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形式公共性意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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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起

后危機時代是一個挑戰與希望、危機與契機同生共在的時代。很多學者研究了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機之后的中國現實境遇，概括出后危機時代中國發展之“機”與“危”。概觀學界的討論，人們通常從世界政治版圖多極化、中國模式的成功應對以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與經濟結構的調整等方面理解后危機時代中國發展之“機”，而把中國發展之“危”概括為世界性生態危機、不確定的國際形勢、東西方文化的博弈和中國特殊的國情等。應該說這樣的理解是符合實際的。但深入思考，筆者認為這種寬泛的描述性的討論并沒有抓到問題的實質。因為討論的視角、主題更多地傾向于外部環境而非內部狀況，事實上外部環境究竟能起多大作用、起到什么性質的作用，即相對寬松的國際環境、動態的國際形勢對我國發展而言是“餡餅”還是“陷阱”，根本上取決于我國自身的治理狀況及其在這一過程中發育而成的中國模式。進一步，“中國模式”的核心是什么，這是值得追問的問題。2008年面對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我國率先走出低谷，自此“北京共識”、“中國模式”逐漸被國際社會所認可和接受。有學者將“中國模式”概括為五個層次，即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的新型現代化道路、漸進自主有管理的對外開放、漸進式的改革道路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按照系統論的觀點，這五個方面應該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那么滲透、貫穿于五個方面之中乃至把它們統一起來、整合起來的機理性的東西是什么?事實上，只有道出“中國模式”的內在機理，才能透析其在后危機時代的價值。再進一步，知識經濟時代，文化價值日益凸顯，當代英國著名學者戴維•錢尼敏銳地注意到了這個問題，認為文化是“解釋或理解當代社會秩序的方式”［2］，是“文化使情況完全不一樣”。我國學者也指出，文化是滲透、貫穿于社會運行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背后的深層次的機理性的東西［3］。由此，“北京共識”的背后，應該是中國文化模式的共識。中國文化模式同其他文化模式一樣，也是多樣性的存在，那么中國文化模式中的何種特質承載起中國發展之“機”，使其在這個全球化的生存境遇中不僅能“獨善其身”而且能為國際社會所認可和接受?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也提出了“文化走出去”的戰略。中華文化能否“走出去”提升其“國際影響力”進而“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更大貢獻”，其根據何在?對于上述一類問題的解答，無疑有多個視角。本文僅從時代特征切入，嘗試著給出一種答案。當今時代，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發展，地球已經成為一個小小的“村落”。作為這一“村落”中的“村民”，人們毫無例外地被卷入全球化浪潮之中，被投入到一個開放式的生存境域之下，彼此相依，守望相助，生死與共。任何一個民族、國家欲冷眼旁觀，都成為一種奢望。世界的開放性、民族國家的共生性、社會發展的相關性、全球意識的普遍性、交往實踐的主體際性等等，意味著一個公共性時代已經到來。公共性的時代呼喚公共性的文化，同時，也日益彰顯文化的公共性。一種文化愈代表公共意志，訴求公共理性，具有公共性的價值關懷，在公共性的時代，就愈能彰顯其生命力，獲得更大范圍的價值共識，在國際文化舞臺上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在為不同民族國家所公用、共享的過程中為社會發展帶來公利、公益。這也就是說，一種文化所承載的公共精神、公共品格，是該文化能否“走出去”為國際社會認可的內在根據。

