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教育的主體職能博弈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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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博弈論視角觀察，理工科高校知識產權教育實施過程中存在政府與高校的利益沖突與博弈，并進一步厘清博弈雙方的主體職能和利益關系。未來應通過加強知識產權教育的價值認同、健全知識產權教育的利益激勵機制以及建立知識產權教育的雙向監督機制，實現雙方在尊重彼此利益和價值取向框架下的主體職能優化和良性互動。

關鍵詞：

政府；理工科高校；知識產權教育；主體職能；博弈分析

黨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在科技競爭日趨激烈和社會群體多元流動的大背景下，大力推進理工科大學知識產權教育是提高學生綜合素質和建設高水平大學的重要途徑，也是提升我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必然要求。基于利益和觀念差異，不同教育主體在知識產權教育實施過程中存在價值取向和主體職能的沖突，政府作為高等教育公共利益的代表，著眼于知識產權教育的長遠發展問題，而理工科高校要實現自身辦學效益的最大化，更強調知識產權教育的短期效益，應正視二者之間的利益沖突，促使雙方在合作博弈的狀態下做出最佳的策略選擇。

一、政府與理工科高校的知識產權教育主體職能

從廣義上說，高校知識產權教育可分為專業教育和普及教育。本文研究的理工科高校知識產權教育主要是普及教育，即以專業知識為背景，向理工科高校非法學（知識產權）專業學生普及和傳授域內外知識產權創造、利用、保護等方面的知識，培養受教育者的創新思維和創造能力，提高受教育者知識產權法律知識儲備、專業技能素養和實務操作能力，充分實現受教育者綜合素質全面提升的教育實施過程。從定義可以看出，教育實施主體是理工科高校，教育內容是知識產權法律知識，受教育者是理工科高校非法學專業學生。知識產權教育實施過程實際上包括政府、理工科高校、教師以及大學生的主體職能和利益分配。本文僅對政府和理工科高校的主體職能和博弈策略進行探討。

（一）現有知識產權教育實踐與研究現狀2008年國務院頒布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提出到2020年，把我國建設成為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和管理水平較高國家的目標，并明確提出要將知識產權教育納入高校學生素質教育體系。［1］在《深入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中，進一步提出將知識產權內容納入學校教育課程體系，建立若干知識產權宣傳教育示范學校，將知識產權內容全面納入國家普法教育和全民科學素養提升工作。［2］在這種大背景下，各理工科高校紛紛在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中將知識產權作為選修和必修課程，在普及知識產權法律法規、深化知識產權教學內容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努力，使知識產權教育逐步成為理工科高校高等教育發展的又一新領域。然而較之日新月異的教育發展實踐，支撐知識產權教育的理論研究卻相對薄弱。筆者對中國知網（cnki）收錄的相關文獻進行了初步統計，結果顯示：從2007年至2014年在教育類期刊及各種綜合性學術期刊上發表的、以“知識產權”及“教育”為關鍵詞（精確匹配）的學術論文總共有1040篇，分年度統計情況如圖1所示。其中，2014年為最高峰，論文達163篇。從這些論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學者的研究關注點主要集中在知識產權教育現狀、知識產權教育原則、中外知識產權教育比較、知識產權教育與知識產權文化關系等方面，沒有觸及知識產權教育各主體利益調整和職能優化等根本性問題。

（二）政府的知識產權教育主體職能理工科高校的知識產權教育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政府作為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其主體職能包括知識產權教育管理職能、知識產權教育分配職能、知識產權教育監督職能和知識產權教育宣傳職能（如圖2）。其主要在宏觀層面上推進知識產權教育的實踐與研究，并建立相應的專門教育行政機構統一行使規劃和管理職能。在科學管理的基礎上，一方面綜合考慮各理工科高校科研實力、師資力量等因素，構建合理的知識產權教育利益分配機制，尤其在科研經費和教師薪酬上對中西部理工科高校予以重點扶持；另一方面建立強有力的知識產權教育監督機制，從教育經費劃撥、教師隊伍引進、教學計劃制定、教育效果評價等方面建立完整的由中央到地方理工科高校的知識產權教育監督機制。還要以新聞媒體支撐、社會公眾廣泛參與的形式，建立多元知識產權教育宣傳體系，提高全社會對知識產權教育的認知，推動知識產權文化建設和宣傳，藉此擴大知識產權教育的普及程度。

