別為研究單元的跨省凈流出人口和戶籍總人口，X1、X2分別為跨省凈流出地區的人均GDP和流入地的人均GDP。若研究單元出現人口凈流入，則將其作為人口凈流入地區，其人口來源地作為人口凈流出地。

二、安徽人口省際流動特征

經過分析，發現安徽流動人口呈現以下幾個特征（一）跨省流動人口先快速增加后平穩增長，流量規模巨大就全省來看，2001年以來，安徽省人口流動趨勢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如圖1所示，2001-2004年為快速增長期、2004-2009年為穩定期，2009年以來為穩定趨降期。在快速增長期，2004年，全省流入人口、流出人口、凈流出人口分別較2001年增長37.8%、93.1%和98.9%。在穩定期，全省跨省凈流出人口規模處于1033.0萬至1076.5萬之間，各年跨省凈流出人口規模均占全省戶籍人口規模15.0%～16.5%左右，2009年凈流出人口規模超過全球140多個國家和地區①。在穩定趨降期，2009-2012年全省跨省流出規模逐年緩慢下降，跨省流入規模則緩慢上升，凈流出規模平穩下降，顯示一定的回流趨勢。

（二）人口流向相對集中，以流向發達地區為主在京津冀、滬寧杭、珠三角三大傳統流動人口匯聚地（朱傳耿、馬榮華、甄峰，2002）中，滬寧杭城市群是安徽省人口省際流動的第一流向。根據統計數據，以2009年為例，全省各地市流向江浙滬的人口比例均超過50%，長三角是吸引安徽人口流動的第一磁極，其他人口也紛紛流向經濟水平近似的京津冀地區和珠三角地區。

（三）各地區人口跨省流動差異明顯受安徽整體發展階段影響，大部分研究單元屬于人口凈輸出地，尤以皖西、皖北為主。有部分研究單元出現人口跨省凈流入，主要是合肥市區、蕪湖市區，馬鞍山市區等。在人口跨省凈流出的地區，其規模和比重均存在很大差異。2001年、2004年、2009年、2012年人口跨省凈流出規模最高與最低的比值分別為547、713、220、409倍。將各研究單元跨省凈流出人口除以該研究單元戶籍總人口得到各研究單元凈流出（入）率，2001、2004、2009、2012年合肥始終是人口跨省凈流入率最高的城市，在人口跨省凈流出的地區，凈流出率最高的研究單元與最低的研究單元的比值分別為415、568、374、351、452。以上分析表明各研究單元人口跨省凈流出（入）規模差別很大，其影響原因有兩個：第一，人口基數的差異帶來的人口流動規模的差異，稱為規模差異；第二，由于發展水平不同導致的跨省凈流出（入）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差別，稱為平均差異。關于規模差異的研究已比較廣泛，本文重點研究平均差異。

三、經濟因子對安徽人口省際流動的影響

（一）經濟因子對人口省際流動的基本影響人均GDP是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中衡量生活標準的關鍵指標之一，較好地體現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質量。流出地較低的人均GDP是人口流動的推力，流入地較高的人均GDP是人口流動的拉力，利用流出地與流入地人均GDP之比可表達影響人口流動推拉力的合力（下文用X表示人均GDP比值）。同時歷年各研究單元凈流出率反映了各研究單元的省際流動差異（下文用Y表示各研究單元凈流出率）。通過對2001-2012年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反映X和Y的回歸模型中確定系數R2最大的為指數模型（見圖2），R2為0.883，F統計量為3809.755，顯著性水平為0.000，回歸方程為：方程表明，各研究單元凈流出率隨著人均GDP比值的提高而呈指數形式降低，當X=0時，亦即研究單元人均GDP為0時，Y=1，表明人口全部流出，當X趨向1時，亦即研究單元人均GDP與流入地相等時，表明各研究單元凈流出率趨向0。

一、文獻回顧

2000年，中國正式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7%;而到了2013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高達9.7%，人口老齡化速度在進一步加快。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但繼續發展下去所產生的沖擊將不亞于全球化、城市化、工業化等人類歷史上任何一次偉大的經濟與社會革命。〔1〕一些人口老齡化比較嚴重的國家，比如日本和西歐，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或經濟衰退問題。〔2〕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更有著特殊性。一方面老年人基數大、發展速度快、高齡化、空巢化趨勢顯著;另一方面區域分布不平衡，不同地區進入人口老齡化的時間跨度較大，比如早在1988年，以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為代表的東部地區已進入老齡化，相比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進入老齡化的時間至少早了二、三十年。〔3〕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勢頭很可能會受到人口老齡化的巨大沖擊，人口老齡化給中國帶來的挑戰越來越緊迫。〔4〕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區域經濟增長已經出現空間集聚現象。

