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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宗教信仰為突破口,從政治文明建設的范疇進行引導轉化,是穩定社會秩序、保障執政安全的有效途徑
宗教自其誕生之日起,便架構起合理性的解釋力,制定了組織的規約儀式和行為準則,要求信眾依照戒律而行,調控與統攝著信眾間的繁縟關系,也發揮著引導信眾的信仰導向作用。宗教的教規教律對于其信徒來說,是具有絕對的不容置疑的至上性,“一個皈依宗教的信徒,凡事都得按宗教的教義和戒律來行動。任何與之相背離的言行都被視為褻瀆與叛變,并常常在違規者的心中引起深重的罪感與懺悔。違背這些戒律,不惟要受到譴責,而且還要受到懲罰,嚴重的還會被逐出宗門”[2]。于宗教徒而言,宗教信仰具有神圣的敬畏感,因而更加堅定了他們的虔誠性。宗教教規作用的發揮,不僅僅依靠宗教組織強制性的規約,更主要在于信仰者對宗教的神圣性及其預言性的堅定信仰。現代社會學家也普遍認可宗教具有社會整合、社會控制與心理調適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對社會政治、社會生活、社會秩序產生較大的影響。宗教信仰作為宗教信徒共同的價值觀和世界觀,超越了世俗社會階層、身份的限制,使得信徒自覺自愿地放棄自我愿望而皈依群體目標,形成認識的融合而消解了異體的爭端,構成和諧的共同體,維系社會秩序的齊整。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國家,主要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五大宗教,另外還有一些不成體系的民間宗教和具有宗教性質的民間信仰。這些宗教信仰大多與社會主義價值觀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與主流意識有著相似之處,在維持與穩定社會秩序,保障執政安全方面成為重要的支持力量。如基督教所倡導的“愛人如己”的教義、伊斯蘭教“行善止惡”的律條,佛教的“慈悲”觀,在客觀上宣揚了公正、平等的思想和遵守法規戒律的行為規范,與社會主義法制文明所倡導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遵紀守法的行為準則相一致,可以維護社會秩序的和諧,促進社會主義的法制建設,提升社會主義的文明程度。佛教所倡導的“寬忍”、道教所言“貴生”、伊斯蘭教所謂“中道”思想,都體現著包容、仁愛、公正等理念,可以提醒信徒自覺約束自己,減少及不去損害他人和社會的行為。盡管宗教信仰與法律道德并不等同,但這樣的信仰在謀求合作的過程中逐漸產生行為的規范,這樣的規范作用于社會,進而演化出具有法律效力的習俗,從而使社會秩序通過人的社會化得以制度化?!白诮滩粌H是制度的基礎,其就是一切制度的代表。一方面當某種制度未成型時,宗教行使著制度的具體的職責;另一方面宗教通過這一功能成為制度產生的基礎之一。”
宗教正是通過這種信仰的力量而完成了對信眾的精神改造,使之自覺自愿地遵從于宗法的約束與支配,形成有序的社會。這種井然有序的宗教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相契合。政治文明可以將宗教的“他律”引導轉化為公民的自覺“自律”,借此調節人們的行為,將宗教信仰納入政治文明的范疇,以利于維持與鞏固社會秩序。在多次講話中都曾指出當前部分黨員存在著“信仰的缺失”。其實,這不僅僅是黨員存在的問題,當前的許多民眾都存在著“信仰的缺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國民經濟快速發展,但是精神信仰卻急速滑坡,金錢成為主導的價值觀,進而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社會的秩序,尤其是精神世界的秩序。宗教以特定的神圣的觀念將不同身份的民眾整合起來,組成一種特殊的社會團體,以其對超自然的崇拜以及各種精神祭祀的信仰,增加了信眾的敬畏感和威懾力,提高他們尊崇規則的自覺性,進而增強社會的穩定性。對此特殊信仰加以正確的引導,將其恰如其分地納入到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大潮中,建立起宗教的統一戰線,可以增強社會秩序的安定,為維護黨的執政安全提供政治保障。
二、以宗教道德為導引線,從精神文明建設的領域進行協調提升,是穩定社會秩序、保障執政安全的可行方式
宗教是與其他社會意識形態密切聯系而存在的精神文化現象。在宗教發展史中,宗教道德作為宗教價值觀的集中體現,也是宗教的立教之本。宗教道德是宗教權威用宗教方法論證,借助于“神”的思想、觀念、道德、倫理、戒律等,構建出的與其教義相吻合的價值體系,并以此來制定和約束人們的行為規范。宗教道德是“將社會中形成的道德以及社會的其他一切基礎加以神化”[4]??梢哉f,宗教道德其實是在世俗道德的基礎上廣泛而普遍地接納了社會道德的基本內容加以神化而形成的價值體系。這樣的價值體系,因為具有較強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而易于為廣大群眾所接受。宗教道德在宗教世界中規范著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約束著宗教信徒的行為,保證著宗教體系的和諧圓融。如佛教中的“五戒”、“十善”、“十惡”,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關系,對待外物的視之若己,體現了尊重生命、敬畏自然的道德內涵,基本上是道德修養的問題。基督教中“摩西十誡”的后五誡:不可殺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證陷害人;不可貪戀別人妻子和財物。這些戒律以宗教契約的形式告誡世人,應該在自己內心世界里面,確立起遵守律法的信念。而遵守律法本身,就是作為道德的擔當,是道德的責任。