（三）理工科高校的知識產權教育主體職能作為知識產權教育的組織者和實施者，理工科高校在政府的政策指引下為大學生提供優質的專業技能教育和知識產權素質教育，其主體職能包括提升辦學理念、加強師資隊伍、改善教學條件、優化專業建設（如圖3）。理工科高校工程技術專業門類齊全，在知識產權教育實施過程中，必須針對社會的實際發展需求，樹立專業教育與知識產權教育相結合的理念；加大高層次知識產權師資的建設引進力度，搭建知識產權學術交流平臺，使知識產權的教學研究能夠與國際先進理論接軌，提升知識產權教學水平；建設知識產權校內和校外實踐教學基地，豐富知識產權圖書資料和數據庫資源，利用互聯網開辦知識產權遠程教育，加大知識產權教學經費投入，不斷改善教學條件；在教學體系建設方面，應根據不同專業類別制定靈活多樣的知識產權課程教學大綱，設置差異化的教學內容，改進教學方法，為國家培養專業技能過硬并兼具知識產權素養的創新型、復合型人才。

二、政府與理工科高校知識產權教育主體職能行使的一致性與沖突性

（一）知識產權教育主體價值目標的一致性博弈論（gametheory）以數學分析的研究方法為基礎，在利益相關者相互競爭及策略選擇領域被廣泛應用，它要求在特定環境、限制規約、不完全信息前提下，博弈方通過比較實現自身的合理期望與最優選擇。從某種意義上說，理工科高校知識產權教育的本質就是作為利益主體的政府和高校的職能發揮與利益博弈。如前所述，政府以政策制定者和教育經費投入者的角色體現其知識產權教育主體職能，而高校作為在政府提供的資源環境下受調控管理的辦學者，與政府形成了一種“主與從”“一對多”的博弈。［3］存在著博弈論中所指稱的“委托關系”，政府的知識產權教育政策目標通過理工科高校的教育實踐得以實現。毋庸置疑，在教育實施過程中，政府和理工科高校都以實現自我利益最大化為價值目標，但教育本身的公共屬性，要求各方在合作博弈狀態下實現目標統一和利益均衡。正如人類學家布朗所說，“對于任何一種活動來說，它的功能就是指在社會整體生活中它應承擔的角色，因而也是它對維持結構的連續上所起的作用。”［4］作為博弈方中利益牽連最為緊密的政府與理工科高校，應承擔其在知識產權教育領域的共同價值功能———知識產權教育的發展應符合培養創新型人才、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需要。從這一點來說，博弈方在價值目標上是一致的，這也是雙方合作的基礎。

