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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圍的東方轉向
現代世界史就是一部全球范圍內不斷西化的歷史。塑造了現代世界基本面貌的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都起源于歐洲。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歐洲文明在全球范圍急劇擴張,歐洲文化被當作普適性文化推廣到世界各地,形成了歐洲文明在世界上無可爭辯的支配性地位,幅員遼闊的亞非拉國家處于壓抑和沉默的狀態。空間距離的遙遠,交通T具和通訊設施的極度落后.加之當時東方國家普遍的愚昧、停滯,甚至軍閥混戰、瘟疫叢生,以及整個國際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秩序的極不對等.導致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極不對等。主要是西方文化流入東方。東方文化要想進入西方主流學界的視野,還有待于西方的再發現。
歷史的發展是復雜和多樣的。在歐洲文明還如日中天之際,不同的聲音已經出現。1918年斯賓格勒出版《西方的沒落》,提出了文明循環理論,認為文明猶如生物機體一樣,按照固定的生命周期,有花開花落,有興起和衰敗,現代西方已經靠近這樣一個圓圈循環的終點[1】。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歐洲已經衰落,廣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紛紛掙脫西方控制。取得獨立并登上世界政治舞臺.相繼出現亞洲四小龍、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中國、印度、巴西等為代表的發展中大國也迅速崛起。所有這些都極大地改變了東西方之間政治經濟格局的力量對比。并引起了西方主流學界的回應。1993年,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薩繆爾•亨廷頓發表《文明的沖突》,其中的一個重要理論觀點并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他認為。國際政治的發展已經有了重大轉折,世界歷史已經不再是西方的歷史。他寫道:“伴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際政治逸出了西方的發展階段.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間的交互作用。在多個文明的政治中。非西方的人民和政府將不再是西方殖民主義的歷史客體。而是參與到西方推動和塑造歷史的過程中。”嘲這意味著西方主流學術界明確承認。全球文明的重心開始轉移.移到歐洲和北美之外的東方地區。亨廷頓提到的當今世界上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兩種主要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儒教文明。都是位于歐洲之外的中東和遠東地區,屬于東方文明。恰如亨廷頓所說的那樣,當今世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格局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個變化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文明的重心從西歐到北美,再越過太平洋.逐漸向東方地區移動。非西方國家的人民和政府不僅參與到國際政治.更積極地參與到全球文化創造之中。
與此同時,隨著經濟一體化時代的來臨。整個世界更加緊密地連成一體,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變得更為便捷.西方學界重新發現一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東方,東方文化在國際上的重要性得到大幅度提升。至少在上個世紀7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的本土化思潮就開始滋生和發展.這種本土化思潮“具有兩個主要特點——反對外部的(尤其是西方的)術語和方法與強調被意識到的民族文化傳統”。“外來的理論、方法和實質性主題遭到拒斥”哪。亨廷頓也觀察到了同樣的現象,他稱之為“文明自覺的增長”。這種現象發生在許多東方或鄰近東方的國家,“在非西方文明中正在發生回歸根源的現象”。也就是非西方國家的本土化傾向,“在過去,非西方社會的精英通常和西方有著深厚淵源,他們在牛津大學、巴黎大學索邦學院或英國皇家陸軍軍官學校學習。汲取西方的價值觀與人生觀……現在。這種情況發生倒轉,許多非西方國家的精英大搞去西方化和本土化”[43。日本正在向內轉并有“亞洲化”趨勢.印度發生“印度教化”,中東“再次皈依伊斯蘭”.俄羅斯則有西化和俄羅斯化的激烈爭論,簡言之.“非西方文明以13益強烈的欲望、堅定的意志和充沛的資源.