關于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多數學者認為，人口老齡化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6〕，而少數學者則認為人口老齡化可以通過資本積累促進經濟增長〔7〕，還有一些學者認為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具有雙重效應〔8〕，或者得出了一些其他結論，比如鞏勛洲、尹振濤(2009)認為，人口老齡化給一國的經濟增長帶來了很多不確定性，他們認為人口老齡化未必使得經濟增長速度放緩〔9〕，但彭希哲、胡湛(2011)的觀點是，在經濟領域，人口老齡化會對儲蓄、稅收、投資與消費、社會福利體系、勞動力市場和產業結構等形成沖擊。〔10〕從現有成果的研究維度考察，多數學者在研究過程中都只考慮了時間單一維度。然而大量的經濟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表明: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并非相互獨立，而是相互影響的，各經濟體之間存在一定的空間相關性，表征各經濟變量的數據不能被看作是從獨立同分布的同一總體中產生的〔11〕，如果僅僅假定數據具有空間勻質性，忽略其空間依賴性或空間自相關特征，其研究結論的準確性會受到很大影響，也很難有說服力。為此，本文打破既有計量分析的研究局限，將空間權重納入計量分析模型，利用2000－2013年中國31個省級區域的空間面板數據，就中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研究，以期為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科學合理地制訂人口發展政策，保持經濟平穩增長提供科學依據。

二、將空間因素納入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問題分析框架的邏輯

經濟增長是一國或區域內一定時期產品和服務總產出的增加，它既可以用國內生產總值也可以采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POP來測算。若采用前者，則應保持GDPt＞GDPt－1，否則意味著無增長;若采用后者，則應保持GDPt/POPt＞GDPt－1/POPt－1。這一測量方法與人口總量和結構的變動有著密切關系，如果GDP的增長率≦POP的增長率，同樣意味著無增長，而人口總量和結構變動的一個重要指標是老年人口占比。因此，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是有重要影響的。關于人口老齡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他將人口經濟問題歸結為人口與生產資料之間的關系，但最初的馬爾薩斯人口論并沒有考慮資本具有再生性的問題。其后，伴隨著西方國家紛紛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學者們從不同角度研究了人口老齡化影響經濟增長的原因，這些研究主要側重于新古典增長理論、生命周期假說和人口紅利理論。1956年，經濟學家索洛首次將技術進步視為外生的，提出了著名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并且證明了產出(Y)取決于資本(K)、勞動(L)和技術發展水平(A)，其生產函數的形式為Y(t)=F(K(t)，A(t)L(t))，其中，t代表時間。但ClarkandSpengler(1980)摒棄索洛模型的外生固定假設，認為，經濟增長依賴于勞動力資源，處于青壯年的勞動力人口和接近衰老時期的勞動力人口，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有明顯差別。

而Thorndike(1940)從人類心理行為角度研究發現，勞動力人口進入45歲或50歲以后，盡管有較為豐富的經驗，技術熟練，但隨著年齡上升，體力和記憶力逐漸衰減，從而影響從事生產勞動的速度、敏捷程度和質量。1954年，經濟學家莫迪利亞尼與布魯伯格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說，認為個體是以生命周期內效用最大化為原則的，個體會綜合考慮終生的收入，將一生的消費與儲蓄進行跨期最優配置。在年輕時考慮未來收入會增加，消費超過收入，形成負儲蓄;在中年時，考慮償還年輕時的債務和未來養老，收入超過消費，形成正儲蓄;在老年時收入減少，消費又超過收入，形成負儲蓄〔14〕，所以，人口老齡化能夠影響社會的總消費和總儲蓄，進而對經濟增長造成不利影響。由于該理論存在假設條件缺陷，如儲蓄無利率、生命周期與預期壽命的確定性等，因此影響了理論的解釋力。1998年，DavidE．Bloom與JeffreyG．Williamson提出了人口紅利理論，認為“人口撫養比的下降，勞動年齡人口充分供給以獲得較高儲蓄率形成的人口紅利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源泉”。