（二）知識產權教育主體利益取向的沖突性不可否認，由于利益主體的“自我逐利”本性，委托方與受托方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驅動追求，其利益訴求并非完全一致，政府和理工科高校在知識產權教育實施過程中的潛在沖突在所難免：政府推進知識產權教育的利益訴求在于提升國家的科技競爭力，提升全民的整體素質，作為委托方的政府自然希望受托方的理工科高校在具體的知識產權教育實踐上始終與政府的利益訴求保持同步，這是一種長遠期望；而學校作為受托方，則更傾向于在委托方的政策體系內投入盡可能少的師資、財力、設備，取得自己的最大收益，這是一種短視博弈期望。由于政府在知識產權教育資源配置上的壟斷性，政府與高校存在一種主從關系，“主與從”的博弈規則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5］知識產權教育的實質是政府對高校的長遠期望收益和高校短視收益的博弈選擇，在這種主叢關系并存、長短利益沖突的框架下，博弈雙方都有自己的策略選擇。從知識產權教育投入的人才產出預期來看，政府的預期在于培養高素質的創新型人才，這是一個漸進的長期過程，而高校則往往將知識產權教育投入與學生就業率等短期指標結合起來。如果政府選擇重視知識產權教育，加大教育經費投入，理工科高校可利用新增經費聘請專業師資、添置教學設施來加強知識產權教育，但新增教學投入如果在短期不能產生收益，對提高就業率不產生顯性影響，甚或因偏重知識產權教育、相對忽視專業教育而降低就業率，則高校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將落空。基于此，高校可能不會切實實施政府的相關政策，落實知識產權教育專項投入，最終會選擇弱化知識產權產權教育；這種弱化趨勢將不能實現政府的長遠利益目標，進而導致政府趨向于減少知識產權教育經費投入，最終選擇輕視知識產權教育。從知識產權教育投入的科技成果產出預期來看，政府希望具備知識產權素養的人才創造的科技成果直接轉化為社會生產力并產生效益，這是一種整體利益考慮，而高校則更偏向于具備知識產權素養的人才創造的科技成果能夠提高自身科學研究水平和學術影響力，二者存在一定差異。如果政府選擇重視知識產權教育，加大教育經費投入，而高校著重考慮自身提高科學研究水平的利益需求，怠于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使科研成果的轉化率和社會效益過低，政府開展知識產權教育的整體利益期望就無法更好實現，政府可能會進而選擇輕視知識產權教育，減少教育經費投入；這種輕視趨勢最終將損害高校提升科學研究水平的利益目標，導致高校選擇弱化知識產權教育。

三、政府與理工科高校實施知識產權教育的博弈策略分析

根據博弈論，“一種制度（體制）安排，要發生效力，必須是一種納什均衡。否則，這種制度安排便不能成立”。［6］隨著創新型國家建設和知識產權事業的推進，亟需一大批創新型、復合型人才，知識產權教育理應越來越受到重視。作為博弈雙方的政府和理工科高校，在知識產權教育價值目標一致性與利益取向沖突性并存的情況下，都必須慎重選擇博弈策略。假設政府部門g作為知識產權教育利益博弈與沖突的核心，享有強大知識產權教育行政權利和教育財政投入的職能，尤其是制定博弈規則的權力，其作為完全理性的參與者在階段博弈中可采用的策略包括：重視知識產權教育A和輕視知識產權教育R，可行的策略空間為Sg＝｛A，R｝。處于從屬地位的理工科高校u存在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短視博弈，很難就利益歸屬和行動目標與政府達成一致，策略與行動具有分散性和臨時性的特點，其作為利益博弈參與者可采用的策略包括：加強知識產權教育B和弱化知識產權教育P。設政府在實施知識產權教育時的期望收益是具有知識產權素養的創新型人才和科技成果的高轉化率，為此須向高校投入基礎知識產權教育經費I，高校為彌補經費不足而向政府申請的與知識產權教育相關的其它投入為E（包括政府的科研項目經費、科技成果轉化的稅費減免等），高校知識產權教育產出收益（包括創新型人才的貢獻、科研成果轉化的社會效益等）中讓渡給政府的份額為T。這種情形下雙方的支付矩陣為：該式表示，如果高校加強知識產權教育的概率大于I／（T＋I＋E），則政府的最優選擇是重視知識產權教育；如果高校加強知識產權教育的概率小于I／（T＋I＋E），則政府的最優選擇是輕視知識產權教育；如果高校加強知識產權教育的概率等于I／（T＋I＋E），則政府隨機地選擇重視知識產權教育或輕視知識產權教育。此處存在博弈論中的一個混合戰略納什均衡：A＇＝（I＋E）／（T＋I＋E），B＇＝I／（T＋I＋E）。圖4所示的博弈矩陣表明，政府與高校實行知識產權教育政策博弈的納什均衡與I、T、E有關。在高校選擇加強知識產權教育的前提下，政府投入的基礎知識產權教育經費I越多，其他投入E越大時，政府選擇重視知識產權教育時的概率為A＇＝（I＋E）／（T＋I＋E）也就越大；在政府選擇重視知識產權教育的前提下，政府投入的基礎知識產權教育經費I越多，高校選擇加強知識產權教育的概率B＇＝I／（T＋I＋E）也就越大。對于理工科高校而言，當知識產權教育經費越多，其開展知識產權教育的主體意愿性就越強烈，知識產權教育的內容也就越豐富，由此帶來創新型人才的素質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提升，政府的收益也隨之增加，從而激勵政府加大知識產權教育的投入力度。因此，在綜合分析和權衡之下，政府更愿意重視知識產權教育并推動高校加強知識產權教育。