以非西方的方式決定著世界的未來”嘲。其原因一方面是現代歷史上西方長期處于權力頂峰引發相反效應:另一方面更為根本的原因,則是非西方國家經濟和政治力量快速增長導致世界格局改變。這種轉變不僅發生在東方.也同樣發生在西方。樂黛云先生將西方學界的這種思潮明確地概括為“西方文化的東方轉向”【6】。認為這是世界性的文化反思的結果。2009年由安東范登•勃勞恩布斯契等人編輯的《跨文化美學》一書在歐洲出版,書中明確指出在西方學界存在著東方轉向。[73東方轉向構成了全球化過程的一個重要方面.并構成了世界范圍內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新變,我們應給予充分關注和深入研究;但是誠如葉舒憲所言,在西風東漸思潮席卷下的東方國家和東方世界。對西方文化思想發生東方轉向的意義和重要性.遠沒有達到應有的認識。國內學界更是應者寥寥。①
舫轉向不等同于中國轉向1990年代以來,國內學界發生了從西化到本土化、從文化普遍主義到文化相對主義的急劇轉變.我把這種思潮概括為“去西方化和再中國化”[sJ。1990年代中期張法、張頤武、王一川就提出:中國的現代化是以西方現代性為參照系的,西方他者的規范成為中國定義自身的根據,中國的“他者化”成為中國的現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中國的現代化顯示為一種“他者化”的過程。現在應當力圖跨出“他者化”,放棄西方式的發展夢想.悉心關切民族文化特性和獨特文明的延展和轉化。作者把這種趨勢概括為從“現代性”到“中華性”的轉變。并認為這是1990年代以來中國文化狀況所發生的極其引人注目的轉變。191季羨林是這種思潮的主要代表.季老明確指出:21世紀將是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核心)復興的世紀。
現在世界上出現了許多影響人類生存前途的弊端……這只有中國文化能夠克服。這就是我最后的信念。L10j國內學界對東方轉向的回應.有著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鴉片戰爭以來.由于中國飽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凌辱,歷史上傳承已久的華夏中心論被徹底擊碎.反西方憤懣情緒和重建華夏中心的民族情懷.猶如一條若明若暗學術爭鳴的河流,始終在中國知識界流淌。•歷史學家羅志田曾有這樣的描述,認為近百年間,中國社會始終呈現亂象,各類思潮的背后惟有一種思想觀念一以貫之。“這條亂世中的潛流便是民族主義”[1l】。
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不僅始終強勁,而且往往發展為狹隘民族主義。表現為夜郎自大的心態和盲目排外的思潮。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國近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國內民族主義思潮迅速膨脹,影響日益廣泛。并且由于占據了“愛國主義”這個意識形態制高點而似乎有了不容辯駁的力量。季羨林這里提到影響人類生存前途的弊端主要是環境問題。但季老沒有考慮到這樣一個與他的觀點相悖的事實:我們現在所熟知的生態學、環境哲學、環境倫理、環境美學、生態批評等,簡言之,與環境問題相關的新的學科領域及其發展方向,不是產生于中國。而是起源于西方。對此,張隆溪明確認為:“對季羨林先生的一些說法.其實我是不同意的。……他就代表著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比如說,我們中國人講的是‘天人合一’。西方人講的是‘人定勝天’,所以現在世界上的環境、疾病的問題都是西方人造成的,而唯一能夠救世界的就只有走中國的路,就是‘天人合一’。可是‘天人合一’哪里是跟大自然交朋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不是這么說的,‘天人合一’或者說‘天人感應’是非常復雜的一套理論系統,其實是確定皇權的神圣性.是一個有嚴格等級觀念的理論。絕對不是人和大自然交朋友。”[塒在當今世界文化格局特別是東方文化格局中。中國究竟處于什么位置?為什么東方文化的核心理所當然地就是中國文化,而不是印度或伊斯蘭文化或日本文化?為什么當今世界的問題例如環境問題只有中國文化才能解決.而其他多種文化都無能為力?這都是還需要深入討論的重大問題,僅僅依靠“信念”無濟于事,因為信念不等于事實,也不等于真理。
以中國的近鄰印度為例。印度和中國同屬世界文明古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絢麗的文化傳統。但是印度和中國的顯著差別在于。從16世紀以來。荷蘭、法國、英國等西方列強先后在印度建立貿易VI岸。19世紀中期。印度直接由英國王室統治。徹底淪為英國殖民地。盡管1947年印度脫離英國獨立。但是由于長期英國殖民統治的結果。獨立后的印度依然是英聯邦國家的重要成員國.英語為官方語言。這些都使得印度和西方國家特別是英美文化交流更加頻繁,介入西方文化更深:相對而言。以西方為主體的世界主流文化對印度了解較多,研究也較為深入。在東亞國家中.我們對日本存在著諸多誤解.而且這些誤解往往帶有我們主觀愿望的投射.即把日本簡單地視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甚至現代13本的“儒家資本主義”也幾乎成為定論。其實我們忽略了中日之間的重大差別,日本是一個富于開放傳統的國家,盡管早在古代就有“遣唐使”到中國學習中國文化之舉。卻遠非中國文化或儒學所能概括。李澤厚就指出。“儒學并非日本文化的主干或核心,其主干或核心是其本土的大和魂或大和精神。……儒學只是被吸取作為某種適用的工具,其地位、作用與中國比較,有著極大的差別”【13】。