道家提倡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善人如水,利人一切”、“返璞歸真”、“清心寡欲”等理念,從維護人倫和諧的關系,教化人要誠實守信、抑惡揚善,行善積德、助人為樂;同時應適當節制個人欲望,不為外物所累,不為欲望所煩,在客觀上實現了個人道德修養的完善。當代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深水區,在多元文化的沖擊下,傳統的精神、道德、價值觀念受到質疑,甚至在悄悄地嬗變與重組。人與人的危機、人與自然的危機、人與社會的危機、國家與國家的危機層出不窮。人們常常在紛擾喧囂中迷失了自我,或者在快節奏的生活壓力下困惑猶疑,更有甚者被仇恨的怒火沖昏了頭腦鋌而走險,帶來社會秩序的失衡。當然,這樣的失調、紊亂現象是現代多元思潮不平衡發展的歷史必然性,這也給傳統的思維模式和思想理念帶來了挑戰與危機。因此,在社會轉型期對傳統文化的揚棄與創新,正是精神文明建設所承擔的歷史的當然責任。宗教道德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信仰,其中所承載的倫理道德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一定的層面上存在著共通性,是架構精神文明建設的一個強有力的推動因素。當然,宗教道德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之間也是存在著一定差異的。如何看待和引導這種差異,是處理宗教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
只要宗教道德在其精神取向上能夠與當代核心價值觀保持同向性,能夠服務于社會建設的大局,借助于宗教道德中靈悟守心的精神教義和價值信念以及由此而呈現出的個人修養和社會道德,來引導、激勵和提升當代社會世俗倫理的健康發展,對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穩定,能夠起到一定的慰藉作用,也是保障執政安全的可行方式。當然,借助于宗教道德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并不是完全依賴于宗教。宗教文化中畢竟存在部分唯心主義、先驗主義的偏頗理念。這些偏頗理念與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是背道而馳的。積極引導宗教文化中的正能量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相適應,就是要消解宗教文化中不適應社會主義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條,同時引導和利用宗教教義、宗教教規和宗教道德的某些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以達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充分構建,維護社會秩序的和諧,保障執政安全的實現。正如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基督教全國協會名譽主席丁光訓曾經指出的,“要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涉及了方方面面,但有一個方面非常重要。這就是各個宗教都有它的倫理道德的內容,這個倫理道德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是一回事,但可以殊途同歸”[5]。殊途同歸,就是探究宗教文化中的倫理道德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之間的相同相似之處,并且將宗教文化引入倫理道德的范疇,實現道德修養的提升,完成個人的情操升華,進而推延到社會層面,固化社會秩序,穩定執政安全。
宗教道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蘊藏的信仰精神和長期積淀的豐富文化內涵,是我們進行社會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資源。從中國歷史漫長的發展過程來看,宗教道德為了提高信眾的品格,大多自發或者自覺地立足于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盡力匯通中國固有的哲學思想、思維方式、民間信仰、民族心理,呈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存在異曲同工、和而不同之處。于淺表層面而言,這種平等、仁慈、友愛、誠實、寬恕的人道主義觀念對促進人際關系的和諧有積極作用;于深重層次而言,宗教道德所倡導的利他主義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謀而合。利他主義行為的實施,使社會個體在主觀上獲得自我完善、自我實現的滿足感,這就能夠在個人道德修養提高的同時,又高揚了社會道德情操,提升了社會道德水平。社會總體道德水平的提高,必然造就融洽和諧的社會氛圍,可以促使社會安定,鞏固執政安全。
三、以宗教生態觀為切入點,從生態文明建設的層面取舍揚棄,是穩定社會秩序、保障執政安全的外部支持