2007年，RonaldLee與AndrewMa-son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第二次人口紅利理論，認為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延長與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年輕人在應對老年時期的危機時會增加新的儲蓄動機，在工作期積累資本，從而促進經濟增長。〔16〕不難看出，考慮時間因素研究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影響問題的文獻非常普遍，但是卻忽視了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在時間與空間維度上同時發生的。從空間維度看，不同經濟體在全球化背景下，其國家或地區之間的經濟已經形成相互聯系，通過勞動、資本和技術等要素流動(包括流動總量、方式和程度等)以及產品和服務貿易等對經濟增長產生著重要作用。由于勞動力要素流動與其質量和數量的變化有關，而影響勞動供給數量和質量變動的因素很多，包括人口總量、自然增長率、年齡結構和勞動力文化素質的變化等，以及一個重要指標———老年人口占比，因此，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一個空間現象，某一地理空間區域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與鄰近的地理空間區域具有空間上的依賴性。將空間因素納入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問題的分析框架，能使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及其結論更具有準確性和說服力。這是本文將時間與空間多維度結合進行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論依據。

三、空間計量分析

一、人口素質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

歷史發展證明，物質資源的缺乏并不能阻止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的發展，但是如果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人口整體素質較低，那么它將有可能永遠處在貧窮與落后。當前世界中有許多發達國家所擁有的自然資源都比我國更加短缺，但是他們將國民財務的挖掘與生產重點著眼于人口素質的提升方面，從而創造了巨大的財富，這也證明人口素質在經濟增長中占有決定性的地位。在當今的知識經濟時代，經濟的發展需要以知識為基礎，換而言之，對知識的獲取、應用、發展以及創新決定著各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高度，所以人口素質決定著一個國家和地區科技的創新以及經濟的發展，對于我國而言，實現人口素質的提升、推動人口素質結構的改善已經成為了一個緊迫而現實的戰略任務。在我國經濟增長中，高素質的勞動者是最為寶貴的生產要素，所以為了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就必須要求勞動者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同時，與經濟增長相適應的是人口的質量而并非數量，所以從我國的實際出發仍舊應當對人口數量進行控制，并對人口素質進行提升，從而更好的發揮出人口素質在推動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

二、人口素質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一）人口素質的提升可以推動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首先，人口素質的提升能夠推動科技的進步以及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外延式擴大再生產轉變為內涵式擴大再生產，從而有效的增強產品競爭力并實現經濟效益的提高；其次，人口素質的提高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知識更新速度，從而將更多的知識轉化為生產力。只有重視人口素質的提升，才能夠實現知識存量的遞增，才能夠培養具有管理能力的企業人員和高素質的勞動群體，從而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革新。另外，人口素質的提升能夠轉變消費模式。在人民文化素質提高的基礎上，人們的生活水平也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從而實現人們生活方式的轉變并使人們的消費結構更加合理。在此基礎上，人們對環境資料以及發展資料的需求不斷增加，這將推動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并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與調整。同時人們的消費需求改變能夠為商品生產提供導向作用和動力，從而優化生產布局、結構與規模，促進生產的兩性運行以實現經濟的增長。

（二）人口素質的提升可以推動經濟結構的優化與調整人口素質的提升能夠推動社會企業產業結構向以技術為導向的方向進行轉變。技術進步是產業結構發展與革新的直接影響因素，而影響技術進步的深層次原因在于人口素質的提高。無論是18世紀的工業革命還是20世紀計算機、生物工程以及航天技術的發展，都和人口素質的提高具有緊密的聯系，所以人口素質是技術發展的第一推動力，它能夠在推動技術以及科學發展的基礎上促進社會資源配置優化以及產業結構發展革新，這一點作用不僅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做出著重要貢獻，同時對可持續發展經濟的實現以及健康運行具有重要的意義。另外，人口素質的提升能夠推動區域結構優化與調整。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構建城鄉一體化發展體系、實現東西部優勢互補與協調發展是重要的經濟發展戰略，同時也是我國區域經濟結構優化和調整的主要內容與最高層次，這要求西部人口、農村人口素質以及素質結構能夠得以改善，從而適應西部經濟以及農村經濟的發展要求，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并實現農民收入的增加，從而進一步縮小城鄉經濟差距、東西部經濟差距以及客觀存在的社會貧富差距等，這對于社會穩定以及和諧社會發展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三）人口素質的提升可以實現對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人口素質的提升對于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實現人口素質的提升，可以提高人們對資源進行廣泛利用的能力，從而避免經濟增長對不可再生資源的過度依賴。同時通過提高人口素質可以推動科技的創新，并在此基礎上對資源進行充分利用、減少對自然資源的破壞性開發以避免資源的浪費與流失。只有在掌握先進技術和較高文化素質的基礎上，勞動者才能夠提高對不可再生資源的回收率，從而實現單位產品對資源以及能源消耗量的降低，實現資源與能源利用率的提高，進而讓有限的自然資源創造出更多的社會財富以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另外，人口素質的提升有利于開發出替代資源，這是解決我國資源短缺問題的有效途徑，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先決條件是具有較高文化素質的勞動群體，所以從我國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方面來看，提高人口素質具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與戰略意義。（本文來自于《統計與管理》雜志。《統計與管理》雜志簡介詳見）