日本在學習中國、印度等亞洲古國文化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獨特的日本古代文化。在東亞國家中,日本率先向西方敞開大門,福澤諭吉提出日本應“脫亞入歐”,即“全盤西化”的主張。一切以歐洲文明為藍本,日本全面學習西方文化而率先實現現代化。“如果我們回到日本近代化的實際過程中.就不能不承認‘蘭學’和‘洋學’對明治維新所具有的決定性意義:并且當我們了解到福澤諭吉‘脫亞’的前提居然是我們不愿面對的‘脫儒’。那么.后人對儒學價值的倒敘式提升,就顯得有些不符合實際了。”嗍較之東亞其他各國.日本更早更深地介入西方思想文化領域并更多地展開雙邊互動。孟華指出,“自19世紀中葉以來……在譯介西方概念的過程中(指東亞國家——引者注)……日本在其中顯然扮演了先行者與中介者的角色”閽。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作為戰敗國的El本,被迫按照西方模式徹底改組國家政治體制.再次實現西化轉型并迅速復興。所有這些都使得日本文化得以更多地傳輸到域外,更多地為西方學界所理解和闡釋。
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和豐富的藝術傳統舉世矚目,但是作為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中國始終擁有自己獨立的政府和獨立的語言,而漢語作為世界上保留至今的非拼音文字,與包括西方在內的其他國家的拼音文字全然不同。不利于熟諳拼音文字者學習和掌握。傳統的“華夏中心論”和“天朝上國”的文化優越感,使得近現代中國始終對于西方文化有拒斥心理.在客觀上妨礙了與西方文化的深度交流。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與西方之間出現了意識形態上的嚴重隔閡。后來連和相同意識形態的蘇聯和東歐國家也完全隔絕。這些因素都大大限制了中國文化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更為廣泛和深入的傳播。近年來.國內媒體不斷刊登“漢語熱”在國外升溫和孔子學院在海外相繼設立的消息,確實令人振奮。但考慮到國內媒體長期存在著的“報喜不報憂”的運行模式,還是有必要在這里就中國文化在當今世界所處的位置.參照一下學界存在的不同觀點。張旭東寫道:“中國也許根本還算不上是一個文化大國。而要談當代中國文化的世界影響和感召力,就更不好說了——也許除了香港武打片是真正的全球文化的一部分之外,中國在文化象征符號領域的影響還是很小的。”C16]后殖民主義的代表人物賽義德在其飲譽世界的名著《東方主義》中談論東方的時候很少提到中國。中國與此密切相關的是中國經濟在當今世界的地位,“經濟學家主張按照兌換率計算中國總量。結果也就和意大利差不多大,比英、法都小一點。比德國小很多,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美國的十分之一”M。這些圖景和國內某些帶有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的想象性敘述大不相同,構成了當代中國經濟與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另一個參照系,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定位中國文化在當今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由此看來.中國要想“引領世界未來的新文化走向”【l引,尚需假以時日。東方是一個復雜概念。包含了政治、經濟、地理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內容,東方僅僅是包含了中國而不能等同于中國,東方轉向不能理所當然地等同于中國轉向。在當今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國作為東方多元文化中的一元,所占據的地位和影響還是比較有限的。中國文化要想真正引領世界未來的新文化走向.一個至關重要的前提是,在當今世界文化格局中進行正確和客觀的自我定位。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談得上主動回應和積極推動世界范圍內的東方轉向。