二、中國文化模式的公共性意蘊深入挖掘中國文化模式，我們發現其處處閃爍著公共性的光輝。

1．當代中國文化發展方向的公共性

在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就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先進文化是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民族的文化，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全人類最優秀思想智慧的結晶，是人類歷史上最進步、最合理、最科學、最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成果。同志曾深刻地指出:“100多年來，沒有哪一種理論、學說能像馬克思主義一樣，保持著它的勃勃生機，對推動社會進步起那樣巨大的作用，造成那么深遠的影響。”［4］法國結構主義的代表人物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一書中也指出:“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們愿意與否，知道與否，他們今天在某種程度上說都是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5］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為所有人共享、公用，源于其所包含著的豐富的公共精神、公共理念、公共價值訴求。馬克思的回到公共的生活世界的理論視界、體現公有公平公義原則的共產主義理想、現代性批判的公共性向度、從以“共同性”為規定的現實人走向理想的“公共人”的終極關懷、以社會共同體為價值本位的價值理念、從地域性歷史向世界歷史的公共性轉變等，彰顯馬克思主義的公共性視域、公共性旨趣［6］。大眾的文化，意在強調文化的共享性。所謂共享性是指社會公共產品、公共事物由社會大多數人廣泛參與、共同所有，即公共利益的共享，它是相對于個體的私利性以及公共利益的少數人專斷而言的。中國文化建設強調廣大勞動人民是文化的創造者，也是文化利益的享受者。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為此，中央加大對文化事業的投入，大力發展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完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讓群眾廣泛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十六大以來，群眾文化事業的蓬勃展開，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等公共文化服務網絡的建設，送書下鄉、流動舞臺車等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的延伸，傳統藝術的搶救、保護和扶持以及各種藝術普及活動等，切實傳達了文化權利的民主化訴求，保障了文化權益的公有、共享。科學的文化涉及到文化建設中的傳統與現代、繼承與創新的關系。從總體上說，中國文化建設一方面注重對優秀的傳統文化遺產的繼承和對國外優秀文化成果的吸收借鑒，另一方面強調人才是第一資源，注重文化領域的創新。這兩方面都內蘊著深刻的公共性。繼承優秀的傳統文化遺產，積極吸收借鑒國外優秀文化成果，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在這一思想指導下的生成的文化、發展中的文化，取人類創造出來的一切優秀成果為自己的精神食糧，借此把自身從有限性、孤立性的存在中提升出來，成為一種包含著“他我”的具有普遍性的共在，即其與歷史共在、與其他文化共在。此時熔鑄于人的思想行為深處的文化心理、民族情感、價值訴求等雖然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出現，其實都包含著在互動、協同過程中形成的公共意志、公共情感、公共價值。反過來說，以開放的心態、求真務實的精神博采眾長，集多種文化優勢于一體時，這種“對于他人的、集體的力量的借助，是對于公共資源，包括公共意志、公共利益和公共價值的利用”［7］。公共資源的充分占有、集中乃至利用，就是公共性意識、公共性精神和公共性價值取向的表現。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文化引領時代風氣之先，是最需要創新的領域。而文化創新、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人才是關鍵。現代社會，人才一定要為知識武裝起來。知識是一種公共性的存在。這不僅在于，“知識的客觀性問題是一個包含諸多環節的復雜結構，離開了公共性，客觀有效性便無從探求”，更在于作為知識內在本質要求的客觀有效性成為現實，也是“通過可傳達性、認可性和可驗證性，即公共性環節體現出來”［8］的。知識的公共性賦予為其武裝起來的人才的公共性，他們聽從理性、真理、良知的召喚，相信有普遍的真理或正義，代表著社會一般的公共利益，為人類整體命運而奮斗。

2．當代中國文化發展方針的公共性

在文化發展方針上，提出了著名的“雙百”方針，中國文化的發展實踐表明，這是中國先進文化前進的原動力，為“繁榮中國社會主義文化，提供了一個合理的存在格局，設計了一個最大可能的發展空間”［9］。為此，十七屆六中全會再次重申必須全面貫徹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落實，就構筑了一個訴諸理性進行平等對話開放的公共空間、公共領域。其一，“百花齊放”是多樣性文化的共在，是不同文化主張、不同思想觀點的對公眾敞開，這使得隱蔽性的、私人性的東西成為“能夠為每個人所看見和聽見”的非私人化、非個人化的存在而“具有最廣泛的公開性”。其二，“爭鳴”顧名思義就是立足文化傳播、文化交流基礎上的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博弈，其蘊涵了在文化領域實行民主。“民主”一詞源于古希臘，原意是指“人民的權力”、“多數人的統治”或“人民共同治理國家”。但這僅是民主的一方面，誠如列寧指出的，“另一方面，民主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10］。這就是說，民主又與公眾性、公開性、共同性聯系在一起。恰如黑爾德所說，“公共性格是民主的一個必要特征”［11］。這樣，我們就由爭鳴中的民主，看到了其內蘊的公平、平等、自由、公正的價值理念。其三，在知識經濟背景下，“齊放”的“百花”與“爭鳴”的“百家”所訴求的不是感性、直覺而是理性，不是理性的私人運用而是理性的公共運用。因為在多元文化的對話中，“他們必須獨自沿著相互合理溝通的道路去尋找、討論和表述”［12］。這意味著，在公共領域、公共論辯中，各種文化形式在陳述自己的立場、主張，并為自己的立場、主張給出理由的時候，必須通過公眾可以理解的方式予以論證，必須從自己所理解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立場出發，而“需要暫時將自己的利益用括號括起來”［13］。