生態文明是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第三次生產方式的轉變。生態文明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相依,人與環境的協調發展,以獲得人類的“詩意地棲居”,求得人與自然的共處共融??梢哉f,生態文明是人類對傳統工業文明與自然相對抗之后的深刻反思,是人類文明形態和文明發展理念的重大進步。生態文明就其內涵而言包括生態意識文明、生態制度文明、生態行為文明三個層面。其中,生態意識文明決定著生態制度文明、生態行為文明的走向;生態文明制度和生態文明行為又可以促進生態意識文明的強化。在各類宗教文化中,自來就存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觀念。老子《道德經》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指出人與自然應該相互順應,只有遵守自然規律的運行法則,才能與外界和諧相處。《圣經》指出,“上帝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園,叫他耕種,看守園子”,就是強調人有責任像園丁一樣保護自然環境,善待自然,而不是無度地向自然索取。這些宗教生態觀與黨的十七大所提出的“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政策不謀而合。經濟的發展依賴于自然環境,環境的關鍵在于資源。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面對資源日益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因此,將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當前,我國已進入工業化、城鎮化建設快速發展的階段,但我國人均資源占有率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生態環境惡化趨勢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生態整體功能存在下降態勢,這些都嚴重地阻礙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在資源相對緊缺的形勢下,有限的資源集中于部分占據優勢地位的個人或集團之中。為了盡可能大的獲取資源,原本的需求者或者放棄資源轉而他求,或者采用種種潛規則以獲取利益,隨之產生的就是經濟秩序的失衡,導致社會秩序的失衡,進而危及執政安全。正如莫爾特曼所指出,“文明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是社會的正義而不是經濟力量的增長,如果沒有對自然環境的公平,則不能實現社會正義;同樣,如果沒有社會正義,則不能實現對自然的公平”。當自然與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受到質疑,產生的后果必然是自然與社會的紊亂與失調。所以,從生態文明建設的層面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是保障執政安全的重要的外部支持。樹立生態觀念、培養生態行為、建設生態文明是我國綜合發展的當務之急。借助于宗教文化中的既有生態觀念,培養社會主義的生態文明意識,就是當前的一條既簡單又便捷的可行之路。恩格斯說:“人們會重新感覺到,而且也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p>
宗教生態觀往往將個人、自然、社會融為一體,作為一個和諧有機的整體看待。關愛自然,就是關愛自我。從人性的視角激發其個體內心深處的自覺的參與意識,達到人與人、人與自然、自然與社會的總體和諧,從而保障社會秩序的良好運行?!妒ソ洝分小秱鞯罆氛f:“因為世人遭遇的,獸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樣;這個怎樣死,那個也怎樣死,氣息都是一樣?!钡澜逃醒浴疤斓嘏c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太平經》說:“夫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當先安其天地,然后可得長安也?!边@些經文都蘊含了人與自然萬物平等的思想,強調“天人相應”、“天人合一”,認為人和自然在本質上是相通的,而人類作為自然界的產物及其組成部分,應當遵從自然規律或自然法則的支配與制約,以人事應順于自然規律,達到人與自然的相諧。宗教“把生態平衡的根源最終歸結為人類心態的平衡。人類的生存危機,來自于對生態的極大破壞,來自于對其他生物的毀滅性侵害所造成的生態危機。生態危機根源于人們的心態危機和心靈污染。人類如果不放棄自己的極端自私、貪婪、冷酷、殘暴等丑惡的心性,及早切除貪、嗔、癡等心靈之癌,那么在毀滅其他生命的同時必將走向自我毀滅。因此,維持生態平衡的根本就在于人心靈深處的革命”。宗教生態觀肯定自然和精神的統一,強調人類活動與自然的協調,倡導人與自然的統一、道德理性與自然理性的統一,體現了客觀世界主體與客體之間、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性之間關系的辯證思考。這樣的生態文化觀追求的是自然秩序和社會秩序的有條不紊,無疑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是值得借鑒與推廣的。綜括而言,宗教文化是中國傳統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宗教文化與時俱進,對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張揚著鮮活的生命力,發揮著獨特的精神魅力。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宗教文化在具有積極正能量影響的同時,也殘留著顯而易見的消極負能量。因此,對宗教文化中的積極思想進行分析、辯證、取舍,挖掘、整頓、轉化、開拓、創新,利用宗教中一切積極的、向上的文化因素,促進社會道德的重建,輔助社會秩序的穩定,使宗教中的和諧理念成為國人的社會意識、價值觀念和人文精神的補充,服務于國家、集體和人民的利益,成為維護秩序穩定、政治文明、執政安全的有力支撐是完全有可能的。歷史的發展也證明,宗教文化在各個歷史發展時期,對社會秩序和執政安全起著或推動或阻礙的雙重作用。合理高效地發揮宗教文化中的良性因素,可以實現宗教與政治的雙贏,對維護社會秩序和強化執政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張桂琴 單位:大連廣播電視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