我們如何回應東方轉向現在國內的跨文化研究,主要是跨越東西方文化.其實質在于,從知識論的角度來講,是跨越東西方不同文明的文化;從權力關系論來講,是跨越處于強勢地位的西方文化與處于弱勢地位的東方文化。按照這個邏輯,僅僅跨越東西方文化還不夠,因為即使是在同一種文明內部.同一個國家內部。也經常存在著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別.以及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的差別。國內目前流行的跨文化研究,盡管以“反西方中心論”為宗旨。但是由于基本圍繞中西文化比較研究。恰恰帶著較為濃厚的“西方中心論”而有某種悖論性質。我們的跨文化研究應當跨向何處?還需要向著歷來被我們所忽略的非西方世界進一步拓展。跨越同屬東方文化內部的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特別是亞洲地區的國家和文化。這對于我國作為亞洲國家而言尤為必要。亞洲國家眾多,宗教多樣,文化各異,語言不同。就地理范圍而言。有近東、中東和遠東:就文化圈而言,至少有伊斯蘭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但是國內中西比較研究成果汗牛充棟.亞洲各國之間的比較研究則明顯薄弱,作為學術體制建構的亞洲研究或東方研究的系科也不多見。跨越中國內部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比較研究也亟待發展,按照我們過去長期形成的定型化理解。中國文化基本上被理解為漢文化、書面文化,甚至是官方主流的儒家文化,豐富多樣的少數民族文化、民間文化和非文字形態存在的文化,則處于被壓抑、遮蔽和加速流失的狀態。
在后發展國家之間展開跨文化比較研究,對于中國文化自身的定位與把握也非常重要,中國半殖民地究竟“半”在何處,始終語焉不詳。現在國內批評中國“全盤西化”的呼聲很高,把曾經是半殖民地的中國,與其他前殖民地國家等量齊觀,這是我們缺乏和其他后發展國家之問比較的結果。“跨”過去之后怎么辦?面對多元文化碰撞的復雜情況.必然產生文化普遍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的沖突。對于處于弱勢文化地位的后發展國家而言,一方面,文化相對主義當然是用來對抗文化強勢地位的發達國家的有力武器.具有限制西方中心論、消解西方霸權、促進多元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積極意義i另一方面,對于后發展國家及其弱勢文化而言,文化相對主義的非西方、反普世的價值取向。在保護本民族文化遺產并維持現狀的同時,也在客觀‘上阻礙著后發展國家與世界主流文化的交流。不利于后發展國家吸收多種異質文化以迅速提升和壯大自己。反而走向凝固化和定型化。導致自己繼續居于弱勢地位甚至有可能永遠居于弱勢地位,鴉片戰爭殷鑒不遠,但這一點卻已經為國內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學者所忘記。即使是“和而不同”這樣較富學理性的觀點.因闡釋的空間較大,也還需要進一步展開。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和”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和”中既有不同,也有相同。
只有“同”即相通相近之處。才能構成“和”的平臺和基礎。如果彼此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和”也是很難甚至是不可能做到的。“和而不同”尚需以“求同存異”為補充,在求同的基礎上方可存異,否則文明的沖突甚至血腥的戰爭難以避免。放棄文化普遍性立場。走向相對主義,我們將會面對多元文化傳統而無所適從.進入知識的無序化和混沌化狀態.實質上是從根本上取消了跨文化研究作為學科知識本身的地位。我們需要將目前尚處于割裂狀態的關于真理與權力的理論話語,重新整合為一個較為完整和連貫的敘述。為什么某一種知識享有話語權呢?從根本上講,只能是這種知識話語掌握了普遍性的真理,才能具有說服人與征服人的力量。把一切分歧說成是話語權力之爭。其實質是否認真理與正義的永恒主題.以強權置換真理.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有著漫長思想專制傳統的并發生過“”思想迷狂的國家來說,還需深思。
“9•l1”事件發生后不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2001年11月在巴黎舉行會議。在會議通過的《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中,在承認文化差異現實存在的同時,明確指出:“不能把文化多樣性視為一種一成不變的遺產……《宣言》的目的還在于防止那些借文化差異之名把這些差異神圣化,從而違背《世界人權宣言》要旨的各種分離主義行為和原教旨主義”Clg]。聯系到世界各地接連發生的恐怖主義事件,《宣言》的這些觀點對于國內流行的僅僅強調差別、否認融通的文化相對主義,應當說是一種警醒。隨著人類從遠古彼此隔絕的國家和區域史,發展到現代多元共生的世界史.生機勃勃并具有極大闡釋空、問的世界主義話語的幽靈,正在全球各地徘徊,它的產生和發展是不可避免的。自覺推動中國文化主動積極地融人世界主義話語建構的歷史進程.同時賦予中國文化以新的內容和形式。而不是乞憐于我們的遠祖或孤立于這一歷史學術爭鳴進程之外.這對于擴大中國在東方轉向中的影響和提升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均具有重大戰略意義。