3．當代中國文化發展路徑的公共性

在當代中國，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并重。中國文化的發展，主要通過公益化路徑和市場化路徑的有機結合。而無論哪種發展路徑，都是通過文化主體的“統一戰線”來完成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指出，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要，必須堅持政府主導，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這意味著一個政府主導、文化事業單位、企業、非政府組織和個人各方共同參與、協商對話、形成“合力”的文化建設主體的“統一戰線”的形成。同時，報告還指出，發展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要推動文化產業跨越式發展，就要構建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這一產業格局同樣確立了多元文化主體形式共同參與文化建設的“統一戰線”。文化主體的“統一戰線”內部，不同的主體形式各有其不同的軸心原則、價值定位、存在方式、道德主張。但作為系統中的“因子”，在公有制主導、政府責任的強有力作用下，為了贏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讓渡自身的主張于共同體。這樣，不同主體形式在保持其自身的獨特性和差異性的前提下，“個性化”的意志、需要、利益、價值又在不同程度上代表、體現著責任政府主導下的共同體的公共意志、公共需要、公共利益、公共價值，這就是“差異性共識”或“重疊共識”。“共識”是公共性的顯著標志，而不同主體形式的差異性共在，也在一定意義上避免了無限擴張的單一共識對公共性的湮滅，進而又成為公共性的有力保證。由此可見，文化建設主體的“統一戰線”科學地處理了“一元與多元”、“差異與共識”的矛盾，從而體現出深刻的公共性意蘊。

三、中國文化模式的公共性之缺憾

前面我們從理論理性層面分析了中國文化模式的公共性，中國文化模式不是沉浸于書齋中的理論，它牢牢扎根現實，并致力于對實踐問題的解決。回歸生活實踐，我們發現，內蘊著豐富的深刻的公共性的文化模式在對象化過程中，又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憾。這主要表現在公共性的兩重“著力點”上，即“向內的”著力點的外向化和“向外的”著力點的內向化。公共性的“向內的”著力點的外向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有關公眾的”、“通過公眾的”、“為了公眾的”［14］的公共性的文化建設中公眾的缺位。當前我國文化建設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公眾很大程度上依賴政府的動員參與文化建設。這種“被”參與直接導致人們公共價值觀的迷茫、文化認同感缺失、公共觀念不強、文化歸屬感缺失。二是文化建設中外在塑形有余而內在價值建構不足。在公共文化建設中，人們過分注重參與者在量上的積累，過分關注文化的物化形態，而在一定程度上對文化在質上的內在一致性和歷史同一性缺乏足夠的關注，形式化嚴重而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不足，其結果是文化逐漸喪失公共性品格，難以獲得社會成員之間的基本共識，進而導致普遍的精神漂泊和深刻的意義危機。正因為如此，有人才發出了“目前的文化事業繁榮和文化產業發展本身是否就等同于文化軟實力的全面提升”的質疑。三是文化取向的商業化帶來超越現存世界的公共理想的湮滅。新千年初啟動的全國文化體制改革，是圍繞著市場化、商業化方向展開的，改革強調的不僅是讓一批從事文化商品生產的經營性機構成為真正的“市場微觀主體”，“公益性事業單位”也被要求按“增加投入、轉換機制、增強活力、改善服務”的思路深化內部機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在極大地激活了文化創造力的同時，也帶來了“保護就是收益”的遺產保護、“文化旅游”的過度開發、以“票房收入”論成敗的影視作品、以賺取眼球為目的的文化創作等，一言以蔽之，大眾文化的商業化驅動。這種以物質利益為價值訴求的文化建設的直接結果就是文化失重。前面我們說過，文化主體的統一戰線已經注定了文化之共識是內涵差別的、多層次的共識，而文化的經濟取向的無限擴張則導向了單一經濟效益共識對超越性的公共理想的湮滅。

中國文化模式，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既是民族的又有公共的。中國文化模式的普遍性、公共性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更大貢獻”的基礎。可是“走出去”———公共性的“向外的”著力點方面，我們做得還很不夠。雖然近幾年，我國通過“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感知中國”、文化交流、孔子學院等多種形式，向世界展示“活力中國”，加快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但是從總體上看，中國文化在國際文化舞臺上不僅影響力有限，而且在國際文化市場所占份額過少。有資料表明，在世界文化市場上，美國占43%，歐盟占34%，亞太地區占19%，其中日本占10%，澳大利亞占5%，其余4%才屬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亞太地區國家。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生態中的非主流地位與中國文化模式內蘊的公共價值、與中國日益增強的綜合國力極不對稱。也就是說，中國文化模式在世界上的文化吸引力和價值影響力還遠未達到其應該有的狀態，未能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與其內在價值相一致的貢獻來。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認為中國文化之公共性的意義、價值還局限在內部的、有限的范圍內，故稱其為“向外的”著力點的內化。由上可見，中國文化模式內蘊強大的公共性。中國文化模式中的國際化的視野、公共性的價值關懷、共議性的文化發展平臺、差異性共識成為后危機時代中國擺脫危機、把握時機、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角色的希望與根據，但公共性的缺憾又是其“走出去”的內在障礙。如何突破文化公共性發展的“向內的”和“向外的”瓶頸，化“危”為“機”，這是我們不能不慎重考慮的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