四、優化政府與理工科高校知識產權教育主體職能的對策

如前分析，政府的最優策略是重視知識產權教育，高校的最優策略是加強知識產權教育。結合當前理工科高校知識產權教育實施的實際情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來緩和政府與高校存在的利益沖突，促成雙方的長遠利益目標達到內在一致。

（一）加強知識產權教育的價值引導，提高博弈雙方的科學認知就知識產權教育實施過程而言，政府與理工科高校之所以產生沖突在于其都專注與追求自身的價值目標，而容易忽視他方的利益訴求。從短期來看，博弈方可能選擇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從長遠來看，應該尋求共同價值認同，即促進人才綜合素質的提升和提高國家科技競爭力。為此，政府應大力弘揚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細化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行動計劃，通過各類媒體更廣泛地宣傳和普及知識產權政策法規，介紹和推廣其他國家在全面提高學生知識產權綜合素養方面的先進經驗，使全社會清楚地認識到實施知識產權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理工科高校要凝聚價值認同，積極貫徹政府知識產權教育的方針政策，鼓勵教師學習和接受知識產權教育的新方法與新理念，踐行為國家培養高素質人才的崇高使命，提高理工科高校師生尊重創造、尊重知識產權的意識。

（二）強化知識產權教育的利益激勵機制，協調博弈各方的利益關系由于知識產權教育本身存在高校個體利益與政府社會公益的矛盾，政府與理工科高校必須相互尊重彼此的既有利益，應在重視主體教育公平的基礎上，強化知識產權教育激勵機制，協調博弈雙方的利益關系。首先，從政府的知識產權教育投入來看，要對理工科高校作為博弈方的現實利益需求進行綜合考慮，增加理工科高校知識產權基礎教育資源經費投入，加強與知識產權教育相關的科研項目資助，加大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稅費減免力度，構建高校完整科學的知識產權教育投入體系；其次，從高校在知識產權教育具體實施過程的利益分配來看，要考慮到包括教師、學生在內的理工科高校知識產權教育相關利益方的訴求，合理分配知識產權教育經費投入，把資金投入重點轉向改善教師教學條件、引進知識產權教育專家、更新教學設備、建設實踐教學平臺等方面，以科學的利益分配機制引導和調動高校師生實施知識產權教育的積極性，確保受教育者接受高質量的知識產權教育；最后，從高校知識產權教育產出收益來看，將創新型人才的社會貢獻、科學研究的理論水平、科技成果的產業轉化等納入知識產權教育的產出指標體系，最大限度地提升知識產權教育經費投入的產出效益。

（三）建立知識產權教育的雙向監督機制，加強博弈雙方的行為約束在政府與理工科高校實施知識產權教育的委托關系中，如果政府對高校的監督管理疲軟，高校極有可能從自身利益出發不完全遵循政府關于知識產權教育的利益目標；同時，如果政府委托不明可能造成受托高校利益受損，因此必須建立知識產權教育雙向監督機制，加強博弈雙方的過程監督。就政府方而言，要把市場經濟的價格、供求、競爭等機制適度引入高等教育領域、引入高校，［7］將理工科高校知識產權教育作為一個教育子系統進行監督，對知識產權教育政策的切實執行和教育經費的合理使用及時監督、及時反饋、獎懲結合，對高校實施知識產權教育的教學理念、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具體環節進行全面審核；就理工科高校而言，在實施知識產權教育的過程中也要尊重教育規律，保持教學特色及獨立性，及時掌握學生的現實需求和教師的專業意見，理性審視政府提出的知識產權教育階段性政策措施，對不符合教育規律的政策目標予以諫諍，并督促政府對不合理的知識產權教育政策進行反省和修正。最終在政府和理工科高校的動態博弈與雙向監督中實現知識產權教育的良性發展。

作者：王宇紅 冶剛 單位：西安理工大學 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