三、提高我國人口素質的策略

（一）對義務教育成果進行鞏固，對職業教育發展進行強化我國所實行的九年義務教育對提升我國人民整體文化素質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一些經濟落后地區，由于經濟條件制約或者人們思想意識的制約，九年義務教育效果并不理想，而鞏固九年義務教育成果是提升我國人口素質的必要途徑，所以政府部門應當強化義務教育宣傳，同時針對經濟落后地區的教育經費、教育設施以及教育人才等實際問題制定傾斜政策，促進這些地區九年義務教育質量的提升。另外，我國學生以及學生家長在升學階段更強于選擇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而對職業教育的關注十分缺乏，這導致了應屆畢業生存在素質單一、實用技術欠缺的現象，很難滿足社會發展需求。所以政府部門應當堅持強化職業教育發展的政策引導，通過資金投入傾斜以及就業政策傾斜來提高職業教育吸引力，從而在實現人口素質提升的基礎上培養應用型人才并緩解社會就業壓力。

1區域概況

福州市位于福建省東部沿海、閩江下游，地處閩東山地東部和閩東南沿海丘陵平原北部，地勢從西向東傾斜，閩江流貫中部后注入東海，北緯25．27°～26．65°、東經118．38°～120．52°，面積12152．5km2，與臺灣隔海相望，是福建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又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著名的港口商貿城市和沿海開放城市．現轄福州市區，福清、長樂2市，閩侯、連江、羅源、閩清、永泰、平潭6縣．

2重心及分析方法

重心的概念源于力學，是指物體各部分所受重力的合力的作用點．運用于社會經濟活動中，是指在區域空間上存在某一點，在該點前后左右各個方向上的力量對比保持相對均衡［8］，決定重心的因素有兩個方面：各地的地理位置和屬性量值．假定各行政區中心城市地理位置不變，那么重心的變化就反映了所代表的屬性的變化．由于各個區域經濟、各產業發展的速度與水平不同，且在年際間存在著較大的差別，任何一個區域經濟、產業的發展變化都會影響到經濟、產業重心的變化，即經濟、產業重心處于一種不斷變化的狀態．當某種屬性的重心出現移動時，移動方向就指示了某種屬性的“高密度”部位，偏離的距離則指示了非均衡程度．本文以1988—2009年福州各縣市年末人口、GDP及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產值的數據，計算出其重心坐標、遷移方向及移動距離．

3人口重心遷移

在公式（1）中，取Pi為統計單元人口，采用1988－2009年各縣市年末總人口數據．計算人口重心的空間位置，同時將各年人口重心坐標代入公式（2）和公式（3）中，計算人口重心移動方向與距離（圖1）．

3．1人口重心偏離幾何中心

福州市的幾何中心（東經119．17008°，北緯26．05386°）位于閩侯縣上街鎮西部中美村附近．自1988年以來，福州市人口重心一直位于東經119．17008°以東、北緯26．05386°以南的區域，大大偏離其幾何中心，人口重心與幾何中心的最近距離約20．47km，最遠距離約21．15km，說明這段時期福州市人口分布呈現不均衡性，人口密度東部高于西部，南部高于北部．這主要是由自然條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等原因造成的、福州市位于福建省東部沿海，東瀕東海，整個福州市的東部、東南部地勢較為平坦，而西部、北部多為山地，同時福州市沿海一帶在改革開放之后經濟發展迅速，城鎮化水平較高，人口密度也大，如歷年來福州市轄區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1／4左右，福清市則約占1／5，而福州市的鄉村人口主要分布在西部、北部，導致了人口密度東部高于西部，南部高于北部，人口重心較幾何中心往東南方向遷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